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门口树上的知了在叫，邻居树上的知了也在叫，树叶密成了一个大团团，看不见知了在那里，只听到从高处传来了叫声，一声声的。一种叫声挺脆的:“玲玲，玲玲!”一圈一圈地传入耳中，另一种叫声有些低沉: “哥哥!哥哥! ”一串一串的，有时串长一点，有时短点，从傍晚一直能叫到下半夜，也不累.

儿子在饭桌上说，烦死了。

我问，怎么了。

他说，今晚要读九十页的书啊！

什么书？

俄国作家的，你知道的，《罪与罚》。

好书！我说，我非常喜欢托斯托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的作品。他的心理描写，是绝对超一流的。还有他的“复调”式写法，就像你弹的钢琴有两个主旋律一样，他能够把两个主旋律都发挥到顶点。

儿子说，这么厉害啊。

我说，当然。他和托尔斯泰是两位最伟大的长篇小说作家，《战争与和平》和《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两座高峰。

儿子说，我们这学期还要读莎士比亚的《李尔王》，还有一部现代文学名著。

儿子上高四了，高中的最后一年。从高一读《伊加亚特》开始，他们的语文课的基本教材就是文学名著。一本一本的读，一天至少得读三十页。上个学期，读的是英美文学名著，这个学期，是欧洲文学名著。他说，新来的校长要修改课程，以后高四的语文课改为世界文学名著。

女儿今年上高一。她的语文课教材也是西方文学名著！《伊加利特》，《凯撒王》，《苍蝇王》。这些，哥哥三年前就买了，读了。妹妹在学校问老师，可不可以用我哥哥的书？老师说，可以。回到家后，妹妹问哥哥，行吗？哥哥说，不行。妹妹问，为什么？哥哥说，我在那上面都写了批注。妹妹说，没关系，我已经告诉老师了，老师还想看看你写了什么。哥哥说，不可以。你要自己去读，自己去想，独立思考。

无奈，我们只好掏腰包，买新书。

哥哥自己也买了几本新书。是那天我陪他到书店去买的。书店里，这个学期高中要使用的文学著作放在了一个显眼的位置上。两个大桌子，几十种书。老师开出的书目是五本，有两本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喜欢哪一本，就读那一本。我看有一本书的名字叫《The Awakening and Selectedshort Fiction 》，作者是Kate Chopin。儿子问我读过这本书吗？我摇头。

另外一本我读过，是奧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的代表作《道林·格雷的画像》，好多年前读过。王尔德有一句名言：“我们都陷在沟中，但是其中一些人在仰望着天空中的星星。”我的问题是，其他的一些人看什么呢？

还有一句话也是王尔德说的，但我没找到出处：

“圣人和罪人的唯一区别是，每一个圣人都有过去，而每一个罪人都有未来。”

差十分钟八点，我出门散步了。树影朦胧了，西边的几条彩云，颜色也由火红变成了橘红。蓝天渐渐灰暗了。路边树上的知了叫得特别轻快，但听不到小鸟叫，它们是回家了吧？偶尔一声雁叫，怕是打扰了知了的合唱，叫过一声就悄悄地隐去，只有小池塘的蛙声，似乎要与知了争美，哇哇不停，塘中的芦苇如水墨画中的山竹，在微风中轻轻地摆动。

路上想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中文越来越差？原来是从根上就出了问题。

美国高中生的语文课教材是文学经典著作。从教育制度上就设计好了，必须从小就让青少年接触文学经典，一本一本地读，不是作为课外读物，而是作为教科书，每天必读。然后，讨论，考试（写评论），西方文化的精华就这么继承下来了。

想到了中国，什么时候才能让中国文学、世界文学的名著成为中国高中生的教科书呢？在一个人求知欲最旺盛的年代，接触到这些伟大的经典，这是多么美好。不是说要复兴中华文化吗？如果有一天，《论语》、《庄子》、《李白诗选》、《红楼梦》等成为语文课教材，那复兴大概就不再是口号了。

回到家中看表，一共走了35分钟，中间跑了几次。

上楼问儿子，看得怎么样了？他说，名字太烦人了，一个人好几个名字，有的名字长的不要命。

我说，翻译成中文的也是这样，什么“斯基”前面的一大堆字。今晚能读完吗？

能。

我估计他今晚得12点半以后才能睡觉。

赶紧下楼，弄了几种水果，葡萄，苹果，梨子，西瓜，放进小粉碎机中，打碎，做成地道的水果汁。上楼，给儿子送一杯，慰劳一下。他说，谢谢，我说，看完了早点休息。

原文作于2009年8月25日，2017年6月中旬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