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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近代民權運動之母:羅莎.帕克斯 2015-11-20 18:19:14

《美國近代民權運動發展史》(第二章)

 

1955年12月1日是美國民權運動的特別紀念日。這一天既是改變馬丁·路德·金命運的一天,也是改變美國民權運動的一天,更是改變美國歷史的一天。

在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的一輛公共巴士上,後來被國會譽為“近代民權之母(Mother of the Modern Day Civil Rights)”的羅莎·帕克斯(Rosa Louise McCauley Parks),公然地挑戰已經在阿拉巴馬州履行多年種族隔離的《吉姆·克勞法》。      

該項法律規定,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黑人只能坐在後面,黑人必須要讓位子給白人。而當時先上車已經就坐的派克斯拒絕將自己的位子讓給後上車的白人,這已經不是第一次因非洲裔美國人與白種美國人為了公車位子而發生的衝突。

早在1944年,非洲裔美國人運動健將傑基·羅伯遜(Jackie Robinson)在德克薩斯州富特胡德堡(Fort Hood, TX),因在公共巴士上拒絕讓位給一名後上車的白人軍官而發生衝突。  

這個抗爭行動導致他被軍事法庭審判。但是並非每一個法庭都允許《吉姆·克勞法》來橫行霸道----軍事法官現場宣判被告羅伯遜無罪,案件撤銷。            

第二件事情發生在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Montgomery, AL)。1955年3月2日,黑人學生克勞黛特·科爾文(Claudette Colvin)在公共巴士上拒絕讓位給一名白人。  

科爾文是阿拉巴馬州第一位不肯在公交車上讓位予白人的黑人女性,在時間上來說,比派克斯在公交車上拒絕讓位予白人的行為還要早九個月。     

科爾文於1939年9月5日在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出生。事情發生時她是當地布克·華盛頓中學的學生。1955年3 月2日下課後,一如既往地搭乘首都高地(Capital Heights)公交車回家。   

那天在課室里,老師給大家的作業題目是:“為什麼黑人在百貨公司里不能進試衣間和不能試穿衣服?”科爾文的答案只有一句話:“種族歧視”。

老師說:“答案是對了,但該如何處理呢?”沒有一位包括科爾文在內的學生,能夠正確地回答這個極具挑戰性的問題。

科爾文是帶着混亂而沉重心情下課回家的。上車後,她挑選了在巴士中間地帶的位子坐下。那原是白人專用的位子,按照慣例,如果沒有乘客的話,黑人可以坐在那裡。幾個站後,乘客越來越多而超載,有幾位白人已經站在巴士的中間。

這時候有一位白人婦女登上了擁擠的公車,白人司機羅伯特·克利爾(Robert Cleere)見狀,即命令科爾文站起來,把位子讓給那位白人婦女。在被堅決地拒絕後,克利爾報警處理。     

幾個白人警察像對付江洋大盜一樣,威風凜凜地衝上巴士,將這個手無寸鐵、但性格剛強的非洲裔小女孩反銬起來,沒有理會科爾文“你們無權這樣做!這是我不可讓渡的憲法權利!”的大聲疾呼,在心款ヮブ攏兜賾步葡鋁順擔夯鼐煬鄭匾浴拔シ粗腫甯衾敕傘焙汀跋骶臁敝鎩�

可惜的是,此事最後卻不了了之。任何事情,都需要有天時地利人和的客觀環境,方可成事。年紀輕輕的科爾文並非等閒之輩,她是全國有色人種促進協會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分部青年部小部長,而她的上級領導人就是帕克斯。       

全國有色人種促進協會的領導人決定不將事件擴大處理的另外兩個原因是:第一,她在被拘捕時不停地用污言穢語來辱罵警務人員,沒有把道理占好;第二,她過早地與一個和她年齡相差太過於懸殊的已婚男性發生性關係,並且懷孕在身。      

從道德層面上來說,很難有強大說服力來發動廣大群形瞬斡氳種苹蚴就卸詞乖詵ㄍド弦埠苣煙庸苑鉸墒謎飧齙賴氯醯憷闖蠡男蝸螅啞敬說玫腳閔笸諾娜賢脛С幀K淙凰欣恚羌負趺揮性詵ㄍド先∈さ目贍堋�

經過無數次沙盤推演和反覆辯論,大家覺得應該先忍辱負重,再待良機。等到同樣的事情發生在守株待兔的帕克斯身上時,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科爾文的抗暴行為使她成為近代民權運動的先鋒,但鋒芒畢露的結果是使她在蒙哥馬利無立足之地,沒有人願意給她工作,只得在1958年帶着新生的兒子搬到紐約市生活。

科爾文在曼哈頓一間私人療養院找到一份護士助理的工作,生活穩定。終身未婚,在紐約又育一子。在同一單位工作了三十五年後,於2004年退休,定居布朗克斯(Bronx, NY),目前依然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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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克斯是土生土長的阿拉巴馬人。她於1913年2月4日在特斯基吉(Tuskegee, AL)出生,她父親詹姆斯(James McCauley)是木匠,母親麗奧娜(Leona Edwards)是備受當地社區尊重的小學老師。  

帕克斯的曾祖父約翰·愛德華茲(John Edwards)是來自愛爾蘭的白人合同工,與家中女黑奴產下一子,是為帕克斯的祖父西爾威斯特·珀西瓦爾(Sylvester Percival),因而她身上有着部分白人血統。       

白人農奴主管對西爾威斯特有着嚴重的種族偏見,更是他長年的出氣筒,經常在沒有犯錯的情況下鞭打他,或罰予不准吃飯、不准穿鞋、不准睡覺等,長期的肉體和精神折磨使他終身仇視白人。

雖然長得幾乎與白人一樣,但是由於背景和遭遇的原因,西爾威斯特寧願被稱為“黑鬼”。在奴隸時期的南方,黑人對白人的稱呼是嚴格規定的先生、夫人、小姐,但西爾威斯特卻嗤之以鼻,直呼白人的名字,或連名帶姓地呼之。為了報復白人的傲慢和偏見,西爾威斯特什至於不允許帕克斯與鄰居的白人同齡孩子玩耍。

由於西爾威斯特與簡(Jane Percival)都是文盲,為了使自己的子女不再從事伺候白人的工作,自小即鼓勵孩子們必須接受良好的教育。帕克斯的母親麗奧娜自小即努力好學,在塞爾瑪(Selma, AL)讀完中學,進入佩恩大學(Payne University, AL)進修,成為家族中第一位有大學文憑的後代,從事老師的工作,了卻她雙親的夙願。   

帕克斯自小體弱多病,有長期慢性的扁桃腺炎,虔誠的基督教徒,非洲人衛理聖公會教會(Af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終身會員。少年時的帕克斯沒有機會接受正規化的教育,由三歲開始即在家裡由她母親施教,成績非凡----在上學前已經能夠閱讀基本的書籍。    

一直到了十一歲帕克斯才第一次踏進學校大門,讀了沒有幾年,就因為她的老祖母和母親雙雙病倒,而不得不離開她心愛的課堂,回家照顧兩位親人。

帕克斯曾在她的回憶錄《我的故事》裡這樣形容她對這種種族歧視的感受:“在我的大半生中,美國南方的傳統和法律把非洲裔美國人與白人分隔開來,允許白人不必給予黑人任何的尊重。我從來就不覺得是公平的,為了這種不公正待遇,我曾經嘗試過許多次的抗議,當白人背後有着權力和法律的支持時,黑人往往是無可奈何。”

帕克斯毫不忌諱地談論黑白種族的不公不義:“在我開始上學後,更加了解白人與黑人之間的巨大差異。我母親經常轉告我她從長輩那裡聽回來的黑人奴隸事跡:黑人奴隸經常要用虛偽的假笑來愚弄主人,讓主人誤以為自己是幸福和快樂的。白人如果知道奴隸不快樂是會發怒的。如果知道了奴隸是喜歡他們主人的話,那就會對待奴隸稍微好點。白人死了,奴隸必須假裝成一幅極度悲傷的樣子。奴隸都會知道如何把口水吐在指頭上,再偷偷地抹在臉上冒充淚水的技巧。”

在學校讀書時,帕克斯就曾親身感受到種族歧視的可惡:市政府的公家校車只接送白人的孩子上下學,黑人孩子只能自己步行到校上課和回家。在校車的問題上,亦與奴隸的假傷心同樣使人嘆息:

“有些白人的孩子是坐校車上下課的,黑人的孩子是無車可乘。我記得我們在路旁走路,當載着白人孩子的校車經過我們身邊時,白人孩子會把垃圾從窗口朝着我們亂丟。時間久了,只要看見白人孩子的校車來了,我們就改道到離開校車遠點的距離,以免受辱。那時並沒有‘民權’之說,既不知抗議也沒有抗議的地方。對我而言,這就是生存下去的方式,我們沒有選擇的餘地,只能接受這種習慣性的生活。在校車巴士的事實里,使我感到人世間有着白人和黑人兩個世界。“

對一個弱小心靈的摧殘,對人性尊嚴的侮辱,莫過於種族歧視。帕克斯小的時候,囂張跋扈而橫行霸道的三K黨遊行隊伍從她家大門口經過,當她看見老祖父手持長槍站在大門後面保護家人時,她親身體驗了種族歧視帶來的仇恨與悲哀。帕克斯回憶那段種族歧視帶來的恐怖感:

“在我六歲的時候就意識到我們並不自由。三K黨經常衝進黑人社區,任意燒毀教堂、毆打婦孺、殘殺無辜。那時我並不了解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三K黨活動,後來才明白其中真正的原因:大量的非洲裔美國人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場上回來,他們覺得已經效忠和效勞國家,應該得到公平的待遇。白人並不喜歡黑人擁有和他們同樣平等的權利,所以白人使盡包括暴力行為在內的所有手段,用事實來答覆黑人的平等權利訴求。”

帕克斯回憶自己家裡是如何的惶恐不安:

“在一次嚴重的三K黨暴亂事件中,我祖父老把他的雙管長槍放在家裡隨手可取的地方。他經常告誡我們在遇到三K黨衝進我們家時的應對之策:要穿着衣服上床睡覺,以便隨時可以逃命。我記得我祖父告訴我說:如果三K黨襲擊我們家的話,我不知道我能夠支撐多久,但是我知道我一定會把第一個膽敢闖進門口的暴徒擊斃。”

十一歲的帕克斯在頻樂福(Pine Level, AL)讀完小學後,被母親送到蒙哥馬利女子工業學校(Montgomery Industrial School for Girl)進修。在這個南部最具種族偏見的城市,她開始感到無地不在的黑暗:

“在我必須要去適應的蒙哥馬利諸多種族隔離法律中,公共飲水器是其中特具典型的例子。所有在蒙哥馬利的公共飲水器上面都有塊寫着‘白人’和‘黑人’的牌子。就像在我之前和之後數以百萬的黑人孩子都會奇怪:‘白人’的水是否比‘黑人’的水甜?‘白人’的水是白色?‘黑人’的水是黑色?我用了蠻長的時間才弄清楚原來兩種水根本沒有分別,水是同一顏色同一味道,唯一的分別是誰和那個公共飲水器去喝水。”

帕克斯外柔內鋼的個性自小就顯示出來。十歲時,在路邊碰到一個與她同齡的白人男孩子,大概兩人互相看不上眼,那個男孩子揮舞着拳頭要揍帕克斯。她在地上拾起了一塊磚頭,狠狠地說:“你過來試試看!”結果該男孩子知難而退,再也不敢招惹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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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與正在失戀的雷蒙德(Raymond Parks)的認識,改變了帕克斯的一生。雷蒙德於1903年2月12日在阿拉巴馬州韋道伊(Wedowee, AL)出生。他的父親戴維(David Park)是一位極度不負家庭責任的建築工人,在雷蒙德滿月時離家出走,從此不知去向。後來在工地的屋頂上失足滑倒,落地傷重而亡。雷蒙德的母親格麗(Geri Culbertson)在把他撫養成人後,也中年病逝。

雷蒙德的膚色很淺,淺得幾乎與白人無異,如果不是有着黑色卷髮,晃眼一看就是白人。他生活在一個純白人社區里,但是由於是黑人的緣故,當地的學校不允許他入學,而黑人學校又距離他家太遠,因而只得由當老師為職業的母親在家裡教導他學業。 

雷蒙德二十歲時在一間白人教堂擔任教堂司事,負責教堂的衛生和花圃維修。教堂主管要求他在白天澆水。雷蒙德覺得白天太熱,會把花澆死,於是自作主張改在晚上澆水。

一天,白人牧師看見他沒有澆水,誤以為他是在藐視主管的命令,恐嚇他說:“如果主管知道你藐視他執行必須澆水命令的話,他會用鞭子抽得你滿教堂跑!”

雷蒙德立即回答說:“我有澆水,也沒有藐視任何人的意思。我要告訴你的是,無論是主管還是你,絕對沒有拿鞭子來抽打我的膽量!”言畢,掉頭而去。雷蒙德不是空口說白話,他的腰裡經常插着一把手槍,必要時作為捍衛自己的安全與尊嚴之用。

雷蒙德自此開始四處工作,在特斯基吉學到了終身賴之為謀生的理髮的手藝。真正使帕克斯對雷蒙德刮目相看的不是他的能言善道,不是他的防身手藝,而是他的正義感個性。他對人間黑暗的憤怒,和以實際行動來抗議種族歧視的不義:雷蒙德是全國有色人種促進協會阿拉巴馬州分部的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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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克斯出任全國有色人種促進協會秘書前後,親歷了數件發生在阿拉巴馬州的特大號民權事件:斯科特茨伯羅事件(Scottsboro Case)、埃米特·悌爾謀殺事件、麗賽·泰勒輪姦事件(Recy Taylor Rapes Case)、耶利米·里夫斯強姦事件(Jeremiah Reeves Rape Case)等。       

埃米特·悌爾謀殺案是一位十四歲的黑人孩子向白人少婦吹了聲口哨就被私刑處死; 麗賽·泰勒輪姦事件是二十二歲的黑人少婦被六個白人男性暴力輪姦,但卻沒有人被起訴;耶利米·里夫斯強姦案是一位送貨黑人少年被中年白人婦女引誘上床,在持續大半年和數十次性關係後,一次大意地被鄰居從窗外窺見兩人在床上赤裸着調情。老羞成怒,謊稱被“黑人強姦”,導致里夫斯被法庭判處電椅處死。這些血淋淋的經歷與赤裸裸的種族歧視,成為堅定帕克斯走向民權平等道路的道德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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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克斯手上握有的一份名單顯示,整個蒙哥馬利大約有四十萬名黑人公民,但只有三十一名黑人是選民----這還包括一部分已經死了的人在內。

《美國憲法第15條修正案》賦予所有不分種族性別的公民投票權。但南方十一州尤其是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阿拉巴馬、喬治亞和南卡羅來納五州卻陽奉陰違,拒不執行。

威斯康辛州密爾沃基阿爾瓦奧大學(Alverno College, WI)政治系教授羅素·布魯克(Russell Brooker)是研究美國黑人投票運動歷史的權威。這位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指出自1900年至1965年間,前十一個聯盟美國南方州中,有十個州共有八種使黑人無法投票的伎倆:   

第一種是訴諸暴力。這是三K黨的拿手好戲。只要是黑人想要投票,就會面臨着失業、毀家、恐嚇、毆打什至被私刑處死的懲罰。

1873年4 月13日是復活節周日,在路易斯安那州科爾法克斯郡(Colfax, LA)有一百零五名黑人在市政府外面慶祝共和黨候選人當選警長,結果被落選的民主黨警長候選人克里斯多弗·納什(Christopher Columbus Nash)率領三百餘名三K黨暴徒,包圍起來,連同其中的五十餘名婦女全部格殺,一個不留,史稱科爾法克斯大屠殺(Colfax massacre),或復活節大屠殺(Easter massacre),自此數十年間沒有黑人再敢出來投票。  

第二種是學術刁難。黑人想成為選民,必需要通過考試。通常是要求黑人申請者在十分鐘之內回答一些光怪離奇的難題:“阿拉巴馬州有多少座橋?”“蒙哥馬利有幾間學校”“亞特蘭大至三藩市有多少英里的路程?”“太陽為什麼會發熱?”“美國政府有多少員工?”“一塊肥皂可以衝出多少泡沫?”“一磅沙子有多少顆?”等,面試的時限一到,或如果連這些“基本常識”都沒有,“當然”是不能沒有投票權的選民了。

第三種是地產難關。這些州法規定,選民的基本條件是要擁有地產,絕大多數的黑人的生活在貧窮線之下,擁有地產者不多,因而依法不得成為選民。

第四種是祖父條款(Grandfather clause)。如果該公民能夠證明其父親或祖父在1867年前曾有投票記錄的話,即使該公民既不識字、又沒有地產、也一樣可以成為選民。這條法律看似公正,但骨子裡是在偏袒窮苦的白人:在1867年前,根本就沒有黑人投票的記錄。

第五種是俱樂部初選。美國的政治特色是兩黨壟斷所有的選舉。基本的遊戲規矩是在初選時是民主黨對民主黨,共和黨對共和黨,大選時是民主黨的勝出者對共和黨的勝出者。自1900年至1960年,共和黨未曾在南方十一州當選過。壟斷南方十一州政壇長達六十餘年的民主黨,認為民主黨在初選時並非“政黨”,而是沒有黑人會員的“私人俱樂部”:黑人無權參與私人俱樂部的投票,而黑人是否有權在大選中投票則另議。

第六種是淨化名冊(Purges)。公民在投票站領取選票前必須驗明正身,選舉冊上沒有名字,表示不是選民,無權投票。既然選舉名冊掌握在種族偏見的白人手裡,黑人選民的名字之經常“不翼而飛”,造成冊上無名而被拒絕投票的現象,是再自然不過的了。

第七種是罪犯無投票權。由於黑人占據美國總犯罪率百分之七十以上,南方十一州的議會豈肯不藉機將之排除在投票站之外?因此在選舉時,民主黨避而不談,共和黨不談不避,唯獨其餘的小黨會拿着這個話題來說事。2012年全國大選時,綠黨就用“全面大赦黑人罪犯投票權”為黨綱之一。

第八種是人頭稅(poll tax)。任何要投票的黑人必須在登記前繳納目前時值二十五至五十元的人頭稅,才有投票的資格。這對一般沒有經濟能力的黑人來說,是一項沉重的額外負擔。1873年1月的路易斯安那州選舉中,人頭稅“成功地”使百分之七十五的黑人選民望而卻步。 

有經濟能力繳納人頭稅的黑人並不能確保領取到投票證,因為白人財政官“有權”以各種理由拒收黑人的人頭稅,從而使之無法投票。

1873年1月的路易斯安那州萊剋星頓(Lexington, LA)市政府選舉就是最佳的案例:非洲裔美國人威廉•加納(William Garner)拿着一塊五的人頭稅要完成選民的登記,但白人財政官詹姆斯·魯賓森(James Robinson, Jr.)硬是拒絕接受。抗議無效,加納把人頭稅放在魯森遜的桌子上後離去。   

到了投票站後,兩位白人選舉監事海勒姆·里斯(Hiram Reese)和馬修·富希(Mathew Foushee)異口同聲地以加納“沒有繳納人頭稅收據”為理由,拒絕他行使投票權利。

加納提起訴訟,把幾位市政府官員全告進法庭,案件一直纏訴至最高法院,是為著名的《美國 訴 克魯克香克案(United Stated  V  Cruikshank)》。 

最高法院在1876年3 月27日以5比4的微差票裁決加納敗訴,還了幾位萊剋星頓官員的“清白”。裁決書由最高法院院長莫里森·韋特(Morrison Remick Waite)親自撰寫。 

韋特的法理是:第一,此案的爭議點不是《美國憲法》對錯而是政治傳統的選擇;第二,美國有州級與聯邦兩種政府,基於地方自治原則,州級政府有權自我制定適合傳統的法律,聯邦政府必須尊重;第三,《美國憲法第2條修正案》的適用範圍是聯邦政府,而不是州級政府。  

韋特是尤利西斯·格蘭特總統提名的第7任最高法院院長。從1874年3月4日就任至1888年3月23日死在任上的十四年間,最為世人熟悉的“功勳”就是他用盡了所有的法律力量來摧毀黑人的權利和尊嚴。

韋特絞盡腦汁去削弱《強製法案(Enforcement Acts)》;在《培茲 訴 阿拉巴馬州案(Page V  State of Alabama)》中為禁止異族結婚法律(anti-miscegenation statute)擊節讃嘆鼓掌稱好,更否定《美國憲法》頭十條修正案的基本人權保障權利是他的重頭戲之一。

美國人民的司法倫理與社會公義無可避免地成為鏡花水月。在最高法院裁決的撐腰和護航下,在地方官員的有權拒絕黑人的人頭稅的暴政下,黑人的投票權利更是毫無保障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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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帕克斯與金博士等民權領袖的奮鬥下,眾議院在1965年8月3日以328票同意74票反對,參議院在次日以79票同意18票反對通過《投票權利法案(Voting Rights Act of 1965》,兩天后約翰遜總統將之簽署成公共法律,自此結束了使美國人民蒙羞大半個世紀的《吉姆·克勞法》年代。 

雷蒙德為斯科茨伯羅伯羅事件被告們四處奔走和募款的義舉感動了帕克斯,兩人因為有了共同理想和語言而更加接近。1932年12月18日,兩人在帕克斯的母親家中結婚。

婚後在丈夫的鼓勵下,帕克斯返回學校繼續學業,兩年後取得了中學畢業文憑。這在當時全國只有百分之七的非洲裔美國人有中學畢業文憑,尤其是在種族歧視極端嚴重的阿拉巴馬州來說,是一件相當不易之事。

1943年開始,帕克斯開始積極地介入到阿拉巴馬州的民權運動,成為全國有色人種促進協會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分部會員,出任總裁埃德加·尼克松(Edgar Daniel  Nixon)的義工秘書,是該組織里唯一的女性會員。另外一名女性會員是帕克斯中學同學約翰尼·卡爾(Johnnie Carr)。   

1900年,蒙哥馬利市議會通過了在公共交通上實行種族隔離政策的《吉姆·克勞法》:白前黑後,開車的司機有權根據實際情況來決定為白人預留座位的排數,其方法就是將一塊寫着“白人專用”的牌子放在椅背上,就是市矩和法律。   

通常來說,因為絕大部分的公共巴士乘客是非洲裔美國人,所以只在最前的兩排座位,保留給白人乘客。巴士設有前後兩個門,前面的門僅供白人上下車專用,後面的門爲有色人種專用。

黑人需要在前面上車買票再下車,從後車門再上車。為了對付“黑人麻煩製造者”,由全白人組成的蒙哥馬利公共巴士司機和警察一樣擁有帶槍的司法權。

最著名的蒙哥馬利公共巴士司機朝着乘客拔槍事件發生在1949年7月6日。十六歲的埃德溫娜·約翰森(Edwina Johnson)和她十五歲的弟弟馬歇爾(Marshall Johnson)從新澤西州紐瓦克(Newark, NJ)到蒙哥馬利探親,沒有人預先警告關於這些“規矩”而惹禍:登上巴士就坐在前面。

白人司機山姆·洛克(Sam Lock)見狀大怒,不加警告就拔出配槍,指着腦袋轟之下車。警察把兩位兄妹關在牢裡兩天,惡名昭彰的白人法官威利·希爾(Wiley Hill, Jr.)在法庭上咆哮着要把兩人關進兒童拘留所至二十一歲為止。    

在全國有色人種促進協會全力斡旋下才罰款了事。希爾亦是科爾文案件和帕克斯案件的坐庭法官,任何的民權案件只要是落在他的手上,就必然凶多吉少,不會有好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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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克斯之挺身而出對抗蒙哥馬利的《吉姆·克勞法》,既有其歷史發展的偶然性,也有歷史發展的必然性。這是一個關於歷史發展偶然性的故事。   

1943年的一個下雨天,帕克斯冒着大雨在等巴士,因為天氣不好,並沒有幾名乘客。當巴士在她面前停住後,被大雨淋得心慌意亂的帕克斯,急慌慌地見門就上。 

帕克斯上了車,定了定神,發現美國白人司機詹姆斯·布萊克(James Blake)的惡劣態度之後,她才知道自己犯了《吉姆·克勞法》的規定:自己是從給白人專用的前門上的車。    

帕克斯沒有理會,一聲不響的就往後面專為非洲裔美國人專設的位子上坐下,心慌意亂地整理着被大雨淋濕了的頭髮和衣服。待了一會兒,她發現車子根本沒動,抬頭一看,只見一股藐視和憤怒的眼神,從布萊克那裡像一支利箭一樣冷冷地射了過來。

帕克斯的麻煩來了:布萊克把車子停住,慢悠悠地走過來,大聲地命令她立即從前門下車,重新再從後門上車。

帕克斯回答說:“我既然已經上來了,有必要在擁擠的人群中再下去嗎?”

布萊克沒有拔槍,但用手扯住她的袖子,傲慢地羞辱她說:“你能從人群中擠進來,就能擠出去!”

帕克斯冷眼看了布萊克一會兒,決定息事寧人,照辦算了。當帕克斯經過白人專用的前排位置時,也許是手上拿的東西太多,也許是情緒太過激動,一不小心,自己的皮包掉在椅子下面,她坐在椅子上,低頭彎腰去撿回自己的皮包。   

布萊克一見帕克斯的“黑屁股”居然膽敢坐在“白人專用”的椅子上,勃然大怒,立即口出惡言,當腥杪盍似鵠矗骸骯魷攣業陌褪浚 �

帕克斯回嘴道:“我是知道的,你最好不要動手打我!”

帕克斯本來是一位溫和平易的女性,平常說話都是輕言細語,這時只好漲紅了臉,按照威風凜凜的布萊克的命令,從前門下了車,但沒有重上這部巴士,因為她不想坐着侮辱自己人格和尊嚴的車子回家。

這是一個歷史發展的必然性故事。1955年12月1日星期四下午六時,四十二歲的帕克斯結束了她在飛而雅百貨公司(Fair Department Store)里忙碌的修改衣服工作,到克利夫蘭大街(Cleveland Avenue)搭乘公共汽車回家。      

帕克斯上車後先付了車資,然後到車後面的第三排,選到掛有專為有色人種而設的第一排坐了下來。同排共有四個位子,另外三個位子,已經有三名非洲裔美國人坐着,她坐在中間的位子上。

帕克斯並沒有注意到這部公共汽車的司機,就是在十二年前將自己在大雨中趕下車的布萊克。 巴士按照既定的路線前進。兩站之後,前兩排白人專用的位子已經坐滿了。第三站在帝國大戲院(The Empire Theater)的門前,又有數名白人登車,因為沒有位子而站在那裡。  

布萊克將車子停住,走到帕克斯的面前,一聲不響,將座位前掛着的“白人專用”的牌子取了下來,移到了她座椅背的後面。他連招呼都不打一個,連話都懶得說一句,只是用手擺了擺,做出叫他們四個人往後讓路的姿勢,然後陰陽怪氣地大聲叫道:“你們最好是識趣點,把這些位子給我騰出來!”

布萊克見他們四名非洲裔美國人紋絲不動,便眼睛一瞪,憤怒地叫囂道:“把這些位子給我騰出來!”

帕克斯旁邊的三名非洲裔美國人見到布萊克發火了,不敢惹是生非,於是站起來移到後面去。

帕克斯這時才意識到這位個頭瘦高,嘴角有顆黑痣的囂張跋扈司機是布萊克,決定坐在那裡紋絲不動。

布萊克強忍怒氣,命令她立即移動。帕克斯是移動了,不過不是移到巴士後面的有色人種區去,而是移向了靠窗口的位子上。

滿臉怒容的布萊克問她:“為什麼你不站起來?”

帕克斯回答說:“因為我不覺得我應該站起來。”

布萊克用嚴厲的語氣警告她說:“好吧!如果你再不站起來的話,我就叫警察來將你拘捕!”

帕克斯兩眼平視,冷靜地回道:“你是可以那樣做的。”      

布萊克不再多談,走下車到公械緇巴けň懟0茲司燁襖唇煽慫拐驕脅叮⒖匾運シ礎棟⒗吐碇菝篩緶砝腫甯衾敕ǖ�6章第11條》的罪名。     

警察將帕克斯進行拘捕時,她抗議道:“你為什麼要胡亂推我?”

警察回答說:“我不知道,法律就是法律,你現在已被拘捕。”

與帕克斯同乘一輛巴士的貝莎·巴特勒(Bertha Butler)用電話把事故通知了尼克森。他立即致電警長辦公室查詢拘捕帕克斯的理由,得到的官方回答是:“關你他媽的什麼屁事?”         

帕克斯在蒙哥馬利監獄裡度過了漫長的一夜。第二天傍晚,尼克森和白人民權律師克利福德·杜爾(Clifford Judkins Durr)將她從監獄裡擔保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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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爾的妻子維吉尼亞(Virginia Foster Durr)是全國有色人種促進協會分部中唯一的白人女性職員,也是帕克斯的私交好友,曾幫助她獲得田納西州高地民族學校(Highland Folk School)獎學金----那是一間專門短期培訓民權運動領袖鬥爭策略的機構。

帕克斯在高地民族學校學習了兩個星期的非暴力公民抗爭運動理論,就掌握住不妥協、不暴力、冷靜而態度從容的招數,鋪墊了日後在巴士上對抗暴政的基礎。

帕克斯因為經常替維吉尼亞修改衣服,逐漸相熟,因互相了解而成為好友。在維吉尼亞那裡,帕克斯感受到了白人的友誼和真誠,使她在一定的程度上減少了對白人的厭惡。

帕克斯從監獄裡保釋出來的當天晚上,尼克森向阿拉巴馬大學女教授喬安·魯賓森(Jo Ann Gibson Robinson)請教和諮詢有關派克斯案情的法律條文,並得到她的全面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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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賓森於1912年4月17日在喬治亞州科洛頓(Culloden, GA)出生,在家中十二名同胞里排行老幺。她就讀的梅肯公立學校(Macon Public School)和瓦利堡州立大學(Fort Valley State College),全是種族隔離制度下的純黑人學校。

畢業後,魯賓森任教於梅肯公立學校,與維爾伯(Wilbur Robinson)結婚,育有一子,但不幸地夭折。她結束了這段短命婚姻後,進亞特蘭大大學英語系進修,1949年秋天取得文學碩士學位,任教德州克羅克特(Crockett, TX)瑪麗·艾倫大學(Mary Allen College),次年任教阿拉巴馬州立大學英語系。      

魯賓森參加了蒙哥馬利的兩個組織,一個是德克斯特大街浸信會教堂,一個是女性政治協會(Womans Political Council)。德克斯特大街浸信會教堂是美國近代民權運動的搖籃,金博士、拉爾夫·阿伯內西牧師(Ralph David Abernathy)和羅伊·班內特牧師(Roy Bennett)等當代民權領袖都在那裡活動。  

女性政治協會是阿拉巴馬州早期的黑人婦女民權運動組織,這是一個以學校黑人老師為主的民權組織,主要的訴求是協助中産階級黑人填表,登記為選民。

由於阿拉巴馬州政府的政策是要用盡所有合法或非法的手段來阻止黑人擁有投票權,因而選民運動就成為女性政治協會與阿拉巴馬州政府角力的焦點戰場。

1946年,阿拉巴馬大學英語系系主任瑪麗·伯克斯(Mary Fair Burks)受了亞特蘭大街坊聯盟(Atlanta Neighborhood Union)的影響,在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創立了女性政治協會,並當選為第一任執行總裁。

參與第一次成立大會的四十位黑人女性,全部通過了特別考試成為選民。這個成績使阿拉巴馬州政府將女性政治協會列為“搗亂治安的壞蛋組織”。 

1949年年底,在數次被白人司機在公車上當辛樅韜螅潮鏨蚺哉渦崽岢隼冒兆道純掛櫓腫迤縭擁牟唄裕竦萌鋇鬧С幀�

女性政治協會決定等待下一次的拘捕或偶發事件時,就立即發動罷坐公車運動來抗議。為了替未來的罷坐公車運動熱身,魯賓森發動所有曾被白人公車司機凌辱的黑人,向蒙哥馬利交通委員會投訴。但是全部的投訴好像泥牛入海,無聲無息,沒有任何結果。 

1950年,伯克斯因懼怕來自四方八面的政治壓力和三K黨的生命威脅而辭職,魯賓森接任為女性政治協會第二任執行總裁。魯賓森上任後,把摧毀阿拉巴馬州共車系統的種族歧視列為首要任務。

1953年,魯賓森與三名蒙哥馬利交通委員會代表談判,要求他們雇用黑人司機和廢止公車上的種族歧視政策,但被對方以“此乃阿拉巴馬州和蒙哥馬利的法律”為理由拒絕。

在得不到任何的實際結果後,魯賓森又直接與蒙哥馬利巴士公司談判,亦是沒有任何實際性的結果,僅得到了在黑人住宅區每一個街口增設巴士站的微小讓步。

1954年5月,最高法院在《布朗 訴 教委會案》裁定在公立學校里實行種族隔離政策是違反《美國憲法第14條修正案》後,魯賓森在1954年5月21日,以女性政治協會總裁的身份致函蒙哥馬利市長,發出嚴重警告說:

親愛的威廉·蓋爾市長(William Gayle):

女性政治協會對於閣下在1954年3月份時,允許我們的代表參與公共巴士調整價格會議一時,深感欣慰。在聽證會上,女性政治協會曾向蒙哥馬利交通委員會提出幾點改良公共巴士法規的要求: 

第一,黑人可以從後面順序向前坐,白人可以順序從前門向後坐,直到座位坐滿為止;第二,公共巴士司機不得要求黑人從前門上車買票,再下車到後門登車;第三,公共巴士必須向在白人社區一樣,在黑人社區的每一個街口設車站。

我們很高興地向你報告,現在的公共巴士已經開始在黑人社區的街口設站。但是不公平的座位規矩,依然沒有任何的改變。

蓋爾市長,請你理解一個事實,蒙哥馬利公共巴士的客戶群里,黑人占着四分之三,如果黑人不乘坐公共巴士的話,它們不可能維持下去。

越來越多的黑人為了避免繼續被白人公共巴士司機羞辱和折磨,他們已經開始或朋友或鄰居聯繫起來,或是共同租車,或是拼車一族,解決交通問題。

現在有超過二十五個本地組織正在積極地商量着發動全面抵制蒙哥馬利公共巴士運動。

市長先生,我們並不認為需要採取這種手段來達成改良公車系統,我們認為如果把這些要求靜悄悄地擺在閣下和蒙哥馬利交通委員會面前而得到合理解決的話,將會是最佳的選擇。

我們周邊的多個州市的公車系統,已經和平地改良了這些不合理的陋規。喬治亞州亞特蘭大、梅肯和薩凡納等城市早於幾年前,在沒有任何衝突下完成了改善,什至於我們自己阿拉巴馬州的美孚(Mobil),也改善了這些不合理的陋規,那裡所有的乘客,無不滿意這些新的政策。

在本地黑人越來越少坐公車,或者完全不再坐公車之前,請考慮這些懇求,如果可能的話就請支持,我們並不想這些事情發生在我們的公車體系裡。

尊敬你的,

女性政治協會總裁

喬安·魯賓森   

這篇美國近代民權運動史上的重要文獻,幾於散失,目前僅在克萊伯恩·卡森博士(Clayborne Carson)與傑拉爾德·吉爾(Gerald Gill)等人主編的《放眼那座榮譽獎座(The Eye On The Prize)》一書裡有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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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賓森溫和的警告沒有發生任何的實際效果,傲慢的蒙哥馬利交通委員會白人官僚連禮貌性的回信都沒有一封。她知道了一個事實:唯一能夠改變現狀的方法就是發動強大而持久的罷坐公車抗議運動。

1955年12月1日派克斯因為在公車上拒絕讓位予白人而被拘捕,這個久等的機會使魯賓森決定率領着女性政治協會全力以赴地發動罷坐公車抗議運動。

在得到了帕克斯的同意後,在一夜之間,女性政治協會向蒙哥馬利的黑人印發出三萬五千份《為蒙哥馬利當局無理拘捕羅莎·帕克斯女士而抵制蒙哥馬利巴士公司聲明書》傳單,號召全體四十萬黑人參與罷坐公車抗議運動。

由魯賓森執筆撰寫的傳單說:

“又有另外一位黑人女性因為在巴士上拒絕讓位予白人而被拘捕和丟進監獄。這是自克勞黛特·科爾文以來第二次黑人女性因同一理由而被拘捕。這些事情必須加以制止。黑人也有自己的權利。如果黑人不坐巴士,他們將無法運作下去。四分之三的乘客是黑人,他們可以拘捕我們,但將會有更多的空位子。

如果我們不採取行動來制止拘捕行為的話,那將會繼續發生下去,下次可能是你,也可能你的女兒,或你的母親。這件女性權利的案件會在下周一開庭,所以,為了抗議拘捕和審判,我們要求所有的黑人在下周一不要乘坐巴士。不要在下周一乘坐巴士去上班,去學校,去教堂,或是去任何的地方。如果除了巴士之外無法上學的話,就放棄學校一天,那是在我們可以承受範圍之內的。就算是在外地無法回家一天,也是能夠承受的。

如果你是上班的話,使用計程車, 或走路。但是拜託,孩子和大人們,不要在下周一乘搭巴士,請在下周一遠離巴士一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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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2月4日是個風和日麗的禮拜天。在蒙哥馬利的非洲裔美國人的教堂里,整個教堂的人並沒有閒情逸緻來享受美好的天氣,教友和牧師們無一例外地討論着如何抵制蒙哥馬利巴士公司的運動。

四天后,蒙哥馬利法庭開庭審判帕克斯的兩項所謂的罪名:第一是在公共場所行為不檢,第二是違反當地的《吉姆·克勞法》條例。   

蒙哥馬利法庭的法官大概也聞到了全市無所不在的民權火藥味,不敢輕舉妄動,反倒有點兒虎頭蛇尾,高高舉起,輕輕放下的做法。整個審判,在短短的三十分鍾之內結束,帕克斯兩條罪名全部成立,罰款十元,另加四元的法庭開庭費,總共是十四元。帕克斯當然不服,將案件提起上訴。     

1955年12月5日,在成功地抵制蒙哥馬利巴士公司一整天后,大約有十八位蒙哥馬利非洲裔美國人領袖,聚在錫安山教堂(Mountain Zion Church),開會討論抵制蒙哥馬利巴士公司運動的成敗得失,和未來應該執行的運動策略。

尼克森在會議上向着與會者興奮地說: “看啊!上帝給了我們一個這麼好的機會!”

大家商量了老半天,也始終拿不出一個全面的和有效的策略,幾經討論,大家初步得出了兩個共識:第一,抵制蒙哥馬利巴士公司將會是一場長期的抗爭運動;第二,需要一個全新的組織站在台前,來領導這場歷史性的民權抗爭運動。

此舉並沒有得到所有參加會議者的贊同,有一半的牧師因為會議太偏激而半路退場抗議,會議並沒有因為有半數人員退場而中斷。

一向是德高望重的阿伯內西牧師,向大家提議用蒙哥馬利促進協會(Montgomery Improvement Association)為名,使它成為非洲裔美國人民權抗爭運動的總部。這個會議拉開了美國近代浩浩蕩蕩的民權運動的序幕。

魯賓森加入蒙哥馬利促進協會,出任中央委員,兼《蒙哥馬利促進協會周刊(Weekly MIA Newsletter)》總編輯,全程參與抵制蒙哥馬利巴士公司罷坐公車抗議運動。

蒙哥馬利警察局把魯賓森列為最危險的人物之一。一個穿着制服的白人警察用石頭砸破了她的窗戶,另一個則把一瓶硫酸澆滿她的車子,作為警告。 

為了避免使同事們受到自己的牽連,魯賓森在1960年辭掉阿拉巴馬州立大學英語系教授職位,這使她更無後顧之憂地全力參與,一場美國近代史上最成功的民權運動,就此爆發。

1960年,魯賓森在摧毀掉蒙哥馬利巴士公司的種族歧視政策後,移居路易斯安那州,任教于格蘭布林大學(Grambling College)。一年後定居加州洛杉磯,繼續在學校里教書。1976年退休,在家撰寫回憶錄《發動罷坐蒙哥馬利公車的女性(The Montgomery Bus Boycott and the Women Who Started It)》,1987年,田納西大學出版社將之出版發行。 

在《罷坐蒙哥馬利公車的女性發動者》中,魯賓森是這様讚美蒙哥馬利的非洲裔美國人的:“他們雖然被壓迫,但是卻異常的勇敢,他們征服了恐懼,坦然面對即將到來的嚴重後果。這場抵制運動是我們所有參與者最美麗的回憶,它最終帶領着我們到達了安全的地方。”

金博士在《朝着自由大步前進》中,肯定魯賓森在抵制蒙哥馬利巴士運動中的貢獻說:“她用堅定而不屈不撓的精神,在每一層次的抗議運動中,都比任何人積極參與。”魯賓森的晚年體弱多病,在1992年謝世,享年八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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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克斯以非暴力公民抗命運動的戰略在蒙哥馬利公車上的抗暴行動,點爆了美國近代民權運動的火藥庫,民權領袖在兩個戰場上挑戰《吉姆·克勞法》:在法庭上提起《奧里莉亞·布勞德 訴 威廉·蓋爾案(Aurelia Browder V William Gayle)》控訴,在街頭上發動長達三百八十二天的抵制巴士運動。  

1956年6月19日,聯邦法院裁決了蒙哥馬利在公交車上的種族隔離制度為違反了《美國憲法》,必須廢止。由法蘭克·約翰遜法官(Frank Minis Johnson, Jr.)撰寫的判決意見書中說:

“拒絕與剝奪原告和其他非洲裔美國公民保證公平平等保護法的權利,違反了《美國憲法第14條修正案》所保證的平等權利。”

阿拉巴馬州為了《吉姆·克勞法》的苟延殘喘,掙扎着把案件上訴至最高法院,但被拒絕受理。1956年12月13日最高法院劃時代的裁決確認書出爐: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公共汽車上的種族隔離政策違反了《美國憲法第14條修正案》,必須立即廢止。打着“隔離但公平”招牌禍害美國社會大半個世紀的《吉姆·克勞法》就此壽終正寢。 

1956年12月21日,帕克斯穿着一身整齊的衣服,微笑着登上了蒙哥馬利的公共巴士,找了個在這之前曾經是專為白人而設的位子坐了下來。從這一天開始,她再也不需要擔心有人會過來因為皮膚顔色的理由而命令自己讓座了。

帕克斯回頭對着坐在自己身後的聯合新聞社記者尼古拉斯·克里斯(Nicholas Chris)會心地笑了笑,就將注意力轉向窗外,欣賞蒙哥馬利大街上那些美麗的櫥窗,和櫥窗裡面那些琳琅滿目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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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來,邪惡就不會戰勝正義。但是美國南方的三K黨是不會就此罷手的,三K黨如果也會尊重法律的話,那就不是三K黨了。三K黨用恐怖活動來回應最高法院劃時代的裁決,他們炸平了許多包括阿伯內西牧師在內的非洲裔牧師的房屋,用冷槍射擊那些提供不分種族服務的巴士,放火燒毀非洲裔美國人的教堂。

畢竟大江東流擋不住,美國人民已經感悟到平等和民權,與法治和自由是同等的重要,這些用美國人民鮮血換來的普世價值,正是穩定這個年輕國家的中流砥柱。 

帕克斯是這場民權運動的尖兵和推手,在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巴士的民權運動結束後,她的處境真是甜、酸、苦、辣樣樣都有。

這使帕克斯成為了世界級的聞名人物。她的一舉一動,莫不成為新聞報道的焦點,可是新聞人物連鎖的負面影響也接踵而來。首先她被工作多年的飛而雅百貨公司解僱,繼之的是她的丈夫也因為難以忍受他老闆下令禁止他發表關於帕克斯的任何評論憤而辭職。 

現實的環境下,在蒙哥馬利是沒有人願意雇用帕克斯夫妻的,加上她無法同意金博士的種種政治手段,舉家搬離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前往比較少人關注的維吉尼亞州賢普頓(Hampton, VA)居住。   

帕克斯在賢普頓一家叫做黑賢普頓協會的俱樂部里,找了一份僅夠煳口的餐廳帶位工作,她隱姓埋名,返璞歸真,重新恢複了小老百姓的平澹生活。  

生活在賢普頓還不到一年,帕克斯經不住她哥哥和兩位嫂子的再三催促,於是和她丈夫帶着母親搬到密歇根州底特律定居。

帕克斯利用自己從小就學會的女紅手藝,找到了一份女裁縫的差事,雖然不穩定,但也可以幫助貼補家庭的開銷,勉強過着平凡老百姓的日子,帕克斯的名字也逐漸被繁忙的世人所淡忘。    

1965年是帕克斯人生轉變的一年。這一年,非洲裔美國人約翰·科尼爾斯當選為聯邦幸樵�(John James Conyers, Jr.),他旋即聘請帕克斯出任自己在底特律辦公室的行政秘書和公關主任一職。從這一年開始,帕克斯才開始過上一種穩定的新生活,她從事這份職業長達二十三年,一直做到1988年退休為止。 

1992年,帕克斯出版了自己的首部自傳《我的故事(》,巨細無遺地記錄了當年的巴士抗議事件的來龍去脈。1995年她又出版了自己的第二部回憶錄:《無聲的力量》,讓健忘的世人重溫了她那一段令人驚心動魄的人生歷程。 

隨着時間的流逝,帕克斯對美國近代民權運動的巨大貢獻,越來越受到新生一代美國人的肯定、尊重與懷念,她晚年所得到的榮耀和社會地位,在美國近代史上是空前絕後無人媲及。    

1990年,剛在南非共和國的監獄裡度過了二十七年時光的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訪問美國,帕克斯被邀請為接待嘉賓之一。宴會前,當曼德拉在排隊的人群中發現了帕克斯之後,即一邊大呼其 名,一邊走向前擁抱着她說:“我在監牢中的歲月里,正是你的精神,才使我堅強地支撐過來。”  

1996年9月9日克林頓總統在白宮,將一枚“總統自由勳章(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佩掛在帕克斯的脖子上;1997年國會為了表彰和肯定帕克斯對美國近代民權的貢獻,頒發一枚上面刻着“羅莎·帕克斯  近代民權之母”勳章予她,這是國會所發出來的最高榮譽獎。      

1999年,克林頓總統在做他任期內最後一次的國情咨文報告時,邀請帕克斯為他的特別嘉賓。當克林頓總統向大家介紹這位坐在第一夫人希拉莉·克林頓身邊的黑人老太太站起來和大家見面時,國會參辛皆閡樵薄⒆罡叻ㄔ捍蠓ü僖約八械睦幢觥⑴蘊系奶全體起立,由克林頓總統帶頭用熱烈的掌聲向這位現代民權之母致敬,掌聲持續長達一分鍾之久。  

1999 年6月14日《時代雜誌》推譽帕克斯為20世紀中二十位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全世界超過二十五家大學授予帕克斯名譽博士學位,比金博士的二十家名譽博士學位還要多出五家。聲譽之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其中最使帕克斯欣慰的是她自己的老家授予她阿拉巴馬學術榮譽獎(Alabama Academy of Honor)及阿拉巴馬州史上第一枚阿拉巴馬州州長特殊貢獻獎(Governors Medal of Honor for Extraordinary Courage)。

2000年12月1日,在蒙哥馬利特洛伊大學(Troy University)校園裡,一座以帕克斯命名的圖書館和博物館正式啓用。這座博物館裡最吸引人們的展覽,就是一座當年派克斯在巴士上被拘捕時情景的微型凋塑像。 

當年帕克斯被拘捕時所乘坐的那部編號1132、車號2857的公共巴士,被底特律亨利·福特博物館(Henry Ford Museum)永久收藏。   

自從雷蒙德在1977年8月19日因喉癌去世為止,帕克斯一直獨自寡居。2005年10月24 日下午七時,她在底特律家中去世。

消息傳出後,蒙哥馬利市長下達行政命令:由即日起至她安葬日為止,所有蒙哥馬利的公共巴士,在最前排的第一張椅子上,結以黑帶,以表哀悼和致敬。  

親自為帕克斯主持追悼會的是美國歷史上首位女非洲裔美國人國務卿康多莉莎·賴斯(Condoleezza Rice)。她語重心長地說,她自己就是深受帕克斯精神激發和影響的大兄唬綣揮信量慫拐饢豢廢確嫻吶Γ簿兔揮興約航裉斕某刪汀           

帕克斯生榮死哀,光宗耀祖,門庭增色。她去世後的第四天,幸樵涸誶耙惶煬鴕丫ü瞬我樵旱木鮃榘福涸市砼量慫溝囊盤宕娣旁詮嵩殘未筇怨┕瞻仰,對美國人來說,這是一項最大的榮譽。 

國會自1852年啓用以來,僅有兩位非美國政府職員的人曾經有此殊榮,第一位是設計首都華盛頓的法國工程師皮雅爾·拉爾方特(Pierre Charles LEnfant),第二位就是帕克斯。  

帕克斯是獲得此項殊榮的第一位女性、第一位非洲裔女性,也是第一位非美國政府職員的女性公民,她是國會有史以來第三十一位有資格在國會圓形大廳被公姓把穌摺5諶皇喬白芡忱贅諶皇喬白芡掣L亍Ⅻ/span>          

2005年10月30日,小布什總統為了表彰和紀念帕克斯對美國近代民權的努力和貢獻,除了親臨國會圓形大廳向帕克斯獻花致哀外,還下達總統行政命令:帕克斯下葬那天,全球的美國國旗降半旗一天致哀。

2006年12月1日,小布什總統在簽署將帕克斯的凋像樹立在國會的大廳中的《幸樵旱�4145號決議案》時,附加評語說:“將羅莎·帕克斯的凋像放在我們國家議會的大廳中,是因為我們認同她為了更美好、更團結的美國的奉獻工作,和我們保證會為全美國人民的司法正義而奮鬥。”     

 

2014年12月31日 高勝寒 在 美國華府

www.gaoshengh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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