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政变阴影下的绝对权威

                        － 毛泽东搞文革不靠绝对权威之二

“时来天地皆同力， 运去英雄不自由”，毛泽东在文革中多次引用这两句诗，被认为是绝对权威的伟大舵手，内心也满是无力感。  

1964年，周恩来率领贺龙等前去莫斯科参加纪念十月革命大会。  当时赫鲁晓夫已被军方赶下台，会议中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单独和贺龙说：“ 我们把赫鲁晓夫搞倒了，你们也可以把毛泽东搞下去，那样我们两国关系就会好了。”   当时贺龙代替林彪主持持中央军委工作，苏联当然知道他的地位重要。贺龙向周恩来报告此事，周当即向苏共当局表示抗议，北京中央决定中国代表团立即退出会议，认为苏联在执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 这一事件使毛对贺龙，对军队，对其他党政接班人的可靠性疑问升级，“ 中国的赫鲁晓夫”成为巨大的阴影，中国党史学者认为这一意外事件也是导致文革爆发的因素之一。  

由于对于军队的山头主义始终不放心，毛一直警惕兵变的危险，他对军权看的很重，对谁都不放心。例如周恩来，由于历史上组织南昌建军起义，又曾是“军事最后决策人”，和军队关系极深，毛对他始终若即若离。 刘少奇与军队关系不深，毛选他做接班人原来比较放心。

刘掌握第一线党政权力后，主持军委的贺龙，和总参谋长罗瑞卿都向他靠拢，其中和贺，罗关系较深的彭真也起了作用，这引起毛的不安。 苏联“策反”贺龙的事件，进一步引起毛的警惕，防止政变一时间成为高层斗争的一个主题。 

林彪在66年5月中央会议上大谈各国历史上的“政变经”，虽然意思是防止政变，已引起毛的戒心。毛在树立林作为文革主力人物的同时，写给江青一封信，暗指林彪大力捧毛，实际上藏有个人篡权的野心。林彪当上副统帅后，毛同时指定军方的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进入政治局和军委牵制林彪势力，还派出中央办公厅领导的中央警卫团担任林的警卫工作。林知道毛是在监视他，因此称病不出，尽量少管事，所谓井冈山一代的心腹也不是心腹。

政变风在中央传开，刘少奇在会议上称彭罗陆杨企图政变；李先念，康生则称，吴晗搞翻案，彭真要搞政变；陈毅居然当面质问80高龄的朱德是不是要搞政变。

结果政变阴谋还是落到贺龙头上，称他企图调他的老部下陆军第一军调到北京搞二月兵变，这当然是谣言，但说明文革时毛面临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不稳定形势。

传言纷纷，正在准备文革的毛离开北京以防万一，在外地指令成立高度保密的防止政变的“首都工作组”，直接由周恩来负责，叶剑英任组长，中央和军委其他人，以及江青等中央文革的人都不知情。工作组奉命将北京卫戍区的两个警卫师，扩大为四个师，另外在天津安排两个野战师作为预备队，此后又将38军调到北京地区加强拱卫力量。 当时的北京副市长万里也加入工作组，带领公安力量负责北京市社会安全和可疑人口的清理。  这些工作完成后，毛才回到北京，开始文革的发动。 

毛泽东发动文革不依靠军队不行，山头林立的军队又始终使他不放心。他只好不断的权衡，调和。后来还是发生武汉军区造反事件，各地军人镇压群众事件，直到林立果小舰队政变，林彪叛逃。 当作作文革支柱的军队尚且如此，不用说党政干部和派性十足的造反派的各有一套，直到天安门四五流血抗议。权威确实是相对的，绝对权威是不存在的。（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