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之爭

對於中國崛起的遠見，要提到蔣經國，更要提到李光耀和亨廷頓。而基辛格和布熱津斯基，由於和中國距離太近，形成冷戰時的思維定勢，停留在美國領導下的“利益相關的合作者”的模式。 但是，中國的發展規模太快太大，已不能滿足於美國秩序；而美國”驚回首“，發覺不能容許中國繼續前進。

蔣經國80年代一看到老同學鄧小平搞改革開放，就放棄反攻大陸的夢想，允許大陸老兵返回大陸，宣布蔣家後代不在接班，提拔李登輝，並稱“我也是台灣人”；同為中國人，他從台灣經驗知道，大陸一旦走上經濟第一的路子，必然突飛猛進。李光耀更是預言中國將成為“世界歷史上最大的玩家”的第一人，他認為中國地大人多，人才優勢勝過新加坡，新加坡人的祖先都是文化很低的苦力，而官吏和秀才的後代大都留在中土，中國一旦改革制度，必然前途無量。當然，中華文化之外的人士早期是不以為然。

亨廷頓繼承了斯班格勒的循環論觀點，認為西方版圖在1921年後就開始縮小，不可避免巴比倫，羅馬，蒙古，奧斯曼等霸權輪流衰落的命運。他認為，中國，印尼，阿拉伯等儒家和伊斯蘭國家都可能興起，美國應認清歷史規律，採取守勢，守住基督教文明的範圍就是萬幸。

不過，霸權的慣性，“美利堅特殊”的思維，使美國人不接受循環論，特朗普便應運而生。

國際政經界看出中美貿易戰其實是世界地緣政治大博弈的第一場戰役。美國面對中國的崛起，將「全球競爭的新時代」掛在嘴邊。最初的焦點集中在軍事上，美軍不再將反恐和局部戰爭作為重點，而是開始為大國之間的軍事衝突作凖備，將中國視為主要對手。

特朗普的特點，是看到中美爭斗之中，經濟是一個根本因素。特朗普政府下決心使用美國的經濟力量打擊中國，扼殺華為這樣的中國公司，迫使北京開放國內市場，接受美國監管。北京抗議這是美國在反對中國的崛起，當然正確。

這場爭斗涉及不只是經濟行為和商業市場。這是一場關乎兩國國力根基的搏鬥，對世界格局具有巨大的戰略影響。西方正在重新認識一條基本的法則——經濟實力是國家力量的基礎，也是軍事實力的前提。

十七世紀的軍事革命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密切相關。商業和經濟實力助長了軍事技術的革新，從而在十七和十八世紀催生了海上殖民軍事帝國；在十九世紀殖民帝國擴張到陸地各大洲。

二戰以後，美國徹底取代英國，成為西方世界的霸主。蘇聯曾試圖在政治和經濟模式上與美國競爭，但最終無法維持其軍事超級大國的地位，根本原因在於經濟落後。

目前的中美爭端，歷史上沒有先例。在冷戰中，蘇聯的經濟基本上與西方隔絶，技術發展受到限制，除了在幾個關鍵領域之外，科技比西方普遍落後。

中國情況則完全不同。中國經濟體量巨大，而且完全融合於國際經濟系統之內。要想將北京隔離於世界經濟部門之外，為時已晚。中國崛起的步伐獨一無二，十年前美國經濟總量還是中國的三倍，現在情況已經完全變了。

美國從未有過經濟規模接近的競爭對手，有能力超越美國的對手更是聞所未聞。中國是一個全新的挑戰，這個挑戰已經促使美國重新認識經濟競爭，將其看作是國家戰略和國力的最主要基礎。

中國人一直懂得這個道理。十九世紀，中國是西方擴張和掠奪性貿易的犧牲品，落後挨打的教訓記憶猶新，先經濟，後軍事，是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決策。中國的「一帶一路」反映中國超前的戰略考慮，將經濟發展看作是國力的永恆因素，推行一帶一路以保障中國經濟的永續發展。中國領導人知道，儘管美國和日本是中國的主要貿易夥伴，但長遠來看，這種關係不一定會持續。

現在，以登月技術領先為標誌之一，中國已經崛起，而且勢不可擋。西方許多人都在討論中國是否已經大得無法遏制了？

美中貿易戰一開打，經濟學家就警告，貿易戰會產生全球性的影響。美國銀行警告：美中緊張關係的升溫不僅嚴重影響股市，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貿易戰不僅僅關於貿易，而是我們一生中最重要的地緣政治衝突的最初回合。

美中貿易戰是本世紀全球地緣政治爭奪戰的一部分，絕不局限於經濟範疇。美國民主基金會研究員John Hannah說，“單獨處理貿易戰是錯誤的。不管美國喜不喜歡，與中國的經濟競爭已經成為21世紀全球爭霸的更大地緣政治鬥爭的一個關鍵戰場”。

被特朗普炒魷魚的班農，警告中國不要期待一個“友善的白宮”，是實情。美國遏制中國的意識已上升到“文明和種族”生存的階段，中美爭鬥可能超過冷戰時代，包括美蘇之間未發生的熱戰，台灣就是爆發點。北京如果繼續玩弄美國的兩黨政治，期待基辛格那樣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再現，將是“等待戈多”，寒夢一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