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以冲突至今，战火仍未停歇。

然而，另一场不见硝烟、却注定更加旷日持久的战场早已蔓延开来，它将全世界几乎所有的角落都裹挟其中，无人能够幸免。

这战场，关乎文明，关乎道义，更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烙印。

台湾刚刚成功地完成了一次举世瞩目的大选。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结果会是什么？因为2020年大选的缘故，全世界都为美国捏把汗……

这里，再转发一篇维斯（Bari Weiss）于两个月前发表的演讲文字（原文是英文，翻译时略有删节，无碍主旨），她是犹太裔美国人，80后，美国著名专栏作家，2020年7月，因不满《纽约时报》的不公正报道，她愤而辞职并发表了公开信。

文章以她亲身的经历与独特的视角，谈到了自2001年9/11以来20多年间世界的变化，同时发出了“为我们的未来而战，为我们生命而战”的呐喊。

文章系一家之言，但值得一读。

你，就是最后那道防线——在联邦学会纪念讲座上的演讲

2023年11月13日

几个月前，我受邀在联邦党人学会全国律师大会上发表演讲。这邀请有些出人意料，原因有很多。首先，我不是律师，也不是学会成员。而且，如果你知道之前那些被邀请的人，就会发现名单上居然有我是多么的不可思议！那些人包括：最高法院大法官、总检察长、前司法部长、前白宫顾问以及首席大法官等。

但我还是接受了，主要是因为这是为纪念芭芭拉（Barbara K. Olson）所举行的讲座。

2001年9月11日，芭芭拉登上了美国航空公司77号航班，当时她45岁，是一名律师和政治评论员，正处于事业的巅峰。她当天飞往洛杉矶去参加比尔·马赫（Bill Maher）的节目《政治不正确》（Politically Incorrect），但为了与丈夫泰德（Ted Olson）共进生日晚餐，她改签了航班。结果，她在当天与另外3000名美国人一道遇害。在飞机撞向五角大楼的恐怖时刻，她设法鼓起勇气，镇定并清醒地给丈夫打了两次电话。

在10/7事件之前，我对此次演讲有很多想法。但在这一改变世界的事件发生之后，我觉得只有一件事可谈，那就是：为西方而战。

我上网搜索了芭芭拉。在《华尔街日报》工作期间，我有幸编辑过泰德的一些专栏文章。我知道他的妻子在9/11事件中被基地组织杀害。我阅读了有关芭芭拉本人的报道，那是一位德克萨斯女孩的故事，她是德国移民的女儿，天主教徒，非常独立。我读到了她是如何进入大学法学院的。我还读到，在司法部实习时，她是唯一一名无所畏惧地亲手将文件送交巴解组织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人，那文件告知他们：因是恐怖分子，他们将被驱逐出境。

犹太人有句老话，当一个人去世时，会对哀悼者说：愿他们的记忆成为祝福。

这是一种希望的表达。就芭芭拉而言，她生命的力量与性格的回响是如此清晰，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祝福！

能够在这位杰出女性的名下发表演讲，我深感荣幸。

况且因为10/7大屠杀，这个纪念演讲正当其时。10月7日这个日子，注定与9月11日一样，将深深烙印在文明国家人民的记忆中。别忘了，以色列是除美国之外，唯一一个在9/11纪念碑上刻有全部遇难者姓名的国家，这绝非巧合！

这就是我们今晚必须谈论的话题。我们正处在一场挑战文明的战争之中。这场战争在2001年9月的那个早晨夺走了芭芭拉和其他3000名无辜美国人的生命。一个月前的那个安息日早晨，这场战争又从加沙越过边界进入以色列，面目狰狞。而许许多多人却愚蠢地以为，战争已经结束。

中东目前正在进行的实体战争，所涉及到的问题固然很多，比如：如何打败哈马斯以及追随者？以色列目前应该在加沙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美国应该如何放弃对伊朗的致命绥靖？还有其它一系列的战略问题。但这是另一个主题，许多人比我更有资格去谈论它。

今晚，我只想谈谈我们美国人所面临的战争，那是一场思想、信念和意志之战。我想谈谈这场战争的利害关系。倘若我们想要建立一个适合我们子孙后代生存的世界，倘若我们想要拯救美国，我们就必须毫不畏惧、坚持不懈地直面这场战争。

当美国人在2023年10月7日醒来时会发现：在我们熟睡时所发生的一切，与以色列在75年历史上所经历的前几次战争都不相同。这是一场种族灭绝的大屠杀，这是犹太人逃离的一幕，这一幕曾经发生过多次。

哈马斯恐怖分子徒步或骑摩托车越过边界进入以色列南部，他们乘卡车、汽车和滑翔伞而来，他们是带着计划来的，他们来到以色列，谋杀、残害和肢解他们所能找到的任何人。这就是他们的所作所为。

这些恐怖分子有智能手机。他们给家人打电话炫耀他们杀了犹太人：爸爸，爸爸，我杀了10个犹太人！

还有人用GoPro拍摄屠杀过程，有些人甚至用受害者的手机将他们被折磨和谋杀的镜头上传到他们自己的Facebook上！在这一切的过程中，恐怖分子们都兴高采烈。看过未经剪辑的录像的人，都会注意到屠夫们的喜悦之情。

还有一些以色列人在10月7日真的失踪了——他们被高温烧死，以至于志愿者们需要通过他们的尸骨和残留的牙齿来确认他们的身份。我们还知道，目前有200多人被哈马斯扣为人质，在那可怕的几个小时里，有1400多人被杀害。死者中有大约30名美国公民。人质中至少有10名美国人。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为什么全世界会立即拿9/11事件来做类比。

与9/11事件一样，恐怖分子在一个晴朗的早晨出其不意地袭击了受害者。

与9/11事件一样，令人发指的奇观和野蛮才是重点。

与9/11事件一样，恐怖分子在他们虐待狂的记分牌上记下了分数，他们从我们身上夺走的不仅仅是宝贵的生命，还有我们的安全感。他们改变了我们内心的某些东西。

9/11和10/7这两起屠杀无辜者的事件，对于西方文明的屠杀者来说，区别在于——对恐怖的反应。

9/11与10/7的不同之处在于：就在10/7灾难之后的第二天，又发生了另一种灾难。在那些男人、妇女和儿童的尸体还没有被确认之前，一场道德和精神上的灾难就在整个西方展现出来。

人们涌上我们首都的街头，庆祝这场屠杀！

在悉尼，人群聚集在悉尼歌剧院，欢呼“用毒气毒死犹太人”。

在柏林、伦敦、多伦多和纽约的街头，人们欢呼雀跃。

在芝加哥，“黑命贵”的那些人，使用象征着大规模死亡的滑翔伞，作为自由的象征！

然后是遍布校园的呼吁烧死以色列的海报。接着是我们自己在纽约的办公室遭到“去他妈的犹太人”和“去他妈的以色列”的破坏。

再之后，是哈佛的特别工作组为支持哈马斯的学生创造安全空间。

结果，就像闪电过后随之而来的雷声一样，又有更多的犹太人死去。在洛杉矶，一名反以色列示威者杀害了一名69岁的犹太男子，原因是——他挥舞以色列国旗，然而像NBC这样的主流媒体，最初却使用了如此含混的标题：“官员称，加州一名男子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集会上撞到头部后死亡”。

那群试图让我们相信语言就是暴力的所谓“社会正义人群”，步调一致地坚持认为，暴力实际上是必要的。强奸就是对压迫的反抗，强奸就意味着解放！

那些大学校长们，对乔治·弗洛伊德事件或普京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发表了道德清醒的谴责，但这次他们却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口无遮拦地说这一局势如何悲惨、如何“复杂”、我们如何需要考虑“双方”，仿佛无辜平民与圣战分子之间存在某种等同性。

但最令人震惊的是那些年轻人，他们不是支持哈马斯恐怖主义的无辜受害者，而是支持哈马斯！

就在离这里几英里远的乔治华盛顿大学，学生们在校园建筑上用巨型字母投影出“光荣属于我们的烈士”和“从河流到海洋解放巴勒斯坦”的字样。

在曼哈顿的库珀联盟（Cooper Union），犹太学生不得不躲进图书馆，躲避暴徒的敲门。

在哥伦比亚大学，约瑟夫·马萨德教授称这场屠杀“令人敬畏”。

在康奈尔大学，拉塞尔·里克福德教授说，这场屠杀“令人振奋”、“令人激动”。

在哈佛，30多个学生团体签署了一份请愿书，将犹太受害者的死亡归咎于他们自己，称他们“认为以色列政权应对所有正在发生的暴力事件负全部责任”。

在普林斯顿大学，数百名学生高呼“全球起义”，这只意味着一件事：对全世界的犹太人可以大开杀戒！

在纽约大学，学生们举着写有“保持世界清洁”的海报，上面画着垃圾桶里的犹太之星。

那些在简历中使用代词称呼自己的时髦年轻人，不只是在高呼种族灭绝的死亡邪教的口号，他们正在撕下目前被劫持在加沙地带地下隧道中的妇女和儿童的照片。他们乐此不疲，他们嘲笑，他们嘲笑被从父母身边偷走的9个月大的婴儿！

他们这样做是在撕裂，至少是试图撕裂，我们共同人性的本质！甚至是撕裂人质被劫持的现实！或许，他们是在试图泯灭人质的记忆，因为对他们来说，人质不值得拯救......或者说，人质是自作自受！

我说这话时是作为一个年幼孩子的母亲，因为我在每个被囚禁者的脸上看到了我的孩子的脸。或许，他们正试图摧毁我们的文明中在每个生命个体尊严根源里的神圣形象，他们试图摧毁这一神圣形象，而这正是我们的文明对每个生命个体尊严所持观念的源泉。

这该作何解释呢？

答案很简单，10月7日被屠杀的是犹太人。反犹主义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仇恨。每一代都有人站起来要杀害我们，正如古老的犹太笑话里所说的：“他们试图消灭我们，他们失败了，我们吃饭吧。”

但这并不是答案的全部。因为反犹主义的蔓延，一如既往，是一种症状。

当反犹主义从可耻的边缘进入公共场合时，它不是仅仅关乎犹太人的，永远不是。它关乎其他所有人，它关乎周围的社会、文化或国家。它是一个预警，是社会本身正在崩溃、正在消亡的迹象。

这是一个更深层次危机的征兆，它解释了为什么在9/11事件以来的短短20多年中，受过教育的人们对野蛮行径的反应不是捍卫文明，而是捍卫野蛮！

20年前，当我还是一名大学生时，我开始接触到推动那些撕毁海报的人的意识形态，我开始撰写关于一个当时毫无名气且又小众的世界观，它似乎与我从小到大所接受的一切教育都相悖。

起初，像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后民族主义这样的东西似乎只是文字游戏和智力游戏，是一些小谜题，看看你如何能够“解构”所有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发现，这并不只是一场学术杂耍，它所追求的，不亚于从内部解构我们的文明。

它试图颠覆我们的是非观念。

它以一种新的标准，即无权者（善）和有权者（恶），替代了我们对善恶的基本观念。它取代了许多东西：它用对种族的痴迷取代了对肤色的盲从，它用身份认同取代了思想，它用谴责取代了辩论，它用公开羞辱取代了说服，它用暴民的愤怒取代了法治。

在这种新秩序下，人们被赋予权威，并非是因为他们的才能、努力工作、成就或对社会的贡献，而是根据他们所属群体所遭受的不利境遇，由激进的意识形态理论家们所定义。

作为一名大学生，我目睹了这一切，我感到恐惧，而且尽我所能敲响警钟。我认识的大多数成年人都告诉我，是的，这并不好，但也不必如此激动。他们说，校园总是激进主义的温床。他们保证，这种意识形态一定会随着年轻人闯荡世界而消散。

他们错了。事实并非如此。

在过去的20年里，我看到这种颠倒的世界观吞噬了美国生活中所有重要的意识形态机构。它始于大学，越过校园，蔓延到文化机构，包括一些我很熟悉的机构，比如《纽约时报》、各大博物馆、慈善机构和媒体公司，它已经扎根在几乎每一个大公司里，它进入了我们的中学和小学。

并且，它已经波及到法律本身，联邦党人学会对此应该不会感到意外。当你看到联邦法官在斯坦福大学遭到谩骂时，你就看到了这种意识形态。当你看到人们在某些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家门口尖叫、导致他们需要全天候安保时，你就看到了它的逻辑。

这种意识形态对美国机构的接管是如此全面，以至于现在很多人几乎很难注意到它——因为它无处不在！

在一个将公平判定为结果平等而非机会平等的世界观中，对犹太人而言，有着明显且直接的危险。如果说代表性不足是系统性偏见不可避免的结果，那么过度代表（犹太人占美国人口的2%）并不意味着天赋或勤奋，而是不劳而获的特权。这种阴谋论的结论，与一小撮犹太人瓜分剥削世界的不义之财的可憎画像相去不远。

然而，受到影响的不仅仅是犹太人，还有那些“因为优秀和卓越而不受欢迎”观念里的每一个人。无论是种族、民族和阶层的奋斗者，都会受到影响。这就是为什么亚裔美国人的成功会引起怀疑：百分比不正常，分数太高，作为起点很低的贫困移民，你们的成功是从谁那里偷来的？

自10月7日以来的几周，这已经成为了一个衡量点。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思想有多深入，它们不仅仅是隐喻。

去殖民化不仅仅是一种措辞，也不仅仅是一种阅读小说的新方式。它是一种真诚持有的政治观点，是暴力行为的前提。如果你想理解《哈佛法律评论》的编辑如何能够对一名犹太学生进行人身恐吓，或者曼哈顿的一名公共辩护律师最近如何利用晚上的时间撕下被绑架儿童的海报，那是因为，他们相信这样做是正当的。

他们的道德观有着难以想象的粗糙，在他们看来，以色列人和犹太人是强大的、成功的、“殖民者”，所以他们是坏人；而哈马斯是弱者，被编码为有色人种，所以他们是好人。至于大多数以色列人是“有色人种”，这并不重要。

那个婴儿吗？他首先是个殖民者，其次才是婴儿。那个被强奸致死的女人吗？真遗憾，但她是个白人压迫者。

这是破坏主义的意识形态，是真正意义上的“破坏者”，就像汪达尔人（Vandals）洗劫了罗马，这是虚无主义的意识形态，它对如何建设一无所知，它只知道拆毁和破坏。

它已经摧毁了很多很多。那个让我们感觉像氧气一样自然的文明。建设它需要成千上万年的努力，成千上万次的进步推动，成千上万次的风险，成千上万次被遗忘的牺牲。但是，破坏者可以迅速毁掉所有这一切。

里根曾经说过，自由的消亡永远不会超过一代人的时间。

文明也是如此。

如果说从10月7日开始的这场噩梦有什么好处的话，那就是：我们被震醒了。我们知道利害关系的严重性。它们不是理论上的，它们是真实的！

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

首先：看。我们必须恢复我们的观察力和辨别力。我们必须抛开口号和宣传，认真审视眼前的一切。

首先看看刚刚发生了什么，看看哈马斯的野蛮行径。看看人们的反应。看看谎言和腐朽的影响有多深。看看文明的力量在这场战斗中表现得有多么糟糕。看看受教育程度最高、血统最纯正的人是如何变得道德最混乱的。要知道，杀害保罗·凯斯勒的嫌疑人是一名大学教授！

为了看清世界的真相，我们必须区分是非。好与坏，痛苦与不痛苦。安全与危险，正义与非正义，朋友与敌人。

我不需要“上下文”就能知道，把孩子绑在父母身上活活烧死是纯粹的邪恶，就像我不需要上阿以冲突的历史课就能知道，那天拯救了数十名犹太以色列人的阿拉伯以色列人是正义的一样。

看看你的敌人和盟友吧。与其说这是对你们说，不如说是对我自己说。

毫无疑问，你们中的许多人比我更早就明白了这一点。但对许多人来说，朋友和敌人很可能并不是他们在10月7日之前所认为的那样。审视自己的朋友和敌人可能意味着放弃美好的事物，放弃哈佛，放弃俱乐部或者放弃订阅《纽约时报》......等等，因为你搞错了，这是一个错误的群！

你明白了吧。问题的关键在于，那些东西，那些声望，并不是我们生活的意义所在。哈佛和耶鲁并没有赋予我们价值，只有我们自己，还有一些超越我们自身的东西。在我们许多同胞决意从墙上撕下的面孔中，还有我此刻看到的脸上，有些东西清晰可见。

不过说真的：我来这里是因为我知道，在争取西方的斗争中，我知道谁是我的盟友。而我的盟友并不是那些仅仅看到身份肤色、外在标志就可能想象的人。我的盟友是那些相信美国是好的人，相信西方是好的人，相信人类——而不是文化——是平等的人，这对知道我们在为何而战至关重要。美国和我们的价值观是值得为之奋斗的，这是当务之急。

另一个要寻找的是善。努力寻找善，不要迷失方向。

纽约咖啡店老板亚伦·达汉（Aaron Dahan），在橱窗里插上以色列国旗并开始为以色列红十字会筹款时，他的所有咖啡师都辞职了。

但他的咖啡店并没有关闭，恰恰相反，供应商向他免费运送咖啡豆和咖啡杯，社区成员免费为他顶班。为了买一杯咖啡，人们排起了长队。咖啡馆一天就赚了2.5万美元。

就在本周，来自大平原与落基山脉的美国牛仔前往以色列，照料上个月遇害的以色列农民的田地和牲畜。这与我们在校园和市中心看到的与哈马斯站在一起的廉价声援截然相反。这才是西方的精髓——自由社会必须团结一致的理念。

我相信，正如詹姆斯·伍尔西（James Woolsey）所说的那样，这不仅仅是说我们现在都是犹太人，反之亦然。以色列是西方的一面镜子，也是美国的一面镜子。美国的缔造者们在圣经中的国家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第二：我，你，必须执法。

事实证明，民选的所谓“进步检察官”浪潮，对美国各城市的法律和秩序而言是一件极其糟糕的事。事实证明，选择不执法并不能减少犯罪。反而会助长犯罪。

许多推动“取消警察经费”的积极分子现在也在公开骚扰犹太人，这绝非巧合。每个人都需要平等的保护，不仅需要法律的保护，还需要免受混乱和暴力的伤害。在布鲁克林，过去十年间发生了大量针对东正教犹太人的暴力袭击事件，这些事件被正确地认定为仇恨犯罪。如果法律得到维护，无论其动机如何，这些犯罪都将大大减少。

在许多州，抗议活动中蒙面是非法的，这样就不会形成像三K党那样的大规模恐吓效果。这也许是个好主意，也许不是，但在弗吉尼亚州附近，这恰好就是法律。然而，正如大卫·伯恩斯坦（David Bernstein）最近在博客中指出的那样，在乔治·梅森大学费尔法克斯校区（George Mason University’s Fairfax campus），几乎所有参加最近一次“巴勒斯坦学生争取正义”集会的抗议者都蒙着面罩。可是他们因违法而受到惩罚了吗？我想，如果他们受到了处罚，一定会看到相关报道。

如果参加集会的人不遮遮掩掩，可能就不会那么容易爆发暴力事件。因此，不能允许有选择地执行这项法律或任何其他法律。如果白人至上主义者不能这样做，那么安提法组织或哈马斯同情者也不能这样做。

第三：不再对言论采取双重标准。

公立大学在宪法上被禁止对言论实施基于内容的限制。然而，这确实是它们一直在做的事。

问问保守派（我现在认识了一些），是谁想在公立大学演讲却被强行收取“安保费”？或者他们的演讲被悄悄地移到校外并安排在小而受限制的场所？公立大学是否对他们的演讲施加了厚颜无耻的内容限制？

私立大学可以合法限制言论。但他们的限制不得歧视性地执行。然而，它们就是这样做了。

以耶鲁大学法学院为例。2021年，法学院学生特伦特·科尔伯特（Trent Colbert）邀请同学们去他的“陷阱屋”（trap house），他在公告中称这是联邦社会联合会和美国本土法学院学生会举办的“宪法日狂欢”。

管理人员花了12个小时才处理完歧视投诉，他们召见了科尔伯特，并暗示如果他不在由他们替他起草的道歉书签字，他的职业生涯将岌岌可危。法学院院长还授权发布了一条信息，谴责科尔伯特的言辞。为什么呢？因为有人声称“陷阱屋”一词与毒品窝有种族主义关联。

但是，当犹太学生在哈马斯袭击事件发生约两周后写信给该院长，详细描述了他们所遭受的反犹太仇恨，他们收到了她的副手的一封公式化的回复，让他们去找学生支持服务部门。

对于某些学生，他们手下留情。而对其他学生，他们的同学和教授则恨之入骨。大学会根据他们所喜好的言论和建立的种族群体层次来偏袒某些学生。这是一场肮脏的游戏，他们需要为此负责。

第四，要接受“你，就是最后那道防线”的事实，要战斗，战斗，再战斗。

如果你研究历史，如果你看看犹太人的处境，无论是好或糟（通常是糟的），你就会理解一个文化、一个国家、一个文明的处境。无论它是在上升还是在下降，它是在扩大自由还是在收缩自由。

自由兴盛的地方，犹太人就兴盛。在崇尚差异的地方，犹太人就会受到赞扬。在思想、信仰和言论自由受到保护的地方，犹太人也会受到保护。而当这些美德被视为威胁时，犹太人也会被视为同样的威胁。

俗话说：“俄亥俄如何，美国就如何。”犹太人就是俄亥俄。

但没有什么是确保的。正确的观念不能单凭自己而获胜，它们需要发声，它们需要有代言人。

是时候捍卫我们的价值观了。毫不客气地说，这些价值观让这个国家成为世界历史上最自由、最宽容的社会。

曾与共产党决裂并将自己的回忆录命名为《不合拍》（Out of Step）的左翼知识分子西德尼·胡克（Sidney Hook），曾恳求身边的人们“始终要回应那些指责或指控”，不要让谎言横行。

我们已经让太多的事情畅通无阻了。因为我们的恐惧或温文尔雅，使得太多的谎言在不作为的情形下无障碍传播。

不能再这样了！

不要咬住你的舌头，不要颤抖，不要随声附和小的谎言，要挺身而出，打破谎言的壁垒。不要让任何事情不经过挑战。

敌人的失败并非必然，我们也没有即将到来的援军，我们就是援军，我们就是最后的那道防线，我们的文明依赖于我们。

对我来说，在星期五晚上太阳下山时不坐在安息日晚餐桌前是十分罕见的。因此，我希望你们能允许我以《圣经》的内容作为结束。

明天在犹太教堂，我们将阅读《圣经》中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去世的部分，她在127岁时辞世。《圣经》记载，她是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去世的，当时“亚伯拉罕为撒拉哀悼哭泣”。

接下来的一节经文是这样的：

“后来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对赫人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她不在我眼前。’”

所以亚伯拉罕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购买一块土地来埋葬撒拉。第二件事：他为以撒找到了一位妻子。

已故的大拉比乔纳森·萨克斯（Jonathan Sacks）告诉我们有关这一系列事件的顺序：

亚伯拉罕听到未来在呼唤他。撒拉去世了，以撒还未婚。亚伯拉罕既没有土地，也没有孙子。他没有向上帝发出愤怒或痛苦的呼声。相反，他听到了静谧而微小的抚慰之声，那声音说：下一步取决于你。你必须创造一个充满我灵的未来。亚伯拉罕就是这样度过震惊和悲伤的。

这就是数代犹太人的光景，也是我们所有人的光景。

我非常荣幸能够在这里演讲，为了纪念那位勇敢地站出来捍卫我们最重要东西的人，她被我们所有为之奋斗的敌人所谋杀。

愿她的记忆成为祝福。对我来说，确实如此。

当传统犹太人谈论被谋杀的人时，还有一个短语：愿上帝为她复仇。

我们将复仇留给上帝，但战斗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尤其是当有一些如此珍贵值得为之而战时。

泰德在提到芭芭拉时曾说：“芭芭拉之所以成为芭芭拉，是因为美国，这里与世界上任何其它地方不同，是美国为她提供了空间、自由、氧气、鼓励和灵感，让她成为她想成为的任何人。”

没有哪个地方像这个国家一样。

如果这个国家失败了，就没有第二个美国可以供我们逃亡。

所以，让我们站起来，振作起来，为我们的未来而战。这是我们用生命投入的战斗，也是为我们的生命而战的战斗！

读罢文章，想到了中国——

在当今现代国家与文明（相对）社会中，有中国吗？

如果没有，那么中国在哪里呢？

未来的中国，会进入其中吗？

如果会，又需要多久呢？

如果不会，那是否就意味着文明必将凋零？

上帝，救救你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