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接续：全面解读众议院共和党新冠起源调查报告（上）

众议院共和党新冠病毒起源调查报告中文版PDF地址：
https://docs.voanews.eu/zh-CN/2021/08/07/72135fef-0add-4ab0-adcc-f71b9ddabe24.pdf

您可下载该报告，与本文对照阅读。

解读六、

报告指责，武汉病毒研究所与中国军方存在人员关联及合作关系。

报告说：
据美国国务院2021年1月15日发布的事实清单，在疫情爆发前的几年里，武汉病毒所的研究人员代表解放军从事了包括动物实验在内的机密研究。（报告第24页）

报告提供的美国国务院2021年1月15日清单地址如下：
https://2017-2021.state.gov/fact-sheet-activity-at-the-wuhan-institute-of-virology/index.html

“事实清单”中相关的内容只有如下一处：
尽管WIV（武汉病毒研究所）将自己表现为一个民间机构，但美国已经确定WIV与中国军方在出版物和秘密项目上进行了合作。至少自2017年以来，WIV就代表中国军队从事机密研究，包括实验室动物实验。

美国如何“确定WIV与中国军方在出版物和秘密项目上进行了合作”？如果“自2017年以来，WIV就代表中国军队从事机密研究，包括实验室动物实验”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那么，美国政府手中一定有具体的动物实验情报资料，美国政府应该至少掌握了一项动物实验的下述细节的部分或全部：
实验名称、
实验目的、
实验地点、
实验病原体、
实验动物、
实验性质（攻击性质还是防御性质，是否违反国际公约）、
实验过程或实验内容，实验现象或实验效果、
实验结论
。。。

即使没有必要公开手中的全部情报资料，美国政府至少也应该提供支撑“事实”的最必要细节，以向世人表明，自己的指控并非下作的不负责任的凭空捏造，并非信口雌黄，并非无中生有，并非栽赃构陷，并非血口喷人。

那么，在事实清单上（或者在调查报告上）找得到一丝一毫的实验细节信息吗？找得到任何一项实验的名称、简介吗？nothing。事实清单名副其实，它真的只列干条，除此别无其它内容，它没有为罗列的任何一项所谓事实提供任何一项依据。事实清单页面上没有任何依据、佐证，没有任何参考资料，没有任何引用链接。各位网友不妨打开这个页面，
https://2017-2021.state.gov/fact-sheet-activity-at-the-wuhan-institute-of-virology/index.html

见识一下这个没有任何凭据的美国国务院“事实”清单。

有副面孔在我眼前狞笑着说：我们说的话就是事实，我们列出来的东西就是事实；我们所说、所列的事实不需要被第三方核实、确认；我们所说、所列的事实不需要真凭实据，我们不用为它们提供任何证据、依据，我们不负责提供核实、确定真伪所必需的细节、佐证、资料。

你见过如此霸道、野蛮、无耻，没有底线可守的指控者、执法者吗？我是第一次见到。你能想到，如同正义化身的世界第一民主国家的政府会做出这种事情吗？在此之前，我根本未想到过。

什么是流氓政府？世界上哪个流氓政府的流氓程度赶得上这个政府？世界上哪个政府的堕落程度、变质程度、异化程度赶得上这个政府？

捏造出这份无凭无据的造谣清单后，它就成了权威凭据，它将衍生出更多的谎言、谣言、构陷，如众议院共和党人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之后将扮演同样的角色，捏造、谎言、谣言、构陷将继续繁衍下去，将更加系统化。人们会认为，世界第一民主国家的政府、国务院不会凭控捏造，世界第一民主国家的众议员们不会做出一份颠倒黑白、错误满地、漏洞百出、充斥谎言、伪证的构陷、嫁祸报告。如果不是美国政府一年多来一再刻意地捏造、散布谣言、谎言，出现了明显的漏洞，我不会对它产生重大怀疑，它在我心中的“灯塔”形象不会动摇、坍塌。

本系列后续内容还将解读“事实”清单中的另一项捏造。

调查报告还指责武汉病毒研究所与中国军方有人员方面的关联、交叉，指出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两个委员会中有军方大学、军方医院、军方研究所的人员。

报告中说：
在COVID-19大流行病之前，武汉病毒所与解放军的研究人员有多种联系；武汉病毒所的英文网站上列出了好几个人。武汉病毒所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中的一名副主任委员来自第二军医大学，一名委员来自中国302军医院。新发传染病中心科学咨询委员会的成员中有军事医学科学院军事兽医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这个网站于2020年5月28日被删除，委员会的成员名单也被删除。不过，该网站的存档副本可以在网上找到。（报告第24页）

武汉病毒研究所是否应与第二军医大学、302军医院、军事医学科学院兽医研究所等军方医疗、科研机构不进行学术交流，不发生人员往来呢？我不知道恰当的答案是什么。但我认为，重要的不是他们有没有学术交流，有没有人员来往，重要的是他们共同做了什么事。武汉病毒研究所可不可以与军医大学、军医院、兽医研究所在人类传染病防治、动物、牲畜传染病防治、疫苗、抗体研发等领域进行合作？因为开展了这些合作，武汉病毒研究所就要被谴责吗？如果武汉病毒研究所与中国军方的合作不只这些，如果他们还合作进行了违反国际公约的邪恶研究，那么美国应该做什么？他们应该做的，不是谴责学术交流、人员往来，而是应该提供、展示非正当研究的具体证据。美国是否提供、展示了这方面的具体证据？nothing，无论众议院共和党人的调查报告，还是美国国务院的所谓事实清单，都没有提供、展示任何这方面的具体证据。他们只是说，武汉病毒研究所从事了军方的机密研究，包括动物实验，但根本说不出，是什么机密研究，是什么动物实验，他们连所谓动物实验的实验名称、实验动物、所用病原体都说不出来。

与军方医疗、科研机构有学术交流，有人员往来就要被谴责？就增加了制造新冠病毒的嫌疑？美国科学家、美国大学、美国科研、学术院所是否与美国军方泾渭分明、毫无瓜葛、老死不相往来？我们对照一下美国科学家与军方的交流、往来情况。示例的美国科学家就是本文多次提到的顶级病毒研究权威，顶级功能增益研究权威，快速合成病毒的反向遗传平台的发明者，无痕迹病毒改造技术的发明者，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Ralph S. Baric（拉尔夫.巴里克）。
1) Ralph S. Baric团队与迪特里克堡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U.S. Army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fectious Diseases，USAMRIID）、美国范德堡大学医学中心合作研发了可快速、精准、无痕迹合成病毒的反向遗传平台；
2) Ralph S. Baric与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共享多项病毒研究专利技术；
3) Ralph S. Baric为美国军方培养高级病毒研究人员，他的部分学生学成后进入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工作，Ralph S. Baric还为军方研究人员提供其它培训；
4) Ralph S. Baric团队2015年11月9日嵌合制作高危病毒SHC014-MA15的功能增益论文所用的培养病毒的Vero E6细胞（非洲绿猴肾细胞系细胞），是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提供的；
5) Ralph S. Baric团队2013年10月1日人工合成MERS病毒（中东呼吸综合症病毒）的论文得到了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Defense Threat Reduction Agency，DTRA)的资助。
。。。

可见，Ralph S. Baric团队与美国军方多次合作进行病毒研究，共享多项病毒研究专利技术，该团队的功能增益研究也得到了美国军方的支持。众议院共和党人指责武汉病毒研究所与中国军方的关系，但是，他们所列举的武汉病毒研究所与中国军方的关系，相比Ralph S. Baric团队与美国军方的关系，是不是太小巫见大巫了？他们使用的是同一标准，还是双重标准？Ralph S. Baric团队与军方的密切关系，不应该被谴责吗？Ralph S. Baric团队与新冠病毒的关系，不应该被调查吗？

顺便提一下。郭文贵和她的喉舌、传声筒闫丽梦声称：新冠病毒是中共制造的超限生物武器。他们说的是真的吗？如果郭文贵、闫丽梦所说的是事实，众议院共和党人的调查报告肯定会加以引用。众议院共和党人不仅未引用上述说法，更未让郭文贵、闫丽梦的名字出现在他们的报告中，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这说明，郭文贵和闫丽梦所说的，是众议院共和党人都不便利用的谎言。


解读七、

报告第II部分（II. 实验室泄漏的证据）的结论是：
虽然很多公开辩论最初大多集中在大流行病是否起源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但是现在有优势证据显示，病毒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的。鉴于武汉病毒所有文献可查的对冠状病毒进行功能增益实验的历史，包括在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专门对病毒进行基因操作，使其更容易感染人类，以及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冠状病毒样本，一名或多名研究人员偶然感染病毒并将病毒带出实验室是完全有可能的。上面列出的证据，加上中共当局的掩盖行为，强烈暗示武汉病毒研究所是当前大流行病的来源。（报告第30页）

该结论有三项错误和一处疑点。

第一，武汉病毒研究所没有泄漏新冠病毒。相关分析请参考：
武汉病毒研究所是否泄漏了新冠病毒？

第二，报告称“武汉病毒所有文献可查的对冠状病毒进行功能增益实验的历史”，但事实上，如解读一、解读二所述，报告所列举的武汉病毒所论文，无一是功能增益研究论文，报告没有提供任何可证明武汉病毒所做过功能增益研究的货真价实的论文或文献。解读一、解读二已经分析、澄清了报告列举的3篇张冠李戴、无中生有、鱼目混珠的所谓论文证据（Ralph S. Baric团队2015年11月9日的Nature Medicine论文，Ralph S. Baric团队2016年3月14日的PNAS论文，石正丽、达萨克2008年2月的Journal of Virology论文），后文还将解读、澄清更多的所谓论文证据。

第三，没有任何论文证据表明，武汉病毒研究所做过使病毒更易感染人类的的基因改造研究（这也属于功能增益研究）；武汉病毒所更不可能在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专门进行这种危险的基因改造研究，这是缺乏病毒研究常识的荒唐指控。
在P2实验室研究的病毒是人类无害病毒或非高危病毒，在P2实验室所做的基因操作、基因改造是经过充分风险评估的无害或低危操作。

如解读一、解读二所述，武汉病毒研究所没有发表过任何一篇功能增益研究论文。或者说，武汉病毒研究所没有在任何一篇论文中增强了病毒的致病能力，或扩展了有害病毒的感染能力（扩大了宿主范围），或增强了有害病毒的感染、传播能力。特别是，武汉病毒研究所没有做过使病毒更易感染人类的病毒改造研究。

第四，报告说，武汉病毒研究所“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冠状病毒样本”。武汉病毒研究所拥有的冠状病毒样本是不是世界上最多的？我不能确定，但我能确定：武汉病毒研究所拥有的病毒样本并不是世界上最多的。

“武汉病毒研究所微生物菌（毒）种保藏中心”保藏有1500余株各类病毒，
http://hb.sina.com.cn/news/b/2018-05-18/detail-iharvfhv1059861.shtml
是亚洲最大的病毒保藏库，但它不是全球最大的病毒保藏库，全球最大的病毒保藏库在美国。美国标准生物品收藏中心（American Type Culture Collection，简称 ATCC）是全世界最大的微生物保藏中心，ATCC的生物保藏品包括：4000多种人类、动物和植物细胞株，900个（菌）属的18,000菌株，以及2000株动物病毒和1000株植物病毒等等。
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E7%BE%8E%E5%9B%BD%E5%85%B8%E5%9E%8B%E5%9F%B9%E5%85%BB%E7%89%A9%E4%BF%9D%E8%97%8F%E4%B8%AD%E5%BF%83

ATCC的病毒保藏规模（3000株）是武汉病毒研究所（1500株）的2倍。

美国拥有的病毒样本总量比中国多得多，武汉病毒研究所在中国28个省市搜集的病毒样本包括冠状病毒样本，可能美国全都有备份。

2009年，生态健康联盟（主席为石正丽的长期合作伙伴皮特·达萨克，Peter Daszak）、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等机构在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下创办了一个全球性合作项目：PREDICT，PREDICT的使命是预测未来的新发人畜共患传染病。PREDICT项目与世界上31~35个国家建立了合作关系，在合作国家搜寻野生动物中的病毒样本，对之进行研究和预测。来自合作国家的病毒样本也充实着美国的病毒库。中国也是PREDICT项目的合作国。生态健康联盟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合作设立了一个PREDICT项目的子项目，即“预测：中国病原体探索(PREDICT：China Pathogen Discovery)项目”。武汉病毒研究所接受了生态健康联盟的资助（生态健康联盟背后的金主包括美国国际开发署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作为回报，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团队将他们在中国采集、分离得到的病毒样本提供给生态健康联盟（石正丽团队在中国28个省市留下了搜寻病毒的足迹），也就是间接提供给美国国际开发署或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通过这一合作模式，大批来自中国的病毒样本被生态健康联盟运送至美国保藏，并用于美国科学家的病毒研究。据统计，自2008年4月（早于2009年就已开始？）至2018年9月，通过PREDICT项目，美国从中国共获得了上万件动物及人体病毒。2019年10月（恰在疫情前？），川普政府终止了PREDICT项目。

美国病毒库相关的信息在网上不易查到，但由PREDICT项目可知，美国的病毒库汇集了包括中国在内世界上30多个国家的病毒样本，其收藏总量，应该是中国的病毒库难以相比的。

美国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病毒库，而且，美国病毒学家很早就摆脱了对自然来源的病毒样本的依赖。

2003年10月28日，Ralph S. Baric团队、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范德堡大学医疗中心在PNAS（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联合发表了一篇论文：Reverse genetics with a full-length infectious cDNA of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SARS病毒全长传染性cDNA的反向遗传学）
https://www.pnas.org/content/100/22/12995

论文宣布了一种反向遗传平台（也称反向遗传克隆平台）的研发成功。该平台使用逆转录、反向遗传学技术，能够基于基因序列快速、精准、无痕迹地合成病毒的cDNA（互补DNA，病毒RNA的DNA复制品），并在培养细胞中收获具有完全生物活性的病毒毒株。研究者用反向遗传平台人工合成、收获的第一种病毒，就是SARS病毒的克隆。

有了反向遗传平台，只要知道了已有病毒的基因序列，就能人工合成出一模一样的病毒克隆；只要设计好了新病毒的基因序列，就能人工合成、创造出没有任何人工痕迹的实验室改造病毒。

反向遗传平台问世后，从自然界搜集、分离得到的病毒样本不再是病毒研究的必须品，但病毒样本仍有重要的价值。它们是人工合成的病毒克隆的对照物；同时，有了病毒样本，不用每次都去人工合成病毒。当然，人工合成的病毒也可以作为后续研究的病毒样本。

解读八、

与2016年6月24日石正丽、达萨克Journal of Virology论文相关的是非问题。

为说明武汉病毒研究所在研究中未采取足够的安全防护措施，可能造成了病毒泄漏，报告列举了石正丽、达萨克等人共同撰写的，发表于2016年6月24日的一篇Journal of Virology论文：Bat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Like Coronavirus WIV1 Encodes an Extra Accessory Protein, ORFX, Involved in Modulation of the Host Immune Response（蝙蝠类SARS冠状病毒WIV1编码一种额外的辅助蛋白ORFX，参与宿主免疫反应的调节）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936131/
https://journals.asm.org/doi/10.1128/JVI.03079-15

这篇论文说了些什么事呢？论文指出，在蝙蝠冠状病毒WIV1（rs3367）中发现了一种独特的辅助蛋白ORFX（Open Reading Frame X，开放阅读框X），这种辅助蛋白的功能是参与调节宿主免疫反应，但对病毒复制功能来说，它不是一种必需的辅助蛋白。

为研究WIV1病毒中ORFX辅助蛋白的功能，研究者基于WIV1制作了二个人工病毒：
第一个叫做rWIV1-ΔX，它是从WIV1病毒中去掉ORFX蛋白基因后得到的病毒；
第二个叫做rWIV1-GFP-ΔX，它是给rWIV1-ΔX加入GFP蛋白基因后得到的病毒。

制作rWIV1-ΔX是为了对比有或没有ORFX蛋白，WIV1病毒的功能、特性会有什么不同，从而推断出ORFX蛋白的功能；

GFP蛋白（Green fluorescent protein，绿色荧光蛋白）能在蓝紫光线照射下发出绿色荧光，是病毒研究中常用的生物染色、指示蛋白，制作rWIV1-GFP-ΔX相当于给rWIV1-ΔX病毒打上绿色荧光指示标志，以便于实验检测、观察。

武汉病毒研究所在这篇论文的研究中同时开发出了自己的反向遗传系统，并用这一系统人工合成了论文涉及的三种病毒：天然病毒WIV1的克隆毒株rWIV1，及两种人工改造病毒rWIV1-ΔX、rWIV1-GFP-ΔX。

报告强调武汉病毒研究所在2016年开发出了反向遗传系统，暗示武汉病毒研究所具备人工合成新冠病毒的能力；报告强调武汉病毒研究所在论文研究中对WIV1进行了基因改造（改造出了病毒rWIV1-ΔX和rWIV1-GFP-ΔX），其逻辑大概是，武汉病毒研究所在2016年改造过病毒，因而有制造新冠病毒的嫌疑。

报告中的原话是这样的：
2016年，石正丽和达萨克还共同撰写了另外两篇专注于传染病的论文。一篇题为《蝙蝠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样冠状病毒WIV1编码一种参与调节宿主免疫反应的额外辅助蛋白ORFX》的论文是与王林发共同撰写的。这篇论文代表武汉病毒所研究工作向前迈出重要一步。武汉病毒所研究人员在开展这个项目过程中，创建了一个反向遗传学系统，并使用这个系统对WIV1进行基因改造。（报告第35页）

首先提请大家注意，石正丽、达萨克论文标题中的“Bat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Like Coronavirus WIV1”（即Bat SARS-Like Coronavirus WIV1）的习惯翻译是“蝙蝠类SARS冠状病毒WIV1”，报告中的“蝙蝠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样冠状病毒WIV1”可能是谷歌的机器翻译，这种翻译很吓人，似乎WIV1非常危险。虽然叫类SARS冠状病毒，但WIV1一点也不危险；虽然是少有的能进入人体细胞的蝙蝠冠状病毒之一，但WIV1不会使人发病，不会使人体产生任何疾病症状，是一种人类无害的病毒。事实上，自然来源的冠状病毒绝大多数都是人类无害的（只有4种可使人产生普通感冒），包括蝙蝠类SARS冠状病毒。2018年以前，可使人类产生严重疾病的冠状病毒只有二种（不包括来源明确的人造病毒）：2002年的SARS，2012年的MERS（中东呼吸综合症病毒）。

接下来，我要作三点说明。

第一。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团队）2016年开发出了可快速合成病毒的反向遗传系统，这能加重他们制造新冠病毒的嫌疑吗？完全相反，不必考虑其它因素，仅凭这一点就几乎可以完全洗脱他们的嫌疑，仅凭这一点就几乎可以证明：新冠病毒不是武汉病毒研究所设计、制造的。因为他们的反向遗传系统开发得实在太晚了！他们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足够的熟练度、足够的经验积累来设计和反复实验，以制造出功能极为全面、丰富、精巧的病毒集大成者--新冠病毒。参见：
科学疯子设计的病毒集大成者（一）
科学疯子设计的病毒集大成者（二）

武汉病毒研究所是反向遗传平台的发明、首创者吗？根本不是。反向遗传平台的发明、首创者是Ralph S. Baric团队、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范德堡大学医疗中心。他们开发出功能相同的反向遗传系统是在哪一年呢？2003年！（见解读七尾段）比武汉病毒研究所整整早了13年！

2016年才开发出反向遗传系统的石正丽团队，2003年就已开发出反向遗传系统的Ralph S. Baric团队，谁更有能力、更有条件、更有经验、更有时间研究、设计、实验、制造新冠病毒？

第二。在病毒研究中，难以避免地需要对病毒加以适当的改造。比如，为研究病毒中的某个蛋白的功能，需要对该蛋白进行改造或加工（如去掉或换掉），通过对比改造前后病毒特性的不同来推断该段基因的功能。
再比如，上篇解读一在讨论2008年2月石正丽、达萨克Journal of Virology论文时已经提到，制造疫苗需要改造病毒，制作危险病毒的替代、模拟物--假病毒也需要改造病毒。我们能说制作疫苗者，制作假病毒者都有制造新冠病毒的嫌疑吗？不能。改造病毒本身并没有罪，关键是做了什么样的病毒改造，及出于什么目的进行病毒改造（是为认知病毒既有功能，还是为了赋予病毒新功能）。2016年石正丽和达萨克论文所做的病毒改造是为认知病毒既有能力而作的最基本最必要的改造，这种改造并未赋予病毒新功能，特别是致病力、感染力相关的新功能。

第三。在普通病毒改造与病毒功能增益改造之间有一条红线，这条红线简单地说就是：是否把无害病毒改造成了有害病毒，是否把有害病毒改造成了更危险、更有害的病毒，是否改造出了感染范围（宿主范围）更大、传播范围更广的病毒。

WIV1是人类无害的，它的病毒骨架对人类没有致病力。石正丽、达萨克为研究WIV1辅助蛋白ORFX的功能，基于WIV1改造出的两个病毒（rWIV1-ΔX和rWIV1-GFP-ΔX）同样是人类无害的。这一论文没有增强WIV1病毒的致病能力，没有增强WIV1病毒的感染、传播能力，没有扩展WIV1病毒的感染适应性，没有扩大WIV1的宿主范围。一句话，这篇论文不是功能增益论文。

WIV1或rs3367在上篇文章中其实已经几次提到。严格地说，存在两个几乎完全相同的蝙蝠冠状病毒WIV1与rs3367，它们的全基因组序列同一性（相似度）为 99.92%（它们S1蛋白的氨基酸序列完全相同），它们的功能、特性几乎没有任何分别，在研究中使用WIV1或rs3367是等价的。为表述简便，我把它们当成一个病毒看待，并用WIV1（rs3367）或rs3367（WIV1）表示它（们）。

WIV1（rs3367）是非常特殊、神奇的蝙蝠冠状病毒。它（们）是自然界中已知的跨物种传播能力最强的病毒（与它们能力相同或相近的还有晚一些发现的WIV16病毒），它的刺突蛋白能够结合众多物种的ACE2受体，帮助病毒进入宿主细胞；它也能结合人类的ACE2并进入人体细胞，但奇特的是，它不会使人产生任何疾病症状，如同不带走一片云彩的悄然过客。几乎所有自然来源的蝙蝠冠状病毒都是人类无害的，但绝大多数蝙蝠冠状病毒不能结合人类ACE2受体，不能进入（感染）人体细胞，WIV1（rs3367）是7个例外之一。

WIV1（rs3367）在冠状病毒跨物种传播研究领域备受关注，它也得到了功能增益研究者的青睐。WIV1（rs3367）与新冠病毒有特殊渊源，新冠病毒决定ACE2结合能力的刺突蛋白RBD的5个关键氨基酸，3个与WIV1（rs3367）的对应关键氨基酸相同，一个与WIV1（rs3367）的对应关键氨基酸理化属性高度相似。

新冠、rs3367（WIV1）决定ACE2结合能力的RBD5个关键氨基酸对照表

rs3367（WIV1）第三关键氨基酸--天门冬酰胺（N），新冠第三关键氨基酸--麸酰胺酸（Q）理化属性对照表

有人参照WIV1（rs3367）的5个关键氨基酸，通过复用和替代，设计出了新冠病毒的5个关键氨基酸。可能是谁呢？rs3367、WIV1都是石正丽团队发现的，但对它们研究最多、最深，并将之用于功能增益研究的，是Ralph S. Baric团队。关于新冠、WIV1（rs3367）、Ralph S. Baric团队的关系，可参考：
科学疯子设计的病毒集大成者（一）
新冠RBD5个关键氨基酸抄袭、修改自rs3367

回到报告。报告中说：
根据论文，使用这个活体病毒（WIV1）的所有实验都是在二级生物安全水平条件下进行的， 这种条件不要求防毒面罩或生物安全柜。（报告第36页）
注：论文仍指解读八篇首提到的2016年6月24日的石正丽、达萨克Journal of Virology论文，解读八的内容都是围绕这篇论文展开的。

报告还说：
SARS-CoV-2是由武汉病毒研究所在2019年9月12日之前的某个时候意外释放的。病毒被释放是由于糟糕的实验室安全标准和操作，在包括二级生物安全水平在内的并不充足的生物安全水平下从事危险和不当的功能增益研究使得问题更加严重。（报告第70页）

所谓在二级实验室进行功能增益研究的问题在解读三中已经作过说明、澄清了。报告这两段存在4项错误：
1) 再次强调，武汉病毒研究所没有释放或泄漏新冠病毒。有关分析参见：
武汉病毒研究所是否泄漏了新冠病毒？

2) 如上篇解读一、解读二所分析、解说，及其它内容一再强调的，武汉病毒研究所没有从事过功能增益研究，他们从未发表过任何一篇功能增益论文。

3) 武汉病毒研究所更没有在二级生物安全条件下（P2实验室）从事危险的功能增益研究。众议院共和党人需要明白如下常识：研究人员不会在P2实验室进行危险的功能增益研究；一项研究可在P2实验室进行，说明该研究不是功能增益研究，而且，它的研究对象是人类无害的微生物，或者是非高危的病原体。

4) 石正丽、达萨克2016年6月24日的Journal of Virology论文根本不是功能增益研究论文，如前所述，它没有增强研究对象WIV1（rs3367）的致病能力，没有增强它的感染、传播能力，没有扩展它的感染适应性和宿主范围。同时，WIV1病毒本身是人类无害的，研究中制作的它的两个衍生体rWIV1-ΔX和rWIV1-GFP-ΔX也是人类无害的。该研究没有使用、制造任何高危病毒或高危病原体，它完全可以在二级安全条件下进行，即在P2实验室进行。这没有违背实验室安全标准，没有压低实验室安全标准，没有任何不当之处。

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达萨克会在P2实验室研究危险病毒或进行危险的功能增益研究吗？
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人员太视死如归，业务水准太糟糕，还是众议院共和党人的常识、逻辑太糟糕？
是石正丽、达萨克太不职业太不老练，还是众议院共和党人太自以为是太外行？
是石正丽、达萨克工作方式不规范，工作作风不严谨，还是众议院共和党人欠缺专业知识和专业素养？或者他们背后的技术支持者们有意混淆是非、煽惑世人？


解读九、

与2017年11月30日石正丽团队PLOS Pathogens论文相关的是非问题。

继2016年6月24日Journal of Virology论文之后，报告又列举了石正丽团队（列名的共同作者还包括达萨克、王林发）2017年11月30日发表的一篇研究SARS病毒起源的PLOS Pathogens（公共科学图书馆·病原体，国际病原学领域著名学术期刊）论文：Discovery of a rich gene pool of bat SARS-related coronaviruses provides new insights into the origin of SARS coronavirus（SARS相关的蝙蝠冠状病毒丰富基因库的发现为SARS病毒的起源提供了新的见解）
https://journals.plos.org/plospathogens/article?id=10.1371/journal.ppat.1006698

这篇论文说了些什么呢？它的篇幅相当长，信息量很大，我将其内容简单归纳如下：
1) 石正丽团队在距云南昆明约60公里的一处洞穴，收集了64个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的蝙蝠消化样本（肛门拭子或粪便）。该洞穴有多种马蹄蝠（即菊头蝠）栖息，石正丽团队已对该洞穴进行了为期五年的纵向监测和蝙蝠冠状病毒收集；
2) 从64个样本中的49个扩增出了蝙蝠冠状病毒的RBD序列，从中挑选了具有代表性的11个RBD序列作进一步研究。注意：仅从一个样本中成功培养出了蝙蝠冠状病毒毒株（Rs4874），这是从64个样本中得到的唯一蝙蝠冠状病毒毒株；
3) 从11个RBD序列的对应样本中进一步分析出了11个冠状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这11个全基因组序列中的10个不是直接分析病毒毒株得到的，不存在它们对应的病毒毒株；
4) 11个新发现的病毒（其实是Rs4874，及10个分析出的基因序列），加上以前发现的4种病毒（rs3367、rsSHC014、WIV1、WIV16），一共15种病毒被作为继续研究的对象；
5) 分析、对照了15个病毒与SARS病毒（SARS-CoV）基因序列的整体相似度，分析、对照了它们与SARS病毒在S1蛋白（刺突蛋白的一部分，也叫受体结合亚基） 、RBD（受体结合域，S1蛋白的一部分）、ORF8（一种辅助蛋白）、NTD(N terminal domain，N端结构域，S1蛋白的一部分)等编码区域的局部相似度，发现多个病毒与SARS病毒分别在不同的局部区域高度相似；
6) 分析了15个病毒间基因序列的相关性，发现了多个疑似重组迹象，推测所研究山洞中的蝙蝠病毒间发生过频繁的自然重组事件。进而探讨了这些病毒与SARS病毒之间的进化渊源，推测SARS病毒的直接祖先与这些病毒的祖先存在进化亲缘关系，猜测SARS病毒可能起源于该蝙蝠洞穴；
7) 在10种无毒株的新病毒中又挑选了8种，用它们的刺突蛋白（基因序列）和WIV1病毒的骨架（全基因组序列）制作了8个嵌合病毒并获得了嵌合病毒的毒株。8个嵌合病毒是使用2016年6月24日Journal of Virology论文研发的反向遗传平台（参见解读八）合成的；
8) 实验发现，对应新病毒Rs4231和Rs7327的两个嵌合病毒WIV1-Rs4231S和WIV1-Rs7327S能够通过结合Vero E6细胞（非洲绿猴肾细胞系细胞）的ACE2受体感染（即进入）细胞，并在细胞内有效复制，其它6种嵌合病毒都不具备这一能力；唯一获得病毒毒株的新病毒Rs4874也具有同样的Vero E6细胞进入能力（Rs4874已经有毒株了，没有用它再去制作嵌合病毒）；
9) 进一步实验发现，WIV1-Rs4231S、WIV1-Rs7327S和Rs4874还能通过结合ACE2受体感染（进入）HeLa细胞，并在细胞内有效复制。HeLa细胞是一种人类宫颈癌细胞，是生物学、医学研究中使用最广泛的人类细胞；
也就是说，新发现了三种通过结合ACE2，能够感染（进入）灵长类细胞和人类细胞的可跨物种传播的特殊蝙蝠冠状病毒（一种有病毒毒株，另二种只有分析得出的基因序列）。之前发现的这类特殊蝙蝠冠状病毒还有4种：RsSHC014、Rs3367、WIV1、WIV16。
10）后面的小部分内容与调查报告所说内容无关，我就不介绍了。

那么，调查报告对这篇论文又说了些什么呢？报告说：
此外，武汉病毒所研究人员还利用一年前他们首次推出的反向遗传学系统，将不同的与SARS类似的冠状病毒的刺突蛋白插入WIV1，创造了八株不同的嵌合病毒。其中两株嵌合病毒（WIV1-Rs4231S和WIV1-Rs7327S）和一种天然病毒（Rs4874）都在表达 hACE2 （注：human ACE2）的细胞中复制。
再次要强调的是，武汉病毒所研究人员在武汉国家安全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投入运转前的2017年，就创造了能够感染人类的嵌合冠状病毒。（报告第36页）

报告称，“武汉病毒所研究人员。。。将不同的与SARS类似的冠状病毒的刺突蛋白插入WIV1。。。”。请问，“SARS类似的冠状病毒”是不是很危险的病毒？“将不同的与SARS类似的冠状病毒的刺突蛋白插入WIV1”是不是很危险的操作？

答案都是否。首先，WIV1及新发现的病毒都是“SARS-Like冠状病毒”（或SARS-Related冠状病毒），但将它们称为SARS类似的冠状病毒”是不准确的，“SARS-Like冠状病毒”的准确全中文翻法是“类SARS冠状病毒”。类SARS冠状病毒并不危险，类SARS冠状病毒的致病能力与SARS不仅不相似，而且相去万里。类SARS冠状病毒中，致病能力与SARS类似的只有一种，就是新冠病毒。其它类SARS冠状病毒，除不超过两种可引发普通感冒外，其它全都不会使人发病。已知的蝙蝠类SARS冠状病毒都是人类无害的，包括WIV1（rs3367）。既然致病能力、危险程度和SARS毫无类似之处，为什么还叫SARS-Like或者类SARS冠状病毒呢？因为它们和SARS病毒同处冠状病毒β谱系的B支系（第二支系），相比其它支系的冠状病毒，如C支系的MERS病毒（中东呼吸综合症病毒），它们的基因序列与SARS更接近，更类似（如果属于第三支系，那么，它们就要叫类MERS病毒了）。一句话，蝙蝠类SARS冠状病毒不是危险病毒，研究蝙蝠类SARS冠状病毒不是危险研究，除非在对这些病毒进行功能增益改造。

报告说，“武汉病毒所研究人员。。。将不同的SARS-Like冠状病毒的刺突蛋白插入WIV1，创造了八株不同的嵌合病毒”。 这是事实吗？确实如此。

为什么不直接研究8个蝙蝠SARS-Like冠状病毒，而要研究用它们制作的嵌合病毒呢？因为这8个病毒根本就没有毒株可供研究，石正丽他们只从样本中分析出了这8个病毒的基因序列。

为什么不基于基因序列，使用反向遗传平台直接合成、获得这8个病毒的毒株，而要合成、获得嵌合病毒的毒株呢？因为用8个病毒的刺突蛋白序列与WIV病毒合成嵌合病毒，所得到的8个嵌合病毒的骨架都来自WIV1，它们的其它部分都相同，不同的只有刺突蛋白，这样可以更清晰、明确地对比8个刺突蛋白的功能、特性。

制作嵌合病毒是不是很高端很牛B？是不是能制作嵌合病毒就有制造新冠病毒的嫌疑？绝非如此。解读一、解读八已经一再指出，制作嵌合病毒或对病毒进行适当改造在病毒研究中非常非常常见，非常非常普通。在病毒研究中每每使用的，危险病毒的替代、模拟物--假病毒就是嵌合病毒，

（新冠-VSVΔG假病毒示意图，此图说明见解读一）

广泛使用的腺病毒（载体）疫苗也是嵌合病毒，它是将SARS病毒的刺突蛋白（S蛋白，Spike蛋白）嵌入到去除了复制能力的缺陷型腺病毒骨架得到的。

对病毒学家来说，制作嵌合病毒毫无高端可言，甚至，可以说它是一种烂大街的技术。早在2003年-2004年，SARS病毒的腺病毒疫苗就已经问世了。

我们能说制造假病毒这种嵌合病毒的科学家行为不端吗？我们能说制造腺病毒疫苗这种嵌合病毒的科学家有罪吗？同样，为检验新发现蝙蝠冠状病毒刺突蛋白的ACE2结合能力而制作人类无害、无功能增强、扩展的嵌合病毒，这种非常非常正常的病毒研究，有什么可指责的？

报告称，“武汉病毒所研究人员还利用一年前他们首次推出的反向遗传学系统。。。”。武汉病毒研究所2016年首次推出反向遗传系统，这是不是说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技术很先进很牛B？完全相反，这说明他们落后得太多了！美国科学家首次推出反向遗传系统是在哪一年呢？2003年！比武汉病毒研究所早了整整13年！相关内容在解读七、解读八中已经提到过，我们再稍作重复。

Ralph S. Baric团队早在2003年SARS疫情结束后，就与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U.S. Army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fectious Diseases）、美国范德堡大学医学中心（Vanderbilt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合作研发出了可快速、精准、无痕迹合成病毒的反向遗传克隆平台，使用该平台合成的第一种病毒，就是SARS病毒：他们使用该平台人工合成、组装了SARS病毒的cDNA并成功获得了具有细胞感染能力和传染性的SARS病毒的毒株。

2003年10月28日，Ralph S. Baric团队、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范德堡大学医疗中心在PNAS（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联合发表了一篇论文：Reverse genetics with a full-length infectious cDNA of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SARS病毒全长传染性cDNA的反向遗传学）
https://www.pnas.org/content/100/22/12995

这篇论文宣告了反向遗传平台的问世。

报告称，“再次要强调的是，武汉病毒所研究人员在。。。2017年，就创造了能够感染人类的嵌合冠状病毒”。这是事实吗？是事实，但更准确地说，是武汉病毒所研究人员在云南昆明附近洞穴中新发现了3种能够感染人类的蝙蝠冠状病毒，论文制作嵌合病毒，就是为了间接检验新发现病毒是否能够感染人类，二种能感染人类的嵌合病毒是研究中的副产品，不是研究的基本对象。

解读八已经指出，WIV1病毒虽然能够进入（感染）人体细胞，但不会使人发病，是人类无害的蝙蝠冠状病毒。WIV1的骨架对人类没有致病力，以这一骨架制作的8个嵌合病毒也是人类无害的；WIV1-Rs4231S、WIV1-Rs7327S这两个嵌合病毒之所以能够感染（进入）人体细胞，是因为它们的刺突蛋白来自新发现病毒Rs4231、Rs7327，它们实际上继承了这两种病毒的人体细胞进入能力。2017年石正丽团队PLOS Pathogens论文所作病毒嵌合没有增强病毒的致病能力，没有增强、扩展病毒的感染能力，没有扩大病毒的宿主范围，它不是一篇功能增益研究论文。

“武汉病毒所研究人员在。。。2017年，就创造了能够感染人类的嵌合冠状病毒”，这是不是很高端很牛B的事？压根就谈不上。

腺病毒疫苗就是能够感染人类的嵌合病毒，它们通过感染人体细胞来刺激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前面已经指出，SARS腺病毒疫苗2003年-2004年就已经问世了。

在病毒研究中广泛使用的，用来模拟或替代危险病毒的假病毒是嵌合病毒，用SARS刺突蛋白制作的可感染人类的假病毒同样很早就问世了，它与SARS腺病毒疫苗的制作原理相同。下图也适用于以SARS刺突蛋白制作的假病毒。

请诸位回答我，“武汉病毒研究所2017年就创造了能够感染人类的嵌合冠状病毒”，这件事值得一提吗？值得大惊小怪吗？能把它拿来作为指控武汉病毒研究所制造新冠病毒的证据吗？

我们应该了解、对照一下，美国科学家制造嵌合病毒，制造能够感染人类的嵌合冠状病毒，制造功能增益性嵌合冠状病毒的历史。

前文已经指出，2003年10月，Ralph S. Baric团队、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范德堡大学医疗中心联合研发了反向遗传克隆平台，这一平台可快速、精准地合成病毒，为病毒研究及病毒基因编辑、基因改造提供了巨大的便利。使用反向遗传平台，只要知道了某个病毒的基因序列，就能把该病毒合成、组装、复活出来，设计好了新病毒的基因序列，同样可以把它合成、组装、复活出来。也就是说，反向遗传平台不仅可以快速、精准地合成既有病毒的克隆，还能创造、合成人类设计、改造的，之前并不存在的病毒。

反向遗传平台可以精准地合成、获得与已知基因序列完全一致的病毒毒株或病毒克隆，也可以精准地合成、收获与所设计基因序列完全一致的，之前并不存在的新病毒的毒株。反向遗传平台实际上提供了一种无痕迹的病毒改造技术。

2003年反向遗传平台开发成功后，Ralph S. Baric团队使用该平台合成过无数病毒，该团队2003年后（我阅读过的）的每篇论文，都使用反向遗传平台合成了一种或数种病毒。在2017年6月28日验证瑞德西韦广谱抗病毒能力的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论文中，该团队使用反向遗传平台一次合成了7种病毒（参见解读二）。

Ralph S. Baric团队使用反向遗传平台合成的病毒包括自然来源病毒、人工嵌合病毒、其它基因编辑、基因改造病毒，包括功能增益性质的基因改造病毒。在该团队设计、制造的功能增益性基因改造病毒中，一部分是扩大了宿主范围，具有跨物种传播能力的病毒，一部分是对人或动物有严重致病能力甚至致死能力的危险或高危病毒（包括使用抗体和疫苗治疗无效的高危病毒），还有同时兼具前两种情况的基因改造病毒。

Ralph S. Baric团队使用反向遗传平台合成功能增益性人工改造病毒的历史至少可追溯至2008年。

2008年12月16日，Ralph S. Baric等人在PNAS（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Synthetic recombinant bat SARS-like coronavirus is infectious in cultured cells and in mice（合成的重组蝙蝠类SARS冠状病毒在培养细胞和小鼠中具有传染性）
https://www.pnas.org/content/105/50/19944

该论文使用反向遗传平台合成了可感染人类，可跨物种传播的嵌合冠状病毒Bat-SRBD，Ralph S. Baric是此论文的第一通讯作者。论文有关要点如下：
1) 首先基于4种蝙蝠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设计了一个4种病毒的共有基因序列。涉及的4种蝙蝠病毒是：HKU3-1、HKU3-2、HKU3-3 和 RP3。Rp3就是解读一提到的，石正丽、达萨克2008年2月Journal of Virology论文中用到过的蝙蝠冠状病毒；
2) 基于共同序列，使用反向遗传系统首先人工合成了一个以该共有序列为基因序列的病毒Bat-SCoV；
3) 将SARS病毒刺突蛋白的RBD（Receptor Binding ，受体结合域）嵌入到Bat-SCoV的骨架中，替换掉Bat-SCoV的RBD，合成了嵌合病毒Bat-SRBD；
4) 实验表明，Bat-SRBD能有效感染表达人类ACE2的转基因小鼠DBT细胞、表达果子狸ACE2的转基因小鼠DBT细胞，以及灵长类动物的Vero E6细胞，并在细胞内大量复制。Bat-SRBD还能感染人气道上皮的纤毛细胞。

注：小鼠DBT细胞，指小鼠延迟脑肿瘤细胞，或称为小鼠星形细胞瘤迟发性脑瘤细胞。

这一论文经过对蝙蝠冠状病毒的两轮人工改造、合成，改造出了一种能同时感染人类、非洲绿猴、果子狸、转基因小鼠的人工病毒Bat-SRBD，它不仅能够感染人体细胞，还具有跨物种传播能力。

这篇2008年12月16日的PNAS论文人为扩展了4种蝙蝠冠状病毒的感染适应性，扩大了它们的宿主范围，把只能感染蝙蝠的蝙蝠冠状病毒变成了可感染多个物种（包括人类）的可跨物种传播的病毒。这是一篇功能增益论文。

石正丽团队、武汉病毒研究所从未做过类似的人为扩大病毒宿主范围的研究。

这篇论文相关研究是在美国国立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NIAID）的支持下进行的。NIAID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的下属机构，十几年来，NIAID的所长一直是现任白宫首席医学顾问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福奇、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S. Collins），这两个美国卫生系统的重要官员都是功能增益研究的积极支持者，也是川普政府撤销奥巴马禁令的二个重要推手（2017年12月）。这两个人长期支持Ralph S. Baric团队的病毒改造研究，包括功能增益研究，在奥巴马功能增益暂停令（2014年10月）颁布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还特别批准Ralph S. Baric团队继续开展两项功能增益研究。在NIH支持下，Ralph S. Baric团队完成了两项SARS相关的功能增益研究，先后发表了2015年11月9日的Nature Medicine论文和2016年3月14日的PNAS（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论文（两篇论文的简介在解读一、解读二中）。福奇为什么长期声称新冠病毒来自动物？他和美国政界、科学界其他“新冠动物来源论”者是在为中共打掩护吗？是在为中共撒谎吗？是在为中国科学家两肋插刀吗？

请诸位回答我：没有做过功能增益研究的石正丽团队、武汉病毒研究所，和有十多年功能增益研究经验的Ralph S. Baric团队，谁更应该被质疑，谁更应该被指控，谁更应该被调查？

石正丽团队和Ralph S. Baric团队都在从事（冠状）病毒跨物种传播领域的研究，但他们的研究方式、研究途径、研究内容有着本质的区别。

Ralph S. Baric团队的多篇论文显示，他们做过大量的功能增益研究和实验，他们在长期积极探索各种基因改造方法，以增强病毒致病能力，增强病毒感染能力，扩展病毒宿主适应能力，扩大病毒宿主范围。Ralph S. Baric团队不是在病毒研究中偶然制造出了危险病毒，他们在有目的地刻意尝试制造、培养各种危险的病毒人工改造物，人工变异体。

石正丽团队则致力于SARS病毒的溯源，长期在自然界中搜寻、发现象SARS那样可跨物种传播的蝙蝠冠状病毒，并研究它们跨物种传播的机制。石正丽团队大把大把的时间都花在了搜寻、分析蝙蝠病毒样本上。石正丽团队在研究中不可避免地对病毒进行过必要的嵌合或其它改造，但他们的病毒改造以解读、认知病毒的既有特性、功能、机制为目的，他们没有为病毒增加新的特性、功能、机制，他们没有增强病毒的致病能力，没有增强病毒的感染能力，没有扩展病毒的宿主适应性，没有扩大病毒的宿主范围。石正丽团队没有任何功能增益研究的论文记录、文献记录。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