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締造美國系列  之七 》  

筆者在接受友人邀請，撰寫《締造美國夢系列》時，面臨兩個難以取捨的寫作困難：是詳細的長篇大論，還是精簡的扼要論述？經過再三思考，決定採用前者。

撰寫《締造美國夢系列》以來，承蒙多位師友來函指正。意見大約分為兩種觀點：也就是作者的同樣難題。

在讀完筆者的《紐約時報 訴 美國案》後，法學博士陳小平來信說：

“我在法學院時，就讀過這個案例，但其資料，遠遠無法與你這篇相比。這篇是我讀過關於此案分析最完整資料最豐富的文章。可惜的是，結尾處沒有把最為重要的裁決書發揮好。”

由於筆者已經用了數萬字來撰寫該案，因而刻意把裁決書精簡論述。看完陳博士的意見後，越加覺得的確如此，頭重尾輕，欠缺平衡，於是又再將裁決書摘要補上，成為目前的《紐約時報 訴 美國案》。

不同的角度會有相異的觀點。好友李恆青讀完最近的《紐約時報 訴 蘇利文案》後，發來意見說：

“拜讀大作。內容非常豐富，條例清晰，足見老兄多年累積的功力。同時，如用這個案子類比目前諸多的誹謗案子，應當大有裨益。另外，我也提出我的意見和建議：

首先，內容太多，旁徵博引太多。作為專業化的案例分析實為佳作，甚至可以作為一集電視片的腳本。但是，如果作為民主啟蒙讀物，就顯得主線不突出了。

其二，作品相當較長，當代的讀者耐心有限，多數不願意讀長文，更愛吃‘快餐’。

第三，如可以有一個梗概介紹，再加一個導讀如人名列表等，可能會更吸引讀者，使得複雜的案例變得更通俗易懂。”

筆者給恆青回了一信:

“謝謝恆青兄的指正。在寫這個系列前，曾多次自我矛盾：要採用那種方式來落筆？像過去數十年來的短簡快式？還是要為後代，或有心研究這些案例的朋友，留下全面的資料？

在我讀完Anthony Lewis 的《MAKE NO LAW》， 加上這個系列的‘劇本’本質，與自己的年齡考慮後，主要是自己在近年來，對於那些短簡式的文字，好像離自己越來越遠了，因而決定在未來的數百篇系列中，我儘量把時代背景、主要人物、事件發生的前因後果，與事件帶來的遠近影響等，全部交代清楚。務求未來的讀者，在查閱這些案例時，能夠得到全面的理解和資料。

我知道沒有人會有興趣與時間，閱讀如此的長篇大論，為了彌補這個缺陷，因而由孔捷生兄根據我的長篇大論原文，濃縮成用五千字篇幅左右的精簡版，期待兩不耽誤，各取所需。

捷生兄的大師級功力，無話可說，點石成金，已經完成十餘篇的精彩巨著，散見海內外各大網站和刊物。對於喜歡精簡快的朋友，我只有再次鞠躬道歉了。”

陳小平博士對於撰寫最高法院案例文章長短的問題，有其獨特的觀點，他認為此類案例，無法簡述，很容易引起誤導。“我順便說兩句，有些人喜歡看長文，有些人喜歡看短文，各取所需。等以後出書，可以前面作短文提要，後面放長文，這樣也許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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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 訴 蘇利文案》是筆者《締造美國夢系列》的第六篇。《締造美國夢系列》是筆者有系統地撰寫有關美國歷史、社會改造、司法案例、民權運動與文明演變的專論文章。

《締造美國夢系列》分成許多小章節，每一個小章節單獨成篇。《締造美國夢》與筆者的《美國近代民權運動發展史》是姐妹作。

兩大欄目，各從不同的角度來寫美國。相同的是著作的態度。筆者撰寫有關美國的系列文章，始終保持着一貫的“字字有根據，句句有來源”原則，對於人物、地點、時間、事件、法理、影響力與時代背景等，務求準確無誤。筆者呈現給讀者的，是一個有血有肉、功過俱全、既輝煌又齷齪、看得見摸得着的真正美國。

美國民族從蠻荒之地，逐漸自我升華，自我脫胎換骨，一直在不停地追求現代文明社會。上天賜福這片大地，在演變的洪流里，英雄輩出，豪傑無數，既有捨生取義的英雄，亦有害群之馬的敗類。對於英雄，筆者歌功頌德之，對於敗類，筆者秉筆批判之。

《締造美國夢》的頭二十餘篇，全是美國最高法院地標式的判例。這些判例，改變了美國的社會風氣，也改變了美國的司法體系。

幽默大師林語堂有一句名言，道出文章的真諦：“文章就像女學生的裙子，越短越好。”尤其是對生活節奏快速的現代人來說，幾乎沒有人有耐心去閱讀長篇大論的文章。“越短越好”的文章，盛行不衰，自有其時代的意義。

筆者估計，任何一件最高法院的案例，如果精簡扼要論評，兩千字足矣。但是兩千餘字的篇幅，絕對無法將一件影響全國甚至於影響全世界的案例，全面地說清楚。有此想法者，必將陷進兩難局面。《紐約時報 訴 蘇利文案》的情況，就是如此。

《紐約時報 訴 蘇利文案》是筆者最具興趣的美國最高法院案例。十餘年來，幾乎閱讀完所有與此案有關的專著，另加大量的各類原始第一手資料，對於案情，有着深刻的理解。案中人物，幾乎全已作古，多年來在資料和文獻中與之接觸，虛幻世界，無阻成為神交好友。

筆者曾數度撰寫過有關《紐約時報 訴 蘇利文案》的文章，但多是扼要簡評，甚至於是一些連扼要簡評都說不上的短文，自己回顧，有一種寫了也是白寫的感嘆。

筆者告訴自己，如果再寫此案，必要避開篇幅長短的框架與限制，務要將時代背景、影響後果、尤其是介入案件的原告、被告、律師、法官、審判、與及有關的判例和法理認定等交代清楚。

在刻意不設篇幅的前提下，盡情發揮，完稿後查閱，居然接近五萬字！以單篇來說，在筆者的四十餘年寫作生涯中，尚屬首次。

這五萬字，尚且不包括與《紐約時報 訴 蘇利文案》的八件後續新判例，兩造在最高法院的辯論細節。

在正文中，筆者刻意不寫兩造律師在最高法院的法理辯論，因為是在是一場毫無激情的煩悶過場戲。幾乎所有的辯論，沒有離開被告律師向最高法院遞交的案情簡報範疇。

唯一值得一提的，是有位大法官問蘇利文的律師：“閣下是否認為這些你認為是誹謗的言論，在阿拉巴馬州法律上，是屬於刑事範疇？”

蘇利文的律師回答說：“是的。是可以據此而推論成刑事案件的。”

大法官吃驚地說：“阿拉巴馬州的刑事定罪標準，不是引用證據，而是推論出來的？”

蘇利文的律師啞口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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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 訴 蘇利文案》的主要參考資料，除了法院檔案里的直接第一手資料、新聞報道、司法評論、與法庭之友等觀點外，專著書籍有:

1,路易斯(Antony Lewis)的《不得立法》

2,赫爾(Kermit Hall)的《紐約時報 訴 蘇利文案》

3,費爾希德(Henry Fireside)的《紐約時報 訴 蘇利文案》

4,高德(Susan Gold)的《紐約時報 訴 蘇利文案》

5,麥格倫(Catherine McGlone)的《紐約時報 訴 蘇利文案》

6,尼克拉斯(Burnett Nicholas)的《紐約時報 訴 蘇利文案》

7,羅德尼(Smolla Rodney)的《控告新聞媒體(Suing the Press: Libel, the Media, and Power)》

8,希爾的(Solomon Seay, Jr.)的《克勞法與我(Jim Crow And Me)》

9,耶爾米爾(Stephen Wermiel)的《子孫(The Progeny)》

10,霍迪克(Frank Houdek)的《憲法中的誹謗行動極限(Constitutional Limitation on Libel Action)》

11,懷特塞爾(Calvin Whitesell)的《紐約時報 訴 蘇利文案》

12,伊斯頓《Eric Easton》的《紐約時報 訴 蘇利文案的近觀》

13,霍普金斯(Wat Hopkins)的《四十年後的紐約時報 訴 蘇利文案(New York Times V Sullivan Forty Years L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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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群書中，路易斯的 《不得立法》，無疑是一部劃時代的巨著。任何研究《紐約時報 訴 蘇利文案》的學者，很難繞得過這部巨著的觀點和評論。

路易斯是典型的紐約客。他於1927年3月27日，在紐約市曼哈頓出生。1948年自哈佛大學畢業後，加入《紐約時報》為周日版編輯。四年後，因政治理念辭職，為史蒂文生(Adlai Stevenson)的總統競選助選。史蒂文生落選後，路易斯任職《華盛頓每日新聞報》為記者。

新聞記者的天職，除了客觀地報道新聞外，還需擔負着主持社會正義和監督政府的功能。在這份地方小報上，由於內心的正義，促使他猛力抨擊美國海軍，揭發了一件冤假錯大案，為二十八歲的路易斯,贏來了人生第一份榮譽：所有新聞記者都夢寐以求的普利茲新聞獎。

猶太裔美國人沙森努(Abraham Chasanow)是一位麥卡錫主義的受害者。他於1910年12月1日在美國首都出生，於1989年6月11日病逝，享年八十八歲。

畢業於美國大學華盛頓法學院後，沙森努加入美國海軍，擔任文職官員，如果沒有麥卡錫主義災難，恐怕不會有人知道這位普通美國人的名字。

1953年7月29日，在海軍水道部門任職二十三年後，禍從天降：一封“此人有左傾思想，並曾參與共產黨活動”的匿名檢舉信，使沙森努和家人陷進白色恐怖的生活中。1954年4月7日，美國海軍以“有安全危險”為理由，將他無理革職查辦。

沙森努的所謂罪名有三：第一，思想極度左傾；第二，曾參加西班牙退伍軍人籌款聚會；第三，在老家馬里蘭州格蘭比爾(Greenbelt)庇護過共產黨分子。

但是查無實證，除了匿名黑信外，美國海軍安全局找不到任何足可指控的證據，只得全票決議沙森努無罪。美國海軍為了面子，不肯公開認錯，將決議書擱置一旁，草草結案了事。

沙森努數度交涉，毫無結果，於是接受律師範尼利(Joseph Fanili)的建議，將自己這件冤假錯案情，向社會大眾公布。時任地方小報記者的路易斯，立即介入案件的調查和評論，連續報道，窮追不捨，造成軒然大波，全國各地的輿論壓力，迫使美國海軍不得不在1954年5月4日，召開沙森努事件特別聽證會：結論是一件冤、假、錯誣陷案子。

1954年9月1日，美國海軍助理部長史密斯(James Smith)，向沙森努簽發官方道歉書，除了補發所有的薪水與官復原位外，並保證立即開始改革美國海軍的安全作業程序，絕對不容重犯類似的錯誤。沙森努發表感嘆說：“我猶如在發了一場噩夢，醒來後發現美麗的太陽又再升起來了！”他再三強調說，沒有路易斯的對抗黑暗勇氣，就沒有自己今天的清白結局。

整件冤、假、錯案，是在路易斯的輿論壓力下重見天日的。沒有路易斯的正義感和責任感，沙森努事件，將在麥卡錫主義的黑暗中發生，也在黑暗中消逝。路易斯為此而榮獲普利茲新聞獎，可謂當之無愧也。

一舉成名後，《紐約時報》駐華盛頓專員賴斯頓(James Reston)重金邀請路易斯加盟，出任派駐最高法院特派員。1956年，賴斯頓派他前往哈佛法學院，進修最高法院課程。

深厚的法學修養，使路易斯的最高法院案情精闢分析和報道，更加出類拔萃。賴斯頓在自己的回憶錄《截稿時刻(DEADLINE)》中回憶說：

“有一次，最高法院的法蘭福克特(Felix Frankfurter)大法官來電話，表揚路易斯說：我簡直無法相信這個年輕人的成就！這個法庭里，難得有一兩位法官擁有路易斯這種對於案件的理解和領悟能力。”

由於路易斯報道最高法院民權案件的精闢見解，不僅樹立了自己德高望重的新聞記者地位，也使他在1963年二度榮獲普利茲新聞獎。

2001年1月8日，克林頓總統在白宮，頒發總統公民獎予路易斯，錦上添花，使他的人生與事業，達到無人可比的巔峰。

路易斯著作等身，但廣為流傳的，只有三本。

第一本是《十年肖像：第二次美國革命(Portrait of a Decade: The Second American Revolution)》。路易斯從最高法院記者的角度，來觀察與記錄美國民權運動在司法戰場上的案例。研究美國近代民權運動發展史，這是一本必讀的著作。

第二本是《基甸的喇叭(Gideon’s Trumpet)》。現代文明的基本法則是人人平等，尤其是在法律之前，更要人人平等。在眾多的最高法院案例中，能夠改變美國，甚至於改變全球文明國家司法制度的，則有兩大判例：《米蘭達 訴 亞利桑那州案(Miranda V Arizona)》與 《基甸 訴 佛羅里達州案(Gideon V Florida)》。

有意思的是，這兩件判例的原告，都是名不經傳的市井小民。米蘭達是一位強姦刑事犯，基甸是一位流浪漢。《米蘭達 訴 亞利桑那州案》規範和保護了刑事嫌疑犯的憲法權利，《基甸 訴 佛羅里達州案》規範和保障了沒有經濟能力刑事嫌疑犯的律師辯護權利 —- 政府必須為沒有經濟能力的刑事嫌疑犯，提供公費的律師服務。

第三本就是路易斯的代表作《不得立法》。一本書的名字，就像一個人的面孔，給人留下深刻的第一印象。《不得立法》的書名， 源自《美國憲法第一條修正案》的精華：

“國會不得立法，去建立國教，或者禁止自由行使，限制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或者人民的和平集會權利，與向政府因冤屈而要求賠償的權利。”

《不得立法》的副書名是：“蘇利文案例與第一修正案”。僅就書名而論，《不得立法》是筆者認為最佳的命名，使人擊節讚嘆。凡是閱讀過《美國憲法第一條修正案》條款的人，皆會顧名思義，望書知意，貼切而恰當，罕見其它書名能夠與之相比。

路易斯有兩次婚姻，第一任妻子是舞蹈藝術家蘭內爾斯(Linda Rannells)，育有三位子女，第二任妻子馬歇爾(Margaret Marshall)，是一位來自南非的了不起女性。

從這位使人肅然起敬的女性身上，看到了一場現代版的美國夢，也看到了美國民族偉大的另一面 —- 從一位喪家之犬似的政治難民，到全美國第十五大州的最高法院院長，僅僅用了三十年的光陰，輝煌成就，世所罕見。

馬歇爾於1944年9月1日，在南非紐卡斯爾(Newcastle)出生，她是南非學生國家聯盟(National Union of South African Student)的領袖，這是一個在南非推動以剷除種族隔離暴政為宗旨的民權運動組織，因而成為南非治安當局必將之除而後快的眼中釘。

馬歇爾曾抨擊南非白人小統治集團說：“南非沒有任何可以得到司法正義的途徑，只有少數白人律師膽敢接受政治性刑事案件，總的來說，只要你是黑人，在南非就沒有什麼司法正義可言，死刑裁決是為不成比例的特定人數而定做的，許多刑事罪名就是專為黑人而量身定做的。”

1966年，為了躲避南非政府的政治迫害，馬歇爾逃到美國尋求政治庇護。1969年，在哈佛大學取得碩士學位，1976年在耶魯法學院取得法學博士學位。同年歸化為美國公民。

1976年開始，在波士頓從事律師業務。1991年出任美國最早最老的波士頓律師協會總裁，1992年出任哈佛大學法律總顧問，自此盛名遠播。

1996年。共和黨州長威爾德(William Weld)提名馬歇爾出任麻薩諸塞州最高法院常務大法官，成為出任該職位的第二位女性。

1999年，共和黨州長切盧奇(Paul Cellucci)提名馬歇爾出任麻薩諸塞州最高法院院長，是為三百餘年來出任該職位的第一位女性，也是歷史上第一位女政庇難民出任該職位。

馬歇爾在任內，勤奮工作，親自撰寫裁決書，多達兩百餘篇。最為世人熟悉的是2003年11月18日的《古德里奇 訴 公眾衛生局案(Goodridge V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此案裁決了麻薩諸塞州憲法必須承認同性婚姻合法化。而這份劃時代的裁決書，正是由馬歇爾院長親自撰寫。

2010年7月21日，為了在家照顧深為帕金森病纏身的路易斯，悍然辭掉院長職位，返樸歸真，從燦爛歸平淡，為她的美國夢，畫下來一道更精彩的彩虹。

路易斯於2013年3月25日，病逝麻薩諸塞州劍橋，享年八十五歲。

在美國近代新聞史上，路易斯享有無與倫比的無冕皇帝地位，他是新聞記者心中的楷模，是新聞系學生心中的偶像。他主持社會公義，鼓吹司法正義，使他成為美國的民族英雄，黑暗勢力的剋星，多位歷史學家，皆以美國民族的脊梁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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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立法》全書共有二十章。第一章是：關注那些上升的聲音；第二章是：蒙哥馬利的反應；第三章是：隔離但公平；第四章是：開庭審判；第五章是：新聞界的自律；第六章是：自由的定義；第七章是：煽動法案；第八章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九章是：福爾摩斯(Holmes)與布蘭德斯(Brandeis)的反對意見；第十章是：激發的自由；第十一章是：上訴到最高法院；第十二章是：永遠沒有合適的時候；第十三章是：請庭上允許我說話；第十四章是：第一修正案的核心意義；第十五章是：本案的意義；第十六章是：法院內部意見；第十七章是：公眾與私下；第十八章是：舞蹈停止了；第十九章是：重回繪圖版？第二十章是：結尾。

從這份目錄中，可以看出路易斯對《紐約時報 訴 蘇利文案》著作論述，是着重於整個時代背景和案件人物，從多位法官到多位律師，從歷來的有關案例到和各種法理，到未來的各種影響，再到結尾章中指出：在誹謗案件中取證的困難，和只有兩造律師獨肥的觀點。真正論述案件的審判，不足三章。

筆者十年前閱讀《不得立法》時，深深被路易斯的深厚法學理論與寫作風格所折服，後來再閱讀他的《基甸的喇叭》與《十年肖像》，自此影響自己的思路和風格。這種潛移默化，是使筆者決定在撰寫《締造美國夢》時，採取長篇大論的主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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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獨立是文明社會的奠基石。為了達到法官能夠徹底獨立，與不受外力干擾之目的，先賢們在締造三權分立政治體制時，特別規定法官的終生職制度。法官職位終身制，有點像婚姻，並不是一個理想的制度，但在找到更好的替代制度前，似乎是一個可以接受的制度。這個理論，在《聯邦黨人文集》中，有着詳細的理論說明。

雖然《紐約時報 訴 蘇利文案》是九比零全票裁決，但這種全票裁決，在最高法院裡並不是罕見，因為有多達三分之一的裁決，都是全票裁決。

在現代社會裡，文明是脆弱的，因而司法獨立，尤為重要。法律更是維護文明，改造社會的武器。同樣一部《美國憲法》，在不同的時代，有着不同的詮釋，而最高法院的職責之一，就是根據實際情況來詮釋憲法的定義。

由於最高法院擁有最終的憲法詮釋權，而其詮釋權又是來自少數服從多數的票決，因而引起議論和反對意見，乃文明社會極其普遍而自然之事。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猶如九座律師樓，各成體系，權力平等，更無分大小。

最高法院的裁決，雖然是供全國各級法院裁決案件的共同標準，但並非不可推翻。推翻最高法院裁決的方法有兩種：

第一種，最高法院自我以新判例推翻舊判例。這是最為常見的一種。最高法院自1790年2月10日成立以來的兩百二十九年間，已經自我推翻三百餘次。

第二種是國會修改包括憲法在內的法律。最高法院是司法機關，只有詮釋權而沒有立法權，如果國會成功地立法，最高法院只有依法裁決。

美國國會雖然對法院的裁決無能為力，但卻有權將在位法官以彈劾的方式解職。在美國司法史上，只發生過一次。國會在1804年時，對最高法院大法官蔡斯(Samuel Chase)進行彈劾，但以失敗告終。

相對之下，美國聯邦法官就沒有最高法院大法官那麼幸運了。開國以來，美國國會曾彈劾過十四次聯邦法官，其中有八位被彈劾下台，三位見勢不妙，自動辭職，另外三位罪名不成立。

素有“老熏肉臉”與“馬里蘭雄辯家”雅號的蔡斯是美國國父華盛頓提名的大法官，《獨立宣言》簽署者之一。彈劾案是一件傑斐遜總統私怨加蔡斯的傲慢個性，激發出來的一場政治鬧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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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 訴 蘇利文案》裁決的半個世紀以來，曾在法庭被挑戰多達八次，但依然沒有動搖這個判例。但是好景不長，這個案例在今年二月份時，出現了開始崩潰的預兆，事情的源頭，是由一件強姦與誹謗案引發出來的。

2018年的美國娛樂圈和法院，幾乎被八十歲的荷里活老藝人科斯比(Bill Cosby)的性騷擾案件壟斷，包括八十年代超級名模約翰遜(Beverly Johnson)和迪克遜(Janice Dickson)在內超過二十餘位的女性，乘着“我也是”反性騷擾熱潮，指控他種種非法性醜聞勾當。

2017年12月22日，六十五歲的麥琪，在接受《紐約每日新聞報》採訪時爆料說：1974年在底特律酒店，她到科斯比酒店房間，接他一起赴遊艇宴會時，一進門就被只穿睡袍的科斯比按到床上。

引起大眾關注的，不光止性醜聞，還有彼此之間的關係：麥琪是著名歌星戴維斯(Sammy Davis Jr.)的同居女友，而戴維斯與科斯比，是公開稱兄道弟的鐵哥們，這個關係，使科斯比的聲譽，受到沉重的打擊，更對正在訴訟的性騷擾案件，造成極其不利的影響。

消息見報後，舉國譁然。2014年12月，科斯比的律師幸格(Marty Singer)，致信《紐約每日新聞報》，鄭重否認，並直接指出麥琪是撒謊者。麥琪立即委託律師薩羅(William Salo)，入狀馬薩諸塞州聯邦法院，控告科斯比誹謗。

馬薩諸塞州聯邦法院裁定不受理麥琪的案件，法理是第一，欠缺足夠證據；第二，認為她撒謊是一種個人意見，而個人意見不得視為誹謗；第三，麥琪主動與親自向新聞界爆料，已經確定為“有限度的公眾人物(limited-purpose public figure)”，根據《紐約時報 訴 蘇利文案》判例，新聞人物與政府官員，不得在沒有證明對方“實際上的惡意”下要求經濟賠償。

麥琪不服，向第一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提起上訴，但被三位上訴法官以同一法理，將之全票駁回，維持原判。

麥琪依然不服，再委託加州洛杉磯著名律師伊斯帕(Dilan Esper)和哈德(Charles Harder)，繼續將案件上訴至最高法院，依然不被受理。按照法律，凡是被最高法院拒絕受理的案件，以巡迴上訴法院的裁決為定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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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化的發展，不是在意料之中的麥琪敗訴，而是在最高法院的拒絕受理意見書裡，附有托馬斯大法官(Clarence Thomas)的反對意見書：

“《紐約時報 訴 蘇利文案》的判例使政府官員，幾乎沒有在誹謗訴訟中取得勝利和賠償的可能。該判例並沒有任何憲法法理基礎，最高法院的裁決意見實際上是冒名頂替了憲法原則。《美國憲法第一條修正案》通過後的一百七十五年來，直到1964年之前，大部分的州都視誹謗為刑事罪名範疇，這是完全正確的，這是提供所有人保護名譽不被傷害的合理途徑，最高法院應該將這個不合理而荒謬的裁決推翻。”

托馬斯大法官的意見，除了引起新聞界的短暫熱議外，沒有得到任何其他大法官的評論或支持。但已經釋放出一個嚴峻的議題：在未來的短暫日子裡，《紐約時報 訴 蘇利文案》的判例，會受到衝擊與挑戰。

《紐約時報 訴 蘇利文案》判例的前途，並不樂觀。托馬斯大法官也不是唯一的反對意見，2016年突然謝世的斯卡利亞大法官(Antonin Scalia)，也有着與托馬斯同樣的法理和觀點。

《美國憲法》成立於1789年，至今已經二百三十年，包括推翻本身憲法的一條外，共有修改條款二十七次，修改的原因是適應當時的社會實際需要，因而可以說，憲法尚且可以修改，何況是判例？最高法院的判例壽命，平均是四十五年，就被新判例推翻。《紐約時報 訴 蘇利文案》判例，已經五十五年了，可謂高壽。

人為的因素，將決定《紐約時報 訴 蘇利文案》判例的前途。目前的最高法院，因2017年4 月10日戈薩奇(Neil Gorsuch)與2018年10月6日卡瓦諾(Brett Kavanaugh)的就任，而開始向保守主義傾斜。

在目前的九位大法官中，有三位已經超過了退休年齡。阿里托大法官(Samuel Alito)今年已經六十九歲了，在任十三年，隨時有退休的可能。

托馬斯大法官今年七十歲，在位二十九年，這位美國司法史上第二位的黑人大法官，已經多次傳出有退休意向的政治風球。

與前兩位相比，真正隨時會宣布退休，或健康出現問題的，是今年八十六歲的金斯伯格(Ruth Ginsburg)，她在位二十六年，是自由派的超級大將。

從這三位大法官的年齡來看，正恰明年的總統大選，新總統非常有可能擁有提名兩至三位大法官的機會，這也無法不與《紐約時報 訴 蘇利文案》判例的前途捆綁在一起。

戈薩奇與卡瓦諾兩位新上任的大法官，從他們過去判案經常引用《紐約時報 訴 蘇利文案》判例為法理的記錄來看，估計不會對《紐約時報 訴 蘇利文案》判例有什麼反對之處。

2017年3月，在戈薩奇的提名聽證會上，代表明尼蘇達州的民主黨女參議院科爾貝歇(Amy Klobuchar)質問：“你認為除了實際上的惡意外，美國第一條憲法修正案禁止政府官員或公眾人物，在任何情況下不得起訴新聞媒體是對的嗎？”

戈薩奇很懇切而正面地回答說：“這是一件五、六十年的案例了。你是知道的，地標式的《紐約時報 訴 蘇利文案》的判例，已經戲劇性地改變了這個國家的誹謗訴訟模式。與一般的大陸法不一樣，對新聞媒體來說，最高法院認為第一條修正案有着特殊的保護意義，當採訪政府官員，或報道政府官員的官方行為時，因要求必須證明具有實際上惡意，而擁有更多的保護。”

素有“風暴中心”外號的最高法院，是一個半政治半司法的機構。從成立以來，權力鬥爭就沒有停止過。美國共有十三座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分由九位大法官掌管。全世界矚目的聯邦第九巡迴上訴法院，是自由派的司法大本營，筆者曾多次專文介紹過，其頂頭上司就是來自紐約的卡根大法官(Elena Kagan)。在意識形態與政治衝擊下，多達百分之七十九的裁決，被最高法院打退票，因而不得執行。

與《紐約時報 訴 蘇利文案》判例命運一樣受到嚴峻衝擊的，還有美國婦女的墮胎權，從最近最高法院裁決必須為拿掉的胎兒安葬或火化的裁決來看，應該沒有人能夠準確地預測到未來的發展是什麼。

高勝寒  2019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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