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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1860- 1935)是美国首次女权主义运动的主要理论家和活动家之一。吉尔曼在她当时主办的报刊和杂志中提出了一些著名的观点，例如妇女应该从繁琐的家务中解放出来，经济上应该独立，不依附于男人，等。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有些理所当然，但是在百年以前，这些论点却是挑战男权主义的麦芒，有些石破天惊的味道。今天，吉尔曼留下的文献中以她的短篇小说“黄色壁纸” (The Yellow Wallpaper)最为著名。“黄色壁纸”第一次发表于1892年，是基于作者自身的经历和遭遇通过一定的艺术加工而改写而成的小说，虽然它并不以文采和写法见长，但是基于它的真实性和它所包含的比较激进的观点，这篇小说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刚一发表就毁誉参半。小说的女主人公在故事开始时被诊断得了轻度的神经紊乱症，她的医术精湛的丈夫约翰按照当时流行的“静养疗法” (Rest cure) ，在根本不对他妻子咨询的情况下，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她送到一环境幽雅的别墅强行治疗。这座别墅是一古老的哥特式城堡建筑，位于空气新鲜、环境优雅的偏僻郊区，富丽堂皇，租金昂贵，但是也显得荒凉。约翰认为这是给他的妻子进行“静养疗法”的理想场所，为此不惜重金先租用三个月以观察疗效。女主人公所住的房间是一间宽敞明亮、通风设施良好的豪华卧室，专门供疗养之用，墙壁四周贴有黄色的壁纸，壁纸上有一些纵横交错的格子，格子里有一些包括人头图像在内的图案。女主人公被强制在这间疗养室疗养，直到她几乎发疯为止。虽然，“静养疗法”在当时是很流行的治疗精神病的疗法，对很多人也确实有不错的疗效，本文的主人公几乎被导致发疯这个案例也可以看成偶然的、非必然的事件，但是这个事件背后的原因却是有代表性的，那就是十九世纪末男性对女性的压倒性的统治地位，女性实际上是父权社会的从属物。这种从属关系直到现在还普遍存在。约翰虽然善良，爱他的妻子，但是他自以为是，压根儿就不相信他妻子是个潜在的重度精神病患者，总以为他是医生，按照流行的方案就可以使其妻子痊愈。换句话说，女主人公导致精神失常是人为的灾祸，是当时病态社会压力下导致的失常；文章是对男性在社会和经济上占据支配地位的批判和控诉，是对提高女性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提倡男女平等的强烈呼吁。
故事是从主人公的自我描述她的心理以及精神上的感受开始的。那时她刚刚患了一种轻读的心理抑郁症状，他的名医丈夫约翰决定用“静养疗法”对其妻子治疗。作出这种未经商量的治疗方案的决定在当时男权当道的社会里，虽然看似普通平常，不过却也暗示了占据统治地位的约翰和从属地位的妻子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而正是这种地位的不平等导致了主人公由轻度的心理抑郁症，恶化成精神失常，几乎导致疯癫。当她患了 “暂时性的精神抑郁----轻读的歇斯底里倾向”病症时，她医术精湛的名医丈夫甚至不愿意相信她确实患病了。在写到“静养疗法”时，她不无讽刺道，“约翰是名医，也许这就是我为什么不能好得更快的主要原因！我压根儿就反对他们的意见和想法”。她被告知在彻底痊愈之前，她被禁止“工作”。她反驳道，一些令人心神愉悦的、能给人带来兴奋和变化的工作，对她的康复很有帮助，而这样的工作就包括她很珍爱的写作，可惜这被约翰完全禁止了。她甚至不切实际地幻想能给她“少些反对，多赋予些社会责任和鼓励”。不尽如此，当约翰决定租下那栋哥特式的大厦后，她就抵触地写道，“……它总有些令人觉得奇怪的地方”，等。这些抵触情绪实际上在表明，她潜意识里认为“静养疗法”对她根本不适用。也就是说，她周围的男人那种限制她的自由和创造力的做法实际上是错误的。他们始终认为，如果对她进行休息治疗，她没有什么理由不彻底治愈。
她的名医丈夫约翰始终坚信他知道最佳治疗方案，为此他把她关进了那栋哥特教堂大厦里面的疗养室，尽管她反复抗议说“我根本不喜欢这间房子”。首先，约翰为她挑选了这栋位于乡村的疗养大厦。于约翰来说，这再有理不过了，但是对女主人公来说，这大厦和房子就如同坚固的牢房，使得她和外部世界彻底隔绝起来，“因为这里有铁栏杆，厚厚的石头墙壁和铁栅般的大门，再加上铁锁。”然后约翰又为她选了间贴有黄色壁纸的的房间，从这间房子里到处可见钉了隔条的窗户，笨重的床架和楼梯。在女主人公看来，这正是她丈夫囚禁她的囚房。“我每天就如同按步就班完成作业一样，他为我准备了一切，预定了一切，将我看成一个甜美的宝贝孩子。”事实上约翰成天用一些和小孩类似的词语称呼她，看护她，完全将她当成没有任何主见的孩子。约翰也禁止她在康复过程中做任何需要动脑筋的活，例如写作，“他很讨厌我哪怕写一个字。”她在这种“虐待性质的疗养”中觉得她已经成了约翰的负担，成了社会的累赘，“我这些精神上的感觉真的令人绝望。”这表明，传统的疗养方法对她失效，她的病情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急剧恶化。由于无所事事，加上极度的自卑和苦闷，她最后完全将她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有人头的恐怖的黄色壁纸，对上面的图案产生了浓厚兴趣，“我对它们充满了期待，”她把那些墙纸的人当成了自己，那些墙纸上的格子和图案就是禁锢她的房间，乃至产生幻觉导致精神失常。
小说里黄色壁纸是女性在现实社会里受到压制和不公平对待的象征。对女主人公来说，黄色壁纸里的那些图案，特别是那些格子形状的，表示在男性主导的社会里女性的自由受到剥夺和禁锢，“它如同在你脸上抽打，然后将你击倒，将你拭杀。这真是一场恶梦。”这显然是女性受到压迫后要求平等和尊重的一种诉求。“在我的幻想中，是那些图案使得她一筹莫展，”她继续说道，“但是无人能够逃脱那些图案的扼杀和禁锢。如果她们(指图案中的女子，笔者注)爬出了一些，她们又会再次遭到扼杀和禁锢。”她在阳光灿烂的白天一动也不动，强迫自己入睡，尽管她难以入眠；而在夜晚时她却高度兴奋，在她的幻觉中，她总是试图从那些墙纸里的格子里逃出来。在她看来，白天就是男性和他们主宰的社会，而夜晚和月光才属于她。那个在黄色墙纸里挣扎的女人们实际上就是指主人公自己和女性整体，所以黄色壁纸图案和里面的女人实际上是当时男性主导的社会里女性现状的一个缩影。小说的高潮出现在结尾部分，女主人公在精神彻底崩溃之时最终从那间疗养室爬了出来，她撕毁了几乎所有的壁纸，对她的丈夫约翰说，谁也不能将她再投进那间牢狱一般的房间了。约翰目瞪口呆，最终晕倒，而她就从他的身体上爬过，逃离了那间房子，可惜女主人公最终还是精神失常了。作者吉尔曼通过女主人公之口，将这些疯狂的非理性行为隐喻成女性从社会受到的压迫、忽视和不平等对待。小说戏剧般的结尾也表明了作者对实现男女平等的渴望与自信，虽然过程未免漫长，代价未免残酷；而约翰的晕倒也象征着男性统治下的父权社会的崩溃和瓦解。
根据作者吉尔曼多年后(1913年)对写作此文动机的解释，小说是基于她自身的遭遇而完成的，除了结局外，两者之间只有很小的差异，例如吉尔曼的丈夫是个名律师，对她进行休息治疗的医生不是她的丈夫，而是另外一个人，小说只是将两人合二为一了。幸运的是，吉尔曼本人最后从精神摧残中逃离了出来。吉尔曼写这篇小说的主要动机并非变相地诉说自身的遭遇，就是希望借此将一些女性从一些人为的可能导致疯狂的路上拉回来，而且相信这是完全可行的，并且借机批评了当时心理学里至高无上的“静养疗法”。基於小说的真实背景，吉尔曼的这篇小说被当成心理学和女权主义运动史上的一篇杰作。事实上，小说出版后立即遭到许多人(特别是心理医生)的强烈批评和反对，包括曾经为吉尔曼进行休息治疗的那位医生，一位位于加利福尼亚的名医，因为吉尔曼寄给了他一份文章的样稿；同时也得到了包括其他一些心理医生的高度评价，例如某位来自堪萨斯州的著名心理学医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位加州名医多年后最终默认吉尔曼的观点，不再用静养疗法来治疗他的病人。这篇小说不光是在当时引起了震动，即使在今天，它蕴含的男女自由平等的思想在现在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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