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2-23 法治內參 如果從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和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算起，到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華國鋒宣布文化大革命結束，文革整整11年。11年間，文革橫掃全國，那麼多性命致死、那麼多人罹患疾病、那麼多家庭妻離子散、那麼多男女身陷囹圄、那麼多學生沒有經過必要的教育、那麼多青少年背井離鄉、那麼多書籍被焚燒、封禁，那麼多文物毀於一旦，折騰來折騰去，耗費了一個國家最寶貴的發展黃金時段、三代人生命中最珍貴的作為期，可回過頭去一看，結果呢?其目的達到了嗎?今年是文革爆發五十年，我們不妨就此做個簡單的梳理。
文革是想解決接班人的問題，其中尤其要解決領袖接班人的問題，這裡所說的接班人，指的是毛心目中的那種“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這可是當時毛認定的頭等大事。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一文，毛在其中加了一段話：這是關係我們黨和國家命運的生死存亡的極其重大的問題。這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萬年大計。帝國主義的預言家們根據蘇聯發生的變化，也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黨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我們一定要使帝國主義的這種語言徹底破產。我們一定要從上到下地、普遍地、經常不斷地注意培養和造就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劉少奇在文革前曾經是毛心目中的領袖接班人，但1966年則成了“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被打倒、被批臭，很快離世。1969年4月召開的中共九大通過的新黨章明確規定：“林彪同志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最忠誠、最堅定地執行和捍衛毛澤東同志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看來，領袖接班人問題終於又有了着落。誰料想，1971年9月13日林彪與妻兒在蒙古境內機毀人亡。從當年對林彪“罪行”的揭露到定性，再到後來聲勢浩大的批林批孔運動，都可以看出，這個接班人原來比劉少奇更糟糕。劉少奇是叛徒、內奸、工賊，罪名以歷史問題為主，而林彪是野心家、陰謀家、兩面派、“叛國出逃”，都是現行的，還有一條“陰謀政變”，比劉少奇的“復辟”更嚇人、罪行更嚴重。
由1966年到1971年，文革大張旗鼓地清除了一個“赫魯曉夫式”的領袖接班人，卻使勁推出了另一個讓全國人民喊了5年“永遠健康”的更差接班人，這算什麼?怨誰呢?
文革後期，鄧小平不但官復原職，而且地位還超過了文革前，由毛親自任命為中共中央副主席、總參謀長，再加上原來的副總理，可謂黨政軍集於一身。儘管沒說是領袖接班人，但實權還是交給他了。然而，1976年初，他又變成了右傾翻案風的總後台、“中國的納吉”、死不改悔的走資派，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看來，文革並沒有改變鄧，等到文革後，鄧成為否定文革、選擇開放的人。
毛臨終前又選定了一位華國鋒，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可是這位“你辦事、我放心”，深受毛信任的接班人，卻比前幾位來得更絕。毛屍骨未寒，在他的主持下，立即抓捕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毛遠新、遲群、謝靜宜等人，匆匆宣布結束文革，轉入“大干快上、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另一條路途。從被抓捕的這些人與毛的親密關係、與文革的因果關係中，可以看出，華國鋒也不是毛心目中合格的接班人。而在逮捕四人幫這件事上，毛特別倚重的另一些人，如汪東興，起到了關鍵作用，而陳永貴、吳德、紀登奎、陳錫聯等毛所器重的人物，幾乎都站在了支持華國鋒的隊伍里，儘管他們也是文革中進入中央決策層的人物。毛死後的結果證明，文革培育的只能是口是心非的接班人。
按照華國鋒在中共十一大政治報告裡所言，文化大革命是以粉碎四人幫，也就是第十一次路線鬥爭的勝利而宣告結束的。他說：“四人幫陰謀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妄想在中國倒轉歷史車輪，復辟資本主義，是有深刻的階級根源和歷史根源的。張春橋是國民黨特務分子，江青是叛徒，姚文元是階級異己分子，王洪文是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四人幫是一夥鑽進我們黨內的新老反革命結成的黑幫。他們是地富反壞和新老資產階級在我們黨內的典型代表，集中反映了國內外階級敵人在我國復辟資本主義的願望。四人幫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的極右實質，他們的一切罪惡活動，都是由他們的反動階級本性所決定的。”可事實上，這是自相矛盾的，四人幫恰恰是從文革中上升起來的，直至進入中共核心。沒有文革，哪來的四人幫?更何談十一次路線鬥爭!
文革，打倒、消滅了以劉少奇為首的一批接班人，造就了林彪等一批又一批接班人，讓毛心目中的接班人漸行漸遠，越來越不對路，最終成為一句空話，因為誰也不合格，誰也不可能合格。
如果沒有文革，華國鋒大概也到不了那個位置，假如不是文革，四人幫根本成不了氣候。不過，華國鋒是文革後失勢的，四人幫是毛死後被捕的，可以說，這未必符合毛澤東的本意，但早在毛在世時，一茬接一茬支持文革、擁護文革、因文革而聲名鵲起的人，卻接二連三地被捕、被關押、被批判，就屬於文革自身的問題了。沒有文革，他們起不來，沒有文革，他們也不可能倒大霉。在他們身上可以看出，文革也是瞎忙乎了半天。
林彪最典型，沒有文革，就不會空前絕後地將他這位接班人寫進黨章，可他卻因此成為文革後期大批判的主要靶子，可見，如果沒有林彪這位因文革而成為第二號的人物，文革的後一半內容就是空白，起碼應該完全改寫。換句話說，沒有文革，就沒有林彪的地位，沒有林彪的地位，就沒有批林，沒有席捲全國的批林，文革的後半部分又從何談起?林彪事件，徹底顛覆了文革的政治基礎和組織基礎，為文革敲響了喪鐘。如此這般，文革豈不是自己折騰自己、自己給自己製造事端、自己給自己添堵麼?
中央文革小組的組長陳伯達，因文革而成為政治明星。1966年，在文革的進軍大會—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他成為中央政治局常委;1969年，在文革的慶功大會—中共九大上，他更位列第四，顯赫一時。但好景不長，1970年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陳伯達頃刻間成為反面人物，中共中央宣布成立專案組，審查陳伯達。隨後，批陳整風在全國如火如荼，他竟成了“早期就是一個國民黨反共分子。混入黨內以後，又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叛變，成了特務，一貫跟隨王明、劉少奇反共。”文革明明是要清除叛徒、特務，因此還永遠開除了國家主席劉少奇的黨籍，可卻把另一個更老牌的“反共分子”“叛徒”“特務”捧上了天，還當上領導文革的小組組長，你說文革是不是瞎忙乎?有人會說，正是因為文革，才讓這樣的人暴露出來。可沒有文革，他哪來的那麼大的本事?既當不上常委，也不會任什麼組長，批陳整風這一文革的重要內容也就不存在了。批判一個部長、筆桿子、政治秘書，何需動用那麼大規模的力量?
王力、關鋒、戚本禹，所謂王關戚反黨集團，都是中央文革的要員，文革初期的風雲人物。文革前，王力只是個副部長、關鋒只在那裡舞文弄墨、戚本禹只是個小幹部，最多也就因當了筆桿子而受到青睞而已。戚本禹正是因文革而高升的，比王力、關鋒的風頭還勁還足。他們為文革搖旗吶喊，為文革不惜鞍前馬後，但正因為文革才被投入大牢，早在中共九大前就已落馬，成為文革最初的一撥替罪羊。沒有文革，王關戚從何而來?
北京大學的聶元梓、清華大學的蒯大富、北京師範大學的譚厚蘭、北京地質學院的王大賓、北京航空學院的韓愛晶，文革初期號稱“五大學生領袖”，叱咤風雲，為文革的星火燎原立下了汗馬功勞，他們完全是文革造就的一撥人馬。尤其聶元梓，根本不是什麼學生，而是從延安一路走過來的老革命，她寫下“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吹響了文革的進軍號角，是文革的大功臣。既然如此，文革本該厚待他們，但早在林彪事件之前，他們就相繼被隔離審查，失去自由，隨後便銷聲匿跡了。他們因文革而起，但在文革風頭正健時卻被文革的巨浪所無情吞沒。在他們身上，你看不出文革為哪般?為了造反?他們帶頭造了，卻因此倒了大霉!為了培養接班人?他們紅得發紫，緊跟時代潮流，領袖揮手他們前進，卻因而成為階下囚!為了教育革命?他們還沒輪上，就被徹底拋棄了!為了奪走資派的權?他們奪了，可剛掌了幾天權，就連普通人都做不成了。只能說，他們是一群文革瞎折騰的最好證明。
1967年9月8日毛在《人民日報》發表的姚文元名作《評陶鑄的兩本書》一文中加了一段話：現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採用了這個辦法，他們用貌似極左而實質極右的口號，颳起懷疑一切的妖風，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挑撥離間，混水摸魚，妄想動搖和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惡目的，所謂“五一六”的組織者和操縱者，就是這樣一個搞陰謀的反革命組織。應予以徹底揭露。從此，一個波及全國各地各單位的“五一六”分子的分子的罪名出台，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在全國大規模地深入清查“五一六”運動。在這場文革運動中的運動里，大量的人被揪出、大量的人被關押、大量的人被批判，使數以百萬計的人經受了又一次痛苦和災難，而這些人大多是文革初期的運動積極分子。最弔詭的是，最早清查“五一六”專案組的組長是陳伯達，九屆二中全會後，他卻被指為“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後台，孰真孰假?
從王、關、戚到“五大學生領袖”一直到“五一六”分子，這些積極投身文革的紅色闖將們，是身體力行的文革理念的實踐者、詮釋者，卻一一遭到文革的清洗，遠不如那些文革初期被打倒的所謂走資派，所謂走資派在林彪事件後相繼復出，不是官復原職，就是更升一級，鄧最典型，連羅瑞卿都被解放，連賀龍都被平反，但文革的馬前卒們在文革期間卻一直被關押、被勞改、被審查，始終無翻身之日。可見，文革在造就培育紅色人才方面也是一筆糊塗賬，一無所獲。而四人幫、遲群、謝靜宜、王秀珍等等，在華國鋒當政後也以文革勝利的標誌將他們一併拿獲，最終做了文革的殉葬品。記住，華國鋒可不是鄧小平，他也是因文革而發達的，以他出面粉碎這些人，只能證明這並非文革前政治勢力的反撲，而是文革的自我否定，白白鬧騰了一場。
文革的綱領性文件“十六條”寫道：當前開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一個更深入、更廣闊的新階段。其實，文革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早在1950年代就已經開始，1957年反右以後不斷加碼，1960年代前半段隨着階級鬥爭思想的強化更是深入人心，到了文革，登峰造極。
按照文革的思路，這場革命應該是思想教育、是靈魂深處鬧革命、是對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徹底改造，但文革後的歷史足以證明，這種改造，有多少作用?有什麼成果?有哪些成就?
徐才厚、郭伯雄、令計劃、蘇榮、申維辰、劉志軍、金道銘、陳安眾、倪發科、李崇禧、令政策、杜善學、趙智勇、蔣潔敏、郭永祥、李東生、李春城、劉鐵男、季建業……近些年，一個個貪官被相繼查處，在他們的履歷中，你會發現，都在1960年代、1970年代入黨或是參加工作，也就是說，他們成人的起點是在文革式思想政治教育的鼎盛期、政治的起點也是在文革式政治運動的高峰期，而且在文革中接受過基本教育，形成了最牢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但文革這場靈魂深處的大革命並沒有給他們帶來什麼像樣的結果。其中文革期間的著名楷模唐若昕更為典型。
唐若昕是雜文家唐弢的公子，由於魯迅的緣故，唐弢在文革中依然是個知名人物，課文里的魯迅雜文注釋里時常會出現這個名字，他的兒子自然也讓大家格外羨慕。我在讀高中時，唐若昕就是北京中學生裡面的活躍分子，經常登台作報告、寫大批判文章、發表決心書，還帶領幾個紅色小將立下誓言，要去農村紮根一輩子，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煉一顆紅心，做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可靠接班人，他是那時我們這些中學應屆畢業生學習的榜樣。在北京平谷農村，他沒幹幾天農活，就上升到大隊、公社、縣裡當了幹部，文革後，又幾乎趕上了所有潮流、讀大學、留洋、進入仕途，最後出任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黨委書記、總經理，位至副部級。2012年2月，因受賄、濫用職權兩項罪名，唐若昕獲刑14年。從他的身上，文革的思想教育究竟起到了什麼作用?
在文革式“三觀”教育中成長起來的人，別看個個天天都在學工學農學軍的熔爐里反覆淬鍊，在階級鬥爭的大課堂里不斷訓練，在鬥私批修的疾風暴雨里一再經受考驗，有人還入了黨，在文革的火線上成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一員，算是那個時代的出類拔萃者，可一遇市場經濟、一進入寬鬆的環境、一碰上人慾物慾，立即崩潰，毫無抵禦能力，而且遠比歷朝歷代的貪官污吏更變本加厲、欲壑更深更大更難填。這樣的現實只能說明，文革的思想教育是多麼的蒼白無力，是何等的不堪一擊!
雖然新中國成立以來，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都不忘反對官僚主義、反對鋪張浪費，但即使如文革這樣的殘酷運動，也未能遏制住官僚主義和鋪張浪費。文革期間，走資派被打倒，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被揪出，新生的革命委員會已經建立，全國山河一片紅，可是，社會中的官僚主義、鋪張浪費之風並沒有因此改變。當執政者重新洗牌，那些經過文革洗禮、被認為“三忠於四無限”的革命派及其組成的政權，上台以後卻一切照舊，因為制度沒有改變，還是少數人說了算，還是沒有監督，而且比文革前更為專權。
1970年，文革不足4年，剛剛經歷的還是文革中最殘酷的一段歲月，可在2月5日下發的有關文件里卻披露了這類現象：
西安市革委會辦公駐地內，原舊市委一磚到頂的二十餘間平房已經被拆掉，建成了新的辦公大樓。
河北省革委會在寧晉縣大曹莊籌建一所”五·七”幹校，規模龐大，已修建一千一百多間校舍，計劃再建兩千五百間左右，用於建房、運輸、雇木、瓦工，共花了一百二十多萬元，校舍求大、求好。新蓋的飯廳兼禮堂浪費極大，把原省直機關的家俱，不管適用的不適用的全部拉來，包括沙發、地毯、彈簧床等，共裝了五十九節火車皮。
新疆石油管理局克拉瑪依供應處修復總站，職工不到三百人，為了防原子彈，修築了四個大掩蔽部，耗費驚人。
四川江北縣和榮昌縣很多基層單位借成立革命委員會之機，講闊氣，擺排場，大擺筵席，大吃大喝。江北縣靜觀區五個商業單位辦了一百七十桌酒席，上水鎮五個商業單位設宴三天，辦酒席二百六十四桌;九龍公社和十個大隊聯合舉辦酒席一百二十九桌。該公社的新民大隊為慶祝成立革命領導小組還單獨辦酒席三十九桌。榮昌縣多數基層單位成立革委會時，都擺筵席二、三十桌到一百幾十桌。如該縣搬運公司竟辦了酒席二百九十四桌。聯升公社一大隊辦酒席一百七十三桌。宜賓地區東風礦區、宜賓紙廠在成立革委會時，鋪張浪費比上述單位更為嚴重。
樂山地區革委會在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樂山的七八六一部隊與西藏的零零四四部隊換防時，大擺筵席迎送，為了設宴歡送七八六一部隊，事先派人選購特產和高級煙茶。宴會當天，各縣革委會成員都出席相陪，從下午二時一直吃到晚上七點多。零零四四部隊來樂山，也同樣大擺筵席歡迎。這次迎送活動從九月十二日開始，到十一月底止。地方上大辦酒席，招待看戲，共花了一萬二千六百元。七八六一部隊除各團分別舉行告別會外，師部在樂山舉行了三次告別會，辦酒席幾十桌。結果，上行下效，該地區不少有支左人員的基層單位都設宴歡送。如樂山地區運輸公司只有一個軍代表，就辦了五桌酒席歡送。
廣西柳州電機廠把自治區撥作該廠恢復生產資金三十一萬元的百分之八十八，用於修建禮堂、廚房和宿舍。柳州鐵路分局貪大求洋，將原車站站房推倒重建，並擴大建築面積三倍多，為裝飾門面，還派專人到上海購買五個大吊燈，超過原計劃三十餘萬元。柳州農械廠挪用生產資金七萬三千元修建禮堂。市工人俱樂部乘修繕禮堂之機進行擴建，花了八萬多元。柳州電機廠革委會主任閻洪明，對生產上急需修建的車間、倉庫不優先安排施工，卻假借修建“廚房”“食堂”為名上報預算，欺騙領導，興建禮堂。柳鐵分局革委會副主任林樂倫，在負責擴建站房工程中貪大求洋，力主推倒全部站房重建，在施工中，以向二十周年國慶獻禮為名，要承建單位突擊施工，加大混凝土標號，增加模板等，多用了水泥五百噸，木材四百立方。
從這些新幹部、新機構的所作所為中暴露出，文革中天天高喊的“狠斗私心一閃念”“鬥私批修”“靈魂深處爆發革命”，其實毫無意義，連一點約束力都沒有，無非是一堆空話、大話而已。而且，當改革開放以後，物質生產得到飛躍發展，政府財政富足了，豪華奢靡之風更是愈演愈烈，與文革期間的這些風氣可謂一脈相承。
文革期間天天講的就是階級鬥爭，最強調的就是階級感情，最猛烈的火力對準的就是“剝削階級”思想，階級鬥爭思想教育貫穿了整個1960年代和1970年代。可是，文革結束沒幾年，在文革教育下成長起來的人們，個個急速拋棄了所有階級鬥爭意識，爭先恐後地爭當起了“剝削階級”。最具諷刺意味的是，那些勞動人民、那些勞動人民出身的人，轉型之後，對待自己的階級兄弟遠比老牌的地主、資本家，更苛刻、更殘酷、更無情，土豪、黑窯主是他們，盤剝、欺壓、欠薪而且僱傭童工的，也是他們;在大街、在賓館、在飯館、在社區，在各種公共場合，最不尊重保潔員、服務員勞動的，大多數也是他們。而那些在文革中被當作學習對象的群體，要求知識青年接受他們再教育的人們，還成了有害食品、偽劣商品的製造者，心不慈手不軟，在他們身上絲毫看不到什麼可貴的品質。看來，階級鬥爭思想教育、情感教育，對多數人來講，根本沒啥用，還不如現實生活來得最實惠。
反對浪費，早已脫離了經濟的範疇，而作為政治運動，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開始就已經不斷在中國大地上反覆進行。但在物質生活極其困窘的年代，中國人的本性里究竟是好浪費還是喜節儉已經根本察覺不出了，因為不節儉也必須節儉，想浪費都沒門。可一進入改革開放，生活剛剛好轉，物質一富裕，浪費就迅速遍及全國，不但公款消費浪費驚人，即使是私款揮霍，浪費也是集古今中外之大成，尤其那些勞動人民出身的人們，在各種形式的吃喝中，浪費一點都不遜色，無論官民，暴殄天物成為全國餐桌上的一景，連自助餐，這種在世界上因節約而出現的餐飲形式，一傳到中國大陸，竟然也成了浪費的好去處。
文革後的30多年，從那些在文革中成長起來的人們身上，你幾乎看不出接受過任何共產主義的思想教育，他們的道德水準，與前代比遠遠不如，與後代比也不怎麼樣。為老不尊，成了我們現實生活里的社會特徵，而他們還言傳身教，將自己身上的那些落後、封閉、自私、缺少文明底線的思想傳染給下一代，影響了中國幾代人。
當文革結束，我們打開國門走了出去，外國人大量湧入進來，我們才發現，原來那些個資本主義國家，還有“反動統治下”的台灣，其道德水平，尤其是公德水平，竟然高於我們，拾金不昧、助人為樂、先人後己、見義勇為、勤儉節約，在世界很多國家十分普遍，尤其在大災大難的時刻，奮不顧身、捨己為人、臨危不懼的人也遠遠多於我們，而在我們這裡，則成了宣傳的榜樣、學習的模範。那些被我們譽為“洋雷鋒”的人，並沒有學過雷鋒，也沒有接受過毛思想教育，可與我們相比，卻做得一點都不遜色，回到他們自己的祖國後卻馬上默默無聞。這只能說明，他們的義舉，在他們生長的環境裡並不稀罕。
文革曾經大破四舊，連清明節都被認定為鬼節而遭否定，但經過文革大洗禮之後，就在優秀傳統文化恢復無望時，千百年來的所有陋習，卻飛速迴轉，迅猛普及到所有角落，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從紅白喜事到人際交往，什麼落後，什麼與現代人類文明的進步格格不入，就復原什麼，誇張什麼。可見，文革對有價值有修養有底蘊的傳統文化確實來了個徹底革命，根本剷除，而對那些沒價值、沒意義、沒水平的舊習俗卻毫無革命能力，環境一變，立即死灰復燃，還借着商品經濟而呈燎原之勢。因為這種習俗不需要文化底蘊、不需要文化知識，只要互相傳染、互相攀比、你學我效即可。
文革以後，你會發現，隨地吐痰、亂扔垃圾、赤膊出行、口吐髒話，未見減少，反而日益增多。這或許可以解釋為，文革掃蕩的不是粗鄙行為，而是階級敵人，而粗鄙行為又被當作勞動人民的優秀品質在那裡熱情歌頌，文明言行卻被當作封資修而加以掃蕩。然而，不講公共秩序、無視公共道德、你爭我搶、自私自利、損人利己的行為，在文革這個“狠斗私心一閃念”“鬥私批修”，天天高喊“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的時代，也同樣沒有被蕩滌、被遏制。由此可證，文革之無效且無用。
如今，有很多一把年紀的人，他們的言談舉止，那種粗鄙、那種不堪、那種不知美醜榮辱，按理說，在這個社會早就該銷聲匿跡了，可依然滿大街都是，在街坊鄰居里也不少見。他們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可為什麼連最基本的禮貌、教養都看不見?一遇糾葛，活像青皮的有，好像流氓的有，近似土匪的也有。其實，他們都經歷過文革，在他們最需要接受知識和道德教育的年代，卻被遣往最沒有知識、最缺少公德的地方，向那些道德水平並不高的群體學習;在他們最需要家教的時候，父母並沒有提供給他們良好的家教。那個時代還鼓勵學生批鬥老師、孩子批判家長，和家庭劃清界限，這些，都已經徹底打破了中國人的道德底線。而且在文革中，他們接受的都是虛無縹緲的大公無私式的道德教育，灌輸的是殘酷的、你死我活式的階級鬥爭思想教育，薰染的是說假話得益、講真話倒霉的社會教育，體味的是儒雅吃虧、刁蠻獲利的現實教育。這樣的教育，最終的結果就是缺乏人性、沒有人道。
文革非但沒有達到革命的目標，相反，還帶來了激烈且巨大的反彈。文革反的是人慾、物慾，可文革後沒多少年，人慾泛濫、物慾橫流。文革破的就是“四舊”，毀壞文物毫不留情，可文革後，文物成了搶手貨，人人最愛的就是文物，連仿造文物都成為家庭陳設的最愛。文革批的是錢，可文革後見錢眼開、一切向錢看是社會風尚。文革中天天喊學習工農兵，可文革後最沒人學的就是工農兵。文革中誰也不敢擁有私有財產，過去有的還被沒收，還主動充公，可文革後人人爭購私有財產，唯恐“私有”不足，全社會都以私有財產多少論英雄。文革中最怕和“封資修”沾邊，可文革後卻無不以欣賞、珍藏、出產“封資修”作品為榮。文革中最恐懼與海外沾上關係，“海外關係”曾經是個大罪名，入黨、工作、上學，一輩子受牽連，留學、出國都被當作“特嫌”對待;可文革後，誰都想擁有“海外關係”，留學趨之若鶩，移民競相前往，旅遊、度假首選海外。文革中最怕與“剝削階級”掛上鈎，可文革後，誰不想當“剝削階級”?連普通農民都僱工，都出租土地。
可以說，文革是白白折騰了一場，啥也沒成，而且結果適得其反。（來源：互聯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