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国情的难题 zt

 伊朗这两年国内出现过两次大的反政府示威。一是“鸡蛋骚乱”，“鸡蛋太贵了！”这是2017年底2018年初，伊朗宗教圣城马什哈德爆发示威时人们喊出的第一个口号。

那会的伊朗失业率高达13%，通货膨胀率保持在9%的高位，一些食品的价格高涨30%。还有年轻人的问题。伊朗8000万人口中3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70%，这个人群中又有40%左右失业，年轻人的日子不好过。再加上外部势力的诱导，“鸡蛋骚乱”演变成全国性游行活动。

　在2019年11月的伊朗又再次上演石油骚乱。　　在政府宣布汽油涨价并实施定量配给后，伊朗多个城市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一些情绪激动的年轻人喊出了“反政府”“复辟巴列维王朝”的口号，还在街头焚烧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画像。

除了与美国之间对抗的民族矛盾那点事，伊朗的阶级矛盾也非常突出。首先，贫富差距较大。富人和穷人的居住区域、环境和生活条件分野明显，德黑兰的北部是富人聚居区，而穷人只能拥有南部狭窄的生活空间。

其次，核问题一波三折，让伊朗社会身心俱疲。签署伊核协议原本可被视作鲁哈尼政府的一项功绩。它曾经让全世界都放下心来，觉得一个火药桶的引信被拆除了，就连伊朗国内大部分民众，也会觉得平和的日子重新回归了。美国的退出让一切又回到了冰点。美国的制裁扼住了伊朗的石油出口以及金融、航空等领域，导致伊朗原油出口下降超过80%；里亚尔贬值200%左右；失业率高达11%；通胀水平上涨4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伊朗经济今年将萎缩9.5%。萎缩率那么高，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不小的打击。

鲁哈尼上台后，曾经想要针对性地治理严重的通货膨胀，但效果并不理想。

在这样的背景下，伊朗的高层把大笔钱投向了海外扩张和“革命”，投资显然远远超出了正常的“对外援助”的范畴。这激发了相当一部分人的不满。

　　但是，伊朗的社会稳定经验在中东国家算好的。

　伊朗人搞街头政治，进行示威游行，是有百年历史的“光荣传统”，政府当成家常便饭。有足够的经验和手段摆平。

伊朗的情况和发生“阿拉伯之春”的国家有所不同。突尼斯的本·阿里、埃及的穆巴拉克和利比亚的卡扎菲等，基本都是昔日靠政变上台的军人，他们不同程度地将国家变成自己的私产，早就失去了民众的支持。随着军队在最后一刻的倒戈，便出现了墙倒众人推的局面。

伊朗的现政权不一样。它是在当年反巴列维的群众运动中出现的。领军人物即宗教领袖的特殊地位，还有什叶派意识形态的思想纽带，迄今都牢牢保持着在伊朗民众中的影响力。

霍梅尼创造政教合一的政权模式，试图走出一条独特的非西方发展之路。支持这一发展模式的群众基础至今仍在。

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导致几十万伊朗青年战死沙场，但也使伊斯兰政权练出抵抗压力的组织和动员能力，巩固了国家机器。美国40年的打压和制裁，又使伊朗政权学会了在国际高压下求存的各种手段。

美国从来没有放弃通过“颜色革命”， 以低成本的内乱改变伊朗政权的企图。这两年的伊朗反政府骚乱后，美国政要总是第一时间出来谴责伊朗政府，鼓动动伊朗人民反对政府。

　　　福克斯新闻引述了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伊斯兰问题专家的话说，最新的反政府抗议是伊朗现政权有史以来第一次面临如此严重的威胁，德黑兰政权正处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最脆弱和危险的时刻。

可是这些因素还不足以成为伊朗发生颜色革命的第一张骨牌，它们都还没有超出伊朗政府能够应付的状况。

伊朗社会没有明面上的反对派。在其体制内部，有激进派和温和派，温和的一派倾向于与西方搞好关系，但西方利用这些人来撬动伊朗局势不容易。

伊朗社会民族意识强大，多数人民反感于外部干涉，而且伊朗政府也善于将内部的问题转化成外部力量插手的政治问题。这种情况下，没有人愿意与西方发生太多的关联，充当它们在伊朗的马前卒。直到现在，西方对伊朗社会的实际渗透是很有限的。这是伊朗与其他发生了颜色革命国家的一大不同。

但当下的伊朗确实需要面对一个根本矛盾，那就是伊斯兰革命40年了，是继续革命还是大力搞好经济建设。这在伊朗国内有相当大的分歧，一方面伊斯兰主义顽固，另一方面有相当多人认为伊朗应该改变内外政策，还有一些人甚至无法接受现有的伊斯兰政权。  

现在，美国刺杀苏拉曼尼引起伊朗反美和伊斯兰主义空前高涨。而伊朗击落民航的事故又导致不满生活困难的的民众反政府的运动。  伊朗政府的命运位于十字路口。 

不过，一旦伊朗崩溃，中东再次出现恐怖主义泛滥的乱局是大比数的事，上次是逊尼派为基础，这次将是什叶派领头。上次伊拉克什叶派神庙被袭，连印度的5000万什叶派也要来中东报复，可见什叶派人口众多，凝聚力大。搞乱伊朗，世界领袖要慎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