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赞美一位有福报好人的谢世为寿终正寝，余英时老师就是如此：2021年8月1日，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家里，于睡梦中与世长辞，魂归天国，福寿双全，享年九十一岁。

余英时是中国现代最后一位绅士，也是最后一位具有真正良知的知识份子。

1969年年尾，美国学术界发动了一场，什么叫做知识份子的讨论。《时代杂志》为美国的知识份子，定下了四个特征性定义：

第一，有领域性专长的人，可以称之为专家，但不能称之为知识份子；

第二，有学位的人，可以称之为学者，但不能称之为知识份子；

第三，知识分子必须拥有独立思想的社会人格，不哗众取宠的独立见解，不献媚权贵的独立傲骨；

第四，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必须是一位坚持真理，需千万人吾独往矣的当代社会与政治批判者。

如果用这四个标准，来盖棺论定余英时，那他可以当之无愧，可以堪称现代知识分子的典范。

余英时著作等身，著有中、英著作五十九本，論文四百餘篇，学术成就，固然傲视当世，但能够彰显他独立知识分子精神和人格的，则是他的人文胸襟，那种不与邪恶妥协，不与乡愿和谐的批判精神。

凡是和余英时交往过的朋友，都不会陌生他对中国共产党，毫不掩饰的厌恶和反对，尤其是对习近平的鄙视，可在他直接用“国家之贼”来呼之中，看得出来。

在余英时看来，国贼习近平，表面上大喊反贪污腐败，实际上他和他的家族，就是中国最大的贪污腐败犯，在他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无官不贪，无官不坏，无官不烂，无官不腐败。

国贼习近平，高唱全面依法治国，但他却修改宪法，让自己去当万年皇帝，否定宪政，铲除异己，党国不分，公司难辨，无法无天，达到历史新高。

国贼习近平，到处强调爱国，但他自己却是中国最大的裸官，全家都是外国国籍。

这么一个祸国殃民的国贼，要大丈夫余英时去尊重他，和谐他，赞美他，有可能吗？

余英时在《习近平焚书坑儒》中，批评国贼习近平的残暴和愚昧说：

“今天这个焚书坑儒，是采取不同的方式。时代变了，我们今天没有书了，主要是在网络、媒体上。用不着烧了，也不能烧，所以它就是用禁止的办法，完全取消，让你不能出现，这就是现在新的焚书。

坑儒呢，就是把你抓起来。现在是：只要有三个人，在一起说话，只要是有什么妄议中央之类的，就可以把你关起来。

就是在网上说话，彼此聊天，他听的不满意的，也把你关起来，这就是新的坑儒。

这个新的坑儒，新的焚书，毛泽东己经超过它了。他觉得秦始皇不行，只坑了四佰多人，烧书也没有烧光，毛泽东比秦始皇厉害的多了。

没想到毛泽东死了以后几十年，又来了一个新焚书坑儒的秦始皇，现代的秦始皇 — 习近平。

习近平现在在焚书与坑儒两方面，都比毛泽东厉害得多。他对言论的控制，自从他上台以后，连胡锦涛时代、江泽明时代的那一点点言论自由，都没有了，也没有人敢说不同的话了。

那时候，还可以说一点不同的话，说完了，听到了党不高兴你，但还不能马上就抓你。现在是利用各种新的法，只要我听不惯，就把你抓起来，关起来。所以维权律师一直很倒霉，一直是被关的对象。

但不止是维权律师，任何人只要对政府提出批评，或者二三个人在一块，甚至于在屋里谈话，根本没有出屋，也都可以被关起来判刑。“

在《谈刘晓波事件》中，余英时是这样藐视国贼习近平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共产党还能坚持，对于刘晓波施展全面的镇压，对他消息的全面封锁，也可见共产党，对自己的政权的稳定性，始终没有信心。

习近平到香港这件事情，也可以反映出他对自己政权的恐惧，所以连香港泛民主人士，都不敢见面，都没有谈话，说的话，是以解放军为后盾，向香港老百姓示威。

老百姓并没有被他征服。我昨天还打电话给香港的朋友，他们觉得习近平的到来，不但没有增加香港人，对于北京政权的好感，反而觉得更是可怕。

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刘晓波事件，更值得注意了。因为香港在向习近平抗议的时候，打的旗号，我在电视上看到的第一条，就是释放刘晓波。

所以刘晓波已经深入人心，到了这样的地步，他跟香港无关，可是香港人，第一件想到的事情，就是要释放刘晓波，作为香港人，能够接受中共政权的条件之一。

这里就可以看出，刘晓波三个字的份量之重。所以共产党如果坚持这样下去，真是到了一个众叛亲离的状态，没有人心里会服它。

表面上只能接受它的暴力统治，但是这个暴力统治能维持多久，是天晓得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后注视刘晓波，不仅是他个人生死的问题。

就我能看到的状态，刘晓波的生命不会很长久了，是不是能救过来，是很成问题的。事实上，就算能救过来，共产党绝对不会让他自由的。

刘晓波不是以后在活动上，还能发生什么作用，但他的《零八宪章》轰动一时，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他不可能发动什么运动了，因为他已经被看得紧紧的，所以从社会政治活动方面来说，刘晓波的工作已经结束了。

就他个人他的道德跟政治最高成就上讲，也到了顶点了，无所遗憾了，但遗憾的是他活在一个政权之下，这个政权是中国古往今来，所没有的残暴政权，这是值得整个中国人痛心的地方。“

在《中共送马克思像到德国》中，余英时批评中共的假马克思主义说：

“就共产党来讲，共产党本身实际上已经完全抛弃了马克思，而且走到了跟马克思相反的路线。

马克思对于共产党最大的帮助，就是阶级斗争说。毛泽东用造反，来解释阶级斗争，把马克思变成了他的意识形态的正宗，换句话说，共产党的合法性，就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上。

所以马恩列斯这四个大洋神，过去一直都悬在天安门上，最近才不见了。不过毛泽东死了以后，邓小平当政从1980年开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完全退潮，事实上等于没有了。  

没有人再相信阶级斗争，也没有人认为，有必要再去研究什么马克思主义，虽然马克斯主义的哲学刊物还存在，不过那都是党棍子吃饭的地方，所以马克思主义研究，有什么成绩，是谁也不知道的。

从这个立场上讲，中国已经没有为马克思真正说话的人了，包括共产党在内，包括习近平，也不懂马克思。

习近平最近装模作样地说，要尊重儒家，还手捧《论语》，表示他继承了中国文化，以孔子为中国的圣人。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笑话，共产党现在把马克思，当做它的第一大神，变成它的政权合法性的来源，是非常可笑，而且非常虚伪的。可以说到了不顾羞耻的地步了。

在这种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之下，还要谈马克思主义，是相当荒唐的，所以说，已经到了完全不顾自己的颜面的程度，其可笑是超乎想象的。

《纽约时报》登载的一篇报道，纽西兰一名汉学家，指出送马克思像到德国特里尔，只有一个意义，就是要表现共产党党的权力，无所不至。

说明中国已经无限地控制政权，不但控制政权，而且党还控制所有经济权，分给党内有关系的、有地位的党员，这就是中国现实状态，与马克思当时提出的不切实际的理想，可以说不但相距万里，反而完全相反。马克思经过这样一个共产党的运用，就更不值钱了。“

余英时在《民主制度和美中台三边关系》中，批评中国共产党的无知说：

弗朗西斯.福山的思想，在中国也发生了很大的作用。2015年他访问中国, 得到王岐山的接待。他差不多是习近平以外，第二个有势力的人。他决定要跟福山对话，表示对福山的地位，对他的言论，也非常重视。

他们倆谈的基本问题，是法治问题。福山认为一个国家，有赖于三个要素，国家的能力，就是国家能做什么？第二个就是法治的原则，就是用法律来统治，这个法律是人民来立法，人人都必须遵守；第三个就是问责制度，就是你有问题了，我们有各种制度来责问你，让你解答。 所以这是三个要素。

福山在某些文章中，大概恭维过中共的国家能力，可是他认为中共的法治原则，跟问责制度，完全是交了白卷。

而中共也讲法制，它那个法制是党统治一切的。党可以制定一个法律，让人人来遵守，这个法制，就等于是专制皇帝定下一种法，中国过去就有，中国皇帝的立法，就是不需要人民同意的硬性规定，这个规定你必须遵守。

在福山看来，中共虽然在国家能力方面，因为它是一党专制，要做什么就能做什么，这个是西方赶不上的。确实是如此，可是这个代价，使人民都变成奴隶了。

所以这两个人对话谈了很久，事实上是没有结果，王岐山的法制是党治，是党的法律在统治一切。

最后福山就说，我们两个谈话，等于形而上学，完全是不着边际的。“

余英时生前，最具震撼力的，是他著名的豪言壮语：“只要独裁残暴的中国共产党一天不覆亡，我就一天不踏上大陆的土地一步！”一诺千金，说到做到，绝不反悔！余英时不愧是当代大儒风范。

余英时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是深刻而透彻的，结论是民主自由宪政，与共产暴政之间，没有任何的妥协空间，更不可能共存。

余英时不会肯定任何的共产党，更不会给予任何不切实际的奢望。

有一次在余英时家做客时，听他感概地说:“海外部分的所谓民运人士，一提起赵紫阳胡耀邦这些共产党头子的名字，就不由自主的媚骨发软，丑态百出，实际上是黑白颠倒，是非不分，认贼作父也！“

余英时的时代价值，就是倡导全体国人，不再被残暴伪善而贪污腐败的共产党欺骗，不再被牵着鼻子走，全民奋起，追求普世价值，追求宪政民主，追求真正的全面依法治国，让中国跻身世界文明之列。

高胜寒  2021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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