2016-12-23 法治内参 如果从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和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算起，到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华国锋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文革整整11年。11年间，文革横扫全国，那么多性命致死、那么多人罹患疾病、那么多家庭妻离子散、那么多男女身陷囹圄、那么多学生没有经过必要的教育、那么多青少年背井离乡、那么多书籍被焚烧、封禁，那么多文物毁于一旦，折腾来折腾去，耗费了一个国家最宝贵的发展黄金时段、三代人生命中最珍贵的作为期，可回过头去一看，结果呢?其目的达到了吗?今年是文革爆发五十年，我们不妨就此做个简单的梳理。
文革是想解决接班人的问题，其中尤其要解决领袖接班人的问题，这里所说的接班人，指的是毛心目中的那种“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这可是当时毛认定的头等大事。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毛在其中加了一段话：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语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刘少奇在文革前曾经是毛心目中的领袖接班人，但1966年则成了“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被打倒、被批臭，很快离世。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通过的新党章明确规定：“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看来，领袖接班人问题终于又有了着落。谁料想，1971年9月13日林彪与妻儿在蒙古境内机毁人亡。从当年对林彪“罪行”的揭露到定性，再到后来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都可以看出，这个接班人原来比刘少奇更糟糕。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罪名以历史问题为主，而林彪是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国出逃”，都是现行的，还有一条“阴谋政变”，比刘少奇的“复辟”更吓人、罪行更严重。
由1966年到1971年，文革大张旗鼓地清除了一个“赫鲁晓夫式”的领袖接班人，却使劲推出了另一个让全国人民喊了5年“永远健康”的更差接班人，这算什么?怨谁呢?
文革后期，邓小平不但官复原职，而且地位还超过了文革前，由毛亲自任命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总参谋长，再加上原来的副总理，可谓党政军集于一身。尽管没说是领袖接班人，但实权还是交给他了。然而，1976年初，他又变成了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中国的纳吉”、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看来，文革并没有改变邓，等到文革后，邓成为否定文革、选择开放的人。
毛临终前又选定了一位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可是这位“你办事、我放心”，深受毛信任的接班人，却比前几位来得更绝。毛尸骨未寒，在他的主持下，立即抓捕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毛远新、迟群、谢静宜等人，匆匆宣布结束文革，转入“大干快上、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另一条路途。从被抓捕的这些人与毛的亲密关系、与文革的因果关系中，可以看出，华国锋也不是毛心目中合格的接班人。而在逮捕四人帮这件事上，毛特别倚重的另一些人，如汪东兴，起到了关键作用，而陈永贵、吴德、纪登奎、陈锡联等毛所器重的人物，几乎都站在了支持华国锋的队伍里，尽管他们也是文革中进入中央决策层的人物。毛死后的结果证明，文革培育的只能是口是心非的接班人。
按照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里所言，文化大革命是以粉碎四人帮，也就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胜利而宣告结束的。他说：“四人帮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妄想在中国倒转历史车轮，复辟资本主义，是有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张春桥是国民党特务分子，江青是叛徒，姚文元是阶级异己分子，王洪文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四人帮是一伙钻进我们党内的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他们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集中反映了国内外阶级敌人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愿望。四人帮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他们的一切罪恶活动，都是由他们的反动阶级本性所决定的。”可事实上，这是自相矛盾的，四人帮恰恰是从文革中上升起来的，直至进入中共核心。没有文革，哪来的四人帮?更何谈十一次路线斗争!
文革，打倒、消灭了以刘少奇为首的一批接班人，造就了林彪等一批又一批接班人，让毛心目中的接班人渐行渐远，越来越不对路，最终成为一句空话，因为谁也不合格，谁也不可能合格。
如果没有文革，华国锋大概也到不了那个位置，假如不是文革，四人帮根本成不了气候。不过，华国锋是文革后失势的，四人帮是毛死后被捕的，可以说，这未必符合毛泽东的本意，但早在毛在世时，一茬接一茬支持文革、拥护文革、因文革而声名鹊起的人，却接二连三地被捕、被关押、被批判，就属于文革自身的问题了。没有文革，他们起不来，没有文革，他们也不可能倒大霉。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出，文革也是瞎忙乎了半天。
林彪最典型，没有文革，就不会空前绝后地将他这位接班人写进党章，可他却因此成为文革后期大批判的主要靶子，可见，如果没有林彪这位因文革而成为第二号的人物，文革的后一半内容就是空白，起码应该完全改写。换句话说，没有文革，就没有林彪的地位，没有林彪的地位，就没有批林，没有席卷全国的批林，文革的后半部分又从何谈起?林彪事件，彻底颠覆了文革的政治基础和组织基础，为文革敲响了丧钟。如此这般，文革岂不是自己折腾自己、自己给自己制造事端、自己给自己添堵么?
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因文革而成为政治明星。1966年，在文革的进军大会—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69年，在文革的庆功大会—中共九大上，他更位列第四，显赫一时。但好景不长，1970年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顷刻间成为反面人物，中共中央宣布成立专案组，审查陈伯达。随后，批陈整风在全国如火如荼，他竟成了“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文革明明是要清除叛徒、特务，因此还永远开除了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党籍，可却把另一个更老牌的“反共分子”“叛徒”“特务”捧上了天，还当上领导文革的小组组长，你说文革是不是瞎忙乎?有人会说，正是因为文革，才让这样的人暴露出来。可没有文革，他哪来的那么大的本事?既当不上常委，也不会任什么组长，批陈整风这一文革的重要内容也就不存在了。批判一个部长、笔杆子、政治秘书，何需动用那么大规模的力量?
王力、关锋、戚本禹，所谓王关戚反党集团，都是中央文革的要员，文革初期的风云人物。文革前，王力只是个副部长、关锋只在那里舞文弄墨、戚本禹只是个小干部，最多也就因当了笔杆子而受到青睐而已。戚本禹正是因文革而高升的，比王力、关锋的风头还劲还足。他们为文革摇旗呐喊，为文革不惜鞍前马后，但正因为文革才被投入大牢，早在中共九大前就已落马，成为文革最初的一拨替罪羊。没有文革，王关戚从何而来?
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文革初期号称“五大学生领袖”，叱咤风云，为文革的星火燎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完全是文革造就的一拨人马。尤其聂元梓，根本不是什么学生，而是从延安一路走过来的老革命，她写下“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吹响了文革的进军号角，是文革的大功臣。既然如此，文革本该厚待他们，但早在林彪事件之前，他们就相继被隔离审查，失去自由，随后便销声匿迹了。他们因文革而起，但在文革风头正健时却被文革的巨浪所无情吞没。在他们身上，你看不出文革为哪般?为了造反?他们带头造了，却因此倒了大霉!为了培养接班人?他们红得发紫，紧跟时代潮流，领袖挥手他们前进，却因而成为阶下囚!为了教育革命?他们还没轮上，就被彻底抛弃了!为了夺走资派的权?他们夺了，可刚掌了几天权，就连普通人都做不成了。只能说，他们是一群文革瞎折腾的最好证明。
1967年9月8日毛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姚文元名作《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加了一段话：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组织。应予以彻底揭露。从此，一个波及全国各地各单位的“五一六”分子的分子的罪名出台，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在全国大规模地深入清查“五一六”运动。在这场文革运动中的运动里，大量的人被揪出、大量的人被关押、大量的人被批判，使数以百万计的人经受了又一次痛苦和灾难，而这些人大多是文革初期的运动积极分子。最吊诡的是，最早清查“五一六”专案组的组长是陈伯达，九届二中全会后，他却被指为“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后台，孰真孰假?
从王、关、戚到“五大学生领袖”一直到“五一六”分子，这些积极投身文革的红色闯将们，是身体力行的文革理念的实践者、诠释者，却一一遭到文革的清洗，远不如那些文革初期被打倒的所谓走资派，所谓走资派在林彪事件后相继复出，不是官复原职，就是更升一级，邓最典型，连罗瑞卿都被解放，连贺龙都被平反，但文革的马前卒们在文革期间却一直被关押、被劳改、被审查，始终无翻身之日。可见，文革在造就培育红色人才方面也是一笔糊涂账，一无所获。而四人帮、迟群、谢静宜、王秀珍等等，在华国锋当政后也以文革胜利的标志将他们一并拿获，最终做了文革的殉葬品。记住，华国锋可不是邓小平，他也是因文革而发达的，以他出面粉碎这些人，只能证明这并非文革前政治势力的反扑，而是文革的自我否定，白白闹腾了一场。
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写道：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其实，文革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早在1950年代就已经开始，1957年反右以后不断加码，1960年代前半段随着阶级斗争思想的强化更是深入人心，到了文革，登峰造极。
按照文革的思路，这场革命应该是思想教育、是灵魂深处闹革命、是对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彻底改造，但文革后的历史足以证明，这种改造，有多少作用?有什么成果?有哪些成就?
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苏荣、申维辰、刘志军、金道铭、陈安众、倪发科、李崇禧、令政策、杜善学、赵智勇、蒋洁敏、郭永祥、李东生、李春城、刘铁男、季建业……近些年，一个个贪官被相继查处，在他们的履历中，你会发现，都在1960年代、1970年代入党或是参加工作，也就是说，他们成人的起点是在文革式思想政治教育的鼎盛期、政治的起点也是在文革式政治运动的高峰期，而且在文革中接受过基本教育，形成了最牢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但文革这场灵魂深处的大革命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像样的结果。其中文革期间的著名楷模唐若昕更为典型。
唐若昕是杂文家唐弢的公子，由于鲁迅的缘故，唐弢在文革中依然是个知名人物，课文里的鲁迅杂文注释里时常会出现这个名字，他的儿子自然也让大家格外羡慕。我在读高中时，唐若昕就是北京中学生里面的活跃分子，经常登台作报告、写大批判文章、发表决心书，还带领几个红色小将立下誓言，要去农村扎根一辈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炼一颗红心，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他是那时我们这些中学应届毕业生学习的榜样。在北京平谷农村，他没干几天农活，就上升到大队、公社、县里当了干部，文革后，又几乎赶上了所有潮流、读大学、留洋、进入仕途，最后出任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位至副部级。2012年2月，因受贿、滥用职权两项罪名，唐若昕获刑14年。从他的身上，文革的思想教育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
在文革式“三观”教育中成长起来的人，别看个个天天都在学工学农学军的熔炉里反复淬炼，在阶级斗争的大课堂里不断训练，在斗私批修的疾风暴雨里一再经受考验，有人还入了党，在文革的火线上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算是那个时代的出类拔萃者，可一遇市场经济、一进入宽松的环境、一碰上人欲物欲，立即崩溃，毫无抵御能力，而且远比历朝历代的贪官污吏更变本加厉、欲壑更深更大更难填。这样的现实只能说明，文革的思想教育是多么的苍白无力，是何等的不堪一击!
虽然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都不忘反对官僚主义、反对铺张浪费，但即使如文革这样的残酷运动，也未能遏制住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文革期间，走资派被打倒，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被揪出，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已经建立，全国山河一片红，可是，社会中的官僚主义、铺张浪费之风并没有因此改变。当执政者重新洗牌，那些经过文革洗礼、被认为“三忠于四无限”的革命派及其组成的政权，上台以后却一切照旧，因为制度没有改变，还是少数人说了算，还是没有监督，而且比文革前更为专权。
1970年，文革不足4年，刚刚经历的还是文革中最残酷的一段岁月，可在2月5日下发的有关文件里却披露了这类现象：
西安市革委会办公驻地内，原旧市委一砖到顶的二十余间平房已经被拆掉，建成了新的办公大楼。
河北省革委会在宁晋县大曹庄筹建一所”五·七”干校，规模庞大，已修建一千一百多间校舍，计划再建两千五百间左右，用于建房、运输、雇木、瓦工，共花了一百二十多万元，校舍求大、求好。新盖的饭厅兼礼堂浪费极大，把原省直机关的家俱，不管适用的不适用的全部拉来，包括沙发、地毯、弹簧床等，共装了五十九节火车皮。
新疆石油管理局克拉玛依供应处修复总站，职工不到三百人，为了防原子弹，修筑了四个大掩蔽部，耗费惊人。
四川江北县和荣昌县很多基层单位借成立革命委员会之机，讲阔气，摆排场，大摆筵席，大吃大喝。江北县静观区五个商业单位办了一百七十桌酒席，上水镇五个商业单位设宴三天，办酒席二百六十四桌;九龙公社和十个大队联合举办酒席一百二十九桌。该公社的新民大队为庆祝成立革命领导小组还单独办酒席三十九桌。荣昌县多数基层单位成立革委会时，都摆筵席二、三十桌到一百几十桌。如该县搬运公司竟办了酒席二百九十四桌。联升公社一大队办酒席一百七十三桌。宜宾地区东风矿区、宜宾纸厂在成立革委会时，铺张浪费比上述单位更为严重。
乐山地区革委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乐山的七八六一部队与西藏的零零四四部队换防时，大摆筵席迎送，为了设宴欢送七八六一部队，事先派人选购特产和高级烟茶。宴会当天，各县革委会成员都出席相陪，从下午二时一直吃到晚上七点多。零零四四部队来乐山，也同样大摆筵席欢迎。这次迎送活动从九月十二日开始，到十一月底止。地方上大办酒席，招待看戏，共花了一万二千六百元。七八六一部队除各团分别举行告别会外，师部在乐山举行了三次告别会，办酒席几十桌。结果，上行下效，该地区不少有支左人员的基层单位都设宴欢送。如乐山地区运输公司只有一个军代表，就办了五桌酒席欢送。
广西柳州电机厂把自治区拨作该厂恢复生产资金三十一万元的百分之八十八，用于修建礼堂、厨房和宿舍。柳州铁路分局贪大求洋，将原车站站房推倒重建，并扩大建筑面积三倍多，为装饰门面，还派专人到上海购买五个大吊灯，超过原计划三十余万元。柳州农械厂挪用生产资金七万三千元修建礼堂。市工人俱乐部乘修缮礼堂之机进行扩建，花了八万多元。柳州电机厂革委会主任阎洪明，对生产上急需修建的车间、仓库不优先安排施工，却假借修建“厨房”“食堂”为名上报预算，欺骗领导，兴建礼堂。柳铁分局革委会副主任林乐伦，在负责扩建站房工程中贪大求洋，力主推倒全部站房重建，在施工中，以向二十周年国庆献礼为名，要承建单位突击施工，加大混凝土标号，增加模板等，多用了水泥五百吨，木材四百立方。
从这些新干部、新机构的所作所为中暴露出，文革中天天高喊的“狠斗私心一闪念”“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其实毫无意义，连一点约束力都没有，无非是一堆空话、大话而已。而且，当改革开放以后，物质生产得到飞跃发展，政府财政富足了，豪华奢靡之风更是愈演愈烈，与文革期间的这些风气可谓一脉相承。
文革期间天天讲的就是阶级斗争，最强调的就是阶级感情，最猛烈的火力对准的就是“剥削阶级”思想，阶级斗争思想教育贯穿了整个1960年代和1970年代。可是，文革结束没几年，在文革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人们，个个急速抛弃了所有阶级斗争意识，争先恐后地争当起了“剥削阶级”。最具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劳动人民、那些劳动人民出身的人，转型之后，对待自己的阶级兄弟远比老牌的地主、资本家，更苛刻、更残酷、更无情，土豪、黑窑主是他们，盘剥、欺压、欠薪而且雇佣童工的，也是他们;在大街、在宾馆、在饭馆、在社区，在各种公共场合，最不尊重保洁员、服务员劳动的，大多数也是他们。而那些在文革中被当作学习对象的群体，要求知识青年接受他们再教育的人们，还成了有害食品、伪劣商品的制造者，心不慈手不软，在他们身上丝毫看不到什么可贵的品质。看来，阶级斗争思想教育、情感教育，对多数人来讲，根本没啥用，还不如现实生活来得最实惠。
反对浪费，早已脱离了经济的范畴，而作为政治运动，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就已经不断在中国大地上反复进行。但在物质生活极其困窘的年代，中国人的本性里究竟是好浪费还是喜节俭已经根本察觉不出了，因为不节俭也必须节俭，想浪费都没门。可一进入改革开放，生活刚刚好转，物质一富裕，浪费就迅速遍及全国，不但公款消费浪费惊人，即使是私款挥霍，浪费也是集古今中外之大成，尤其那些劳动人民出身的人们，在各种形式的吃喝中，浪费一点都不逊色，无论官民，暴殄天物成为全国餐桌上的一景，连自助餐，这种在世界上因节约而出现的餐饮形式，一传到中国大陆，竟然也成了浪费的好去处。
文革后的30多年，从那些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人们身上，你几乎看不出接受过任何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他们的道德水准，与前代比远远不如，与后代比也不怎么样。为老不尊，成了我们现实生活里的社会特征，而他们还言传身教，将自己身上的那些落后、封闭、自私、缺少文明底线的思想传染给下一代，影响了中国几代人。
当文革结束，我们打开国门走了出去，外国人大量涌入进来，我们才发现，原来那些个资本主义国家，还有“反动统治下”的台湾，其道德水平，尤其是公德水平，竟然高于我们，拾金不昧、助人为乐、先人后己、见义勇为、勤俭节约，在世界很多国家十分普遍，尤其在大灾大难的时刻，奋不顾身、舍己为人、临危不惧的人也远远多于我们，而在我们这里，则成了宣传的榜样、学习的模范。那些被我们誉为“洋雷锋”的人，并没有学过雷锋，也没有接受过毛思想教育，可与我们相比，却做得一点都不逊色，回到他们自己的祖国后却马上默默无闻。这只能说明，他们的义举，在他们生长的环境里并不稀罕。
文革曾经大破四旧，连清明节都被认定为鬼节而遭否定，但经过文革大洗礼之后，就在优秀传统文化恢复无望时，千百年来的所有陋习，却飞速回转，迅猛普及到所有角落，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从红白喜事到人际交往，什么落后，什么与现代人类文明的进步格格不入，就复原什么，夸张什么。可见，文革对有价值有修养有底蕴的传统文化确实来了个彻底革命，根本铲除，而对那些没价值、没意义、没水平的旧习俗却毫无革命能力，环境一变，立即死灰复燃，还借着商品经济而呈燎原之势。因为这种习俗不需要文化底蕴、不需要文化知识，只要互相传染、互相攀比、你学我效即可。
文革以后，你会发现，随地吐痰、乱扔垃圾、赤膊出行、口吐脏话，未见减少，反而日益增多。这或许可以解释为，文革扫荡的不是粗鄙行为，而是阶级敌人，而粗鄙行为又被当作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在那里热情歌颂，文明言行却被当作封资修而加以扫荡。然而，不讲公共秩序、无视公共道德、你争我抢、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行为，在文革这个“狠斗私心一闪念”“斗私批修”，天天高喊“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时代，也同样没有被荡涤、被遏制。由此可证，文革之无效且无用。
如今，有很多一把年纪的人，他们的言谈举止，那种粗鄙、那种不堪、那种不知美丑荣辱，按理说，在这个社会早就该销声匿迹了，可依然满大街都是，在街坊邻居里也不少见。他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可为什么连最基本的礼貌、教养都看不见?一遇纠葛，活像青皮的有，好像流氓的有，近似土匪的也有。其实，他们都经历过文革，在他们最需要接受知识和道德教育的年代，却被遣往最没有知识、最缺少公德的地方，向那些道德水平并不高的群体学习;在他们最需要家教的时候，父母并没有提供给他们良好的家教。那个时代还鼓励学生批斗老师、孩子批判家长，和家庭划清界限，这些，都已经彻底打破了中国人的道德底线。而且在文革中，他们接受的都是虚无缥缈的大公无私式的道德教育，灌输的是残酷的、你死我活式的阶级斗争思想教育，熏染的是说假话得益、讲真话倒霉的社会教育，体味的是儒雅吃亏、刁蛮获利的现实教育。这样的教育，最终的结果就是缺乏人性、没有人道。
文革非但没有达到革命的目标，相反，还带来了激烈且巨大的反弹。文革反的是人欲、物欲，可文革后没多少年，人欲泛滥、物欲横流。文革破的就是“四旧”，毁坏文物毫不留情，可文革后，文物成了抢手货，人人最爱的就是文物，连仿造文物都成为家庭陈设的最爱。文革批的是钱，可文革后见钱眼开、一切向钱看是社会风尚。文革中天天喊学习工农兵，可文革后最没人学的就是工农兵。文革中谁也不敢拥有私有财产，过去有的还被没收，还主动充公，可文革后人人争购私有财产，唯恐“私有”不足，全社会都以私有财产多少论英雄。文革中最怕和“封资修”沾边，可文革后却无不以欣赏、珍藏、出产“封资修”作品为荣。文革中最恐惧与海外沾上关系，“海外关系”曾经是个大罪名，入党、工作、上学，一辈子受牵连，留学、出国都被当作“特嫌”对待;可文革后，谁都想拥有“海外关系”，留学趋之若鹜，移民竞相前往，旅游、度假首选海外。文革中最怕与“剥削阶级”挂上钩，可文革后，谁不想当“剥削阶级”?连普通农民都雇工，都出租土地。
可以说，文革是白白折腾了一场，啥也没成，而且结果适得其反。（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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