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殺企圖是社會結構中的裂痕，可能需要數十年時間才能被完全理解。但在事件剛發生後的第一時間，我們已經可以開始觀察，像川普總統剛剛幸免於難的這種刺殺未遂事件將如何改變一位總統的命運。

儘管上週六的事件與以往的暗殺企圖有諸多不同，但歷史仍具啟發性：針對在任總統的暗殺企圖往往會加劇他們的政治困境，並使他們與公眾更加疏遠。負面評價往往會變得更加根深蒂固，總統日漸低迷的運勢卻難以得到挽救。這一點同樣適用於總統所屬的政黨。

這種反直覺的邏輯表明，一旦總統的支持率下跌（川普的支持率仍低於40%），想要收復失地是很難實現的。自1950年以來，美國經歷了六起針對在任總統、有開槍行為或是槍口瞄準總統的暗殺企圖，其中包括導致約翰·F·甘迺迪遇刺身亡的那一起。（此名單排除了針對候選人和前總統的襲擊，以及數十起其他陰謀。）杜魯門和福特總統都在遇襲後幸免於難，但他們在危險面前表現出的堅毅並沒能扭轉其所在政黨的頹勢。

1950年11月1日對杜魯門的襲擊發生在期中選舉前幾天。最初，專家們認為這會在投票中幫到民主黨。但選民們對朝鮮戰爭、勞工衝突和通貨膨脹感到憤怒，在投票中懲罰了杜魯門的政黨。在這次死裡逃生前，他的支持率為39%；到12月，襲擊發生後不久，支持率跌至33%。杜魯門在其任期內一直不受歡迎，並最終放棄尋求連任。

福特在1975年9月遭遇的兩起暗殺企圖（均為女性所為，均發生在加利福尼亞州）經常被人遺忘，也未能提升他的聲望或重塑他的總統任期，因為這些事件似乎削弱了他的部分議程：儘管福特承諾治癒水門事件造成的國家創傷，美國仍處於政治暴力和頑固的分裂中。接連發生的事件還固化了他作為一個笨拙的最高統帥這一新形象。

在那個倒霉的月份之前的幾個月，電視鏡頭拍到了福特在下飛機舷梯時摔倒的畫面。記者們稱他為「笨蛋總司令」。1975年10月14日，一名19歲男子意外撞上總統乘坐的利摩車，引發記者質疑其政府的執政能力。一位作家後來觀察到：「那次車禍是他眼前混亂局面的象徵。」 11月，《週六夜現場》諷刺福特是個頭腦簡單、事故頻發的鄉巴佬。公眾對行政長官理應無所不能的認知似乎令人難以對他兩次死裡逃生的遭遇產生同情。

1975年秋天，福特的支持率基本維持在45%左右，與暗殺企圖發生前持平。雷根在1976年的共和黨初選中險些擊敗福特，曾是密西根大學橄欖球明星的福特最終在11月的大選中輸給了卡特。

1981年3月30日，小約翰·欣克利在華盛頓希爾頓酒店外槍擊雷根，在某種程度上打破了這一慣例。雷根險些喪命，但與約翰·F·甘迺迪不同，他活了下來。他一貫的出色表現（他對妻子南希打趣道：「親愛的，我忘了躲了」）為正受越南戰爭餘波、滯脹和伊朗人質危機困擾的國家注入了一劑希望的強心針。川普也想達到類似效果，他立即轉向計劃重啟白宮記者協會晚宴，並強調建造白宮宴會廳以加強總統安保。

被槍擊一個月後，雷根向國會聯席會議發表了講話。總統讚揚了為他擋子彈的特勤局特工蒂姆·麥卡錫；雷根暗示，在經歷了20年的動盪和衰落後，美國的國運已經發生轉機，現在是時候通過他的大規模減稅計劃了。成千上萬的學生和成年人寄去了慰問卡，許多人感謝上帝讓雷根沒有死去。到1981年5月，雷根的支持率飆升至68%。

但即便雷根個人的聲望也不足以在1982年的期中選舉中幫到他的政黨。面對經濟衰退，雷根的支持率暴跌，他的政黨在眾議院失去了20多個席位。儘管如此，雷根傳遞的信息——美國回來了——仍成為他贏得連任、實現「美國的黎明」的標誌。《華盛頓郵報》記者戴維·布羅德指出，雷根的康復使他成為「神話般的人物」，從那時起變得「在政治上不可撼動」。

雷根的瀕死體驗也喚醒了他廢除核武器的夢想。他後來表示：「也許是如此接近死亡，讓我覺得在上帝賦予我的歲月裡，我應該盡我所能，減少核戰爭的威脅。」他還引用這次槍擊事件來支持他在離任後對槍枝管制立法的背書——這對共和黨來說是一個短暫的政治轉向。

川普稱讚了特勤局的勇敢，並譴責了試圖殺害他的那個「相當病態的傢伙」。但像大多數面臨過死裡逃生的總統一樣，川普不能指望公眾同情的噴湧來挽救他剩餘的總統任期。杜魯門和福特未能克服拖累他們的結構性挑戰，雷根則是在襲擊發生兩年後依靠經濟反彈才成功連任。

川普正處於物價上漲、油價高企的時期，進行著一場不得人心的戰爭。他似乎正在疏遠更多的年輕選民和拉丁裔選民，這兩個群體曾幫助他當選連任。和杜魯門一樣，他是一位多年來處於國家政治中心的知名人物。最近的襲擊可能會激勵他的部分基本盤在期中選舉中出來支持他的政黨，但無論是期中選舉還是他剩餘的任期，歷史表明，一次險些得逞的襲擊很難重啟他的總統任期。

涉及到此類政治暴力行為的時候，很少會有好萊塢式的圓滿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