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者按：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以“民主集中制”的手法扼杀了自已在造反时期所标榜的民主，并实行了30年之久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使得“革命运动”不断，成千上万个优秀的中华儿女冤死、惨死在独裁体制的屠刀之下。其中，有两位杰出的女性，一位是大家所熟知的、被割喉再枪杀的张志新，另一位是曝光较少的被当局秘密处决的北大才女林昭。

人类历史上的暴行可以原谅，但不可以忘记！

今年4月29日是林昭冤屈而死44周年纪念日，刚才看到一夫先生的诗作《琼花－献给林昭》，甚为感动，遂想起了以前看到的一些纪念林昭的作品，特选两个转载如下：

1. 林昭同学、“未婚夫”张元勋撰写的回忆录。
2. 著名独立纪录片制作人胡杰于2004年拍摄完成，但在大陆禁播的《寻找林昭的灵魂》。

林昭之死 —“未婚夫”的回忆

张元勋

1957年的北京大学，师生之中有1500人因「反右」「扩大化」而蒙受不白之冤，很多人被开除了公职与学籍，发配于穷山恶水、荒原大漠之间亡命了之，22年后，又把这「扩大化」了的1500人无一例外地平反，也就是，就北大来说「扩大化」已「扩大」到无一正确全盘错误的程度！41年之间，我们全年级竟有近10位同窗英年早逝，时运的坎坷，生计的艰辛，过早地夺去了他们才华横溢的生命！

但是，我们还要提及另一些在1957年风暴的延展中惨死于「人民」枪口下的北大冤魂：哲学系的学生黄宗羲绑赴刑场，临刑前对妻子说：「我死后你不要守着，早一点找一个家，好好教育孩子跟着党、跟着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被杀在1958年。

西语系英语专业的学生顾文选，1966年夏自河北省某劳改农场逃出后不久被抓获而归，即被处死，其时他无妻室，亦无遗言。

化学系的学生张锡琨，企图越狱而被处死，时间已是「四人帮」垮台后的1977年。他的遗体由他妹妹领走，掩埋于四川盆地。

而中文系新闻专业的1954级女学生林昭之死，则由于是被密杀及灭尸更被掩盖得毫无踪迹！

　　她死得惨烈，死得冤枉！

　　◆林姑娘是游先生看中的女才子

我的案头放着一份1954年8月15日的《解放日报》,其7-11版刊登的是《全国高等学校一九五四年暑期招考新生录取名单（华东区部份）》，第十版：「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新生名单中有一个「彭令昭」。当我们负笈京华、欢乐聚首燕园之初，「彭令昭」一直是名下无人的「隐君子」。两个月过去了，在杨晦先生为全年级开讲《文艺学引论》的阶梯大教室，我们终于弄清了那个叫「林昭」的姑娘就是「隐君子彭令昭」。她在全年级的「亮相」，是因为系办公室的冯世澄先生举着一捆寄给「彭令昭」的书，并且喊着这个名字，而从座间起立跑到冯先生旁边的却是林昭，她是苏州人，「令」与「林」是同音字。她自中学即投稿发文，以「令昭」为笔者，后则改用「林昭」，盖以「令」、「林」是同音字。此处对她名字的说明为了纠正当今的某些文章中的妄说，说她「非常像」、也「非常爱」林黛玉，自己才改为「林昭」的。其实，林昭是最不喜欢别人说她是「林黛玉」的。

　　我第一次与她交往，是在图书馆的善本书库里，她正在那不太亮的台灯下翻阅着一大堆线装书，我看出那是《毛诗郑笺》，后来我们从图书馆出来，在南阁、北阁旁的逶迤小路上，她边走边对我说：「《风．七月》：『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说的是什么？我看说的是女奴隶为奴隶主的小姐作陪嫁奴隶的制度，她们陪嫁异国，就永远不会再见到自己的生身父母，所以『伤悲』。古代的学者早就指出：『妇人谓嫁为归。』还说：『诸侯之女称公子也。』可见『公子』是贵族小姐，不是少爷，现在许多注本，都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女奴悲伤，害怕被奴隶主公子掳去，受到侮辱。』岂不荒唐。她又进一步分析说：「其实，我看整篇《七月》几乎用了极大篇幅描写了奴隶主为他的女儿准备出嫁的细节，从养蚕采桑到织布染色，从狩猎狐狸到『为公子裘』，准备的都是嫁衣。」她的这些观点，大约也曾请教过游国恩先生，记得有一次，游先生身体不适，我到燕东园去探望，他还谈到林昭的勤学与多思，提到她对《七月》的见解，游先生多有称赞。后来，听说游先生曾建议系里把林昭从新闻专业转到文学专业，先生以为：林昭若从事古典文学的研究，会很有前途。后来不知为什么游先生的这一建议没有实现。1980年12月11日，在北京为林昭举行平反追悼大会之次日，我与林昭的妹妹彭令范女士到北京大学燕东园杨晦先生的寓所去拜望并辞行，这位86岁的仁厚长者见到我们怆然泪下，他向我说了两件事：一、当年在讨论逮捕我的时候，先生是坚决反对的；二、当年在讨论游先生建议林昭调入文学专业的时候，先生是坚决同意的。－－但皆适得其反！先生不无感叹地说：「我每当想起这些就觉得心里难过。稍停又说：「林昭是游先生看重的学生，多少次游先生的学术讲演，都是即席发挥，没写讲稿，事后都是根据林昭的记录整理存文的，如果没有后来的那场运动，林昭可能会成为游先生的好助手！即令不改专业也无妨于此。

　　◆在芬芳灿栏的日子里

　　1956年的秋天，北大党委决定创办一个学生综合性文艺刊物，这就是非常著名的《红楼》。《北大诗刊》停办，并对其编委会成员作了增补，而成为《红楼》编委会，阵容如下：

　　主 编：乐黛云先生
　　副主编：康式昭、张钟
　　编 委：马嘶、李任、王克武、林昭、张元勋、谢冕、张炯（名字的次序是依当时的年级自高而低排列的）。

别看那么一个著名的刊物，而真地要到北大去找那个「编辑部」，却是找不到的。因为根本就没有那么一间专用的办公室，每次开编委会，都是临时借用学生会、团委会甚至党委会的办公室，而具体的修改文稿、校对清样等工作，就往往「习惯性」地挤在林昭的宿舍里，那间屋在文科女生宿舍27斋二楼，四人一室。但我们在那里也只能利用课外活动时间，上午有课，晚上自是不应打搅她们。那层楼住着的新闻专业女同学，林昭之外，还有五位后来也成右派的，包括张玲、韩其慧，她们都在「57之难」后，发配西北，韩其慧死于其处，弃身沙丘热海之间。张玲在20年边塞大漠的磨难之后，有幸回到北京。其余三位都由于忧患太重、去日苦多而身染沉疴。

1956年12月31日的夜晚，北大的燕园内灯光如昼，可容纳八千人的大小餐厅，学生宴会之后，早就打扫得干干净净，大餐厅的中心放着一个直径两米的大花盆，里面栽着一株五、六米高的针松圣诞树，枝叶之间灯光明灭，空间是被香水喷过了的，弥漫着茉莉、玫瑰的芬芳８迎接伟大的1957年」金色大字悬挂在主席台上，所有的聚光灯都投射在这十个金色大字上，彷佛它就是即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那金色的日子！那光明的日子！那光彩夺目、充满伟大希望、铸定前途灿烂的日子！

其实正是严冬，北京的冬季其实奇寒，而北大的儿女们的脸上都蒸腾着汗气，舞厅内灯光微暗而柔美，姑娘们的脸上大约都有粉，嘴唇是被唇膏涂过了的，在微暗的灯光中看去，红唇却成了黑色。林昭与张玲也在这「无忧之境」里飞翔。

　　午夜11时30分，我们敬爱的马寅初校长、周培源教务长等学校领导来到迎接新年的会堂，登台贺年，舞曲骤停，八千骄子静立。当午夜的钟声敲响第十二响，余音未绝，北大沸腾了，如群山在笑！这八千子弟的第一句高呼，呼的是什么？是——

　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马老的习惯用语：「兄弟我。」刚一出口，他的话便被海涛般的掌声所淹没，这位慈祥、正直、爱国、渊博的长者，他又何曾料到这样坦率、真诚、融洽、无虑的聚会，以后竟不会再有了！永远也没有了！他何曾料到：再过四个半月、五个月，一场史无前例的「引蛇出洞」之战，会在这八千「天之骄子」中展开！其心之决，其志之壹，可谓任何「回天之力」皆已不存！颇有「宁可负人，不可负我」的韵味，这是为马老所不曾料到的！于是，就在这八千骄子之中竟有1500人中计罹难，有如林昭这样的正直、热忱、赤诚、爱国的青年男女死于枪杀，更不用详说那一支被逮捕、被开除、被远放、被驱走的不幸大军，他们浪迹天涯，背亲离戚，在荒原绝域、饥寒劳苦中熬尽了青春岁月，有的历尽折磨摧残英年而逝，有的茍活幸存也憔悴若痴，且年及衰颓、孑然孤苦，苍天不助！－－在这1956年的除夕午夜，时光流向1957年元旦的临界时刻，这是马老、也是所有的人所不曾料到的！

马老的绍兴乡音未改，高呼着：「兄弟我给大家拜年!」一个穿著大红毛线衣、白色长裙的女同学登上主席台，把一串鲜花「项链」恭敬地戴在马老的脖子上，垂在他的胸前！掌声、欢呼声混成海洋！这时，马老率领校领导们走下主席台，来到学生中间，舞曲又重新响起，一个男同学跟在他的背后，把双手放在马老的双肩上，而周培源教授则又跟在这个男同学的背后，也把双手搭在他的双肩上，如此照做，很快一条「人链」连结而成，又似一列列车，在祖国的大地上快跑，马老是火车头，在舞曲的优美的节奏里，他带领着这支中国一流的科学大军向前快跑！他率队而行，开始只在边缘，队伍像一条长龙蜿蜒蠕动，缠绕婆娑，幻化斑斓！逐渐向中心盘旋，于是八千人组成的长龙，形成一个极大的漩涡，八千骄子都坠入其中，而马老则在这漩涡的最中心，豪情无限！

哪能想到，这真是一桩「异兆」！正如《红楼梦》的第七十五回之「开夜宴异兆发悲音」一样，以「漩涡」为开始的1957年，终于把马老及八千子弟席卷而下，这悲壮的下场竟在欢乐之夜怪异般地形成！可是谁又能去思量与留意！

《红楼》终于在1957年元旦之晨与八千儿女见面，在刚刚结束了新年通宵舞会的大餐厅门前，两张大餐桌上堆满了《红楼》创刊号，参加了通宵狂欢的北大儿女们，晚妆未残，微有倦意，便围购如堵，林昭与《红楼》编辑部的发行组组长李鑫与其它同学一起在那里忙碌着，而大家都同时发现：创刊号的封面上是一幅木刻图案，是一个牧羊人正驱赶羊群走下山岗，山上草木摇曳，山外浓云翻滚，图案题名竟是「山雨欲来」四个字。

　　「山雨欲来」，这对伟大的金色的1957年元旦的第一印象，竟不幸言中！我们已忘却当时为什么采用了这幅木刻作为《红楼》的创刊图标，图文连述，岂不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吗？这与汹涌的漩涡岂不是异曲同工、不谋而合了吗？为什么竟如此之贴切！异兆与儆示在北大儿女面前发出了历史的悲音！这期刊物的第二页，刊登的是林庚先生的《红楼》：

红楼你响过五四的钟声
你啊是新诗摇篮旁的心
为什么今天不放声歌唱
让青年越过越觉得年青

　　《红楼》的第二期于1957年3月1日出版，那一期的责任编辑是林昭和我，直到今天，那一期的二校清样，还收藏在我的书橱里，那上面还留着林昭改稿校对的字迹和符号。

　　她在《编后记》里写道：

　　「我们希望能在《红楼》上听到更加嘹亮的歌声，希望我们年轻的歌手，不仅歌唱爱情、歌唱祖国、歌唱我们时代的全部丰富多彩的生活；而且也希望我们的歌声像炽烈的火焰，烧毁一切旧社会的遗毒，以及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东西。」

可以看出：从林庚先生《红楼》诗中呼唤曾响过「五四」钟声的《红楼》再「放声歌唱」，到林昭的呼唤「我们的歌声像炽烈的火焰烧毁一切」「遗毒」和「不利的东西」，这一种主张用「五四」传统荡涤浮现在当时的黑暗与毒害的呼唤，是1957年新年伊始的一种思潮和渴望，一掣山雨」确实已在慢慢地向中国大地袭来！终于使「红楼一梦」化作了「楼头残梦五更钟，花底离愁三月雨」了！

《红楼》的第三期是纪念「五四」专刊，《红楼》编辑部几乎是全体动笔，马嘶、谢冕、林昭都拿出佳作，我也写了相形见绌之句充数于版面，另外，还收到孙克恒、任彦芳的优美诗作，大家都在「五四」这个主题里驰骋诗情，跌宕幽思，形成了数十首异彩纷呈的峥嵘组诗！真可谓气势不凡！

这一期几近「诗刊」的《红楼》于1957年5月4日上午在燕园内隆重发行，很遗憾的是：当日发行了一万册，谁会料到今日竟片纸不存！而这一组组诗尚未排印之先便被北大诗歌朗诵团突击排练，经过朗诵的艺术处理，成为一出动人的大型诗朗诵表演，于1957年5月4日的晚上，在北东操掣五四」营火晚会上与火炬传递同时隆重演出。

　　最后，所有的火炬都堆在了一起，变成了一座山，涌起了凌空的烈火，把东操场照得如同白昼，数千北大儿女在这火的周围，鼓掌、跳跃、呼喊、歌唱－－直到夜深，斗转星移，余烬渐熄。我与林昭离开这里时，晨光熹微，已是5月5日的早晨，星期日，整个校园静得像已入梦，连晨曲也破例未再播放，静极了！犹如《红楼》第二期的「封四」的一幅题为「黄昏」的照片之任锋配诗，其末四句云：

世界是这么广大
友谊是这么真诚
生活是这么美好啊
我们又这么年青

◆1957年5月9日：背叛与离散的开始

「五四」过去，《红楼》编辑部里逐渐感受着一种离情，编委会内与编委会外的一些作者，都临近毕业，于是举行一次联欢活动的构想乃应运而生，方案很快就拟定：游园！当然是颐和园。但，时间呢？只能在星期天，5月12日是5月5日后的第一个星期日，但那天中文系要开运动会，我们都要参加，（《红楼》编辑部中除了王克武是西语系的，其它全是中文系。）于是只好再往下推迟一周，确定在5月19日了。

5月19日那天，春光明媚，气候宜人，确实是兴致最浓，参加那次活动的有马嘶、李任、孙克恒、薛雪、康式昭、谢冕、任彦芳、杜文堂、张钟、林昭和我，我们一早就从北大西校门口乘「332」公共汽车到颐和园，十张入园券共1元5角，而后沿知春亭向北，走长廊至排云殿，登佛香阁至智能海，到后山，沿苏州河从后门出颐和园，而后乘车返校，抵北大已是下午5点多。那天，林昭带着一个「120」照相机，她做摄影师，拍了许多照片，后来我们每人都洗印了，但今天只有一张在知春亭畔的合影还夹在我的一册旧书里，在公安局、监狱、「文革」之火的历次劫难中幸存了下来，成为「5.19」《红楼》编委会的颐和园之游的唯一的纪念，也是《红楼》编委会的唯一的一张合影纪念。

那天的黄昏时分，北大的学生大餐厅的东门外的墙上出现了大字报，非常巧合，那天在大餐厅里正举行一个全校性的大会，是党委的副书记作报告，天气已暖，在餐厅外的广场上坐满了人，于是墙上的大字报立刻便被人发现了，大餐厅东门外渐渐围满了同学，许多人用手电照着，注意地读着那用红色标语纸毛笔大字写成的诗行：《是时候了》。

大约晚上十点钟，大会结束，同学们走出会场，大餐厅东门外的人更多了，最后甚至拥挤着，手电的光束从远远近近一齐投向那张「大字报诗」，有人捧着小本子在抄，还有闪光灯及拍照的声音。

午夜以后，校园内声籁俱息，可是，在许多宿舍里，灯光却是彻夜地亮着：有的变成小组讨论会场，有的则是产生大字报的家园。

大字报，红色的纸，在至今知名于世的「北大三角地」迅速展延，所有的墙壁上皆糊满，犹如半个月前那一片炽红的火的山、火的海，并与那浓墨涂成的春潮带雨般的诗的风、诗的雨并至。酿成了1957年的红色的五月、黑色的六月、灰色的七月！

5月19日－－这个在北大校史中占有耀眼一页的重要日子，我们终于走向了离散！离散：不仅仅是这个青春群体崩溃了、瓦解了，更重要的是心灵碎裂了，冰解了！1957年5月29日上午，《红楼》编辑部举行了隆重的会议，宣布开除我与李任出《红楼》编委会，原因是我与李任参加了「右派」刊物《广撤编委会，我又是那个刊物的主编，真可谓「罪莫大焉」！在那个「开除会」上，编委们多有发言，指出我与李任之罪。这是一次《红楼》编委会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会，这在当时，出现如此义愤是可以理解的，连林昭也在这个会上对我进行了批判，她的话，也如其它编委的话一样，既有当时的应付言语，也有情动于衷的肺腑之怒，但有一句，我难以忘怀，她说：「我有受骗的感觉。－－「受骗」，这内容包括得甚广，似乎不仅仅是「右派言论」，也包括以往的交往，似乎我终于在这10天内毕露原形，证明了昔日的假相，41年后，在纪念林昭惨死30年的时候，说起这一段往事，我想把一个真实的林昭介绍给我们的友人与陌生者，要向世人讲清，死于悲壮的林昭，其思想与决心确实有一个成长、成熟、自我矛盾与自我斗争的痛苦过程，她是非常爱我们的国家、爱共产党的，解放前，那时她才十五六岁，就为苏州地下党跑腿、捎信，（尽管她不是地下党，但她却知道她帮忙的危险性。）解放后，尤其是考入北京大学后，她写了许多歌颂社会主义、歌颂共产党、歌颂毛主席的诗文，在校内外的各种刊物上络绎问世，所以尽管她可以写一篇《编后记》，呼唤「烧毁一切」「遗毒」及「不利的东西」，而一旦真的面临如北大「5.19」民主运动初期的崭新话题，她竟猝然不可接受，甚至惊讶于面前的这些友人竟是反革命份子！她于是说出了发自内心的痛苦：「我有受骗的感觉。她的话是涌自最纯正的心灵的真实、痛苦之声！这与她后来终于在痛苦与困惑中悟彻，在北大的自由辩论会场上当众讲出自己自「5.19」一直困惑着她的那个「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于是她终于凭着一颗高贵的良心、诗人的良心、智者与学者的良心走了下去，经受了人世间最最残酷的酷刑、折磨与凌辱，走完了她太短促的、光辉的36年的人生！一直到1966年5月6日，距离她被杀还有两年，我在上海监狱探望她的时候，她还向我提起那次发言，她说：「后来终于明白我们是真的受骗了！几十万人受骗了。她的话，无论在1957年5月29日还是在1966年5月6日，都说得多么善意，多么真切，多么好！

而我们终于走向了群体到心灵的离散！实际上乃是一场不欢而散６红楼》一共出了三期，再往后怎样了？我已经忘却。因为自1957年5月29日以后，我就不再对《红楼》「参与政事」了８开除会」用了大约两个小时的时间，这个清除阶级异己的工作宣告胜利完成，我与李任便从这个群体里首先被离散了出来，下午，在校园内的一处墙壁上贴出一张大幅漫画，画着一座小楼，一只穿著皮鞋的巨足从楼上层的一个窗口处伸出，两个小人头朝下地悬空而坠，其中一个小人的眼镜与鞋子都脱落飞于空中，衣服也飞飘如翼，赤着双足，首如飞蓬，颇似身临空难，旁边还注明「张元勋」三个小字，漫画的标题是：「极右派份子张元勋、李任被清除出《红楼》编辑部。

　　北大在漩涡中离散！连我们敬爱的马老也坠入其中！他从此也被离散！被从这个听惯了他那慈祥的浙江口音的「兄弟我」的非凡群体中「离散」而去！以至被质问：「你是哪家的马？」

◆林昭走上一条不归路

一个极闷热的晚上，在北大十六斋东门外的马路上一场激烈的「口战」正在进行，听众知多少？无从计算，大约一百米方圆之地全是人，夜色浓黑，正是「月黑雁飞高」的夜晚，大有「闻其声不见其人」之状，短兵相接，发言者站的是饭厅的餐桌，大家都正年轻，无需阶梯，一抬腿便可迈上，讲毕，一步便可跳下，几经跳上跳下，又加捶胸顿足，往往语未毕讲话者便与桌子一起倒翻于地，于是第二张餐桌又继而用之，据餐厅管理员说，那一夜十余张餐桌报废。那是一个难忘的夜晚，三天来的文字交锋，激化成当面相稽，那一夜，已经形成了「群体力量」的「反右派斗争」大会，所谓「群体力量」是说一群后来标榜自己是「左派」的人，此时已集中火力向「右派言论」反击，一些发言已提到「大字报中的话是反革命煽动」的严肃课题，开后来扣帽子恶劣行径的先河，而当时的我，就正处在这种出手不凡的猛烈的火力的焦点，正当「群体力量」前者呼后者应，轮番讨伐之时，一个女学生在浓密的夜色中登上餐桌，她那夹杂着婀娜的苏州方言的普通话，音色浑厚，不似女孩惯有的娇柔，在震耳欲聋、声嘶力竭的此前的男声叫嚷的未绝余音之隙里忽然传来如此迷人的声音，颇有「一洗万古凡马空」的新意，当时沸腾喧闹的听众顿时化作悄然。

「我们不是号召党外的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就以张元勋说吧，他不是党员，连个团员也不是，他写了那么一首诗，就值得这些人这么恼怒、群起而攻之吗？今晚在这儿群体讨伐的小分队个个我都认识！所以，自整风以来我一直没有说话，也没有写过什么，为什么？我料到：一旦说话也就会遭到像今晚这样的讨伐！我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

「你是谁？」一声怒吼从黑暗的人群中咆哮而出，打断了她的发言，这显然是一位陌生人，凡熟悉她的人凭着她的声音就勿庸再问。

「我是林昭！那么？你又是谁？竟是如此摆出一个审讯者的腔调！你记下来：『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她稍停，又说：「告诉你：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今天既然来了，也就没有那么多的工夫去考虑那么多的事！你是谁？还是你们是谁？你怎么不敢也报报你的家门？」

从那个黑夜：1957年5月22日的那个黑夜，她开始义无反顾背起了那命运的十字架，毫无反悔地走上一条穷途，11年后，她终于被密杀、灭尸，死，这或许是她在当时已经思及的事，但如此惨死却是她所不曾料到的啊！

这天夜间，林昭在未名湖畔的迷茫夜色中向我说：「这或者是一个悲壮的祭坛！这或者是一个悲壮的牺牲！或者会流血！但愿不流血。」　　

从此，她不再如昔地凌利，什么话也不说，什么文也不写，每日仍在那尘封似铁、霉味可人的善本书库里静读，这反常还应以5月22日的迷茫之夜的浩叹为起点。那天次日，张玲问我：「林昭昨夜喝了多少酒？」我愕然了！她说：「她还醉着，枕头上全是红色的酒。据说她一直僵卧了两天才坐起来，在桌上的一张破纸上写了十二个字，即：「天之杌我，如不我克！此责其谁？」前两句她引用的是《诗经．小雅．正月》的诗句。

　　其实，她醉卧如死的时候却有人并不肯放过她，决不肯善罢甘休！她发言的次日，便有一个人写了一张大字报诗，题名《致林昭同志》，她开始被置于「左」的火力之下，毫无疑问，这一张来之有自的大字报诗，宣告了林昭的厄运的开始。

　　同样是这个「写手」，又写了另一张大字报诗，如下：

　　 向左！
　　 向左！！
　　 向左！！！
　　 共和国的公民，
　　 我们守住每一个窗口，
　　 举起我们的枪口：
　　 向右！
　　 向右！！
　　 向右！！！

还是这个「写手」，又是一张大字报诗，题为：《是什么时候了？》是针对我来的。

　　但林昭却是沉默了！她开始在她的班里被批斗。

1957年6月8日之后，「右派」已被明判为敌人，与大餐厅南门正对着的学生宿舍楼十六斋的北墙上写着一排白色大字：「一切资产阶级右派都是反动派」，宣告了北京大学反右派运动的开始。这时，我已处于被监管状态，我班有两位同学已跬步不离地与我朝夕「厮守」！直到暑假，我被通知「留校等候处理。不能回家。那两位同学一位家在武汉且有妻子，一位家在上海，皆因「伴我」而不得归去！校园内空空如也，少有人行。有一天，我竟意外地遇见了林昭，原来她也没走，一直独自躲在宿里读线装书，并无人监管。她告诉我：八月间要到中国青年报社实习，有机会可去找她，实习完回上海。并留下电话号码。这真是喜出望外！没有料到：在这被监管、被隔离的灰色的七月里，竟得到与林昭会晤的更多的机会，这真是「天作之合」。负责监管我的两君，其任务旨在不放我逃走便算胜任，他们毕竟是我的同窗，对我甚知，起初甚严，乃渐懈，后则渐宽，直至只要晚间能回宿舍便可。于是我便常到东单十三条中国青年报社去与林昭见面。校内十八斋东门外有一个电话亭，内设外线电话，免费使用，我几乎每天都要与林昭通话，她如无事，便约我进城会晤，每次约在下午，回校则已是午夜，从西直门到颐和园的「332」次车的末班九点半即无，故我只能走回北大，回来后，二君均已鼾声如雷，次日亦不追问。

林昭八月中旬实习结束，即将返沪，临行前的晚上，约我见面，我又到十三条西口等她，她如约而至，我们一同步行到什剎海，其时天色已黑，夏日昼长，天才黑即近八点半，这一次什剎海的星夜荡舟，今天看来已可称得上「空前绝后」之举，已是永远失去了的历史。记得她告诉我：编辑部转来一部长篇小说手稿，题为《青春之歌》，其女主角也姓林，也是北大女学生，也是在学生运动中遭受波折。她说她刚刚看，稿子还要讨论。

　　林昭离京而去，却不再来信，直到九月开学，我又随班上课，这时我已经是四年级，开始写毕业论文，游国恩先生已找我谈过两次话，于是我又天天跑图书馆善本书库，读线装书，却未再遇见林昭，也不能向人询问她何以在沪未归，只让疑团在胸而已。中秋节后，竟收到她的一封短信，又是意外，信中只言暑期回沪后病发，咯血甚烈，在沪求诊，于家休养云云，并写诗一首如下：

　　醉不成欢愁依旧，思绪缤纷共相就。
　　弄章琢句涂鸦满，暗风入窗凉初透。
　　水深浪阔君知否？冠盖京华斯人瘦，
　　霏霏无尽江南雨，梦回冷泪湿薄袖。

　　她预感到大难将临，危险在即，而我却还盲目乐观，以为批也批了，斗也斗了，打也打了，骂也骂了，账算清了！倒有了一点轻松之感。我给她回了一封短信，也写了几句诗，聊表思念之情。

◆两个地址深深地埋藏在我的记忆里

1957年下半年「反右」未歇，全校各系班组在向纵深搜求而挖（右）、划（右）、批（右）、斗（右），但所不同的是：人们似乎都极疲惫，似乎都静静地反思着。这场斗争，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在中国绝不会再有异议之声，更不用说逆耳之言，一切都一呼同应地悦耳与赏心！那些「以身试法」的「右派分子」已成过街老鼠，其实比过街老鼠还狼狈；老鼠过街尚可迅速窜匿，而「右派份子」则无处藏身，日日「过街」于众目睽睽之下，随便什么人，在随便什么地方，认出某人是「右派份子」，只要喊一声「站住！」那就须从命立定，而后听之任之地为其所骂、所打、所凌辱、所刁难，凡有此情便会迅速聚众围观，同仇敌忾，众声怒斥，众拳脚交加，众唾齐飞，直到他们满意、快意、情劲兴足而罢！谁若稍有反抗，其后果当然严重，拳脚之下，颇感由重量级而升到最重量级！所以，别看北京大学的堂皇学府之巍峨，别看那里曾是蔡元培、鲁迅、李大钊、陈独秀、马寅初的思想田园，却不见得处处、事事、人人皆闪烁着「科学」、「民主」的光辉，而这类行为尤以当时刚刚考进北大的1957级新生最甚！他们没赶上暑期前的反右派斗争，却都有「打落水狗」的勇敢与兴致，藏在他们心中的动力是什么？是「撕扇子作千金一笑」式的娱乐，还是「竖刁自宫」式的求宠？真是叵测！我有几次从餐厅走回宿舍的路上，便被这些素不相识的少年认出，于是便被堵截，用中学生的腔调呵斥，踢掉我手中的搪瓷碗，说：「饿死你这个反革命份子！」而后用脚把饭碗跺扁，大骂而去。已颇具十年后的「小将」之风！至于还有一些人，则惧怕株连，见「右派」皆避之犹恐不及，而「右派份子」之间固已不许往还，遇于途，只有「道路以目」，无语互视而已！

十二月的一天，北方冬早，寒气凛冽，我独自由西校门走出，向北往圆明园方向走去，十分意外的是：在那静无人声的小路上竟与张志华未期而遇！真是喜出望外！

张志华，这个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右派」份子，也是由于被聘为《广场》编委而身罹于祸的。他是福建人，才华横溢，会写一手美妙的抒情诗。他告诉我：「林昭回来了。」又是喜出望外。他讲：「今天上大课，竟与林昭坐于比邻。」（五年以后，在北京南郊的监狱里，我又与张志华相遇，和这一次「圆明园之晤」相同，也有喜出望外之状，他简短地告诉我：他到上海去找过林昭，但她已被捕了！）

于是，我希望在校园内也能够遇见林昭，但是一直没有如愿。待到12月21日，星期六的晚上，我独自地从南校门走到海淀。1957年时代的海淀是一片田野，只有一条南北的泥路坎坷而狭窄，一到夜晚，连路灯也没有，只有几家小店铺的门内闪出微弱的电灯光给漆黑的街上投上一方光亮，而唯一热闹的地方应数那坐落于路西的新华书店，那狭窄的店堂里面，一进门摆着一个两米见方的案子，上面摆满书刊，许多人都围站在那里捧读浏览，我也挤于其中漫无目的地翻阅，我无意地一抬头之间，竟看见林昭也在这书案的一边，在我的斜对面看着我！她围着白毛线编织的长围巾，连头都包着，又戴着口罩，只露着一双眼睛。此时，围在这书刊展销柜台周围的全是北大学生，我料不会有人认识她，但认识我者确是不乏其人，「打落水狗」的余勇当然尚多，但余兴确已太少，更何况在此浏览者多不是一年级的那些「同学年少」，一种「壮怀」不断地「激烈」，也会带来厌倦与乏味、无聊与肤浅，说到底，在北大最主要的是读书与思考，「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正是一种层次，所以，「一掣山雨」倾盆之后，打与被打、斗与被斗，都化作噩梦般的记忆，以至四十年后的百年校庆大家相逢一笑的时候，都笑得十分尴尬与惨然！而且只说「天气很好」，别的，则「不好说」了。

　　正是那么一个对人格扭曲的时代，连北大的空气与传统也扭曲成象征派雕塑，谁都不应该迷信或想象那里何等圣洁，那里从来就没有「圣洁」过！过去的一百年中也绝无此事！始终是「光荣与耻辱」杂糅的闹市，（钱理群先生最近作的《北大百年的光荣与耻辱》的学术报告，言之甚确、甚详。）而且，「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卜居》）的境况进为主流，翦伯赞先生与夫人就双双自杀在那里，马寅初校长就被从那里赶走！百年校庆期间，我去拜见久别的恩师林庚先生，他居住了半个世纪的燕南园故居已陈旧不堪，墙壁与地面都已剥落与漶漫，园内一片荒芜。室内放着的仍是四十年前我在北大读书时看见的沙发与木椅，老人家八十多岁的高龄，兀然地静静地坐在那狭小的窗前。我的老友谢冕兄向我说：「林先生今天最大的困难就是太穷。」谁能想到，这位誉满中外的诗人与中国国学大师，他的学生中有些人今天已飞黄腾达、风云于政坛与学坛之上，也以「大师」的姿态大讲什么什么「国学」之类，「雷鸣」不休，而这位培训「大师」的真正大师，却寂然地坐在久居半个世纪的故居里，用昏花的眼睛看着那狭小的废园。当我向他提到他的诗集《春野与窗》，老人家便又回到他的华年的回忆中去，吟诵着：

　　春天的蓝水奔流下山
　　河的两岸生出了青草
　　再没有人记起，也没有人知道
　　冬天的风哪里去了
　　彷佛傍午的一点钟声
　　柔和得像三月的风
　　随着无名的蝴蝶
　　飞入春日的田野

真是美极了，把人带到一个优美的意境中去！而后，又从兴奋中的华年回到寂寞的故居，依然兀坐在狭小的窗前，「好象一段呆木头」！他还零碎地记忆着往事，而且还提到一个女学生之死。他的回忆又把我的思路拉回到1957年12月21日的晚间，由他的废园向南顶多也不过三百米的距离便是那海淀新华书店，那个夜晚，那次巧逢真是太珍贵的一次话别，从此，大家皆沉入离散！这是在尚称自由的日子里的一次相逢、一次离散！真可谓苍天悯人！而九年以后，在上海提篮桥监狱里，又有一次相逢与离散，那已经是铁窗下的悲欢，林昭诗中谓「吞声九载」便是。这也是我们所不曾料到的哪！

那天晚上，林昭转身走出书店，向北进入一条极狭窄的小胡同，当然漆黑，我则随之前行，脚下坎坷，胡同很长，走了许久才见一片星空，眼前是西郊收割完的稻田，一片平阔的广野，此处说话算是最佳之处。她说：「情况已到了最严重的关头，我们都要时刻作好被捕的思想准备。」她说：「你记住我的家庭住址，不管磨难多久，也不能失去联系。」于是她说了两个地址：「一、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号，二、苏州乔司空巷15号。」并也叫我讲清我的青岛家庭住址及家兄名字。其时身边无笔纸，只可强记于心中，而在当时的形势下也只能如此，写在书面的东西都是极易引起祸端的。

如此绸缪是准备着一次不测的离散，这预见其实四天之后，即1957年12月25日之清晨我被秘密逮捕更证明了其必要与正确。那两个地址乃深深地、暗暗地埋藏在我的记忆里，埋藏了八年，八年之后，已是1966年之初，我从监狱走进劳改农场之后，这心中的暗暗地牢记了八年的地址终于化作一种「寻觅的程序」，与住于上海的林昭的母亲许宪民先生取得了联系，但那时林昭已于六年前被捕入狱，而且判决为有期徒刑二十年。

终于夜深，北京海淀西郊的冬夜幽静而奇寒，所有的光都熄灭了，只有天上的寒星，这世界上似乎只有我和林昭两个人，这时似乎勿需再多虑被谁发现，我们又穿过狭窄曲折的小胡同，回到海淀大街，万籁俱寂，一片漆黑，但大约百米之外，便到了北大西南围墙之外，中关村的东西大路由此向北经北大西校门通往颐和园方向，此处电线杆上有一盏路灯，在这里我们站下了，林昭取下口罩和头巾，我看到她两条粗粗的短辫子上面系着白色的蝴蝶结，她的面色苍白，在路灯的微光下更显得清瘦，她告诉我：星期三要到北海医院去查体，星期三之后再见面。她礼节性地嫣然一笑，于是分别：她向东往南校门，我向北往西校门各自而去。今天想，才知道一个故事从这儿真正地结束了！

　　这个故事是什么？我想就称之为「北大往事」吧！

◆我被秘密逮捕并关进了监狱

三天之后，即12月25日之清晨，起床铃刚响，校园内夜色未尽，我被传至校办二楼之办公室，被秘密逮捕，直到1979年11月24日上午，在山东省的一个监狱里，由北京市中级法院来鲁裁决平反，悠悠二十二载风雨之途、辗转羁押于荒原大漠之间的艰辛历程，化为一场难忘的梦！

我被判刑八年，1965年12月24日「释放」。「四人帮」时代的「法律」为局外人所不详，刑满者并不能回家安居或步入社会乐业，而是强留在劳改队里仍旧进行着所谓的「继续改造」，我当然不能例外，这就是那来自「最高指示」中的「杀、关、管、放」四字诀中的那个「管」字的含义。「管」，就其本质而言仍是那「关」的继续。但也稍有差别：「管」较之「关」的最大区别（或曰「优待」）就是可以请假回家探亲，尽管准假极严，假期极短（至多一周），而且每年只准一次，但，毕竟有一次！

另外，就是允许通信：信写毕不准封口，必须交给「管教干部」审查，由他们寄出。若私自寄信，一旦发觉，他们可以到邮局去把信追回，那就要大祸临头！外面来信当然必先经过他们之手，待发给本人时已经撕开！这种行径往往使人联想到「初夜权」的横暴与恶劣！

如此「邮路」，大大限制了我与外面的联系，幸好，林昭的母亲许宪民先生的名字不像女性，加上许先生字迹雄劲，语言苍老，故他们判定这是一位「老头子」，才免去许多纠缠。我与许先生的信件往还皆用「暗语」，－－其实不过是稍作文言和稍用典故而已，而这些「窥私癖」病患者则瞠目不知所云，我与许先生却是十分默契，我终于确定1966年的四月底或五月初到上海探望林昭。我深知探望犯人必须是直系亲属，我于是建议许先生与上海监狱当局交涉时说我是林昭的「未婚夫」，其实这仍极勉强，因为未婚男女仍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亲属，但唯此一计，别无妙策，后许先生信告：「此计奏效，已获允准。」

我于是提出请假，对于一个刚刚释放的犯人，劳改队里似乎有一种约定俗成的通见：允许他回家一次。这种「一次性」的专利般的「优待」则表现为此假一请即准，我亦如是。这就是说：我又可以走向阔别太久的人间之路了，那时，我正在河北省某地的一个劳改农场，途经天津，回到辟别九载的青岛，（我自1956年寒假毕，开学赴北大，1957年未能回家，后又八年徒刑，共别九载。）周围的邻居都用警惕的目光窥视着我这个反革命份子的归来。阔别九载：祖母早已谢世；父母老矣，发如冬雪；家中多了一个女人，那是我的大嫂；还有一个六岁的女孩，那是我的侄女！我的大哥因我的沦落也被株连未休，在小人、恶徒的欺凌之下过着仰人鼻息的生活！他毕业于中国南方的一所著名的大学的中文系，他的师友不乏其时及当今学术界的赫赫巨擘，而他却「一贬再黜」地终于在山东的一个穷僻的小城的中学里，与我同步地熬过了「反革命亲属」的类似元代「南人」的岁月，过着「不敢不局」的生活！他的破旧的桌上堆积着二十年来风雨自知的结晶－－那一千几百首的古、近、今体诗与词的手稿《那复室吟稿》两卷，那「角吹梦断徒慷慨，诗赋魂销自惨悲，人别故园长去后，千秋留诵是宏辞」的咏《二安祠》的幽思，常使人感到是他对自己半生艰辛的浩叹！

他右耳早聩，唯仗左耳偏听人间真假言语，「文革」之间，一次批斗，一「小将」高喊：「他弟弟是反革命，打死他！」于是一掌击于左耳，从此连「偏听」也不能，变成了他自嘲的「真聋天子」了！近年来，我的在异国当一名国家机关的「代表」的侄子买来价值连城的「助听器」，但已无「助」于听，也是枉然！再不能使他进入这喧闹的世界，分享那呕哑嘲哳的合鸣！他只能用一双昏花的眼睛看着这熙熙攘攘的潮流，真正「目听」着这衣冠多姿的人生！他现在早已是一所大学里的教授，作为弟弟，我带给他的唯一的「贡献」，就是这二十多年来的屈辱的人生！如此而已！

　　但他却沉重地内疚着，他告诉我：「1960年的秋天，非常意外地收到林昭从上海的来信，询问你的情况，也询问我们全家的情况。我给她回了信，告诉她我正被管，你正被押，唯有三弟正在医学院读书。恐中有诈，要求她寄一张照片。信寄出未久，即收到她的第二封信，写得很长，羽声慷慨，说她的妹妹也在学医，『今朝为士，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并寄来一张照片，背面题诗一首。」他从一本旧日历里翻出夹在里面的那张一寸照片，背面的诗如下：

　　楚头吴尾劳相关，顾影低徊敛鬓鬓，
　　困顿波涛佳岁月，凋零风雨旧容颜。
　　堪憎勿怪人争避，太冷应疑我最顽；
　　粉黛滔滔皆假面，笑君犹自问庐山。

正因为是一本旧日历，当年的抄家才幸免于火，而其它的书皆被付之一炬，包括那夹在书中的两封林昭的信！他还说：「林昭第二封信中曾提出要到青岛我们家来，当时，因你在押，街道治保人员对我们家监视甚严，若林昭来此，必然会为他们所注意，那时我们家其实是一个险境，她来此岂能安全！所以我回信把情况告诉她，未料，从此不再来信。」他内疚地说：「是我把她拒于千里之外，早知她当时和以后的处境，无论如何也得叫她来此：避难也好，探访也好，或者能够躲过那次灭顶之灾！」

其实，并非如是，两天之后，我抵达上海，许宪民先生告诉我：林昭尚未收到第二封信就突然被捕，当然更谈不上再写回信了！

◆她就是在监狱，我也要见到她

　　许宪民先生告诉我，当逮捕了像我这一类的「极右份子」以后，北大开始了大规模的处理「右派」行动，林昭由于她那句「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以及与我往来较多，而划作「右派」，她陷在悲愤之中，不吃、不睡，终日泪流满面，她说她的心在流血！终于在一个夜里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被同室的人发现，及时抢救，没有死成。于是被认定她在对抗，「态度恶劣」！宣布加重对她的处分：劳动教养三年。她不服，跑到团中央质问：「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指北大领导）却把学生送进去，良知何在？」其实非但无用，更招来不测之难！后来，北大中文系负责新闻专业的副系主任罗列先生担心林昭体弱咯血，若劳动教养可能会折磨而死，于是出面为她担保，经过他冒险游说，总算奏效，把她留于新闻专业资料室由群众「监督改造」，被指定在苗圃劳动。1958年6月21日，北大新闻专业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并，资料室随迁人大，林昭亦随至人大新闻系资料室，她的工作则为学校编写《中共报刊史》收集资料，整天查旧报纸。而这时那里已早有一位女士，这就是王前女士。她同情林昭，对她多有关照。1958年下半年到1959年底，林昭在中国人大新闻系资料室的心情愈益不佳，咯血加剧，乃请假要求回上海中医疗休养，这个请求一直拖到1960年的春天，由当时的人大校长吴玉章先生亲自批示准假，许宪民先生到北京接她回沪，临行之前，与王前女士依依惜别，约以来日，谁知乃是永诀！并合影留念。那张四寸的黑白半身照片背后，林昭写了一首绝句：

　　风雨同舟始相知
　　看记天涯共命时
　　今日握手成一笑
　　胸怀依然凌云志

她与王前女士并肩而坐，都有微笑，但却又是笑得那样惨淡，那样凄然！

林昭回到上海后生活在母亲、妹妹身边，疗、养皆好，日渐康复。她体力稍好，便常到图书馆、公园，逐渐结识了几位青年友人，往还渐繁，不免语涉国事，认为彭德怀受冤，对他处理不公；对大跃进造成的破坏和大批的饿死的人，深感不平；认为南斯拉夫的情况与中国有类似之处，很值得参考借鉴。他们写成文字，上书北京，交邮寄出未久，上海公安局静安分局便派人去苏州将林昭逮捕，（此时林昭在苏州家中养病）未及一月，其父自杀而逝！她先被拘于上海第一看守所，音讯全无，一年多后，直到1961年底，竟不判不放，1962年初，静安分局竟通知「保外就医」，许先生把林昭接回家中，并一起返回苏州故居「隐居」休养，但至12月，又被逮捕，投进上海提篮桥监狱，未久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从此一去未归，直到于其处被密杀了结。

实际上，一直到今天也没能说清她到底犯了哪些「罪恶」，到底都有一些什么具体的必杀之罪！即令一直到1980年8月20日上海高级法院为她作出平反的裁决，竟然也仅仅就只是「裁决」，也没有指出处死的罪名与罪状！她的母亲唯一能知道的就只有每次接见时那些管不了多大事情的狱卒们的口头禅：「她不服从管教，抗拒改造。」「她谩骂政府干部，绝食威胁政府。」云云，说来说去，都不是判处二十年的原因，而是服刑后的表现--这是与判刑毫无关系的事！但这些「表现」却积累成后来的杀身之祸！据说（据狱卒、狱吏们说）：她用记日记、写诗词、写血书等方式控诉冤情，表示抗议，表达自己坚决斗争到底的决心--总之，九年的狱中生活斗争，她留下了大量的诗文稿、日记、血书等书面材料，这些材料记录了她狱中生活受难的真相！但这些材料也如她的遗体一样，也是下落不明、不予交还！

我决定到狱中探望林昭，抱着一种大的、奢望般的希望去看她，那希望的内涵似乎只有一点：开导她从「顽抗」中退下，争取避开危险，保住自己！但这奢望真是太奢望了！后来的事证明了这一点！彭令范打电话，询问监狱当局他们确定的接见日期，说：他们定在6号！

◆她头顶一方白布，上面用鲜血涂成一个「冤」字

似乎是走向一个节日，又似乎是一次约会，6日上午八时，我与许先生一起到监狱传达室，值班人员便向里面打电话，马上获准「进去」，二门内的一间办公室里，先由监狱长段某与我谈话（三十年后才知道他是副职），他很严肃地说：「允许你与林昭见面是我们经过研究的一次特殊照顾，我们希望能使林昭得到感化而翻然悔悟，监狱你是知道的，你如果做出不符合我们要求的行为，其结果你是清楚的。」我点头唯唯。在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只要能见到林昭，什么样的委曲求全都可接受。他又说：「经过研究，这次接见定为两次：今天和明天两个上午。」他的话极简要，然后就引导我们向狱内走去。来到一个大院，高大黑色的铁门迎面而立，视之弥高，这便是真正的牢房的总外门了。铁门是南向的，其东侧就是接见室。段副狱长把我们带到室内，又引进内室，但见西窗下放着联椅及一张长案，案子这边摆着大约十余排联椅，真像一个「会议室」。案子的南端是一个高出地面约五十公分、设有两级台阶的木制「讲坛」，其上摆着犹如大学课堂上的「讲台」，又像是商店里的柜台，其后也放着联椅。走进此处，段副狱长让我坐在西窗下的联椅上，他坐在我的右侧，许先生坐在长案一端的单人木椅上。稍待，脚步声自外室响起：进来的是三位衣着警服的男子，段副狱长介绍：他们是狱内的「管教干部」，其中一位是直管林昭的「队长」，语罢告辞而去。他们列坐在我的两侧。稍待，又闻脚步声：进来的是几位便装年轻女郎，她们登上「讲坛」，在那「柜台」后面的长联椅上并肩坐定，一齐望着我。她们的任务是什么，我怀疑是翻译或录音员。稍待，又闻脚步声：一列佩手枪的武装部队鱼贯而入，大约有二十人左右，列坐在那一排排的长联椅上，都极严肃，昂首挺胸，一齐望着我，可谓睽睽相觑！于是，这一间空荡荡的接见室顿时「人满为患」起来，气氛也一下子紧张起来。看起来，这真是一次极不寻常的「接见」！确如段副狱长所说「这是经过研究的一次特殊」的举措！

终于又闻脚步声自外室响起！我的神经突然紧张，一下子达到了极致：我意识到与我们阔别九载、历尽苦难的林昭即将出现在我的面前！

林昭终于走进接见室！她的脸色失血般地苍白与瘦削，窄窄的鼻梁及两侧的双颊上的那稀稀的、淡淡的几点雀斑使我忆起她那花迎朝日般的当年！长发披在肩膀上，散落在背部，覆盖着可抵腰间，看来有一半已是白发！披着一件旧夹上衣（一件小翻领的外套）已破旧不堪了，围着一条「长裙」，据说本是一条白色的床单！脚上，一双极旧的有绊带的黑布鞋。最令人注目而又不忍一睹的是她头上顶着的一方白布，上面用鲜血涂抹成的一个手掌大的「冤」字！这个字，向着青天，可谓「冤气冲天」！

她站在门内一步向我嫣然一笑！整个室内三十双眼睛都一齐注视着。我无法猜测此时此刻他们都想了些什么？是不是都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还是想到人世间有大悲怆、大无畏、大欢喜、大冤枉！整个室内无论是带枪的武士还是不带枪的狱警，以及那便装俊美的女郎，都被这一笑的嫣然而惊诧着、困惑着，甚至是震撼着。后来，他们告诉我：在他们的记忆里从未见过林昭的如此一笑，这实在是她这八九年来在这黑暗、阴冷、与世隔绝的非人世界里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展现的迷人的、永恒的美丽与春色！使我又依稀地看到那两条粗粗的短辫子以及飞飘着的白绢蝴蝶结的昔日风采！

我从坐椅上站了起来，似乎也有微笑，静静地看着林昭缓缓地走向那个虚席。她捧着一个旧布包，一大卷卫生纸。一位身着医生白大褂、内着警服的女警医一直搀扶着她，她们的身后，是一佩枪的警士。

林昭就坐在我的对面，隔着那个案子，那位文雅的女警医与佩枪的警士坐在她的两侧，与我则是「面面相觑」。

「开场白」是坐在我身边的一位「管教干部」向林昭发出的警告：「林昭，今天张元勋来与你接见，这是政府对你们的关怀，希望你通过这次接见受到教育，以便加速自己的认罪与改造－…」「乏味之至。」其语未休便被林昭的话打断，但那位「管教干部」并未激怒，甚至尴尬地望着我，向我说：「这是常事。」林昭视其言为「老生常谈」而不屑一顿，抬手指向周围，问我：「这些人，你们那里叫做什么？」我未敢回答，不知怎样措词才不会激怒周围的那些监管者！我此刻最怕的是中途被他们停止这次接见！这个心理很快便被坐在我身旁的那位「管教干部」察觉了，他很客气地对我说：「不要紧，怎么说都不要紧！林昭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过，所以，她的话也从来没有比今天更客气的了！我们已经听惯了，不要紧。」既然如此，我明白了，乃答：「队长。」林昭颇感兴趣地说：「一样的，一样的！我们这里还叫『政府』！与他们说话，要先喊『报告政府；在北大跟语言学家朱德熙先生学现代汉语，还没听见朱先生说过人变成了『政府』！在这里谬误已是习惯。」然后高声说：「这帮东西怎么能是政府呢？我怎么能相信他们是共产党呢？」

我尽量作出一副毫无表情的神态，故意把话题引开，我说：「平常把自己打扮一下，把头发梳起来。」「打扮？打扮什么？女为悦己者容。」稍停，她问：「什么时候来到上海的？」我答：「五四。」又问：「家里都好吗？」我答：「都好！都非常惦记你、挂念你！都希望你好好改造、平安出狱。」她打断了我的话，高声说：「出狱？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他们早就告诉我：要枪毙我！这已是早晚的事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们可以唆使一群女流氓、娼妓一齐来打我，故意地把我调到『大号』里去与这些社会渣滓同室而居，每天每晚都要在他们（以手指周围）的主使下开会对我斗争，开始这群泼妇也瞎三话四地讲一些无知而下流的语言，可笑的是她们竟连我是什么犯都一点也不知道，骂我『不要脸』！真是可笑！她们这帮东西！她们是干什么的？我是干什么的。他们竟然还知道『要脸』！她们理屈词穷，气急败坏，于是对我一齐动手，群起而攻之。」

可以想象，这样的「斗争会」就是对林昭的肉体的摧残！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的酷刑！解放后虽然标榜「废除狱肉体罚」，而许多地方仍采用开「斗争会」的方式鼓动犯人打犯人，依然进行着这类人身的折磨，其残忍野蛮的程度真可谓骇人听闻！那些女犯为了「立功」，斗争林昭乃是她们「积极靠拢政府，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的「立功」良机，所以对林昭越是殴打得凶狠与残忍，就越算是「积极改造」、「靠拢政府」，「立功」也就越大！在这样的诱导与唆使下，林昭几乎天天都在群妇的撕、掐、踢、打的非人虐待中煎熬着。她说：「我怎么能抵挡得了这一群泼妇的又撕、又打、又掐、又踢，甚至又咬、又挖、又抓的疯狂摧残呢？每天几乎都要有一次这样的摧残，每次起码要两个小时以上，每次我都口鼻出血、脸被抓破、满身疼痛，衣服、裤子都被撕破了，钮扣撕掉，有时甚至唆使这些泼妇扒掉我的衣服，叫做『脱胎换骨』！那些家伙（她指着周围）在一旁看热闹！可见他们是多么无耻，内心是多么骯脏！头发也被一绺一绺地揪了下来。」

说到这里，林昭举手取下头上的「冤」字顶巾，用手指把长发分理给我看：在那半是白发的根部，她所指之处，乃见大者如枣，小者如蚕豆般的头发揪掉后的光秃头皮。她又说：「因为知道你要来接见，怕打伤了我无法出来见人，故这几天斗争会没有开，我也被调到一个『单号』里单独关押，其实就是让我养伤，以掩盖狱内无法无天的暴行！但，头发揪掉了，伤痕犹在！衣服也是他们撕的，你看。」她披着的衣服里面是一件极旧的衬衣，已经没有扣子，仔细看去，才发现是针线缝死了的无法脱下。她又说：「这是一帮禽兽。」指着周围：「他们想强奸我！所以我只能把衣服缝起来。」我发现：她的衣服与裤子都是缝在一起的。她说：「大小便则撕开，完了再缝！无非妹妹每月都给我送线来。」她边说边咳嗽，不时地撕下一块一块的卫生纸，把带血的唾液吐在纸上，团作纸团扔在脚边。「但他们还不解恨，还要给我带上手铐，有时还是『背铐』。」稍停问我：「你知道什么叫『背铐』吧？」我点了点头。一直还极力故作「静而不怒」的那些「管教干部」此时也无法再故作下去了，向我说：「她胡说！她神经不正常，你不要相信她的这些话。」「神经不正常？」--林昭抢白说，「世界上哪个国家对神经不正常的人的疯话法律上予以定罪？你们定我『反革命罪』的时候怎么不说我是『神经不正常』呢？」

我沉默着不敢发言，便插嘴说：「不要说这些了，说些别的。」「不要紧。」林昭又抢白说，「顶多也就是死！他们杀机已定，哀求之与痛斥之，其结果完全相同！几个月前妈妈接见时告诉我你想来看我，问我行不行？问我行不行有什么用！我告诉妈妈你问他们去！总算走运，他们同意了，许多天以前也通知了我，我盼着你来，就是想告诉你前面的这些话，我随时都会被杀，相信历史总会有一天人们会说到今天的苦难！希望你把今天的苦难告诉给未来的人们！并希望你把我的文稿、信件搜集整理成三个专集：诗歌集题名《自由颂》、散文集题名《过去的生活》，书信集题名《情书一束》。」稍停：「妈妈年迈无能，妹妹弟弟皆不能独立，还望多多关怀、体恤与扶掖。」语未毕而泪如雨下，痛哭失声，悲噎不止，以致无法再说下去。

许宪民先生尽量保持着一副安详的神态，这时，说了这天接见中的第一句也是唯一的一句话：「不要哭！张元勋这么远来看你，你这么一哭，他不也会哭起来了吗？」「他不会哭。」林昭立即从悲噎中平静下来，又说：「他是男的，不会哭。」

后来（接见结束，林昭离去之后），那位「管教干部」告诉我：在他们的记忆里也从未见林昭的如此一哭，这实在是八九年来在这黑暗、阴冷、与世隔绝的非人世界里，她第一次宣泄了自己的悲痛！

冷静下来。我向她说：「给你带来一点东西，都是食品，监狱里最需要吃的东西。」她才注视那个放在案子上面的大提包，这是我昨天从淮海路的食品店里买来的。其中，有三个品类的蛋糕，八市斤的听装奶粉，印着美丽图案的听装大白兔奶糖，以及香蕉、桔子、苹果。于是，按照监狱的规矩，我把那个大提包推到坐在我身旁的「管教干部」的面前。他一件一件地取出，放到案子上，然后一包一包地打开，听装奶粉与听装大白兔奶糖本是原装商品，也一一撕破密封，撬开盒盖，并用铁焊子向奶粉中上下刺入，凡十几次。检查完毕，我把这堆东西推到林昭的面前，她笑了，拿起一块蛋糕递给我，说：「你送来的这些东西，现在是我的了，我请你吃。」我拒绝了，我希望的是多留一点给她！我说：「你吃吧！我在外边随时可以去买。她说：「也好。」于是咬了一口，她忽然向身边的那位女警医严肃地说：「倒一杯水。」女警医向室外只一挥手，立即就有一个年轻狱警送进来一把暖瓶和一个茶杯，女警医把杯中倒满开水递给林昭，于是便边饮边吃，显得非常自得。我说：「今天我们在这儿相会，可谓之『篮桥会』吧。」（我国古代有「蓝桥会」的故事，描述裴航与云英的爱情，他们约会于「蓝桥驿」。而「提篮桥」与蓝桥驿以「篮桥」与「蓝桥」同音而巧合。）林昭又一笑，接着说：「又是『井台会』。」（「井台会」，这里用的是《白兔记》中的「井台认母」的故事，以包含探监的不仅是我，还有许宪民先生在场，是她们的母女之会。）

这时，坐在我身旁的那位「管教干部」向我宣布：「已经中午十一点了。」提醒我们接见即将结束，分别的时间快到了，这真是「相见时难别亦难」了！此时，林昭向我说：「你过来，到我这边来。」她站起来向我招手，要我从案子的这边走到那边。靠近她，我迟疑了。这时，那位「管教干部」又表现了理解与关怀，主动向我说：「可以！可以！你可以过去。」

我于是绕过案子坐在林昭的对面，确确实实是促膝而谈。

　　这是最高潮的时刻：所有的人都似乎怀以极大的兴致欣赏着！连那威严的武警的脸上也浮现着松弛的表情，那踞坐于「讲坛」上的四位女郎，全神贯注而又津津有味、用极微细的上海方言简短地切切耳语。

　　林昭在沉思中，终于说：赠给你一首诗。于是她轻声地吟诵，韵圆而铿锵：

　　篮桥井台共笑之
　　天涯幽阻最忧思
　　旧游飘零音情断
　　感君凛然忘生死
　　犹记海淀冬别夜
　　吞声九载逝如斯
　　朝日不终风和雨
　　轮回再觅剪烛时

她慢慢地、一句一词地边念边讲。她说：「诗言志！此刻已无暇去太多地推敲声病，只是为了给终古留下真情与碧血，死且速朽，而我魂不散！第三句『断』字或许也可改成『绝』字，第四句『死』字有点拗，但怎么改呢？诗言志，如此而已！如果有一天允许说话，不要忘记告诉活着的人们：有一个林昭因为太爱他们而被他们杀掉！我最恨的是欺骗，后来终于明白，我们是真的受骗了！几十万人受骗了。」她在捧着的那个旧布兜里搜找，最后取出一件似是纸片的东西递给我，我接过来回身递给那个「管教干部」，那个人向我挥一挥手，并说：「不用查了，你收下吧。」我把那「纸片」放在掌心定睛看去，才看清原来是用包装糖块的透明纸折叠成比韭叶还窄的纸条编结而成的一只帆船。我记得听家兄说：1960年，林昭在通信中曾夹寄着一张自画的贺年卡，那上面画着一艘帆船，还有一行字，写着「直挂云帆济沧海」。今天，还是那只云帆，却漂落到这里！我顺手摘下衣袋里的英雄金笔，递给她，并说：「送给你吧。」她接到手中，欣喜地赏玩，但她忽然看见笔上刻着的「抓革命，促生产」六个字，立即改容，不再欣喜，顺手一掷，钢笔被扔到案子上，她说：「我不要。」

这时，「管教干部」已在催促：「时间到了，有话明天再谈。」我告诉林昭：「监狱领导告诉我：安排了两次接见，明天上午我还要来。」她很高兴，叮嘱说：「明天再来，给我再送一盒奶糖，不要大白兔，要猫头的。」

谈话结束了，最先离去的是林昭，亦如来一样，由她的女警医搀扶着，那个佩枪的警士押随着走出内室，而后便是四女郎、武警，最后才是我与「管教干部」，他们依然很客气，向我说：「今天的接见效果不错，你劝她好好改造，她都没有发脾气，可见你们的交往确实很深，过去她的母亲刚说一句，她便表示不耐烦，不愿再听下去。」又说：「林昭用糖纸编了许多艺术品，今天送给你的这只帆船就是其中之一，种类多着呢，全监狱都知道，她是一个聪明人，很少见。」我们边说边走，将走出内室的门，我不禁反顾这间难忘的密室：空空如也，只有地上那一堆洇血的卫生纸片！

走到院子里，又看见那高大的黑色铁门，但却又见到林昭正背立在门前，抱着旧布包、卫生纸以及我送来的食品，凝望着我与许宪民先生。我们又获得了这难得的临别的一晤！（岂知这竟是永诀！）我们都未悲戚，都被明天的再见而陶醉着安慰着、诱惑着，她身后的那一扇小型便门打开了，她几乎是退着迈进那铁门槛，依然微笑着望着我们，一直到那扇小铁门徐徐关闭，她在我们的视野里永远消逝！我与许宪民先生还兀自呆立在这悄无人声的大院里。--「走吧。」依然是一句十分客气的声音，我们才恍如梦醒，才意识到那位「管教干部」还站在我们的身旁，他彬彬有礼、和蔼可亲，说：「Ｘ处长在办公室里等你们。」

我们随着「管教干部」向外院走去，最后，还是二门里的那间办公室，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子在门口和蔼地迎接我们，他不同凡响，穿一身很新的灰色的毛料中山装，黑皮鞋，头发梳得整齐，面色光洁而白皙，一口浓重的上海口音南方普通话，真是一位典型的南方儒雅之士和权力在握的决策人物。他示意「管教干部」退出，让我们坐下，他也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木椅上，直截了当地劈头便对我说：「今天接见的效果不好，原定的明天的接见取消了。」这真是一声当顶而降的霹雳！他稍停，又换了一个思路说：「我们对林昭已仁至义尽，她不接受教育，抗拒到底，只有死路一条。」他稍作沉默，又说：「我们也没有办法。」　不知从什么地方增长了勇气，刚才在接见室里的谨小慎微似乎一下子消失了，我于是斗胆，向Ｘ处长请教：「报告Ｘ处长，林昭主要的抗拒行为都有哪些表现？」

「林昭恶毒攻击反右派斗争！替右派份子鸣不平。」Ｘ处长语极简洁，但却不假思索、斩钉截铁，稍停之后又说：「林昭最严重的问题是不认罪，抗拒改造！态度十分恶劣。」毫无疑问，他没有畅所欲言。那个时候不慎失言都会遭到灭顶之灾，即令这位权力在握的处长也不会例外。

相对语竭。我已记不起怎样与这位处长分手，怎样走出这座闻名世界的监狱的城堡式的外门，今日留在记忆里的是在离监狱大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市内交通汽车小站，我与许先生便在那里等待乘车，不知怎么，眼泪从眼睛、鼻子、以及喉咙里汹涌而出，许先生拄着手杖，无动于衷地站着。

这天下午，我跑遍了上海各大食品公司，中、小食品商店，寻购那种绘着「猫头」的奶糖，但，完全徒劳，在那个时候，「大白兔」奶糖是容易找到的，而「猫头」图案却无处寻觅。第二年的5月1日，我又偷偷地来到上海，又与许宪民先生一道来到提篮桥监狱，但传达室庄严宣告：「监狱已军管，一切接见停止。」

　　1968年8月，我在山东某劳改队的禁闭室里接受了「管教干部」的通知：「林昭已于今年5月1日枪决。」他问——

　　「你有什么想法？」
　　「没有想法。」我告诉他们。

◆「是谁杀了我的儿？我的儿是谁杀了？」

　　1968年4月30日下午2时左右，在中国上海的茂名南路159弄11号二楼上的林昭家中，出现了一桩「史无前例」的「天下奇闻」！

一个家伙在楼下呼叫「许宪民」这个名字，彭令范闻之急忙开门，面对着她的惊惧神态，他表现出一副不屑详言的恶棍骁勇与杀人娱乐后的快感快意之神色，使彭令范终身难忘！

他一共说了三句话：

　　“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
　　林昭已在4月29日枪决。
　　家属要交五分钱子弹费。”

开始似未听懂，继而意识到噩耗成真之后，林昭的母亲许宪民先生晕厥于室内地上，彭令范拿了五分钱的硬币打发了那个刽子手，他对「尸体现在何处」的询问一言不答，犹如未闻，扬长而去。

非常巧合的是：在4月30日彭令范付了子弹费以后，许宪民先生的友人朱太太打来电话约彭令范见面。她告诉彭令范：她的大儿子祥祥每周两次与同学到龙华机场勤工俭学，每天下午三时左右结束。4月29日下午三时半左右，突然望见两辆军用小吉普车飞快开来，停在机场的第三跑道，接着由两个武装人员驾出一个反手背绑的女子，她的口中塞着东西。他们从她腰后一脚，她跪下，另外两个武装人员一人举手枪开枪，她先中一弹，倒地爬起，又中两弹，扑于荒原！然后四凶手将她拖入另一辆吉普车，飞驶疾驰而去！她的遗体被运往何处？只能去问驾驶那疾驰而去的吉普车上的凶手们！他们包揽了密杀与灭尸（也许还要辱尸）的全部过程。祥祥认出她就是大姐姐，他目睹惨状，惊恐失常，不忍详视，疯痴癫狂！高呼：「大姐姐被害了！大姐姐被害了！」祥祥面如死灰，目瞪口呆，由他的同学送回家中。

　　于是，许先生几番到上海提篮桥监狱、上海公安局、上海高级法院询问林昭的遗体究竟被如何处理？如果掩埋，埋于何处？如果火化，骨灰何在？但，全遭拒绝皆不奉告，而且声厉色狞，拒于门外！于是，这位年逾七旬的母亲，终于意识到与她含辛茹苦度过了三十六年的非凡岁月的女儿今日真的失去了！迷朦地消失了！毁于一朝，化为乌有！于是她哭，在「十里洋彻的大上海的长街上游荡，幽灵似的游荡！她念念有辞。有时呼喊一声其义难辨的语句，于是她也笑。记得诗人田间的长诗《她也要杀人》的开始云：

　　是谁杀了我的儿？
　　我的儿是谁杀了？

一位失去儿子的年轻的母亲的哭声，半个世纪以前就在我的耳边回响，今天终于与这位失去了女儿的年迈的母亲在上海长街上的喃喃唤女之声融为一支裂人心肺的哀歌！她终于迷失了记忆，全然忘却了她自何处来，又欲何处去！她开始挎着一只竹篮、提着昔日的竹杖，在大上海的人群中梦游与呓语，她一切皆已忘却，也不再悲哀与欣喜，她失踪在人间的海洋里，在汹涌的人流中沉涪漂流！

只有彭令范，没有眼泪，头发蓬乱，精疲力竭。如今就只有她还存留着迷茫的记忆！

有一天，一位好心的人来说，她看见许先生在某某马路上徘徊，彭令范于是急往其处，遥遥望见年迈的母亲白发蓬乱，形容槁枯，她似在喃喃地唤女，在那茫茫的人海中任自漂流、沉浮游荡而去！

老母亲被拉回家，未久，又出走，消失在茫茫的大上海的人海里。终于有一天，她也倒下了！倒在繁华的马路旁的人行道上，遍体鳞伤，面颊青肿，口鼻流血，一只鞋失落远处，竹篮与竹杖已被踩扁和踩断。有人围观，有人视而不见地匆匆走过。——「她是被红卫兵小将打死的！他们说她是大反革命分子林昭的母亲，林昭已被枪毙了，也不能叫这个反革命老太婆活着！一声吆喝，簇拥围打，拳脚交加，顷刻命绝。——后来，彭令范听人如是说。

发生在六十年代的中国式的野蛮与残酷，是筑成那个「史无前例」的砖石，多少家庭就是在如此不明不白中消解了！这就是真正的「家破人亡」，或更确切一些说是「人亡家破」。

1980年8月22日，上海高级法院「沪高刑复字435号判决书」宣告林昭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但仍对她的遗体的下落不作解释。但亲友之心其哀未绝！

现在，苏州的灵岩山西侧的安息公墓墓地上有「林昭之墓」，但那里面只有她的一缕长发、一套旧衣、一张照片，是一个空空的「发之冢」！她的遗体拋落在何处，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个良知未泯的人道的知情者，我们真诚地请求你发一次善心，就请你写一封匿名信，请寄往「苏州灵岩山安息公墓管理处」吧！为我们提供寻找林昭遗骨的线索与地址！求求你了！我相信所有的人都会感激你的恩德！苍天在上！佛在我心！上帝与一切神灵都会呵护你「立地成佛」的！

在说罢这椿往事的时候，我忽然悟出：林昭在1957年北京大学的论战中用「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自报家门,她遇难之时正是三十六岁，罹「口舌之灾」，二者竟在她的名字的破解中不幸言中！真可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信哉！如是我闻！阿弥陀佛！

◆关于我

我的祖籍是江苏赣榆县。1933年生。

1954年于青岛一中高中毕业，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

1957年的春天，中国共产党整风，我因担任北京大学学生自办的刊物《广场》的主编，撰写《广场发刊词》、《编后记》，以及与人合写短诗《是时候了》等大字报而被划为「极右派」，遭受轮番批斗，于1957年12月25日以「反革命罪」被逮捕，判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而后被押送于北京南郊之团河农尝河北省宁河县之茶淀清河农场等荒凉地区劳动改造。1965年刑满，但仍未离开劳改队，继续留在清河农场，接受「无产阶级专政」，戴着「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在劳动机关的管制下劳动度日。

1966年文化大革命起，被押送到山东省劳改队所属的章丘埠村煤矿，在煤井下挖煤四年；1970年又被押送至山东济宁「六四劳改农场」，继续着劳动改造的生活。

1977年，由于「四人帮」的倒台，我的被监管的生活获得了政策性的放松，就在这一年的秋天，我结了婚。我的妻子怀着对我的同情与敬佩之情，嫁给我这个四十四岁的将「知天命」的「反革命分子」，那时她仅二十六岁。她无意旁顾险恶的环境以及没有希望的未来，毅然把她美丽的青春与我的严峻的危运联结在一起！怀着生死与共的凛然之情，顶着漫天风雨，分担了压在我头上的无情重负！

1979年的秋天，我当了父亲，我的不幸的儿子来到这人世的早晨，他的父母就像两个乞丐，我们的财产就只有一条旧棉被。而我竟无处去为他报户口，他是万里浩荡神州中的无计存身的奴隶的后裔，是一个「编外」的「黑人」。

1979年11月24日上午，在山东省济宁劳改队的办公室里，我接受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项目组的法官们的平反裁决，他们郑重宣告：推翻1957年的判决，宣告我无罪！

至此，我才算真正地与这个「人间的好地狱」告别，真正的「释放」才算开始！

北京大学党委用心良苦，几经协商，依政策的「就地安置」的精神，把我安置到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直到今天，养生于此。我担任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十年之间，完成了「讲师副教授教授」的「三级跳」，并担任了先秦两汉文学的硕士研究生的导师之职。

　　1994年夏退休，离开了短暂的教学生涯。工作紧张与生活贫困是这十五载执教生活的两大特色，忙于生计，以活妻儿，点滴余闲，苦心撰着，断断续续，终得二十三万言，成《九歌十辨》一卷，献诸学林，博人一哂而已！

文革处决消声法

　　在井冈山，中共和毛泽东在打“AB”团等肃反中，就打破了死刑犯临刑时有说话、喊冤和呼口号等所谓的“资产阶级”法权的“禁锢”，行刑时，为使死刑犯无法喊“冤”呼“反动口号”，处决消声法便被研发了出来。全国“解放”后，这种“消声”传统被继承了下来，并在全国大行其道，尤以“镇反”和“一打三反”为烈。这种无视文明、人权的野蛮“处决消声法”，讫今风行不悖，中国人也已习以为常而麻木不仁了。

嘴塞压舌器外加口罩法

　　据报导：宁夏银川市枪决“共产主义自修大学”成员吴述森、鲁志立、吴述樟前，使用“压舌器”压住舌头，使其在临行时无法喊叫；贵阳市建筑公司女技术员马绵珍被处决时，在她嘴里塞进了“压舌器”，外面再扣上一只口罩，以消异议。

　　“一打三反”中，笔者在河南许昌市目睹了两起枪毙案。其中一起是枪毙临颖县人大代表、县一高权威教师王炳灿。他的“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滔天罪行”，是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许多“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文字，是“隐藏”的反革命分子。在数万人参加的市体育场宣判大会上，他扬着头，挺着胸，嘴上勒着口罩；据说嘴里有个“压舌器”。枪响后，他倒在体育场的西北角。

缝合线缝嘴法

　　毛泽东死后，压舌法有所发展。1976年12月19日上午，吉林省长春市在处决为刘少奇鸣不平的长春市第一光学仪器厂工人史云峰时，为防止他喊冤，刑前在他颌下注射麻醉剂，嘴里塞满了纱布团，并用缝合线将嘴紧紧缝住。(参第18章死于共同犯罪枪口下的史云峰)

竹筒塞嘴法

　　据报导,1970年10月，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听说海南岛白沙县一名女医士官朋华在监狱里写文章骂林彪，便亲自主持会议，将她判处死刑。枪决前，怕她呼喊口号，特用一节竹筒塞进她嘴里，穿上铁丝，扎在脑后。

　　这种消声法到了1977年，已进化到竹签穿舌。江西官员们在处决民主烈女李九莲时，便使用他们创新的竹签穿舌法。(参第18章为民主权利而死的李九莲)

端下颔车法

　　陆兰秀是一个虔诚的共产主义信徒，一个忠实的女共产党员，因写了二十多篇批判毛泽东和“文革”、呼唤“自由”的文章，1970年7月4日，被以许世友为首的江苏省“革委会”批准枪决。就刑前被端下颔车，枪杀于苏州市横山脚下。(参第18章陆兰秀殉党)

割喉管法

　　割喉管消声法最具代表性，最为“时尚”。许多人都记得，1975年4月4日那一天，共产党员张志新在就死前，被残忍地割断了喉管(参第18章殉党者张志新)；但许多人未必知道，张不是第一个被割断喉管者。据披露，仅辽宁省一地，行刑前被割喉管的死囚就达30多人。行刑前割喉管是“文革”中出现的“新事物”，在“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中已被广泛采用。例如：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鸿恩，因“涂抹《毛主席语录》”，被判处死刑，押往刑场前，喉管被割断(参第18章陆洪恩：倍受摧残的音乐家)；甘肃静宁县女技术员毛应星，被枪毙前，也被刽子手割断了喉管。

麻绳勒脖法

　　这是最常见的消声法。《炎黄子孙》披露：江苏省常州市处决了某局长蔡铁根。转业前，蔡是南京高等军事学院训练部长，大校军衔，红军干部。他“贼”胆包天，竟敢在日记中“为彭德怀鸣不平”，“恶毒攻击三面红旗”。他的罪证在抄家时被悉数缴获，旋即被揪斗，被关压，“一打三反”中又被判处死刑。1970年3月11日，他被非法关压了三年多后，狱方突然用麻绳将他捆牢、脖颈上套上麻绳，然后向他宣读正式“逮捕令”，随之又对他宣读“死刑，不准上诉”判决书。他刚要申辩，行刑者便勒紧已套在他脖子上的麻绳……很快，枪响，他应声倒在血泊中。

　　作者铁流在他的《第二个林昭似的女英雄》一文中，记载了四川大学生物系女学生冯元春在“一打三反”中被枪杀的故事。冯因批评毛泽东被打成右派，判15年徒刑；又因狱中坚持批毛，被加刑五年；加刑后仍不低头“认罪”，1970年7月1日，被四川南充市当局处决。行刑时，人们看见：她“个儿不高，五花大绑地捆扎着，背上插有三角尖形的白色死牌，胸前挂着写有‘冯元春’打上红叉的大纸牌。冯元春昂头挺胸站立着，两个恶狠狠的军人死死压住她的脖子。一条细麻绳像勒进了她的的皮肉，在颈脖处还缠了一圈，让她喊不出声音来。虽然由于血脉不通，冯元春脸呈青紫色，但她仍金刚怒目，威武雄壮，像个不屈的武士……”同时枪毙的还有另外两个男子，脖子上勒着细麻绳。

　　“一打三反”中，笔者在河南许昌市目睹的另一起枪毙案，是枪毙奎楼街回民王华民。此人爱习武弄拳，经常同几个拳友聚集在一起，拳来脚往，间或酒令助兴。由于酒后真言，他们对“文革”不满的话随酒吐出，惹了大祸，遂被打成“反革命纠合集团”。王是首犯，判死刑，立即执行，其它拳友被判死缓、徒刑不等。他们“罪大恶极”的证据是，在一次酒会中，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用《毛主席语录》垫桌腿！王华民就刑时，脖颈上勒了一根细麻绳。也许是他拳脚了得，有反抗嫌疑，细麻绳勒得过紧，在刑车上已窒息而死。被拉下刑车时，他耷拉着脑袋、两脚背拉在地上。刑警们将他连架带拖，抛尸于西汉晁错墓前，然后在他的头上补了一枪！

　　据观察，过去的细麻绳勒脖消声法，发展到现在，已进化到用尼龙丝勒脖。由于细尼龙丝不易被人看见，已被官方广泛釆用；自此，爱对中国人权指手划脚的外国人，也无可奈何了。也许人们不得不承认，细麻绳勒脖容易看见，是“文革”时代野蛮落后的象征，而细尼龙丝勒脖不易察觉，也算是现代中国“文明进步”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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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二十一世纪，除尼龙丝勒脖消声法外，其它消声刑法都悄然遁行于无形无稽之中。保留尼龙丝勒脖消声法是中共的“文明进步”？还是继续用野蛮来对抗文明、用冷酷来践踏人权？

　　儿时的笔者，在国民党抗日战争中的“旧社会”里，曾在洛阳县城的西大街上(现为市老城区西大街)，目睹了枪毙汉奸行刑队行进中的一幕：
前面两个号手吹着号，后面人力车上坐着一个五花大绑背上插着亡命牌行将枪决的汉奸，两边是二、三十名荷枪实弹押送死囚的武装军警，最后面的人力车上坐着一个“监斩”官员。当拉汉奸的车子来到一家酒馆门口时，车夫突然停了下来，号声也嘎然而息，整个行刑队伍也随之停了下来。原来，汉奸大声嚷着要喝酒。店家闻声，不敢怠慢，急忙端上一碗白酒，送到死囚嘴边，喂他“咕咚、咕咚”喝完。死囚微笑，向店家点头致意。号声复又响起，囚车拉起，继续行进。行刑队刚刚过去，只听“咔嚓”一声，店家把黑瓷酒碗摔得粉碎！

　　在“旧”中国，1898年9月28日，维新变法思想家谭嗣同临刑时，在法场上发出了气壮山河的呼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然后对刽子手道：“动手吧！”遂就义于菜市口。1927年4月28日，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走上奉系军阀最新从德国进口的绞刑台时，三呼“共产党万岁”后，英勇就义。1935年6月18日，卸任的中共中央一号领袖瞿秋白，走向刑场时，“他背手挺立，面带微笑，先照了张相，再自斟自饮，放歌长吟。然后在敌人的刀枪环护下，手夹香烟，顾盼自如，缓步走向刑场。沿途用俄语唱《国际歌》，并唱《红军歌》，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到刑场后盘膝而坐，说‘此地甚好’，从容就义。”最令人感动的是发生在二十年代末那出“美丽的悲剧”。共产党人陈铁军和周文涌，因为在广州组织武装暴动，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以暴力罪判他俩死刑。在执行死刑前，当局问他们还有什么要求。他们说，本来他俩已经相爱，因为革命工作太忙，未及结婚，因此希望在执行前让他俩举行一个婚礼。他们的要求得到了“反动”当局满足。在执行前，他们在佛山城中举行了婚礼。他俩当众宣布：“让反动派的枪声做为我们婚礼的礼炮吧！”枪声晌，他俩凛然就义！——看来，无论是腐败的满清政府，还是“万恶”的国民党政府，都能尊重死刑犯的人格和权利，未曾见过处决消声记录。

　　在国外，19世纪的宗教改革家哲罗姆，被绑到火刑架上时，一个老太太冲上前去，捡了一根柴火，说：“烧死他！”哲罗姆没有愤怒，没有辩解，只是低声感叹道：“多么虔诚的愚昧啊！”1943年2月22日下午四点，希特勒德国在慕尼黑处决在慕尼黑大学散发反纳粹传单的汉斯·舒和兄妹。当兄妹俩踏上断头台时，汉斯振臂高呼：“自由万岁！”1946年，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电刑处决罪犯威利．弗朗西斯时，执行死刑的电椅发生故障，电流加大到极量，也没有击毙他。电椅上的弗朗西斯突然大叫道：“快关上电源，让我喘口气！”1953年6月19日，美国将出卖原子弹机密给苏联的罗森堡夫妇执行电刑处决时，罗森堡夫妇临刑前不屈服，不畏惧，从容坐上电椅，竟使行刑人员对他们产生敬意。在绞决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时，伊拉克新政府规定：允许萨达姆写遗嘱、呼口号、发表演说，行刑人员不得侮辱他的人格。2006年12月30日，萨达姆被送上了绞刑架。在绳子套上他的脖子之前，他大呼：“真主伟大！”“这个国家将赢得胜利！”“巴勒斯坦是阿拉伯的！”——看来，在资本主义世界，无论在近代和现代，都能尊重死刑犯的人格和权利，没有处决消声的约定。

　　由此可见，野蛮的“处决消声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特产和专利。这是对普世文明的蔑视！这是对华夏文明的玷污！对此熟视无睹的中国人，不应好好反省吗？

纪录片频视《寻找林昭的灵魂》上：

纪录片频视《寻找林昭的灵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