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9年12月首例病人在武漢確診之後，新冠病毒肺炎在全球範圍內相繼蔓延、直至新冠疫情大爆發。據統計，截止到2023年3月10日，全球各國的官方通報已累計報告逾6.76億名確診病例。這一數字，以及更讓人們談虎色變的死亡數字，因各個國家對該病致死率（CFR）的估計值差異甚大，所以難有一個確切的統計結果。儘管如此，多數國家實際觀測到的致死率當在0.5%-5.0%之間。倘若按照人們大多公認的、全球修正的初步致死率2.9%計算，那麼此次新冠大疫情導致的死亡人數已達1960萬人以上！ 雖然世衛組織在2023年5月5日已經宣布“新冠疫情不再是‘全球突發衛生事件’”，但幾年過去，圍繞有關新冠疫苗、特別是mRNA疫苗的爭論始終沒有止息。爭論的雙方習慣於取自不同的信息來支持並強化自己的觀點，而對疫苗是支持還是反對？似乎成了一件“非黑即白”的簡單判斷，致使這場本該由科學和事實說話的討論，演變成了一場觀點尖銳的對決。這當中，充斥於媒體的形形色色的海量信息真真假假、似是而非，愈發讓原本就影綽複雜的事實變得更加模糊，從而進一步加重了人們的疑慮。 人們似乎正在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機——對科學家，對大藥廠，對政府相關管理部門，以及對主流媒體等等。 討論疫苗，當然離不開當年新冠疫情這個大背景，而對於這場異常兇險“病毒”浩劫，相信大多數人都無法泰然處之，緊急當中的不得已應對顯而易見，但總體上的脈絡還是有跡可循的。也因此，筆者曾在2020年2月4日、2021年2月13日和2021年5月25日寫過三文——《病毒，又是病毒！》、《疫苗死亡事件解惑》和《疫苗，我們應該感謝他們！》，試圖針對病毒、mRNA疫苗以及當時統計的“疫苗”致死數字進行探究。
影片《Inside mRNA Vaccines》
近日，看了一部有關mRNA疫苗的紀錄片，名為《Inside mRNA Vaccines》，對了解“疫苗之爭”的若干關鍵點頗有幫助。無疑，mRNA疫苗是一個在社會輿論中極具爭議的話題，不同群體的看法從“劃時代的醫學突破”到“危險的試驗產品”都有。而這部2025年8月12日首發的紀錄片，全長約1小時，集中探討了mRNA疫苗技術的歷史、科學原理、開發過程以及相關爭議，影片編輯稱：重點是突出“被忽略的視角”，如疫苗副作用案例和批評聲音。 片中從各個角度講述了mRNA疫苗存在的問題，其中有mRNA疫苗的受害者，有嚴重質疑mRNA疫苗的醫生、科學家，還有呼籲叫停mRNA疫苗的社會活動家，他們得出的一個共同結論就是： mRNA疫苗既不安全也不有效。 而安全、有效，恰恰是人們普遍關注的大問題，所以有必要將此片內容做一簡要梳理，同時再加入一些與之相反的觀點。 一、對mRNA疫苗應該採取何種態度？ 首先，不存在完美的疫苗，就像任何藥物都有副作用一樣，疫苗的副作用顯而易見。又因為人體是世間最複雜的系統，人們對自身的認識遠遠不夠，更談不上認識的“完美”，這雙重的“不完美”意味着風險無法完全避免，否則就不會有醫學。但人們真正關心的是：1）副作用究竟有多大？2）即使停用，是否會造成永久性傷害？3）副作用在“我”身上發生的概率有多大？這就涉及到藥物、疫苗的“安全性”問題，以及有無個人自由選擇的權利問題（強制）。 其次，人與人之間個體差異天然存在，而且有時差異之大超出你的想象，這就使得“不良反應”、“持久傷害”等風險十分個人化，認定起來很難做到圓滿。於是，醫學界普遍傾向於：更看重“穩定群體觀察”而非“零散個案”；更依據“醫學診斷結果”而非“個人自發報告”；更相信“持續觀察”而非“偶然、罕見”，等等。當然這並不是說後者不重要，因為任何涉及到個體生命安危的事都是天大的事，這也是醫學界以及專家、醫生面對的“兩難”問題。 最後，說說什麼是“醫學上的主流觀點”？有這樣一個案例： 來自加拿大的2025年3月27日的報道：埃德蒙頓病理學家霍金森（Roger Hodkinson）醫生承認了不專業行為的指控，並受到加拿大醫療服務協會（CPSA）聽證法庭的處罰。2020年和2021年，霍金森醫生曾多次公開發表聲明（在埃德蒙頓市議會會議、媒體採訪和社交媒體上），談論當時因新冠疫情而採取的公共衛生措施。他的言論超出了病理學家的執業範圍，並且與公認的公共衛生醫學指南相悖。這違反了加拿大醫學協會《道德與職業規範》中概述的要求。該規範規定，“醫生必須明確表明其意見是否與公認的行業觀點相悖，並謹慎行事，避免超越其知識和技能的界限。”在2024年11月舉行的聽證會上，霍金森醫生承認了針對他的指控，並承認其行為違反了《道德與職業道德準則》。聽證法庭認可了霍金森醫生對不專業行為的承認以及接受了關於處罰的聯合意見，並下達如下命令：1）霍金森醫生將受到警告；2）霍金森醫生必須自費完成加拿大醫學協會舉辦的關於影響力與倡導的在線課程；3）霍金森醫生需承擔部分調查和聽證費用，總計5000加元。 這則案例體現了對醫學界專業人員的基本規範。 顯而易見，每個人，包括醫學專家和醫生，都有着自己對問題的不同看法和觀點，每個人也都有自由表達自己觀點的權利。那麼那些太過專業的講述，作為“門外漢”的普通人，我們究竟該聽誰的？ 這就是《道德與職業道德準則》制定的意義，因為它給出了一個“公認的公共衛生醫學指南”，也就是所謂的“醫學上的主流觀點”。至於那些持有不同意見的專家們，當然可以自由表達各自的意見，但前提是：發表意見的人要明確表明自己的意見“是否與公認的行業觀點相悖，並謹慎行事，避免超越其知識和技能的界限”。 正是在這樣一種約束下，普通人才有可能了解“公認的行業觀點”是什麼？同時也能夠知道具體某位專家的意見是什麼？在此基礎上決定自己願意相信什麼？
二、質疑或反對mRNA疫苗的是哪些人？ 以下是影片中的講述人及其背景，同時也給出“醫學上的主流觀點”對他們的評價： 1、mRNA疫苗的受害者 喬爾（Joel Wallskog），曾是一名經驗豐富的骨科外科醫生，但在接種Moderna疫苗後，健康狀況急劇惡化，最終被診斷為橫貫性脊髓炎（transverse myelitis），這是一種影響脊髓的嚴重神經系統疾病，疾病導致他被迫提前退休。喬爾也是此片的編輯製作人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喬爾並不是一名疫苗反對者，他在國會聽證會上強調，希望政府增加疫苗副作用的透明性、改善副作用監測機制、對受害者提供支持並研究因疫苗所造成的傷害。 傑西卡（Jessica Sutta），前小野貓偶像組合（Pussycat Dolls）成員，接種疫苗後她出現了嚴重的類似自身免疫病的症狀，她自述：打完第一針大概兩天后，我醒來時右側肋骨劇烈痙攣，疼得要命，疼痛蔓延到整個胸部，又燒又刺，是那種可怕的劇痛……我得了神經病，全身疼，思維混亂，出現腦霧，再也不能跳舞了。她在2024年被確診為“疫苗誘發性紅斑狼瘡”（vaccine-induced lupus）。她在影片的最後表示：如果不親身經歷，真的很難理解這種感受，這段經歷是我人生中最孤立無援的時刻。所以我迫不及待想見到其他疫苗受影響的同伴，還有新冠重症一線的醫生們，因為他們真的非常了不起。真相是最有衝擊力的報道，這永遠是人們最想聽到的聲音。 托比（Tobie Vergara），39歲，兩個孩子的媽媽，有着美滿的家庭。但接種mRNA疫苗後，人生發生了巨變。她自述：我開始嚴重眩暈，皮膚上像有電流在滴落。我感到腦袋裡火燒火燎的，我出現了聽覺幻覺，我有先兆性偏頭痛、震顫、體內顫動，腿疼得要命，血管凸起發脹，還有灼燒感，我得了POTS綜合症，體重急劇下降，關節劇痛，肌肉萎縮，症狀數不勝數，我甚至晚上不敢睡覺，因為不知道自己還能不能醒過來……我的病已經花了我們超過7萬美元，我甚至不知道能不能完全康復。治療確實有效，但也讓我們經濟破產，徵信記錄也毀了，我們不得不借大筆貸款，我們現在正在申請破產，所以這徹底毀了我們。 托比的遭遇正是喬爾正在呼籲的：針對醫療衛生機構對疫苗受害者的不作為，政府必須做出改變！ 布萊恩（Brianne Dressen），此片的編輯製作人之一。她因接種疫苗而遭遇嚴重的神經系統相關副作用，並因此引發法律糾紛。但她接種的不是mRNA新冠疫苗，而是腺病毒載體（AstraZeneca）疫苗。 2、醫生及科學家 小羅伯特（Robert Ray Redfield Jr.，1951—），美國病毒學家，2018—2021年擔任美國疾控和預防中心（CDC）第18任主任。作為一名經驗豐富的病毒學家，他在疫情初期發揮了關鍵作用，強調了社會隔離和佩戴口罩的重要性，並支持疫苗接種。但也存在明顯的失誤：2020年1月8日，他便收到中國CDC負責人關於SARS-CoV-2可能具有人際傳播能力的通知，但他並未立即向公眾發出警告，直到1月20日美國首次確診病例出現時他才開始公開關注疫情。他所領導的CDC在疫情初期的檢測系統出現故障，導致全國範圍內的COVID-19檢測受阻。直到2月底，修復後的檢測系統才開始投入使用。他在支持疫苗界中的同時，於2025年也支持小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Jr. ）對疫苗進行更系統的研究，強調重新審視我們對這些疫苗安全性的了解，特別是關注mRNA疫苗可能帶來的長期副作用。他認為，這種透明的信息可能有助於恢復公眾對疫苗的信任。他在疫情中的經歷，反映了在全球大流行面前，科學與政治之間複雜的互動關係。 阿西姆（Aseem Malhotra，1977—），英國心臟病專家、健康活動家和作家。他提倡健康飲食，避免過度用藥，同時指出：“在肥胖症流行的背景下，奧運會選擇與快餐、含糖飲料、巧克力和酒精聯繫在一起，我認為這太可惡了。”新冠大流行期間，他提出可遵循他所提出免疫飲食療法作為替代方案（低糖、低碳水、高脂肪，減少處方藥，反對他汀類藥物），以便快速幫助人們降低感染病毒的風險。最初他曾支持接種mRNA疫苗，但後來他轉而反對使用mRNA疫苗。他在針對一篇摘要所發表的支持言論中提出：接種mRNA疫苗“五年後心臟病發作的風險將從11% 顯著增加到25%”。但Full Fact則警告：“人們對此研究的質量深表懷疑”。（Full Fact是一家總部位於倫敦的英國慈善機構，負責核實和糾正新聞報道的事實以及社交媒體上流傳的說法） 針對阿西姆2022年9月公開反對使用新冠mRNA疫苗的說法，法新社事實核查小組發出警告：“這是錯誤的。專家表示：他的研究通過挑選證據和依賴有缺陷的研究，誤導了人們對疫苗接種風險的認識，公共衛生當局也認為疫苗接種的益處大於風險。” 《柳葉刀》的主編霍頓（Richard Horton）則評價阿西姆：他的論證方式值得仔細分析，以理解他為什麼能說服一些人，那就是：1）將自己的觀點呈現為個人探索旅程中不得已的結論（個人故事化）；2）引用受人尊敬的科學家言論（增加可信度）；3）敢於對抗企業利益，堅定地站在患者一方（引發情緒共鳴）；4）強調對研究證據的關注點，暗示其相關性（暗示“隱藏真相”，激發懷疑）；5）將對原始數據訪問的呼籲，塑造成一個關於信任與透明度的問題（使普通人產生質疑現有科學共識的衝動）。 這段評語充分體現了阿西姆的論證策略與技巧，他善於通過心理與情感策略讓人產生認同，但這並不能替代嚴謹的證據和科學驗證。事實上，他對膽固醇、他汀類藥物以及mRNA疫苗的部分觀點缺乏充分的科學證據，甚至被醫學機構批評為誤導。 馬龍（Robert Malone），美國生物化學家、醫生，他早期的研究重點是mRNA技術、製藥和藥物再利用，他因首次成功轉染脂質體納米顆粒內包裝的設計mRNA而受到讚譽（1987—1989年間），但他未參與新冠疫苗開發。在新冠疫情期間，他轉而批評mRNA疫苗，稱mRNA未充分測試，存在風險（如spike蛋白毒性）。他認為：這項技術本來可能很有前景，如果當時能解決那些問題的話。但它的潛力可能已經被毀掉了，被這種瘋狂的全球搶發給毀了，明明還沒準備好。 對於這一評價，醫學上的主流共識是：疫苗在推廣前經過了數萬人的三期臨床試驗，並在真實世界中接種了數十億劑次後，其有效性和安全性已得到大規模驗證。馬龍的“毀掉”說法，更像是個人的情緒化判斷，而非基於系統性數據。而對於馬龍自稱“mRNA疫苗發明人”的說法，也已被科學界質疑。 保羅（Paul Allan Offit，1951—），兒科醫生，專攻傳染病、疫苗、免疫學和病毒學。他是輪狀病毒疫苗的共同發明人。曾任賓大醫學院傳染病科主任（1992-2014），並擔任費城兒童醫院疫苗教育中心主任。2002年，在生物恐怖主義恐慌肆虐之際，他是美國疾控與預防中心顧問小組中唯一一位投票反對為數萬美國人接種天花疫苗（Smallpox vaccine）計劃的成員，他聲稱：接種疫苗對人們造成的危害風險，在當下的美國超過了感染天花的風險。他反對膳食補充劑以及替代醫學的行動，但他同時又是堅定的mRNA疫苗支持者，他強調mRNA疫苗在減少重症與死亡方面做出巨大貢獻，估計僅在美國就挽救了約300萬人生命。他對風險持審慎態度，指出疫苗作為新技術，其長期安全性尚未完全了解，“我們必須保持謙遜”，並繼續觀察未知風險。他強調只有通過大型、前瞻性、隨機、安慰劑對照的三期試驗，才能驗證疫苗安全性與有效性。 有意思的是，這位“大咖”在影片中的出現，是讚譽馬龍應該獲得諾貝爾獎！然而，沒有公開記錄顯示他說過這樣的話。他的“mRNA疫苗”觀點恰與馬龍針鋒相對。 瑞安（Ryan Cole）：美國愛達荷州病理學家，公開反對mRNA疫苗，他曾在多個公開演講中稱mRNA疫苗“危險”，並聲稱它們會導致癌症復發、免疫系統受損。而且由於接種者的免疫系統“被關閉”或“被重置”，所以更容易感染其他疾病。他認為現在全世界有數百萬人終身受到永久性傷害，他們現在癱瘓了、患上了神經退行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他認為疫苗中的刺突蛋白會引發血管損傷與炎症。 科學界與醫療機構對此的回應是：目前沒有臨床或流行病學數據支持“mRNA 疫苗導致癌症復發”的說法。相反，多項研究表明接種疫苗的癌症患者整體獲益大於風險（減少重症和死亡）。免疫學研究未發現疫苗會“關閉免疫系統”。出現的少數副作用（如心肌炎）已被確認，但總體風險極低。美國病理學協會（CAP）公開澄清，瑞安的說法沒有得到證據支持，提醒公眾謹慎對待。由於在疫情期間頻繁傳播未經證實的信息，他在醫學界的聲譽受到廣泛質疑。 由於他的專業身份，讓部分公眾覺得其觀點“更可信”。所以，上述那位“大咖”保羅曾不客氣地指出：“專業人士傳播錯誤信息危害更大！”不知他針對的是不是如馬龍、瑞安這樣的人。 彼得（Peter A.Mccullough），心臟病學家、內科醫生，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心血管疾病、腎臟病學與流行病學。他曾在美國頂尖醫學期刊發表過大量論文（超過600篇），曾擔任多家期刊的副主編或編委。在心血管醫學領域，尤其是腎功能損傷與心臟病交叉研究方面有一定影響力。他高度批評mRNA疫苗，是美國最知名的新冠疫苗懷疑/反對者之一。他公開質疑mRNA疫苗的安全性，認為存在嚴重的心血管風險（如心肌炎、心律失常、血栓）。聲稱疫苗的風險可能大於益處，尤其是在年輕和健康人群中。他推動早期治療替代方案，作為羥氯喹早期的倡導者，他主張使用羥氯喹（hydroxychloroquine）、伊維菌素（ivermectin）等藥物進行“早期治療”，並認為這是更優選擇。但因為這些藥物的療效未得到大型臨床試驗證實，所以它的相關建議遭到主流醫學界的否定。 針對他關於mRNA疫苗的觀點，科學界和醫學機構認為：mRNA疫苗的益處遠遠大於風險。彼得誇大了疫苗的副作用、淡化了疫苗的益處，但他在反疫苗社群中有很大影響力。他有關疫苗的言論，缺乏大規模臨床數據支持，被廣泛批評為誤導公眾。2022年10月，美國內科醫學委員會（ABIM）建議撤銷他的委員會認證，原因是他散布了有關新冠疫苗的錯誤信息。2025年1月，ABIM又撤銷了他的心血管疾病和內科兩項認證。他是2023年一篇綜述《新冠疫苗接種後死亡屍檢結果的系統評價》的合著者，但該綜述已被撤回。 傑西卡（Jessica Rose）：擁有計算機科學和應用數學背景，後續在生物學領域也有學習和研究經歷。她並非臨床醫生或大型流行病學研究機構的核心研究員，更多是以獨立研究者身份在博客、播客和社交媒體上發表對疫苗的看法。她經常分析美國的VAERS（疫苗不良事件報告系統）數據，並稱疫苗引起的死亡和嚴重副作用被嚴重低估。她提出mRNA疫苗可能造成心肌炎、血栓、神經損傷等廣泛嚴重不良反應。她對長期風險表示強烈擔憂，她呼籲必須立即停止推廣和接種mRNA疫苗，她認為mRNA既不安全也不有效。她指責監管機構（如FDA、CDC）掩蓋或淡化了風險，強調透明性，呼籲全面公開數據。 對此，科學界和獨立審查機構的反駁是：VAERS是開放的自我報告數據庫，任何人都可以提交，但未經過因果驗證。正確使用VAERS只能發現“信號”，但不能直接計算死亡率或斷定因果。多個獨立的學術機構（CDC、EMA、英國MHRA）用更嚴格的方法（大樣本、對照、統計建模）檢驗後，確認有罕見風險（如心肌炎），但總體風險遠低於感染新冠帶來的風險。她的分析在方法學上存在問題：她忽視了混合因素，如：疫情期間死亡增加可能來自COVID本身、醫療延遲、藥物過量，而不是疫苗。把報告數直接解釋為因果死亡人數，則被認為是“濫用數據庫”。她的觀點和文章從未在主流高水平同行評審期刊上獲得廣泛接受。她在播客或博客上傳播的多次數據解讀，被科學事實核查機構（如Health Feedback、Reuters Fact Check）指出存在錯誤或誤導。 保羅（Paul E. Marik），南非出生，是美國執業的重症醫學醫生，曾任美國弗吉尼亞州東弗吉尼亞醫學院（EVMS）的內科教授和重症醫學主任，擅長重症呼吸支持與敗血症治療，發表了超過500篇同行評議論文、書籍章節和綜述，在ICU學界有相當影響力。他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間因支持伊維菌素和質疑疫苗而成為反主流公共衛生政策的代表人物，他認為，疫苗既不安全也不有效，它們傷害了無數人，數百萬人！這些本不應該發生，這是一個悲劇。竟被允許發生了，這些所謂的疫苗代表了新冠最糟糕的一面，以及這種欺騙的極致體現！我們所看到的欺騙行為，我們為這個可怕的問題提供了部分答案。 主流醫學界對此評價：保羅在傳統重症醫學領域確實是國際公認的專家，尤其在敗血症管理、營養支持和ICU治療方面有長期貢獻，他的論文量和引用量很高。但疫情期間，他的“Marik protocol”在更大規模研究中未能證實有效，遂逐漸被“指南”摒棄。他和FLCCC對伊維菌素的推廣缺乏堅實隨機對照試驗支持，多項系統綜述顯示效果不顯著甚至無效。他對mRNA疫苗的負面評價也被主流醫學界批評為誇大和誤導。他後來在疫情中推廣的一些療法或觀點，很多不是通過同行評議期刊發表的，而是通過會議演講、採訪或預印本平台，這就是為什麼主流醫學界對他的新主張質疑更多。他在EVMS的職位於2021年後終止，此事與他的新冠治療方案爭議密切相關（學校與醫院均強調應遵循循證指南）。 
三、mRNA疫苗接種帶來的問題 相信這是所有關注疫苗的人最想弄清、也最不容易弄清的問題。這裡的問題可分為兩種：1）接種後的不良反應（副作用），屬於已經觀察到的實例；2）日後可能的風險，屬於未來的、基於理性和專業的非事實論斷。 綜合影片中各位專家所提及的問題，主要有： 1、心血管系統風險 心肌炎、心包炎，其副作用已被廣泛確認，但比較罕見，主要見諸青少年與年輕成年男性，通常為輕中度、恢復良好。相比之下，感染新冠本身導致心肌炎的風險更高； 心律失常和猝死：個案報道多，但缺乏穩定人群信號。總體死亡與猝死率未見因接種疫苗而上升的可靠證據。 血栓並血小板減少綜合徵TTS（腺病毒載體）：與mRNA疫苗的關聯度很弱、或者未證實其有關聯。 微血栓、纖維蛋白-澱粉樣微凝塊：案例主要來自小樣本或體外觀察，尚無一致臨床證據證明為普遍問題。 2、神經系統 格林-巴利綜合徵GBS：更常見於腺病毒疫苗，與mRNA疫苗關聯度弱。 面癱：隨機對照與大規模數據未顯示顯著增加，多為自發報告，缺乏一致的因果證據。 橫貫性脊髓炎、視神經炎、腦炎等：零散個案報告，人群層面未見明確超出背景率。 POTS/小纖維神經病/自主神經功能紊亂：有個案，但易與感染後同類綜合徵混雜，總體證據仍在形成中。 耳鳴、突發性耳聾：多為自發報告，缺乏一致的因果證據。 3、免疫學與感染學 抗體依賴性增強（ADE/VAED）：臨床未觀察到穩定群體信號。 免疫印跡（“原始抗原罪”）：免疫學上真實存在的現象，影響抗體譜與加強針策略，但不等於有害。 免疫耐受：屬於免疫學可觀察到的調節現象，目前臨床危害證據不足。 帶狀疱疹再激活：有信號提示輕度風險升高，但幅度較小且可治療。新冠感染本身也會誘發再激活。 4、生殖與妊娠 女性不孕/胎盤受損：基於“Spike與syncytin-1相似”的說法已被駁斥，大規模數據未見生育力降低。 月經變化：有報告接種後出現短期周期/量變化，多在數個周期內恢復。 流產、不良妊娠結局：總體未見風險上升。相反，懷孕期間感染新冠與不良結局關聯更明確。 男性精子質量：研究顯示未見持續性不良影響；發熱（無論因感染或接種）可短期波動。 5、腫瘤與長期風險 “渦輪癌/癌症暴增”：為社交媒體流行說法，缺乏人群數據支撐；癌症登記未見與接種相關的模式性上升。 p53抑制/致癌信號：多為體外或理論推斷，無臨床因果證據。 mRNA整合進DNA：機制上缺乏整合條件，人體內證據不支持。 6、自身免疫與器官特異性疾病 自身免疫性甲狀腺炎/肝炎/腎小球腎炎/血管炎：少量個案與藥物警戒信號，總體極罕見；感染同樣可觸發自身免疫事件。 免疫性血小板減少（ITP）：少數報告，風險極低；可治療。 7、眼科、皮膚科 葡萄膜炎/視網膜血管事件：零散報告，缺乏一致人群信號。 皮疹/蕁麻疹/血管炎樣皮疹：多為輕度、短暫。 8、過敏與材料相關 過敏性休克（PEG相關）：已知罕見風險；接種點均有急救流程，發生率極低。 脂質納米顆粒（LNP）生物分布：動物數據提示肝臟等器官富集；人體安全邊際充足，臨床不良事件模式未顯示器官毒性普遍化。 9、生產與雜質爭議 質粒DNA殘留/SV40啟動子：曾引發討論；監管標準允許的微量殘留在毒理上有安全裕度，目前缺乏臨床危害證據。 內毒素/雜質/批次差異：GMP與放行檢測覆蓋此類風險；若出現問題應有群體信號，目前未見系統性異常。 10、加強針與策略層面 頻繁加強導致“免疫疲勞/耐受”：仍在研究；現行策略傾向針對高風險人群、優化間隔與株匹配以平衡收益/風險。 低風險人群的風險—收益比：爭論焦點在於年輕男性的心肌炎信號與基礎風險很低的群體，多國據此調整間隔/劑型/是否推薦。 11、數據系統與信任 監測系統“低估/高估”：自發報告（如VAERS）用於信號探測，不能直接做因果或率；也確有“漏報/誤報”的天然局限。 原始數據開放：合理訴求；多個國家/研究在逐步增加數據可得性與方法透明度。 此外，有關mRNA疫苗的其他爭議還有： 1）因為是新技術，此前從未使用過，所以缺少經驗，存在的潛在風險一時看不清，也不確定； 2）鑑於疫苗的持續保護能力會逐漸減弱，所以無法阻斷感染。而持續接種，又會使風險積累、增加； 3）一旦進入動物體內，其與人的食物鏈連結將對人產生怎樣的影響？ 說到觀察，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那些質疑或反對mRNA疫苗的專家所觀察到的案例具有分散性，他們指出的由疫苗引起的不良後果的病症各不相同，比如：馬龍指出的心肌炎、凝血障礙、免疫逃逸、抗體依賴性增強（ADE），Michael Yeadon指出的人口減少、免疫系統破壞，羅傑·霍金森（Roger Hodkinson）指出的生殖力下降，阿西姆指出的心臟病和心血管風險，等等。 倘若沿着這一思路進一步推斷，這是否意味着：如果某個風險確實廣泛存在，那麼不同研究者應該能在不同人群中重複觀察到相似的結果。但現實是他們的關注點各不相同，說明沒有一個被普遍、穩定地驗證的因果關係。這更像是個人經驗加上偏見選擇，而非一致的科學結論。 但另一方面，每個人或許更容易“發現”與自己專業領域或經歷相關的副作用，像心臟科醫生會強調心臟病，免疫學家會強調免疫紊亂，生殖科醫生會擔心生育問題。這是否是一種典型的認知偏差？即：人們往往把有限的觀察放大成普遍的規律？當然，從傳播學的角度看，這種“百花齊放”的擔憂，會讓普通公眾覺得疫苗問題多到數不過來，進而增強恐懼感。但在科學層面，缺乏一致性恰恰削弱了他們的論點。 綜上所列，有關mRNA疫苗接種風險的結論或可總結為： 1）已被確認的風險主要有：罕見的心肌炎/心包炎（年輕男性更常見），多數恢復良好；PEG相關嚴重過敏極罕見。 2）更偏腺病毒載體疫苗的風險：TTS、GBS 的信號更明確。 3）其餘大量指控：多為零散個案、理論推斷或尚未複製的發現；在人群層面缺乏穩定、一致、可重複的證據。 4）總體權衡：在老年人、合併症人群與孕婦等高風險群體，接種的獲益顯著大於風險；在年輕男性等特定人群，策略優化（間隔、劑型、是否接種/何時接種）可進一步降低罕見風險。
四、我等普通人該怎麼辦？ 當mRNA疫苗這個解釋起來都需要一定時間的、過於專業的詞彙擺在我們面前時，我們的第一反應就是：我不懂，我無所適從。更何況科學家的表述中還有太多我們無法弄懂的東西。我們普通人或許很難判斷哪些是個別案例，哪些才是真正值得擔心的常見風險。這裡給出一個簡單實用的思路，，即“風險可信度”判斷方法，用以幫助人們在海量、矛盾的信息里做出自己的判斷： 1）有沒有被多個國家監管機構確認？ 如果美國CDC、歐洲EMA、世衛WHO等都已經明確承認，比如mRNA疫苗會導致罕見的心肌炎，那就是真的風險。如果只是個別醫生或單個小論文提出，沒有被大規模數據確認，那就是“疑似信號”，不能當做確定的事實。 2）風險的大小（概率）是多少？ 比如mRNA心肌炎：大約十萬分之一到萬分之一，且多數可恢復。而感染新冠本身導致心肌炎、血栓、中風的風險，要高出幾十倍甚至上百倍。所以，關鍵不在於“有沒有風險”，而是“風險有多大？與不打疫苗相比哪個更大？” 3）風險人群是否特定？ 一些副作用主要集中在年輕男性，而老年人或孕婦的風險點不同。醫生和政策會根據人群特點優化方案，比如：調整劑量、更換疫苗類型、延長接種間隔等。 4）有沒有替代方案或防範辦法？ 對於心肌炎，可將加強針改用另一類疫苗並延長間隔。對於血栓風險，對特定人群避免腺病毒疫苗。這些風險往往不是“全盤否定疫苗”，而是通過策略來降低風險。 那麼，該如何看待專業人士的爭議呢？ 要知道：專家的說法不同，不等於一方完全正確、另一方完全錯誤。通常是反對方會強調個別病例和潛在危險，主流機構則強調大樣本數據和整體風險及收益。就好像一個人站在“放大鏡”下看個別悲劇，另一個人拿“統計表”看整體人群。兩種視角都有意義，但結論和語氣會很不同。 對於前者，首先要聚焦在自己身上，先問自己：我屬於哪類人？（年輕男性？老年？孕婦？慢病患者？）我的風險在哪裡？權衡之下，更大的風險是來自於“感染新冠”還是“接種疫苗”？ 對於後者，如果不想被海量信息所淹沒，首先還是要聚焦權威數據，像CDC、EMA、WHO的“安全監測月報”，因為那是匯總了數百萬人的數據。但更好的辦法就是問自己的醫生，醫生是最合適的翻譯官。拿着你關心的具體病症（比如“我聽說疫苗可能導致POTS”）去問醫生，讓他幫你結合你的身體情況做出解釋，供你選擇。 此外，對於有一定專業背景或者個人對此有所關注、有所“研究”的人們，還應做到： 1）找出原始研究和原始數據，不要只看演講或社交媒體內容。要查看被引用的文獻是否存在、質量如何？ 2）分清哪些是情感，哪些是數據！演講中的“故事、權威引用、企業對抗”屬於情感及心理策略，它不等於科學證據。 3）對比多來源，將某個觀點與大規模隊列研究或隨機對照試驗結果進行對比，看看是否一致？ 4）還是要更關注科學界、科學家的共識。
五、mRNA疫苗爭議的實質反映了什麼？ 醫學是一門科學，也是科學中與人的生命最為攸關的一類，所以對此存在爭議無論如何都是好事，特別是對於mRNA疫苗未來潛在的風險，專家們怎麼呼籲、怎麼強調都不過分。 然而我們也必須看到，在這一爭論的背後，畢竟涉及到科學、政治、社會倫理以及心理等各個層面，背景十分複雜。也因此，各方觀點常常由這些因素的不同組合、不同側重加權而成。這裡簡要歸納如下： 1、科學與醫學的角度 mRNA疫苗的機制是：利用人工合成的mRNA在細胞內暫時表達病毒蛋白片段（如刺突蛋白），激發免疫反應。它並不改變人體DNA，而且mRNA本身在體內會很快降解。 mRNA疫苗的優勢是：開發速度快；可以靈活針對不同病毒變種修改序列；有潛力用於癌症免疫療法等更廣泛的領域。而且在疫情中，疫苗顯著降低了重症與死亡率。 mRNA疫苗的風險與不足主要有：短期副作用，如發熱、肌肉酸痛、罕見的心肌炎/心包炎等；至於長期效應，由於是新技術應用，幾十年的安全數據尚未積累完成，所以人們對未來風險的擔心並非杞人憂天。 2、政治的角度 首先是自由與強制的衝突，一些國家/地區採取強制接種或出行限制，引發人們反感。正確的做法應該將選擇權交給民眾。那麼，如何避免群體間相互影響、相互感染呢？這當然是一個國家的公共衛生策略問題，一方面，大規模的接種可以減少醫療系統壓力；另一方面通過嘗試“自然感染”達到整體免疫的效果，疫情期間這兩方面的嘗試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所以，支持疫苗的群體認為：在緊急狀態下迅速推廣疫苗，是避免全社會大規模感染所造成的損失的必要措施，是政府的責任。至於政府做的是否好？則是另一個問題。 而質疑的一方，強調製藥公司的逐利行為，他們擔心那些商業巨頭們利用危機牟利，同時將真相隱去。而數據與輿論的管控，又使得所謂的負面消息被壓制。 3、社會與輿論的角度 支持者認為，mRNA是醫學進步的典範，快速挽救了數百萬生命。但反對者與質疑者則詬病政府強制措施，他們認為數據透明度不足，懷疑官商勾結、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或者索性將其視為“未經充分驗證的人體實驗”！我們或許更應該採取：承認疫苗在疫情中起到的作用，但也要求更長期的數據、更透明的風險監控。 4、倫理的角度 支持方往往強調集體利益優先的原則，認為疫苗接種不僅是個人行為，也是社會責任。這樣可以更好地保護弱勢群體，像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受益更大。 而質疑方則看重知情同意，因為信息過於複雜，普通民眾難以真正理解風險與收益。而科學機構與政府的“話語壟斷”，也讓部分人感覺被剝奪選擇權，如此等等。 5、心理的角度 疫苗爭議不僅是科學問題，也是信任問題。人們對政府、製藥公司、科學共同體的信任度不同，導致態度分化。對很多人來說，“未知風險”比“已知危險”更令人恐懼。爭論的激烈往往反映了疫情時代的不確定感與政治化氛圍。 六、最後的話 mRNA技術本身是一個重大科學突破，它在新冠大疫情中的積極作用有目共睹。但我們必須保持清醒和審慎。因為儘管它在疫情中展現了強大的潛力和拯救生命的能力，但它的長期效果以及潛在的風險還需要持續觀察與數據積累。因此對於mRNA疫苗，我們需要保持“謹慎的樂觀”，既不盲目崇拜，也無需盲目恐慌。 科學需要批判與驗證，社會需要透明與監管。最重要的是，每個人都有權基於充分的信息作出自己的健康選擇，而不是被恐懼或政治所綁架。
（文中圖片均引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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