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2005年，我应邀到堪萨斯州的两个大学讲道，是李逸弟兄邀请我的，到他家里了才知道，他竟然是大名鼎鼎的殷海光的女婿，但却从未见过岳父大人的面。

那天，我还见到了殷海光先生的夫人——夏君璐女士，老人家七十多了，很慈祥，总是面带微笑，还让我多吃点水果，别上火。我们聊了好一阵子，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殷师母说了一件大事，殷海光在做了癌症手术后，信了耶稣。

台湾著名历史学家张灏的妻子廖融融也是殷海光的学生，她也见证了这件事。她说，在殷先生生命中最后的那段时光，有一次，她去探望老师，她刚刚到，一位姓周的牧师就来了。殷先生主动对牧师，请带领我做决志祷告吧。接着，在牧师的带领下，殷海光用微弱的声音作了决志祷告，成为天父的孩子。

殷师母那天还告诉我，说他是信的，就是没有这么一个公开的仪式。有一次，那时还没有发现有病，他站在窗前，我希望他祷告。他说，我不会为自己祷告。我只能为中国祈祷。然后，他就闭上了眼睛，默默地站在窗前。

我说，他是为一个自由的中国祈祷吧？

殷师母说，我想也是这样的。

那天师母还说，李敖等几个学生，无法接受老师信主这件事。以为是我强加的。其实他们应该知道，在信仰这件大事上，他们的老师怎么可能接受别人的摆布？

那天离开李逸家的时候，我借了几本殷海光的书，回到家就看了起来，有的地方还作了一些摘录，大都摘录自《殷海光选集》第一卷，书是由香港的友联出版社1971年出版的，以下只标明页码。

令我吃惊的是，台湾五十年代的文化专制主义那么严重，而殷海光对此的批判也那么尖锐、激励。

他首先批判了国民党的“党化教育”，五十年代末期，他在台湾的《自由中国》上发表了《我们的教育》一文，批评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导致台湾的教育“不仅不及民国初年，而且不及满清末年。那时的教育，是逐步向一‘开放的社会’发展；今日台湾的教育，则是向建立一个‘封闭的社会’之途迈进”。

他还说：
 

“党化教育有下列几项特色：

（1）、灌输青年，是青年们于不知不觉之间从党的立场和一孔之见来看世界，看人，看事。

（2）、将教育当作党的宣传工具，制造青年们分享党的情绪；憎恶党所憎恶的事物，喜好党所喜好的事物。     

（3）、神化党的人物，和党的历史。

（4）、造成青年们一个印象，以为国家虽大，若无此党，则日月为之无光，天地为之色变；故舍此党莫属。 

（5）、要把下一代牵着鼻子走，跟着歌颂这个党，为这个党摇旗呐喊。

这种教育的目标，系为党铸造下一代的预备队，奠定一党统治的万世之基。所以，党化教育就是一党统治的意识向下一代的延伸。”（第393-394页）

殷海光痛斥：“这几年来，在背后控制台湾教育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党化教育’；二是狭隘的‘民族精神教育’。而这两个原则又是互相渗透、互相支持、互相作用的。台湾党化教育的得以实施，显然并不出于家长及受教育之欢迎悦纳，而全系借政权便利从事布置。厉行党化教育者挟其无可抗拒的政治优势和一二顶大帽子，控制学校机构，树立党团组织，并且掌握大部分教职人员，网既布成，彼等进而规定课程，灌输党化思想，传播政治神话，控制学生课内外活动。彼等党化教育，把下一代铸造成合于他们主观需要的类型。”（第366-367页）

“在世界的现状之下，党化教育是不会成功的。退一步说，党化教育即令成功，充其量也不过是造出一批只听一党的话的盲从之众而已。这样的人，离开了党的窝子，根本不能适应外界的新环境，只有成为废料” （第370页）。

殷海光也严厉地批判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他说：

“‘自由民主’与‘统一思想’二者是根本互不相容的东西。”（第94页）

我们要有说真话的自由
    

他又说，“如果任何一种思想学说是真理，那么用不着借枪杆保护。如果任何一种思想学说要借枪杆保护，那么就证明它不是真理”（第582页）。

“在党化之下，党的权力和利益成为衡断社会一切活动的最后准绳。因此，在这类统治之下，文化活动常被用为达到这个目标的基本手段。党的教条，成为文化活动的前提，律则和结论。”（第539页）

“在泛政治主义之下，一切学术思想都变成政治工具。政治教条成为学术思想之‘先天的前题’；政治纲领成为学术思想之不可逾越的纲领。因而，政治领袖也就成为学术领袖。于是，一切学术思想的发展，必须受政治路线之规定。”（第371页）

他说：“民主政治在精神方面的特色是非权威主义的。 ”（第246页）

“暴力革命之后果为个人自由之坟墓。”（第253页）

“台湾的社会活动，除了吃喝玩乐以外，一切都置于至上而下的强力控制之下，一切非来自控制者的活动都在怀疑和禁止之列。”（第627页）

“权势核心人物所驱策的不过是一群心灵的冻结的人。如果谁想要这样的一群人做出旋转乾坤的伟大事业，那么这是自古自今所没有的事。”（第590页）

“在集权暴政之下，只要达到国家的目标，把人民作任何牺牲都在所不惜。”（第284页）

“除非我们承认集权独裁政治，否则我们不能承认政党即是政府。政府更不是国家。”（第335页）

“集权统制的基本原理之一，就是‘尚同’。惟其尚同，所以施用暴力‘强天下已从同’。尚同必须在一切方面来表现，尤其必须在思想言论方面来表现。。。官方将自己制造的语言，强迫灌入大家耳中，又强迫大家从口中吐出，再还原到他们自己耳中。这叫做政治语言的生产循环过程。”（第365页）

他批判国民党的“帮会意识”：

“现代国家之行‘政党政治’，是把政党作为国家的工具。帮会意识一用到政治上，就倒过来把国家作一党的工具”  （第375页）。这种“帮会意识”具体表现为：

第一，码头意识。“充满帮会意识者占了一块土地时，他们就认为这块土地是‘老子流血换来的’；别人想‘拿去’，也‘只有流血’。他们视国土为禁胬，他人不得染指。这种心理一天存在，天下哪有不‘争地以战’、‘血流漂杵’之理呢？

第二。入股有份。这就是说，你想分肥，那么你一定得入帮。只问是否在帮，不问有无功劳，才能，学识。。。

第三：小天小地。帮会以内的人每一动念，主要的着眼点只在此小圈子的存亡与厉害，小圈子以外则非所闻。。。。

第四，家丑不可忘扬。（第376页）

“国民党权势核心的心目之中不承认‘天下为公’。他们要化天下之公而为一党之私。”（第603页）

“在近代民主的文明国家，政府底钱系来自纳税人。纳税人自然有权过问钱的用途。人民是主人，政府是伙计。主人向伙计问帐，伙计总不能动不动就拿‘国家机密’拒绝报账。”（第601页）

《殷海光选集》第一卷挺厚的，六百多页，我没有详细看完。但想想台湾五十年代的文化专制主义，我明白了殷海光的一句话：“我不分享这个时代的价值”。

我也像他一样深信，历史在自由一边。台湾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原作于2005．4．13

2017年6月中旬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