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众议院共和党人的这份调查报告本要证明：武汉病毒研究所制造、泄漏了新冠病毒；但事与愿违，适得其反，它反而从各个角度，全方位地，令人信服地，一再有力证明了：武汉病毒研究所是清白的，武汉病毒研究所没有制造新冠病毒！武汉病毒研究所没有泄漏新冠病毒！

感谢众议院共和党人的出色调查、精彩论证！

关于新冠病毒和新冠疫情，有几个问题需要我们冷静地深思。

谁在对病毒进行功能增益改造？中国科学家，还是美国科学家？

哪些实验室在进行功能增益改造实验和研究？武汉病毒研究所、P4实验室？中国的实验室，还是美国的实验室？

新冠病毒究竟出自哪国科学家之手？中国科学家，还是美国科学家？

新冠病毒首先发现于武汉，是否就肯定源自武汉？它有没有可能通过某种途径来到中国，进入武汉？

谁才是隐于幕后的，系统性地全力掩盖新冠病毒来源真相的最大黑手？

我们需要真相。

明辨真相，最需要的并不是高深的专业知识，而是最基本的常识、最基本的逻辑，或许还有，对真相的渴望，及对谎言、欺骗、愚弄的深恶痛绝。

功能增益研究，奥巴马禁令，禁令撤销，疫情出现

功能增益研究，也称为功能获得性研究（Gain-of-Function，缩写为G-o-F或GoF）或增加功能研究，是指通过基因编辑、基因改造手段，人为增强病原体（包括病毒）的致病能力，或增强、扩展病原体的感染、传播能力。

鉴于“功能增益研究”存在巨大的潜在危险，鉴于美国及世界各国多次发生实验室泄漏事故的一再警示，2014年10月17日，奥巴马政府颁布了一项“功能增益研究”暂停令，暂停了对涉及流感、SARS、MERS（中东呼吸综合症病毒）的功能增益研究的政府资金支持，并要求对功能增益研究进行广泛、健全、客观、严格的审议，确保联邦对功能增益研究的有效监督。暂停令全文参见：
http://www.phe.gov/s3/dualuse/Documents/gain-of-function.pdf

奥巴马功能增益研究暂停令并没有绝对禁止功能增益研究，它允许通过客观、严格的审议，个别批准某些功能增益研究实验或某些类别的功能增益研究实验。

奥巴马政府颁布的功能增益研究暂停令也被称为奥巴马禁令。

时隔3年，2017年12月19日，川普（Trump）政府撤销了奥巴马政府颁布的功能增益研究暂停令，允许美国科学家重新申请联邦经费，开展功能增益研究。即，川普政府全面重启了功能增益研究，美国科学家的功能增益研究（人为增强病原体致病能力，人为增强、扩展病原体感染、传播能力的病原体基因改造研究）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和联邦资金的资助。

功能增益研究支持者声称，G-o-F研究模拟了自然界未来可能发生的危险病原体基因突变，有预测、预防大流行病的作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S. Collins），NIH下属的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NIAID）所长、白宫首席医学顾问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这两个美国卫生系统的重要官员都是功能增益研究的积极支持者，他们也是川普政府撤销奥巴马禁令的重要推手。在禁令解除时，弗朗西斯·柯林斯说：“功能获得性研究非常重要，能够帮助我们识别快速演化的、对公众健康构成威胁的病原体，并制定有效对策。”

2017年12月川普政府撤销奥巴马禁令，全面重启功能增益研究，2019年11月、12月新冠疫情发生，这两件事真的没有关联吗？

自2017年12月到2019年，美国科学家在功能增益研究领域难道一事无成，没有制造出任何一种危险病原体吗？美国科学家制造出的危险病原体中，肯定没有新冠病毒吗？

新冠大疫情发生后，对川普政府撤销奥巴马禁令，对大疫情恰好发生于功能增益研究全面重启两年后，美国政界、科学界、传媒界全都讳莫如深、装聋作哑、极力回避。

唯一的例外是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 2021年6月8日，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办的“美国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听证会上，博明提出，美国应以身作则，停止功能增益研究，恢复奥巴马政府的功能增益研究禁令。博明说：“功能增益研究旨在帮助预测当前的大流行病，但实际上可能反而为这次大流行埋下了种子”。


众议院共和党新冠病毒起源调查报告

2021年8月2日（星期一），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Rep. Michael McCaul, R-TX）所领导的众议院中国工作组公布了新冠病毒溯源报告更新版。有关内容为去年9月同一个研究团队所公布的新冠病毒起源最终调查报告的补充延续。

众议院共和党新冠病毒起源调查报告中文版全文地址：
https://docs.voanews.eu/zh-CN/2021/08/07/72135fef-0add-4ab0-adcc-f71b9ddabe24.pdf

美国之音对报告的报道、介绍： 美众院共和党更新新冠溯源报告：“大量证据直指病毒来自武汉病毒所”
https://www.voachinese.com/a/us-house-gop-report-update-on-covid-origins-and-wiv-20210802/5987404.html

对该报告的初次解读参见：
驳斥众议院共和党新冠病毒起源调查报告
或
Ralph S. Baric的病毒改造与人工合成（序篇）

众议院共和党人的这份调查报告本要证明：武汉病毒研究所制造、泄漏了新冠病毒；但事与愿违，适得其反，它反而从各个角度，全方位地，令人信服地，一再有力证明了：武汉病毒研究所是清白的，武汉病毒研究所没有制造新冠病毒！武汉病毒研究所没有泄漏新冠病毒！

这份报告也堪称一部难得的厚黑学实战教材，谎言、捏造、伪证在报告中一再出现，你还可以在报告中找到各种厚黑手法的经典范例，如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偷梁换柱、鱼目混珠、无中生有、牵强附会、强词夺理等等。

尽管存在致命问题，虽然是非颠倒、漏洞百出、错误满地，虽然充斥谎言、捏造、伪证，但这份报告搜集、讨论了涉及新冠病毒起源的方方面面的大量信息，这些信息仍然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思辨、甄别、打假。对不同观点，我们的作风不是捂耳遮目、躲闪、回避，假装看不见，更不是捂盖异议，压制讨论、辩论，我们的作风是直面、正视、透析、揭伪扬真；对报告中种种信息、判断、结论研究、思辨、甄别、打假的过程，就是揭穿谎言、破解伪说的过程，也是触摸、还原新冠病毒起源真相的过程。全面、深刻地认识这篇报告的最佳途径就是阅读本文，我不谦虚地说，超越本文的解读，很难出现。

解读一、

这篇众议院共和党的调查报告有一个最基础的判断：武汉病毒研究所在进行功能增益研究。但是，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事实截然相反：武汉病毒研究所根本没有开展、实施过任何功能增益研究、功能增益实验！这一根本性错误是致命的，它使众议院共产党人的整篇报告建立在了海市蜃楼之上。

众议院共和党人为什么说武汉病毒研究所在进行功能增益研究呢？

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石正丽和团队成员葛行义曾列名Ralph S. Baric团队2015年11月9日的《自然医学》（Nature Medicine）论文：A SARS-like cluster of circulating bat coronaviruses shows potential for human emergence（一个类似SARS的蝙蝠冠状病毒群显示了产生人类流行疫情的潜力）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nm.3985
注：Ralph S. Baric（拉尔夫. 巴里克），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教授，国际顶级病毒学权威，功能增益研究的积极力行者、狂热痴迷者，病毒反向遗传克隆平台及无痕迹病毒改造技术的发明者。

这是一篇非常著名的功能增益性病毒改造、病毒嵌合论文。石正丽列名第14作者，是该论文最次要的作者，石正丽团队成员葛行义列名第9作者。虽然在论文中列名，但他们都没有参与相关的功能增益研究或功能增益实验。他们两人的贡献都是功能增益无关的；而且，他们的贡献都是之前独立于2015年论文作出的，不是专门为该论文而作的（但为该论文所用）。调查报告根本不管这些，它坚持声称，石正丽团队参与了这项功能增益研究。

关于石正丽、葛行义在2015年论文中的具体贡献情况，Ralph S. Baric的病毒改造与人工合成（序篇） 一文中有详细的分析、说明（搜索葛行义即可找到相关内容）。

石正丽还和生态健康联盟主席（首席执行官）美国人皮特·达萨克（Peter Daszak）一起合作多年，研究SARS病毒的起源以及蝙蝠冠状病毒的跨物种传播（能力），联合发表过多篇论文。2008年2月（Published online 2007 Dec 12）二人在Journal of Virology（病毒学杂志）发表过一篇论文：Difference in Receptor Usage between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 Coronavirus and SARS-Like Coronavirus of Bat Origin（SARS病毒与蝙蝠来源的类SARS冠状病毒在受体使用上的差异）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2258702/

在这篇论文中，为确定刺突蛋白不同区域在受体结合中的作用，石正丽、达萨克把SARS病毒（SARS-CoV）刺突蛋白的不同区域嵌入到Rp3病毒（一种马蹄蝠即菊头蝠冠状病毒）的骨架中，制作了多个嵌合病毒，并通过测试这些嵌合病毒刺突蛋白与人类ACE2受体的结合能力，来确定相应区域对刺突蛋白ACE2结合能力的影响。基本原理是：SARS-CoV的刺突蛋白能与人类ACE2结合，但蝙蝠冠状病毒Rp3的刺突蛋白不能与人类ACE2结合；SARS-CoV的某个刺突蛋白区域如果包含受体结合域（Receptor Binding Domain，RBD），那么把这个区域嵌入到Rp3骨架中得到的病毒的刺突蛋白将能与人类ACE2结合。

啊！用SARS来制作嵌合病毒！这太象功能增益研究了！象，但它并不是功能增益研究。为什么呢？一，它没有人为增强病毒的致病能力；二，它没有制造出对人类有害的病原体。尽管它制造的某些嵌合病毒能够结合人类ACE2并进入人体细胞，似乎扩展了Rp3病毒的感染能力。但是，实验中制造的所有嵌合病毒都是人类无害的，没有一种对人类有致病能力，它们都不能称得上是人类病原体。事实上，绝大多数蝙蝠冠状病毒都是人类无害的，Rp3病毒也是如此。Rp3的骨架对人类没有毒性（即致病力），用它的骨架制作的嵌合病毒对人类同样没有致病力。但是，用SARS病毒的骨架来制作嵌合病毒就截然不同了。

这一实验可以与制作腺病毒载体疫苗作对照。腺病毒载体疫苗也是嵌合病毒，它是用人工缺陷型腺病毒骨架+疫苗治疗目标病毒的基因片断嵌合而成的。比如，SARS腺病毒疫苗，就是用SARS病毒的刺突蛋白（全部或局部）+去除了复制功能的缺陷型腺病毒骨架嵌合制作的。制作SARS腺病毒疫苗是对病毒作功能增益改造吗？不是。那么，用SARS刺突蛋白的部分区域+Rp3的骨架制作嵌合病毒是功能增益改造，或功能增益实验，或功能增益研究吗？同样也不是。

在病毒研究中每每使用，几乎不可或缺的假病毒（Pseudovirus）也是嵌合病毒。假病毒通常是以去除了毒性（致病力）的慢病毒（如艾滋病病毒HIV-1）骨架，嵌合待研究危险病毒的待研究区域而得到的。用假病毒替代、模拟危险病毒，大大提高了研究的安全性、便利度和效率，大大降低了实验的危险性和对实验室安全条件的要求。制作假病毒这类嵌合病毒是对病毒进行功能增益改造吗？当然也不是。

注：上图是一个制作假病毒的示意图。它是将病毒A的绿色Spike蛋白（的基因段）嵌入到病毒B的红色病毒骨架（的基因组）中，病毒B的骨架已经去除了毒性基因并加入了便于观察病毒的GFP蛋白（绿色荧光蛋白）。Packaging Vector(s)中的Gag、Pol等蛋白是用来编码、组装嵌合RNA的辅助蛋白。最后收获的假病毒的RNA不应该是全红的，它应该有一截是绿色的，对应绿色刺突蛋白的基因段。

注：上图是将新冠的S蛋白（Spike蛋白，即刺突蛋白）嵌入VSVΔG骨架，制作新冠-VSVΔG假病毒的示意图。所得的假病毒可以模拟新冠病毒刺突蛋白与宿主细胞表面ACE2受体的结合并用于新冠抗体研究。VSVΔG是改造了糖蛋白G的VSV病毒（Vesicular Stomatitis Virus，水疱性口炎病毒）。

那么，什么样的病毒嵌合，什么样的病毒改造才是功能增益性的呢？

如果某种病毒嵌合，或其它病毒改造方式制造出了致病能力更强的病毒，那么它就是功能增益性的；如果某种病毒嵌合，或其它病毒改造方式扩展、增强了某个危险病毒的感染能力、传播能力，那么它也是功能增益性的。

举个例子。前面提到了2015年11月9日Ralph S. Baric团队发表于《自然医学》（Nature Medicine）的功能增益论文。这篇论文用SHC014（rsSHC014）的刺突蛋白+SARS-CoV-MA15的骨架合成了嵌合病毒SHC014-MA15。SHC014-MA15可使人、小鼠感染、致病，并可使实验小鼠致死。蝙蝠冠状病毒SHC014是人类无害的，它不会使人发病，用人类无害的SHC014改造出可使人、小鼠致病、致死的病毒，这样的病毒嵌合、病毒改造就是功能增益性的，这样的研究、实验就是功能增益研究、功能增益实验。

尽管石正丽、达萨克2008年2月的Journal of Virology论文并不是一篇功能增益论文，但众议院共和党人的调查报告认为，这是一篇功能增益论文，石正丽、达萨克在做功能增益研究。

事实上，报告中列举的石正丽、达萨克论文，没有一篇是功能增益研究论文。把达萨克和石正丽、武汉病毒研究所捆绑在一起并列为被告，是要以牺牲达萨克来转嫁、推卸美国科学家进行功能增益研究的集体责任，转嫁、推卸美国政府机构通过PREDICT项目在世界各国搜集病毒样本的政府责任（执行PREDICT项目的达萨克及生态健康联盟其实是在为美国国际开发署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工作），转嫁、推卸美国政府支持功能增益研究，以联邦资金资助美国科学家功能增益研究的政府责任。

报告还多次采信伪证，如Ralph S. Baric（拉尔夫. 巴里克）的伪证，以此证明武汉病毒研究所在进行功能增益研究，制造并泄漏了新冠病毒。在2020年9月的一次采访中，Ralph S. Baric暗示武汉病毒研究所制造了新冠病毒，这次采访谈话被报告援引为指控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证据（报告第42页）；Ralph S. Baric还答复了众议院共和党人的一份问题清单，而达萨克则从未回复（论文第68页）。我没有在报告中看到Ralph S. Baric对事实清单的具体答复，但不难想见，他会在答复中继续提供虚假证词，这些伪证将强化共和党人对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指控心态。

事实上，病毒学界顶级专家、冠状病毒研究的第一权威，病毒改造--功能增益研究的积极力行、狂热痴迷者，病毒反向遗传克隆平台及无痕迹病毒改造技术的发明者Ralph S. Baric（或其团队成员）才是新冠病毒的真正设计制造者。我已做出了部分证明，参见：
科学疯子设计的病毒集大成者（一）
科学疯子设计的病毒集大成者（二）

以真凶为人证指证无辜者有罪，真是天才的创意。

报告一再声称，石正丽团队、武汉病毒研究所在进行功能增益研究，适得其反，它反而帮助世人明确了一个重要事实：石正丽团队、武汉病毒研究所根本就没有做过功能增益研究！

报告罗列了石正丽团队、武汉病毒研究所发表过的众多论文，但是，很不巧，这些论文竟没有一篇真正涉及功能增益研究、功能增益实验，竟没有一篇是真正的功能增益论文！报告一再声称石正丽团队、武汉病毒研究所在进行功能增益研究，却连一篇真正的功能增益论文证据都提供不出来！

我浏览了报告所罗列论文中的所有可查阅论文，对每篇论文，我至少阅读了它们的摘要以确定它们的研究主旨。部分论文我早前全文阅读过。在把这些论文过了一遍之后，我得出了下述结论：报告罗列的石正丽团队、武汉病毒研究所论文，没有一篇是功能增益论文！这些论文，没有一篇增强了病毒的致病能力，没有一篇增强、扩展了有害病原体的感染、传播能力。
注：少数论文未提供地址或英文标题，无法查阅论文原文。如曾磊平的博士生论文，报告未提供论文地址，我也未能查到论文全文，但这篇论文也明显不是功能增益论文。后面还会再讨论这篇论文。

新冠病毒可能是未发表过任何功能增益研究论文的石正丽团队、武汉病毒研究所设计、制造出来的吗？

石正丽团队、武汉病毒研究所没有做过功能增益研究。明确这一点后，报告其实已经over了。但是，报告中还有大量方方面面的值得关注、研究的信息，各种真伪莫辨的神奇说法，我必须继续解读、分析、辩伪、打假下去。

解读二、

功能增益研究（功能获得性研究，GoF）的历史至少可追溯至2001年、2000年；
不晚于2008年，美国科学家已通过基因组嵌合、氨基酸替换、模拟多宿主环境加强培养、反复传代等方式，成功扩展了动物来源冠状病毒的感染适应性，扩大了其宿主范围，在实验室中合成或培育出了多种可跨物种传播， 并能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
2011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日籍教授河冈义裕（Kawaoka Yoshihiro）团队，荷兰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医学中心Ron Fouchier团队各自独立地制造出了能在雪貂间通过空气传播，可能造成人类疫情的改造H5N1禽流感病毒；
2014年10月，奥巴马政府一度颁布了功能增益研究暂停令，2017年12月，暂停令被川普政府撤销，对美国科学家GoF研究的联邦资金支持也同时被恢复；
川普政府全面重启功能增益研究两年后，新冠疫情爆发。

调查报告刻意回避了美国科学家的功能增益研究事实，刻意回避了美国政府对功能增益研究的支持事实，有意忽略了美国的功能增益研究与新冠病毒产生的关系。

报告未举出任何一篇石正丽团队、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功能增益论文，但仍把进行功能增益研究、制造新冠病毒的罪名硬扣给武汉病毒研究所；对长期进行功能增益研究，屡屡发表功能增益论文的美国科学家，报告未表示丝毫的质疑（除了替罪羊达萨克）。石正丽根本未与达萨克合作开展过任何功能增益研究，但报告却说：2015年—2017年，石正丽、胡犇（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人员，曾是石正丽的博士生）、彼得·达萨克和王林发。。。他们开展了功能增益研究，将新的和经过基因操作的冠状病毒在表达人类免疫系统的小鼠和其它动物身上实验（报告第71页）。对报告，我已经一忍再忍，但这样的无中生有、偷梁换柱、栽赃嫁祸让我再次出离愤怒！石正丽团队根本未做过这样的研究、实验！制造危险的嵌合冠状病毒，用小鼠、转基因小鼠等动物，以及人体组织样本（如人的气道上皮样本）做实验，研究人造病毒的致病效果及抗体、疫苗治疗效果，这正是Ralph S. Baric团队在2015年Nature Medicine论文和2016年PNAS论文中一再做过的事情（见下段）。报告还指控达萨克多次为中国科学家，为武汉病毒研究所撒谎、遮掩。但从报告提供的言行判断，达萨克可能反而是最诚实、最有道德良知的一位美国科学家，而唯一一个被报告指控的美国科学家，恰恰就是达萨克。整篇报告的言下之意是，石正丽等中国科学家在开展功能增益研究，除了被石正丽等中国科学家“带坏”了的达萨克，美国科学家都没有进行功能增益研究。

报告提到了Ralph S. Baric团队的两篇病毒嵌合论文（2015年11月9日的Nature Medicine论文，2016年3月14日的PNAS论文，后文还会更详细地介绍它们），这两篇病毒嵌合论文都是功能增益论文。
2015年论文用SHC014和SARS-CoV-MA15嵌合制造了可使人、小鼠发病、致死的病毒SHC014-MA15，针对SARS的单克隆抗体和SARS疫苗都不能有效治疗SHC014-MA15造成的感染；
2016年论文用WIV1（rs3367）和SARS-CoV-MA15嵌合制造了可使人和小鼠发病，可使转基因小鼠体重明显减轻并患上脑炎的WIV1-MA15，针对SARS的单克隆抗体能有效治疗WIV1-MA15造成的感染，但SARS疫苗对WIV1-MA15感染不仅没有明显疗效，还有较大副作用。
调查报告对两篇论文的组织者、负责人，功能增益研究的积极力行、狂热痴迷者，病毒反向遗传克隆平台及无痕迹病毒改造技术的发明者Ralph S. Baric未表示丝毫的质疑、谴责，反而张冠李戴地把罪名扣给了两篇论文的边缘人物石正丽。

注：
2015年Nature Medicine论文是：A SARS-like cluster of circulating bat coronaviruses shows potential for human emergence（一个类似SARS的蝙蝠冠状病毒群显示了产生人类流行疫情的潜力）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nm.3985

2016年PNA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论文是：SARS-like WIV1-CoV poised for human emergence（类SARS冠状病毒WIV1-CoV有产生人类流行疫情的潜在危险）
https://www.pnas.org/content/113/11/3048

2015年论文的病毒原材料之一SHC014病毒，2016年论文的病毒原材料之一WIV1（rs3367）病毒都是石正丽团队在云南发现的，它们是两种不能使人类发病的，对人类无害的蝙蝠冠状病毒。石正丽只是提供了原材料，并未参加两个论文的功能增益研究、功能增益实验。

而且，Ralph S. Baric团队根本不需要依赖石正丽团队的病毒原材料，他随时可以基于国际生物基因库中这两个病毒的基因序列，使用反向遗传克隆平台自行合成这两种病毒。事实上，2016年论文在合成嵌合病毒WIV1-MA15的同时，也同时人工合成了WIV1病毒；2017年6月28日，Ralph S. Baric等人发表了一篇瑞德西韦（Remdesivir）研究论文：Broad-spectrum antiviral GS-5734 inhibits both epidemic and zoonotic coronaviruses（广谱抗病毒药物GS-5734可抑制流行性和人畜共患冠状病毒）
https://stm.sciencemag.org/content/9/396/eaal3653

这篇论文中的GS-5734就是瑞德西韦。在这篇论文中，为检验瑞德西韦对各种病毒的广谱抑制效果，Ralph S. Baric等人用反向遗传克隆平台人工合成了7种冠状病毒，其中就包括WIV1（rs3367）病毒。

因为向Ralph S. Baric的2015年、2016年论文提供了病毒原材料，这两篇论文在众议院共和党人的调查报告中都成了石正丽团队进行功能增益研究的证据。

打个比方。Ralph S. Baric从石正丽的公司订购过一批精锻刚条，他把刚条压制、加工成匕首配发给手下。一天，Ralph S. Baric团伙蒙面持枪抢劫了一家银行，但一名手下在逃离时不慎将自己的匕首遗失在现场。美国警察调查发现，这把匕首是用一种特殊的精锻刚条打造的，这种精锻刚条恰好是石正丽公司生产的。天才的美国警察据此“破案”并向公众宣布，银行抢劫案现已查明，案犯就是生产匕首原材料--精锻刚条的石正丽及其公司员工。


解读三、

为说明武汉病毒研究所存在安全隐患，有可能发生了病毒泄漏，报告引用了武汉P4实验室主任袁志明2019年9月发表的一篇论文。
注：袁志明是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院长、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党委书记，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主任、虫媒病毒媒介控制学科组组长。

报告中说：
2019年9月，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主任、石正丽的上司袁志明在《生物安全与生物安保杂志》（Journal of Biosafety and Biosecurity）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以《中国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现状和未来挑战》 为标题的文章详细讨论了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建设。袁指出了多个关键问题，包括生物安全管理体系不足，实验室高效运作资源不足以及专业能力不足。袁承认，病原体、废物和实验动物管理规定的执行“需要加强” ，其透明度之高令人吃惊。在谈论中国政府提供的资源水平不足时，他说:

维修成本通常被忽略；几个高生物安全水平的机构没有足够的运营资金用于日常但至关重要的程序。由于资源有限，一些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以极低的运营成本维持运作，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根本没有运营成本。

袁还对实验室缺乏专业的生物安全管理人员和工程师表示担忧。必须要指出的是，武汉病毒所的研究人员此前曾在生物安全二级和生物安全三级的水平上对冠状病毒进行了功能增益研究。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中国疾控中心的负责人和武汉病毒所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的负责人都对这项研究及其进行这项研究的实验室的安全性表示了担忧。（以上三段内容在报告第19页）

袁志明的论文隐含着一个重要信息：习近平对微生物、病原体研究工作，对高等级生物实验室的工作非常不重视，习近平上台后或任内很可能缩紧了对武汉病毒研究所、武汉P4实验室的资金投入。袁志明很可能是通过论文的方式要钱，要求中共增加对武汉病毒研究所及P4实验室的资金投入。武汉病毒研究所接受美国资助，在中国为美国搜集病毒样本，特别是蝙蝠冠状病毒样本，恐怕也与国内的研究资金不足有关。

上述报告内容存在三个方面的错误、漏洞或自相矛盾。

第一。报告说，“武汉病毒所的研究人员此前曾在生物安全二级和生物安全三级的水平上对冠状病毒进行了功能增益研究。”（这是报告中的话但非袁志明论文中的话）这是非常荒谬可笑的说法，因为：
1) 武汉病毒研究所根本就没有进行过功能增益研究；
2) 武汉病毒研究所更不会在二级安全条件下进行功能增益研究。功能增益研究将增强病原体的致病能力，或增强、扩展危险病原体的感染、传播能力，谁会在二级生物安全条件下进行危险且危险程度不确定的功能增益研究？研究人员都不要命了吗？冠状病毒的功能增益研究至少要在三级生物安全条件下进行，一项冠状病毒研究在二级生物安全条件下进行，说明了什么？说明它根本就不是功能增益研究。
3) 在三级生物安全条件下，即在P3实验室研究冠状病毒已经足够了，没有任何可指责的地方，研究SAR、MERS、新冠都不需要四级生物安全条件，天花、汉坦、埃博拉、马尔堡、出血热等病毒才需要在P4实验室研究。

第二。袁志明的论文标题是：中国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现状和未来挑战，而不是武汉病毒研究所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现状和未来挑战。报告引用的袁志明论文内容没有一处提及武汉病毒研究所或武汉P4实验室；而且，袁志明谈论的重点是运营资金、维修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从袁志明的论文根本得不出武汉病毒研究所或武汉P4实验室存在安全隐患的结论。

第三。如果武汉病毒研究所、武汉P4实验室也存在袁志明论文所说的运营、维修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那么，一个运营、维修资金严重不足的、资源短缺的、以极低的运营成本运营的研究所或实验室，可能背负研发新冠病毒这一重大使命吗？一个在困窘中勉强维持的研究所、实验室，一批没钱缺料少防护的研究人员，艰苦卓绝、舍生忘死地进行功能增益研究，为党设计制造出了无比牛B的新冠病毒，创造了生物研究的奇迹。这样的故事，是不是过于传奇、过于励志了？

中国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生存状况如此窘迫，说明中共、习近平对病毒研究是高度重视还是极不重视？如果中共真有研发新冠病毒的雄心壮志，他的高等级实验室会如此落魄、捉襟见肘吗？


解读四、

报告的证据资料中使用了虚假的数据。

报告接着说：
耐人寻味的是，在袁发表了提出这些担忧的文章之前，2019年，武汉病毒所似乎一直在进行维护和修理项目。必须要指出的是，在进行危废处理系统改造项目时，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只运行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在设施开始运营后这么短时间内进行如此重要的翻修看起来有些不寻常。PRC政府采购网站上发布的采购公告提供了武汉病毒所两处地点看起来在持续进行维修工作的证据。（报告第19页、第20页）

报告搜集了武汉病毒研究所2019年的采购项目，并汇总制作了如下表格：

武汉病毒所2019年的采购项目汇总表

我本未打算核实上述采购信息的真实性，但表格中两个项目的预算数字还是引起了我的注意：中央空调改造工程的预算金额竟超过6亿美金（$606,382,986.11），环境空气消毒处理系统、可拓展型自动化样品存储管理系统的预算金额也超过了一亿美金（$132,200,025.47）。这两个数字实在太惊人了！

报告中，中央空调改造工程的引用资料是：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中央空调改造工程竞争性磋商（公告），资料地址是：
https://archive.is/bfoTD#selection-148.0-148.1
原始公告地址是：
http://www.ccgp.gov.cn/cggg/dfgg/jzxcs/201909/t20190916_12917765.htm

打开上述两个地址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看到，中央空调改造工程的预算金额其实是392万元人民币（392.687694万元），根本不是调查报告所说的6亿多美元，后者是前者的1000多倍！

报告中，“环境空气消毒处理系统、可拓展型自动化样品存储管理系统”的引用资料是：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环境空气消毒处理系统、可拓展型自动化样品存储管理系统采购项目中标公告，资料地址是：
https://archive.is/1nXLD#selection-148.0-148.1
原始公告地址是：
http://www.ccgp.gov.cn/cggg/zygg/zbgg/201908/t20190814_12678523.htm

打开上述两个地址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看到，这一工程的总中标金额是856.68万元（人民币），而报告却说预算金额为1.32亿美元，后者是前者的100多倍！

两项工程预算数字虚假或错误得太离谱了。

还有比数据错误大得多的问题。报告揣测了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这些项目的原因，得出了这些项目与病毒泄漏有关的判断，这是一个经不起简单逻辑推敲的错误判断。

袁志明的论文指出：中国几个高等级实验室资源有限、没有足够的运营资金，维修成本通常被忽略，一些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以极低的运营成本维持运作。。。据此判断，报告列举的武汉病毒研究所、P4实验室工程项目，很可能是以前的“欠债”。也就是说，上述项目中的一部分或全部，很可能早就应该实施了，甚至，部分项目可能在P4实验室正式投入运行（2018年1月5日）前就该完成了，但是，由于资金长期不到位，这些项目一直没有实施，或者没有按最高标准实施。延至2019年，资金问题得到了解决，以前的欠债项目终于可以启动了，一些未按最高标准实施的项目也可以改造、升级了。这很可能就是武汉研究所、P4实验室在2019年实施了多个工程项目的原因。

这些工程与报告臆想、虚构出来的病毒泄漏无关，它们不是为了应对泄漏而进行的。如果发生了病毒泄漏，那么，随之而来的将是封锁、隔离甚至完全关停，而不是急着在泄漏现场施工或立即筹备施工。如果“9月初，已经清楚的是（武汉病毒研究所）发生了一次意外释放（报告第65页）”确有其事，那么，该所可能在9月16日立即开展中央空调改造工程的招标吗？

报告称，“2019年，武汉病毒所似乎一直在进行维护和修理项目”。这能说明什么问题？能说明武汉病毒研究所可能在2019年的工程施工期间泄漏了新冠病毒吗？不能，相反，它从侧面证明了武汉病毒研究所并没有制造、泄漏新冠病毒。如前面的表格所示，相关的工程涉及多个安全子系统或多项安全保障功能，在这种持续的施工状态下怎么进行新冠病毒的研发，强行开展那样的研究、实验，和自杀有分别吗？

解读五、

为证明新冠病毒早已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且中共北京方面对泄漏早已知情，报告再一次使用了伪证。

报告中说：
委员会少数党幕僚还从一位前美国高级官员那里得到证词，陈薇将军实际上是在2019年末，而不是像公开报道的2020年1月，接管了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陈将军接管武汉病毒所的一部分显示，随着有关该病毒的消息的传播，中共对那里发生的活动感到担忧。如果她在2019年就接管了实验室，这就意味着中共更早就知道了这个病毒，而且疫情爆发开始得更早——这个话题本节有进一步的讨论。（报告第23页）

陈薇2019年末已经接管了武汉P4实验室？或者，陈薇2019年末已经进驻了武汉病毒研究所？答案是否定的。

报告后面说：9月初，已经清楚的是发生了一次意外释放。。。为了不让国家丢脸，仍然决定继续召开2019年世界军人运动会（2019年10月18日至27日在武汉举行）。（报告第65页、第66页）

如果新冠病毒9月初即已泄漏，且官方早已知情，那么，在9月、10月、11月这三个月内，陈薇为什么一直没有被派到武汉？为什么直到2019年年末，陈薇才姗姗来迟地进驻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4个月后才派出陈薇，想解决什么问题？还能解决什么问题？还有什么重大问题需要她解决？泄漏后头三个月难道一直没有需要她处理的重大状况？

以下一组疫情事实也可以帮助我们判断陈薇进驻武汉的时间：
1）民营机构首次完成对患者样本的测序是在2019年12月26日（广州微远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2） 武汉医院首次向武汉市一级卫健委、市一级疾控部门报告不明肺炎情况是在12月29日下午：12月29日下午，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副院长夏文广（官方渠道吹哨人张继先的上级）跨过硚口区，直接向省市两级卫健委、疾控处报告了该院收治的7名疑似患者的情况，要求启动应急处置工作流程。

3） 艾芬、李文亮、刘文、谢琳卡等医生在微信群先后吹响不明原因肺炎疫情警哨的时间是12月30日下午及晚上。

4） 得到武汉报告后，31日凌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才派出第一批专家组（中国疾控中心应急中心主任李群等9名专家），乘当日最早航班从北京赶赴武汉。 31日上午，国家卫健委第一批专家组抵达武汉，展开了相关检测核实工作。

5） 国家卫健委（首批）专家组成员与湖北省内专家首次研究、讨论金银潭医院收治的27名早期不明肺炎病例的时间是12月31日下午；

6） 12月31日晚，武汉市召开跨年工作会议，首次在市委一级讨论不明肺炎疫情，会议一直开到1月1号凌晨两三点钟之后。会上决定，武汉市卫健系统进入战时状态，成立应对不明原因肺炎指挥部；会议临结束时还做出了一个决定：立即关闭华南海鲜市场。

7） 武汉病毒研究所首次得到不明原因肺炎患者样本的时间是12月30日晚间（金银潭医院提供），1月2日，武汉病毒研究所完成了对患者样本的测序，确定了不明原因肺炎的病原体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

8）1月5日凌晨，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张永振团队也完成了病毒测序并率先将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上传至国际生物数据库。5日当天，上海公卫中心向上海市卫健委，国家卫健委等主管部门报告，提醒他们新病毒与SARS同源，应是经呼吸道传播，建议在公共场合采取相应疾控防疫措施。1月6日，中国疾控中心内部启动二级应急响应。

9） 1月7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时，对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具体要求内容未见披露。

10） 1月6日至10日，武汉市召开了人大、政协两会；1月11日–17日，湖北省又在武汉召开了人大、政协两会。

以上疫情事实摘录、参考自：
真实的谎言，从不明原因肺炎到新冠（上）
真实的谎言，从不明原因肺炎到新冠（中）
真实的谎言，从不明原因肺炎到新冠（下）
真实的谎言，从不明原因肺炎到新冠（续一）


我们考虑以下问题：
1） 北京方面可能在官方研究机构未完成患者样本测序，未确认病原体的情况下派出陈薇吗？
2） 北京方面可能在首批专家组未完成实地调查和情况核实，未对疫情作出初步了解、初步判断的情况下派出陈薇吗？
3） 武汉市委12月31日深夜还在开会讨论疫情，在自己没搞清楚基本情况之前，他们能向北京报告什么结论吗？在没有明确报告、明确结论，不明所以的情况下，北京凭什么派陈薇接管武汉P4实验室？
4） 如果2019年末，即12月31日前，北京方面已派陈薇接管了武汉P4，那么，为什么直到1月6日，中国疾控中心才内部启动二级应急响应？陈薇都派到武汉了，中疾控还跟没事一样，一周后才有反应，这可能吗？
5） 如果12月31日前陈薇已经接管了武汉P4，那么说明，中共此时判断事态已经非常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武汉市、湖北省还会在1月6日至1月17日期间，连续召开武汉两会和湖北两会吗？这些中共官员都悍不畏死，巴不得早点向Marx报到吗？

因此，陈薇不可能在2019年底就已进驻了武汉病毒研究所。假如陈薇接管武汉P4实验室一事确曾发生过，那么，她应该是1月7日（习近平对疫情防控作出某些指示）后，或者1月17日后的某个时间进驻武汉的。

关于陈薇于1月中下旬进驻武汉的说法，参见：中国首席生化武器专家陈薇少将接管武汉P4病毒实验室
https://www.rfi.fr/cn/%E4%B8%AD%E5%9B%BD/20200208-%E4%B8%AD%E5%9B%BD%E9%A6%96%E5%B8%AD%E7%94%9F%E5%8C%96%E6%AD%A6%E5%99%A8%E4%B8%93%E5%AE%B6%E9%99%88%E8%96%87%E5%B0%91%E5%B0%86%E6%8E%A5%E7%AE%A1%E6%AD%A6%E6%B1%89p4%E7%97%85%E6%AF%92%E5%AE%9E%E9%AA%8C%E5%AE%A4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