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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八一宣言到皖南事变 下F

*1月15日*

1月15日凌晨，军部卫士连抬着身负重伤的袁国平，艰难渡过青弋江。部队在章家渡北岸休息时，躺在担架上的袁国平乘周围战士不备，举枪自尽。
（注：袁国平为新四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东南局委员，中央军委新四军军分会常委）

15日当天，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皖南事变的发言，毛指出：皖南新四军的失败，从我们自己方面来说，首先是由于新四军的领导项英、袁国平等没有反磨擦的思想准备，其次是指挥上的错误。新四军本来可以北上，但项英动摇，如不是项英动摇，是可以不失败的。对于皖南事变，我们要实行全国的政治反攻，（采取）像前年我们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时那样的非常强硬的态度。只有不怕决裂，才能打退国民党的进攻。。。对袁、项的错误须立即宣布。

该次会议非常高效，又急不可待，仿佛早有准备地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
还在抗战开始（时），项英同志即与中央存在着关于政治原则与军事方针的分歧。项英于一九三七年九月在南昌国民党省党部纪念周上发表的演说，即丧失共产党员的立场，此后，他对统一战线的了解，都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他不认识统一战线中我党的独立性斗争性，他对于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从来就没有领导过斗争，精神上早已作了国民党的俘虏，并使皖南部队失去精神准备。

在此问题上，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同志，是完全和项英一致的。他所领导的政治工作，也是失去党的独立性，引导新四军去适合国民党要求的。

三年以来，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的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后发展，反对扩大新四军，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其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其所领导的党政军内部情况，很少向中央作报告，完全自成风气。对于中央的不尊重，三年中已发展至极不正常的程度。
。。。
此次皖南部队北移，本可避免损失，乃项、袁先则犹豫动摇，继则自寻绝路，投入蒋介石反共军之包围罗网，刚刚开动走三十里，又停下来，在泾县以南之茂林村地方，徘徊不进，让反共军逐渐合围，最后，除傅秋涛同志率领一部突出外（但至今尚未脱离大包围），主力约七千人全部覆灭。该部于一月五日开至茂林，在蒋介石、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之反共军七万人合围后，仓促应战，除项英、袁国平等数人仍然表现出可耻的怯懦动摇外，全体指战员在军长叶挺与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二人领导下，与反共军激战七昼夜，展示了共产党员与革命战士的英雄气概，但由于项、袁领导错误，事先既少精神上之准备，临事复无机动作战之指挥与决心，遂至陷于失败。此次失败，是项、袁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非寻常偶然的战斗失败可比。至此次失败是否有内奸阴谋存在，尚待考查，但具中许多情节是令人怀疑的。。。对于项英压制干部积极性的家长制态度，党内不满意的人是很多的。。。

为了今后正确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胜利地进行抗日反汉奸的斗争，中央对于项英、袁国平所犯错误特有如下之决定：
（一）军队干部，特别是各个独立工作区域的领导人员。。。决不能发展到不服从中央领导与中央军委指挥，否则是异常危险的。过去的张国焘与现在的项英、袁国平，都因不服从中央而失败，全党全军应该警惕，引为鉴戒。当与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时，项英、袁国平也是参加的，但随后他们却踏上了与张国焘相类似的覆辙。。。
（二）当抗日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处于严重困难关头。。。我全党全军必须以项、袁为戒。。。方能粉碎蒋介石及国民党的反共进攻，与胜利的进行抗日战争。
（三）在全党全军的高级干部内宣布中央决定，开展反项、袁的斗争，但暂时不得向下级传达，尤不得向党外宣布。
（四）将项、袁错误提交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讨论议处。

15日晨，周恩来再找张冲催问停火令事，张以电话向蒋报告，蒋答复称:12、13日已有两令给顾，或许下达迟延，但顾不会不听命。周可电告叶项放心东进，他可再发一电给顾要他停战解围。叶剑英当日询问刘为章，刘也是同样说法。

上午10点半，何应钦在办公室召集临时会议，研究皖南善后处置办法。军令部提出了两个方案：甲案是明令撤销新四军番号；乙案是不撤销其番号，任其渡江北上，以观其动态如何，再作处置。张治中赞成乙案，白崇禧则坚持甲案，二人发生激烈争论。最终，乙案被否决，明令撤销新四军番号的决定被通过。

大约午后时分，张冲给周恩来打来电话，告之：本日十一时半，何应钦、刘为章同顾祝同通话，顾称自昨晚起前线战斗已停，也无叶挺、项英被擒下（消息）（注：叶挺14日傍晚已被五十二师控制）。周恩来要求对方保证叶、项的安全。

当天，在收到周、叶通报的“新四军北开中央绝不留难”的蒋介石表态，和孙科、冯玉祥力劝中共中央顾全大局勿施报复的意见后，毛泽东复电周恩来、叶剑英并告彭德怀、左权，刘少奇、陈毅等：蒋介石一切仁义道德都是鬼话，千万不要置信。中间派孙、冯等调和退让论是有害的。中央决定发动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只有猛烈坚决的全面反攻，方能打退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必须不怕决裂，猛烈反击之，我们‘佳电’的温和态度须立即终结。

收到毛泽东“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猛烈坚决的全面反攻”的指示后，15日亥时，刘少奇向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发出长电，提出了“在全国主要实行政治大反攻，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暂时不实行反攻”的不同意见：
现叶、项已被俘（注：项英实际未被俘）， 皖南新四军已全部歼灭。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准备作全面的大反攻，这里的同志于义愤之余，亦有立即大举反攻之主张，然根据各方面情况，平心静气一想，我们却有下列意见，望中央细心考虑。

（甲）情况：
一、全国局面，国民党未投降，仍继续抗战，对共党仍不敢分裂，且怕影响对苏联的关系，在皖南消灭我军，蒋亦曾下令制止，即证明蒋生怕乱子闹大。在此时，我党亦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分裂。何应钦下令只说严防我军报复，未说即此在全国乘机进攻我军。
二、目前华中我占领地区很大，兵力不够，仍不能巩固。皖东北敌伪匪猖獗，已全部成游击区，原来巩固地区均已丧失，淮海区亦不能支持，盐阜区土匪亦蜂起，黄桥已被敌占，海安亦有被敌占领可能。我们部队尚须休整补充。故以华中来看，能在半年、一年之内不发生大的战斗， 肃清土匪，巩固现有地区，对我为有利。

（乙）根据上述情况，我的提议：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因为：
一、目前能在军事上向国民党实行反攻者，大概有下列几着:
1、打韩德勤、沈鸿烈。
2、华中主力集中，经雪枫地区过新黄河出击。
3、陕北部队向西兰大道出击。
4、华北部队向河南或向绥远出击。
5、全国各地党部实行武装起义。
除此以外就只有个别小军事反攻之可能了。

二、上述各着，均无胜利把握，亦无大利可图，且系进攻性质，对人民、对部队、对统战朋友均无充分理由。在目前向国民党实行这种反攻和破裂，不独将引起中间分子的非议，即自己部队亦难长期在精神上维系不发生动摇，如果再遇挫折，则对我更有极大不利，那时，反共高潮更难压制，国民党更可借此向我大举进攻，故实行全面军事反攻，对我不利，且有极大危险。而政治上反攻则较易行。如
(一)向国民党抗议并发宣言，提出释放叶、项及所有被俘人员及全国所有被捕党员，不得杀害一人，赔偿所有损失及抚恤死伤，枪决上官云相等肇事凶手等要求。
(二)宣布在皖南事件未彻底解决前，华中我军决不再考虑北移之命令，国民党再向我华中进攻，即认为正式与我党破裂。
(三)在全国、全世界实行大的政治反攻，宣传抗议皖南事件，揭破国民党的分裂行为，以孤立顽固派，并在全国造成我实行军事反攻之理由。

如此我在政治上有利，在军事上稳健，可能使蒋、何在半年至一年内，不敢再向我华中进攻，使我能巩固华中阵地，以待变化。
我的意见如何，请考虑示复。

刚刚得到皖南事变消息的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和新任驻华武官兼军事总顾问崔可夫，于15日约见了周恩来、叶剑英。周恩来控诉说，何应钦和自崇禧是这一阴谋的策划者，戴笠也参与其中，但我们清楚，这一阴谋的真正鼓动者是蒋介石。潘友新表示同意这一看法，认为“必须向广大群众指明真正的祸首”。崔可夫更明确表示：我认为，在你们的政治工作中应当指明，蒋介石是所有这一切事变的祸首。周恩来问：这合适吗？潘友新持重地回答：在你们的政治阐释工作中不要援引破坏国共合作的这一阴谋的策划者—蒋介石的名字。

应毛泽东事前的要求，周恩来提出，中共希望得到苏联的大力支持，以对蒋介石实施军事反攻。对此，潘友新答复：“我认为，目前的主要敌人依然是日本，倘若中共对国民党主动展开进攻，这只会促使中国内战扩大，于抗战不利。必须千方百计保持合作；（当然）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应该自甘受辱，必须继续进行业已开始的对国民党的政治进攻。”

潘友新建议中共通过会谈解决冲突，潘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必须同蒋介石会晤，不要期待蒋介石向中共乞求，要就所有的问题进行会晤和交谈，形势要求这样做，这一会谈只会对中共和中国有利。”

15日（一说14日）这天，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发电：
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我们新四军的万人以上部队在叶挺的指挥下由长江以南地区向北转移，但受到蒋部署的七万人部队包围，双方已血战八昼夜。
（国民党）在西北已集结了30万名士兵，包围了陕甘宁边区，在其周围建起军事设施，封锁此边区几千里长的地方。
我军有被全歼的危险。与此同时，蒋介石派了20多个师对我在江苏、山东、安徽、湖北四省的游击队根据地展开了大规模进攻。他们正准备在全国范围内搞大规模的逮捕和屠杀，反革命气焰甚为嚣张。我们不能不准备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坚决反击蒋介石实施的这种广泛进攻。

同一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对新四军问题，应注意俄态敌态，英美关系，德倭关系，以及决裂后如何收拾也。

*1月16日*

16日，周恩来致电延安，传递苏联方面的意见，电报中说，苏方认为：目前局势须有全局的观察和布置，尤其要从各方面探查，蒋介石是不是与日本有秘密联络，或有新的谈判。要判断蒋是否有意破裂，不仅要注意华中国民党军，也要注意胡宗南或其他方面的国民党军的动向。虽然必须积极加强军事准备，但“今天的工作中心，仍是求得抗战继续。”

就对蒋进行军事反攻并实施报复作战，周当天再次致电延安，认为不宜打韩、沈（注：韩德勤、沈鸿烈），而应打李品仙和李仙洲。周在电报中说：打韩、沈，在政治上为报复，在军事上为攻坚，易于持久，消耗弹药，为敌增援，且可引起胡宗南在西北报复的藉口。如准备打李品仙或李仙洲，则政治上为自卫，军事上为以逸待劳，易于求得速决的运动战，且可获得补充，使韩、沈更孤单，使顽固派军队更胆寒，更可教训蒋、白。因为我们一出手，以能打得响、打得快，而仍争取抗战继续为有利。如拖和延长，消耗大，陷于被动，而造成不得不扩大局面，是不利的。

16日前后，周恩来拜访了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向卡尔“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英国政府在收到卡尔报告后，致电蒋介石表示，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攻击。

美国驻华大使詹森(NelsonTruslerJohnson)16日致电美国国务院称，蒋介石在1月12日收到新四军遭袭消息后立即下令停止了攻击；中共方面则认为局势极端危急，称如果产生国内冲突，中共将不负责任。

16日，在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等的强烈坚持下，蒋介石批准了“明令撤销新四军番号的决定”。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此虽违反我意；但事既如此，则应撤消其番号，将叶、项交军法会审，澈底解决，以立威信而振纪纲，即使俄械与飞机，因而停运不来，亦所不惜也。

*1月17日*

17日，陈毅、张云逸、邓子恢、张鼎丞、粟裕、戴季英、罗炳辉、周骏鸣、郭述申、彭雪枫、李先念、谭希林、孙仲德等新四军将领向全国发出通电，抗议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围歼皖南新四军的罪行。

17日，国民政府向全国发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解散新四军的通电》，宣布新第四军抗命叛变，撤销番号，通令如下﹕
据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删（十五日）亥电称﹕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违抗命令，不遵调遣，自上月以来，在江南地区，集中全军，蓄意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阴谋不轨，已非一日，本月初，自泾县潜向南移，竟于四日，胆敢明白进攻我前方抗日军队阵地，危害民族，为敌作伥，丧心病狂，莫此为甚！我前方被袭各部队，对此不测之叛变，若不忍痛反击，不仅前线各军之将士，无以自卫，而且整个抗战之国策，亦必被其破坏无余，瞻念前途，痛愤无已！职为应付危急，伸张纲纪，不得不为紧急处置，关于该军叛变全部阴谋，业于十三日将拿获该军参谋处长（注：指赵凌波，兼任新四军军部第一纵队副司令员）之供词，电陈钧察。兹已将该新编第四军全部解散，编遣完毕，该军军长叶挺于当日就地擒获，该军副军长项英潜逃不获，正在饬部严缉归案。所有处置新四军叛变经过，理合先行呈报，敬候钧核示遵。等语，据此，该新编第四军抗命叛变，逆迹昭彰，若不严行惩处，何以完成国民革命军抗战之使命，着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番号撤销，该军军长叶挺着即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副军长项英着即通令各军严缉归案讯办，藉伸军纪，而利抗战。特此通令。

17日当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还就皖南事变经过发表了专门讲话﹕
此次事件完全为整饬军纪问题。新编第四军之遭受处分，为其违反军纪，不遵调遣，且袭击前方抗战各部队，实行叛变之结果。缘中央为调整军事部署起见，曾于二十九年十二月九日下令（注：指1940年12月9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颁布的《展期限新四军北移手令》），限新四军全部，于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三十年一月三十一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并指定繁昌、铜陵一带，为其北移路线（注：该路线为1940年12月10日，蒋介石致顾祝同“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电令所定），讵该军并不遵照命令行动，又复藉端要索，希图延宕。顾长官为维持军令尊严，督令该军，遵由原地北渡（注：40年12月30日，顾祝同电复叶、项，再次否绝了皖南新四军以主力从苏南北渡的要求），该军悍然不顾，仍擅自行动，非特不向北渡江，而且由泾县向太平地区南窜，企图袭击上官总司令部。适第四十师由苏南换防，调至后方整训，新四军早已详悉其行军道路，及知该师于本月一日到达三溪，遂于四日晚，全部潜赴茂林（泾县南约八十里），分兵左中右三路，向该师袭击，该师仓卒被袭，不得不加以抵抗，藉资自卫，第三战区顾司令长官，为整饬纪纲，乃下令制裁。至十二日止，该军已被全部解散，所有拿获该军长叶挺等，现已交军法审讯，该军番号业经明令撤销，此该军违反军令卒被制裁之经过也。

此次新四军违令叛变，非出偶然，而实本于该军一贯之阴谋，据顾长官元亥电，转报拿获该新四军参谋处处长赵凌波之供词，即可明了其真相，该项供词如下（见本段后注）。该军叛变阴谋昭然若揭。第四十军（注：应为四十师）仓卒应战，出于自卫。顾长官对该军（指新四军）相机处置，全部编遣，实为维持军纪上必要之措施。当此全国抗战，一致团结之际，竟发生此种叛变之事，殊可痛心，中央以军令必须贯彻，纲纪必须维持，而后方能争取抗战之最后胜利，故断然将该军番号取消，并将叛军长官分别交军法审判，严缉治罪。此次事变，幸赖前方将士戮力用命，当地民众明辨忠奸，协助戡乱，而新四军官兵中大多皆深识大义，不甘附逆，纷纷投诚，用能于数日之中，平定变乱，此未始非顾长官应变若定所致云。

注：赵凌波供词如下：
（一）叶挺等奉命开动时，决意不遵令北调，早已定谋，移赴苏南，先盘踞金坛、丹阳、句容、朗溪、溧阳等县，扩充东南政治分局，加强机构，期于短期内掌握京沪杭三角地区。   
（二）先以政工人员干部官佐武装士兵陆续开赴苏南，在金、丹、句、朗、溧五县间，扩充细胞，以待全部到达后，展开反抗，并吞第二游击区内之抗战国军（注：指冷欣部），再演苏北黄桥之局势，以便向太湖浙西扩展。
（三）为要开拔费及弹药各五十万计，集中兵力于泾县、繁昌一带。
（四）嗣奉令规定由皖南原地渡江，颇为失望，但仍希领到弹款，再籍口敌舰封锁，决不由皖南渡江，以贯彻盘踞苏南之目的。
（五）第四十师由苏南换防调至后方整训，新四军详悉其行军道路嗣知该师于一日下午到达三溪与榔桥镇之间，新四军认为此乃其袭击第四十师唯一之机会。遂于江（三）日定谋，支（四日）夜全军潜赴茂林，分兵左、中、右三路取先发制人手段，以期各个击破。其所定计划，係歼灭第四十师后，即以其左支队在丁王殿板桥一带，牵制108师，以中右两支队急趋胡乐司甲路东岸一带夺仓库被服粮弹，直袭某地上官总司令部。然后与左支队分趋朗溪溧阳会同苏南部队再夹击冷欣部，及朗溪一带抗战之国军，造成扩大纷乱之局，使中央穷于应付，胁迫中央容纳其要求。
（六）叶项等微（五日）辰分发各电，婉转陈词，係故作缓兵之计，且佯示无意启衅，以便嫁祸国军。
（注：笔者感觉，该供词许多内容太过，难于取信。为加重其罪而弄出这样一份供词，原本完全占理的事，反让人怀疑是构陷了）

解散新四军通电发布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此令颁发，文人多疑惧，而军人皆赞成，此事对于俄国之关系固大，然为国家民族之独立自由计，若为处置军令，而有外人一分之干涉，则国权旁落，比抗倭失败之悲惨更甚，故决心下令严处，即使俄械已运之大炮二百门，飞机二百五十架，停止不来，亦所不来〔惜〕，且正可因此，以试验俄国助我抗战之用意如何也。
（唉，何须试验？）

得悉通电，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称：此间干部提议以陈毅代理新四军军长，立在苏北成立军部，在队号召，可否望复。

同一天，季米特洛夫给莫洛托夫（苏联人民委员会委员兼外交人民委员）打电话，告之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来的电报，莫答应把问题向斯大林反映并对蒋介石施加压力。季米特洛夫还就此事给铁木辛哥（苏联国防人民委员）去电。

17日晚，苏联外交次长洛佐夫斯基请中国驻苏大使邵力子转告国民政府：勿做使敌人快心之事。

*1月18日*

1月18日凌晨，重庆，周恩来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及“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登载于中共《新华日报》。

18日（或19日），中共在桂林所办的《救亡日报》（社长郭沫若，总编辑夏衍），因拒登国民政府中央社（中央通讯社）关于皖南事变的声明，当天报纸全部被扣，白崇禧下令逮捕夏衍。周恩来得到消息，当即通过八路军桂林办事处通知夏衍、范长江迅速离开桂林前往香港，同从重庆撤去的文化工作者合作，在香港建立对外宣传据点。

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讨论17日国民政府通电与军事委员会发言人谈话。毛泽东在会上说：国民党最近消灭皖南新四军，现在又公开宣布取消新四军，这表明国民党准备与共产党大破裂的决心。国民党干出这件大事，定有帝国主义指使，这或者是英美，或者是德义（意）。国民党（何应钦、白崇禧）“皓电”、“齐电”是准备破裂的具体步骤，我们去“佳电”不能转变其态度，这就证明国民党下了决心反共。现在国民党准备大举进攻华中部队，在各处大捕共产党员，因此我各办事处须实行自卫式的撤退。。。资产阶级中间派让我让步，顾全大局，实际上是有利于国民党而不利于我们的。

会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指出：皖南事变“是抗战以来国共两党间，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空前的严重事变”，国民党一月十七日反动命令，表示“已在准备着与我党破裂，这是七七抗战以来国民党第一次重大政治变化的表现”。中央决定：各抗日根据地经过刊物、报纸、会议、群众大会，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八路军、新四军在政治上、军事上应充分提高警觉性和作战的充分准备。

中共《中央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皖南新四军军部及主力八千余人于本月四日起，开始遵照党中央向国民党让步的决定，服从蒋介石命令，向江北移动，不料国民党当局早有“聚歼”计划，我军行至泾县之茂林即为国民党军队七个师重重包围，激战七昼夜，全部覆殁。这是抗战以来国共两党间，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空前的严重事变，应该引起全党及全国人民的注意。国民党现已公开宣布新四军叛变，叶挺交军法审判。国民党这一政治步骤，表示他自己已在准备着与我党破裂，这是“七七”抗战以来国民党第一次重大政治变化的表现。

（二）国民党这一表现的原因是：
第一，亲日派何应钦及西西系陈立夫等经过反共，准备投降的阴谋活动；
第二，顽固派头子及英美派代表，由于英美集团与德意日集团间矛盾之扩大与英美拉拢中国之积极，及日本在中国的进攻行动受到了英美的牵制等原因，他们的气焰大为高涨，认为此乃向我党进攻以巩固其统治的有利时机。皖南事变即是三国同盟以来国民党内亲日派、英美派同谋的一连串反共事变的继续发展。

（三）皖南事变及国民党的公开处理，在全国人民及全世界公正人士前面，暴露着国民党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真面目，暴露着他们的阴险毒辣，没有信义，没有道德，它将使国民党的威信大受损失，同时揭破其关于统一军令政令之宣传的全部虚伪性。因此，皖南事变同时造成了我们在政治上给国民党亲日派、英美派向我们的进攻以有力回击的有利条件。新四军是积极抗日的，北移是服从命令的，现在得着的是被消灭，被宣布为叛变与被交军法审判。一切理由都在我们方面。

（四）为了反对国民党的进攻，中央特决定：
（甲）在各抗日根据地内经过刊物，报纸，会议，群众大会，对于国民党亲日派，顽固派同谋歼灭皖南新四军的行动，提出严重抗议，并到处提出下列口号：
（子）立刻释放叶军长，释放一切被俘将士，抚恤伤亡，惩办祸首！
（丑）立刻停止华中二十万大军前进剿共，反对内战，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前线国军同八路军新四军团结起来，枪口一致对日！
（寅）立刻停止陕甘宁边区周围的碉堡线，把一万万元的碉堡建筑费，用到国防建设上去，用到改善人民生活上去！
（卯）取消一党专政，改革政治机构，实行民主政治，召集真正代表民意的国民大会，释放张学良，杨虎臣，马寅初以及一切抗日救国的政治犯。保障言论、集会、出版的自由！
（辰）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驱逐亲日派头子何应钦、陈立夫！
（乙）在宣传鼓动工作中应无情的揭破国民党当局自抗战以来对人民，对革命分子则肆意压迫与屠杀，对日寇、汉奸则消极应付与宽容，有功者罚，有罪者赏等一切倒行逆施的黑暗的反动的方面，指出只有改革政治机构，实行民主，才能使抗战坚持到最后胜利。
（丙）八路军、新四军在政治上、军事上应充分提高警觉性和作战的充分准备。
（丁）在大后方应经过各种不使党的组织遭受破坏的，侧面的，间接的方式去动员舆论与群众，特别抓住物价高涨去提高人民的不满情绪到要求驱逐亲日派，改组国民政府，实行民主抗日的水平（？）。

18日，刘少奇联名陈毅致电中共中央，报告皖南事变后工作布置的意见，再次建议：在苏北成立新四军军部，并以陈(毅)代军长。

同一天，刘、陈发出《关于驳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借口的通报》，通报运用大量“具体事实”，逐条驳斥了国民党为取消新四军而制造的种种“诬蔑”，深刻揭露了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的“真相”，通报称：所谓新四军“违抗命令，不听调动”，“不按指定路线由繁昌、铜陵一带北移，而经泾县南想袭击友军的言论，纯属捏造”。
（注：笔者认为，该通告对了解皖南事变真相是非常有价值的，但不知何故，其原文竟已销声匿迹，无从查阅了。）

18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国民党已准备破裂，你们在重庆的环境日险，应即离渝返延。

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再次致电季米特洛夫，报称：我军已被彻底消灭。新四军军长叶挺及其助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被蒋介石军队俘获。

当天，季米特洛夫就皖南事变专门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
我们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得到的两份密码电报和苏联现有的情报表明，蒋介石显然认为目前是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总攻的适宜时机，因此，他手下的将领们卑鄙地袭击新四军并进一步采取针对八路军和边区的侵略行动。
无论中国共产党人的处境如何艰难和危险，他们都不可能不反击蒋介石对新四军的强盗式进攻，也不可能不对蒋介石军队对八路军和边区的攻击进行自卫。
假如蒋介石不终止其总的侵略行动，则不可避免地将燃起内战。当然，这种战争只会对日本人有利。

为避免这样的内战，在苏联方面采取可能的措施来影响蒋介石的同时，应该在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掀起相应的运动，这将对中国政府施加一定的压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的舆论。我认为，这一运动应按下列两种方式开展：
（1）在对中国友好的外国报刊上揭露中国反动派破坏中国人民团结抗战的罪行；
（2）由中国人民的朋友（各种协会、组织、社会知名人士）向蒋介石发出抗议信并向他和中国人民呼吁不应允许爆发内战和分裂抗日统一战线，不应允许日本人用‘中国人的手’来征服中国。

我们有办法以完全可靠的方式把有关组织这一运动的指示转达给我们的朋友。
恳请告知您有关我们是否应采取这些步骤的意见。

致
友好的问候
季米特洛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