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关心我的人，同事、朋友、家人，都反对我年底回国。

反对得最激烈的是父亲。

他自幼父母双亡，两岁时由叔叔带到菲利宾抚养，六岁回国，算是一个有“污点”在身的“归侨”，加上抗战后期十六七岁的他响应政府的号召，填表申请了“三青团”组织，虽未被批准，但因有此表在案，五零年“镇反”时差点儿没被当作“反革命”给枪毙掉。幸亏有良心者作证说他解放前“为党做过一定的贡献”，才得以功过相抵保了命。反右时期，他在上海读书，那段历史又一次被翻了出来，整得他五脏六腑都“不知到哪儿了”（父亲原话），终因“经查无任何反党言论”而过了关。（后来父亲跟我说，他是“死”过一回的人了，岂敢再“乱说乱动”？） 六零年初，他与中学里的教导主任合编了一册《数理化自学丛书》，尚未正式出版，就碰上了“文革”。 这一次，“归侨”、“三青团”、“白专道路”三顶大帽一起砸到他的头上，虽免牢狱之灾，却被罚带领一帮子最调皮捣蛋的学生，到乡下劳动改造三年。留在大上海的教导主任就没有那么“运气”了；他因受不了精神上的极端侮辱和肉体上的非人折磨，“自绝于人民”了。因为被贬到乡下，父亲又“捡了一条命”。

父亲的观点很简单：GCD出尔反尔，言而无信，虽有邓大人坐镇，但难保再来一次“镇反扩大化”。既然出去了，就不要再回来。

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国进步了，“六·四 镇反” 没有搞得太离谱，但当时国内迅猛的、大张旗鼓的搜捕和镇压却使在国外的留学生们凉透了心。

我，也不能幸免。

“就这样定了”的爱情受到了严峻的考验。

七嫂通情达理。她主张“暂不回国，静观其变”，甚至劝我“另觅她偶”，但深情款款地表示“无论如何，我会一直等你”。

如此佳偶，哪里“另觅”去？！

我回不去，她能不能出来呢？

在当时的状况下，将七嫂办出国，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它花了我们一年零7个月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