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致日元跌至歷史低位原因之一長期以來被認為是經常項目收支等“結構性拋售壓力”，但目前正在逐漸緩解。不過日本實施規模達到11.7萬億日元的外匯干預之後，日元未來走弱的預期仍無法消除，原因是市場正在強烈意識到“高市日元貶值”。 三井住友銀行外匯交易團隊的外匯交易員、組長納谷巧指出：“從基本面來看，日元貶值趨勢已經到了應該出現轉折的階段”，指出“日元拋售動向至今仍未平息，讓人感到不自然”。 基本面帶來的日元拋售壓力正在降低。首先是貿易逆差。2025年的逆差為2.9萬億日元，但2026年2月以後，從月度數據來看，持續處於順差狀態。與2022年俄烏衝突導致原油價格暴漲的20.3萬億日元逆差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 2022年達到5.5萬億日元規模的服務收支逆差也呈現出縮小趨勢。2025年的逆差為3.4萬億日元。經常在結構性日元拋售背景下被提及的“數字逆差”從2022年的4.7萬億日元增加到了6.7萬億日元，但入境遊客帶來的“旅行收支”以及專利權、商標權等“知識產權等使用費”順差合計達到11.4萬億日元，抵消了數字逆差。 剔除物價影響後的實際政策利率，也一直在逐步向正值區間回歸。最新公布的5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綜合指數）同比上漲1.5％。日本銀行（央行）1.0％的政策利率減去CPI同比增長率後，實際政策利率為-0.5％，與截至2025年一直低於-2％的情況截然不同。 但為何市場中日元貶值的動能仍然根深蒂固，無法消退？很多市場人士認為：“先賣日元這一方向感已經成為某種共識”（另一家日本國內銀行的外匯交易員）。 新冠疫情之後，海外的主要央行為應對通脹採取了加息舉措，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央行仍維持超寬鬆貨幣政策。不能把資金放在低利率的日本——在這種觀點的影響下，市場開始關注貿易逆差及數字逆差等主題，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日元拋售壓力。 橫濱國立大學的佐藤清隆教授指出：“原本在經濟學界，主流觀點並不認為經常項目收支等流量層面的外匯供需是匯率的主要決定因素”。 曾長期在大型銀行擔任首席分析師、現執教於高千穗大學的內田稔教授也表示：“流量分析法本身固然不可忽視，但對沖基金等投機交易給日元匯率帶來的衝擊，規模能達到國際收支規模的數十倍”。 那麼，在結構性拋售壓力消退後，日元匯率面臨的議題是什麼？佐藤清隆教授列舉了三大因素：加息步伐遲緩、資源能源高度依賴進口，以及高市早苗政權推行積極財政政策引發的未來通脹擔憂。這是由政策層面衍生出的“高市日元貶值”。 QUICK於7月面向外匯市場從業者開展的月度調查（6～8日實施，60人作答）結果顯示，高達83％的受訪者認為高市政權推行的“負責任的積極財政”是日元貶值誘因。對於被視為傾向於維持寬鬆的貨幣政策立場，85％的人也表示這是日元貶值的因素。 不可否認，“極端日元貶值”推高進口物價，給企業活動與居民消費帶來沉重負擔。東京商工研究所6月的調查結果顯示，受訪企業中4成表示，“1美元兌159日元左右的日元貶值對經營造成負面影響”。 在7月15日的黨首辯論會上，高市早苗強調：“我不知道是不是‘高市日元貶值’，事情不是這樣的” 。但市場與執政者之間認知存在巨大分歧已是不爭的事實。 同日，英鎊全線大幅走強，兌日元匯率創下18年半以來新高。消息傳出，英國下一任政府的財政大臣將由主張財政紀律的內政大臣馬哈茂德出任，市場此前因財政憂慮拋售英鎊的行情瞬間逆轉。 為避免通脹持續惡化，日本央行能否加息、扭轉實際利率為正值？日本政府能否明確積極財政的“責任”？如果政府無法展現解決問題的決心，“高市日元貶值”可能會成為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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