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曉鈴：作家、編輯。1947年生，四川大學中文系畢業。七十年代執教於重慶清華中學，曾任重慶 《紅岩》文學雜誌副總編。作品主要有長篇兒童小說《獨生女》、散文集《宋詞有魂》、歷史紀實《盧作孚之死》《盧作孚的夢想與實踐》《盧作孚的選擇》等。

1966年夏天我19歲。

當時高中學習不分文理科，高三畢業考試以後填高考志願表，再用一個月時間分文理科複習，然後就高考。在巴蜀中學（那時叫四十一中）高中畢業考試以後，我報了理科複習，因為我的好朋友王蘇蘇是化學科代表，立志考化工學院，我也上化工學院。上大學一定要上外地的，上北京，到主席身邊念書！所以我倆第一志願就是北京化工學院。

沒想到這個志願遭到我爸媽強烈反對！他們要我第一志願報西南農學院，他們認為高考志願必須低調。要好幾年以後我才知道他們當時的苦衷，但他們那時沒有說。那晚我媽還哭了，我也不聽他們的。是他們讓我從小知道自己的事情應該自己作主，而且，從小學到高中，我還沒有一次考試失敗的記錄呢！讓我差點改變主意的是老師。我們班主任老師是校團委書記，她說，班上報文科的只有一個同學，不足百分之五！趙曉鈴，你報文科也考得起的，報文科吧！

我稍稍猶豫一下就點了頭。

從小學到高中，我都是班裡的筆桿子，高中時還是學校廣播站站長兼總編，一天三頓飯共一個半小時的廣播，從內容到形式都負責，從約稿到播出，都不能出錯。“黨的喉舌”，這幾個字，就是團委書記深深給我烙進心裡的。我在爸爸媽媽面前的堅持，在老師面前就沒了。聽老師的話就是聽黨的話。而且，在市重點學校的這個重點班，我文理科學習成績都算得上不錯。這個選擇還暗合了我內心深處的願望：當個作家。不過，想“成名成家”是“資產階級思想”，便害怕說出來，連想也不敢多想。初中時有個作文題目：我的理想。我都只敢說我要“做個紅色宣傳員”。

晚飯後，班裡的團支部軍體委員和班長大姐找我，說出去走走。我想也是，明天就要分科複習了，不在一個教室了呢。我們三人從小學部大門出來，沿着長長的石板台階往上走。他倆的意見一致，認為我應該報理科，我好一陣沒懂他們的意思。支部委員明說了，你這人小資產階級人情味太重，如果上文科大學，將來做文字工作，容易犯錯誤，那，一輩子就毀了！有這麼嚴重？我不能全理解。那時，雖說因為廣播站的工作在學校很出風頭，而事實上，由於多年的階級教育，在兩位紅二代跟前，我已有明顯的自卑心理。何況，那個傍晚，我真切地感覺到他們的善意，曉得他們真是為我好——敢背着老師來反動員我！尤其班長大姐，我一向聽她的。那好那好，我還是報理科！離高考沒幾天了。這天夜裡，大家都快上床睡覺了，班長大姐突然衝進寢室，大叫一聲：不考了！不考了！高三同學全部參加文化大革命！頓時，樓里各寢室都發出歡呼，同學們穿上衣服跑到教室里聽廣播。我照例去廣播站看看，我們的機務組長李曙光笑眯眯地在放廣播呢。

所有的同學都收聽了中央電台播出的北京市女一中給黨中央的一封信，她們建議，推遲高考半年，讓高三同學參加文化大革命。

那是1966年夏，是我的人生十字路口。那天晚上，我和同學們興高采烈，還感覺一身輕鬆，我們不可能想到，以後幾年，我們的生活完全脫軌了。

半年以後，沒有恢復高考，連中小學都停課了。滿大街都是最新最高指示，整個學校被大字報蓋滿，沒有電影戲劇，沒有詩歌小說，過去的作品絕大多數是“毒草”！機關、學校、工廠、農村，人們都在相互折騰。有一次借到一本《海鷗》，等車的時候看，車站的解放軍問：看什麼呢？我說：蘇聯小說。他不由分說一把奪過去。“繳了！外國的就是封資修的！”排長隊等車的青年們都替我不平，幫我吵那當兵的，他也不還我。為了要回書，我跟着他不放，直到支左辦公室，跟他的有文化的上級講理。那人講不過我，把書還我了。

1969年2月，乘了兩天船，又乘一天大卡車，送我們下鄉到秀山當知青了。我們得學習打柴，在柴火灶里煮飯，擔水，割草，鋤地，栽秧，種菜種棉花……夜裡，有同學來我們戶里，我們講自己讀過的書，我講過雨果的《九三年》，不知那裡來的《普希金詩選》《漂亮朋友》和公開出版的《唐詩一百首》在知青戶里傳閱傳抄。我的好朋友王若蘭在湖南老家落戶，寫信說認識一當地知青老周，竟懂幾國外語！有一天，她真的寄來老周的譯作《核桃皇后》，就一64開筆記本，世界名著的譯文就密密地寫在上面，我悄悄讀完後，又給她寄回。要是在秀山縣城遇上露天電影，那就是最快樂的節日了。有一次，為了一場《英雄兒女》，我們走了一通宵，半夜裡在公路上，唱歌為自己壯膽。在地里幹活休息時會想，難道國家真的不要大學了？不會的，哪一個國家不要大學呢？上大學，對我來說不是夢，是人生路上的一段，只是被中斷了，被錯位了。

三年以後，從鄉下回來，因為插隊的縣裡想留我，我已是這一批里最後一位到區教育局人事科報到的知青了。那天，我心裡牢記着爸爸的話“你教什麼都可以，就是不能教語文”。不料人事科長說：我們最缺的就是語文老師呵！陪我一起去報到的是初中同學周滬英，嘴快， “哎呀，她教語文最合適了，最會寫文章了！” 到重慶清華中學參加教師培訓時，這一學期只有一個月了。暑假以後再去學校，才知道培訓的20餘名知青中，就我一個被留在清華中學任初中語文教師。

從此，我命中注定要和中國語言文字打一輩子交道了。這真不是我刻意選擇的。我和我的同代人，沒有多少機會和能力在人生路上做自我選擇，我也不是那種有個性有膽識的人。但我不否定那之前的所有學校教育，愛學習愛勞動愛科學，至今仍是人生積極而正面的財富與力量。

在清華中學，老教師對我說：要給學生一杯水，自己得有一桶水。我的那桶水在哪呢？

我到老教師課堂上聽課，到他們家借書。全組的老教師都被我聽遍了，而經過文革浩劫，老師們書架上除了幾本魯迅雜文也沒什麼書。但是大學開學了，很多單位都有上大學名額！不興考試，由單位推薦，本人寫申請。我年年寫申請。寫了幾年，人家說，小趙，你不要寫了，沒用的，你去不了。我說，推薦不推薦是領導的事，申請不申請是我的事，我表達一下願望總可以吧。

1976年10月以後，廣播報紙總有讓人興奮開心的事，人們讀報迫不及待。每天大清早，清華中學教師宿舍群力樓上，大家一邊洗漱早餐，一邊聽教務處陳章老師讀報。陳老師老單身，以前話不多，那些日子滿活躍，就愛盡這個義務。數學組老師率先開始業務學習，長年生病的朱老師給青年教師講微積分，我也去聽，管他懂不懂用不用得着的，好歹是學習呀！現在想來好笑，但那時數學組的老師們一點不怪，沒人說你一語文組的聽什麼微積分吶！那時大家都懷着對知識的渴求吧。

1977年10月，國務院宣布恢復高考！

真是盛事呵！清華中學沸騰了！老師們精神振奮，興高采烈。一向木納不言的老先生聊起文革前“保高三”的日子容光煥發，笑說那時開夜車，伙房把面塊直接端到教研室辦公桌上！我想他們不僅是說那時的面塊好吃，更懷念那時工人對教師的尊重和體貼吧。一夜之間，“臭老九”不臭了！

校園門庭若市，過去的學生來找老師。老師們在狹窄的寢室里翻課本，找教材，欣然接待。時已深秋，咋感覺萬木復甦呢！那時重慶的長江上一座橋都沒有，我們組江老師家在沙坪垻，夫人身體不好，回家須轉車轉船好幾個小時，他每周六上完上午二節課就急急地離開學校。這天我看見他走了，中午又看他急喘喘地回來，說是都走到江邊了，碰上一學生來要複習資料。要是不回來取，得耽誤學生兩天複習時間呢！從宣布恢復高考到正式高考，只有兩個月時間。不知從哪一天開始，清華中學教務處窗口掛了個小黑板，寫着某日某時某教室某老師講什麼課。老師們全是義務，而且興致勃勃。原來，高考恢復了，老師們的尊嚴才能恢復呀！

數學丁安老師那會兒瘦得很，她孩子小，愛人也只能一周回來一次，她忙得屁股上總是白白的粉筆灰，那些日子卻忙得很享受，忙得精神。她看見我興奮地說：哎呀，小趙，你那個弟弟不錯喲！我上完課，他不走，說老師你算錯了。我一看，他是對的吶！丁老師很要強的，沒想到學生當眾指出她的錯，她這麼喜歡！她是文革前兩年大學畢業分到清華中學的，還沒好好表現才華呢，就遇上文革，十多年了，她才看到這樣投入的學習和這樣較真的學生！那些義務的高考複習課，誰都可以進來聽，坐不下了就站着，教室裡面站不下就站門外，窗邊。

我弟弟陳衛星是外校來複習的。那年他19歲，因為腿有殘疾，沒下鄉，也沒工作。粉碎“四人幫”了，各單位上街遊行歡呼，他也隨街道組織去了。看熱鬧的人高興地數着遊行隊伍：學生、工廠……他們的隊伍過來時，人們看不出是哪單位的，就說：哦，廢品青年來了！我那時張羅他來複習，比我自己複習重要，因為我總是有工作，他卻不能不跳出廢品堆。老師們那些天見到我就問：報名沒有哇？年輕的同事當然相互鼓勵，沒想到平日不苟言笑的教研組長林老師特意把我叫到他家裡，說歷來考語文，作文占大頭，你還是要寫幾篇練習，嚴格掌握作文時間。連平時不大來往的歷史梁老師也叫我去他寢室，給我講歷史，送我史地複習資料。考大學，誰都想幫我！

當然，我別無選擇地只能報文科。好多年買菜都懶得算賬了，考數理化還考得上？我爸爸沒有意見，高中同學陳榕的爸爸還堅持她不能考文科。陳榕把書本一推說，那我不考了，考理科考不上的！她爸媽才罷了。後來我才知道，陳理源伯伯是重慶有名的新聞才子，曾任《新民晚報》重慶版主編，1949年前就很能為共產黨鼓吹，50年代卻因胡風問題有過一年牢獄之災。在中國，文字獄影響深遠，代代知識分子一念及此，不寒而慄！禍從口出，株連家小！個人愛好，輕若鴻毛哇！

那時我們夫妻兩地分居，考前，先生從大東北到大西南來探親。說我幫你改作業，你看書吧。可我剛接了一個新初一，課是要自己去上的。記得臨考前，學校開冬運會，班主任要帶同學參加，學生們在看同學長跑，我就坐在後面看歷史複習資料。

清華中學唯一吹冷風的是校長。我媽媽在群力樓遇見他，他說，趙媽媽，你們曉鈴去上大學不帶薪，你要考慮哦！我媽媽說：校長，不要緊！我的女兒上大學，我供；她的女兒上幼兒園，她爸爸供。現在想來，校長或許只是不願意初中部少一個能頂崗的教師，而我媽媽真是很棒！

12月考試，考場在李家沱，記得政治考試開始不多會兒，就聽頭頂咚咚咚直響，聲音越來越大，滾雷似的。出什麼事了？我嚇得站起來。監考老師開門看看，又關上，示意我沒事，我坐下繼續答題。交了卷，才發現教室里沒人了。監考老師說，你幫我收一下卷子。我掃了一眼，好吃驚。多數試卷了了數語，答非所問，還有白卷。後來才明白，這樓里各教室考生大多不會答題，面對考卷完全傻了，等規定的半小時過去，就交捲走人，許多人同時從樓上教室出來往下跑，木地板發出雷鳴般的聲音。

以後，人們說七七級是百里挑一（那年四川考生200萬，錄取2萬），我就會想起這個令人心酸的細節。十一年了，因為領袖對學校考試口出惡語，上大學不考，上中學不考，小學也不考！老師們不敢考，甚至不敢要求學生，生怕晚間某個會上突然“揪出某某某！”我們語文組搞個作文比賽寫字比賽都難，我這個年輕教師也被批評單純業務觀點。突然間，上大學要考試了，那麼多報名的，恐怕連什麼叫考試都沒弄明白！那年是考完以後再填報志願，我矚目復旦大學新聞系，但又躊躇。清華中學報考的4位青年教師，只有我是結了婚有孩子的。說是錄取老高三高二，會不會只是說說而已？早先不是說推遲半年考大學麼？誰想一推就把我推到三十歲了！我爸爸一副老謀深算的樣子，說志願不能填高了，不過你是教師，師範院校總要讓你上的。志願表拿回房間，落不下筆。

我的先生問：毛老師填哪裡？——第一志願四川大學，然後西師、重師。毛老師是清華中學高66屆，與我同年，數學教師，但她還沒結婚。她信心滿滿。——那你也填四川大學！——考不上呢？——你好歹參加一回國家考試呀，都不填個好學校？你以為還有第二次！——我填。

你別跟爸爸說哦，到時考不上他會怪我不聽話。

結果一回家他就得意地告訴了我爸：曉鈴第一志願四川大學。爸爸無語。他收拾行李回東北上班，走時說，錄取通知到了給我電報！妹妹說，我也給你電報！春節剛過，妹妹的錄取通知書先到，華東化工學院！妹妹比我小一歲半，從幼兒園到高中都同校，上山下鄉插隊當然一起。我們什麼事都商量着辦，但考大學沒有和妹妹商量過，因為這事在我們家沒商量！我倆是高66和高67，都是能報考的，能不考麼？看了妹妹的通知，爸爸媽媽悄悄看我，不敢吭聲。我說我是南岸考生，通知不會送到家裡的！

回清華中學去看，收發室老師見了我眉開眼笑。四川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我取了通知就去郵局發電報。他後來跟我說，他們單位的老工程師說他：一女孩子讓她讀那麼多書做甚？她進了大學要跟人跑了喃？我問他，你咋說？他傻呵呵笑：我老婆30歲了，還有人追，嘿嘿！那時我已知道，如果66年能考，我多半考不上，因為文革運動初期，爸爸單位的人事幹部就把人家寫我爸爸大字報的內容抄下來，寄給學校，放進了我的檔案里，我就成了家庭有問題的考生，過不了政審這一關。那麼，1966年便是我人生一劫，所有的夢想都會在最好的年華里終止！說起來，那人事幹部還是看着我長大的阿姨。我媽媽說，組織都沒有做結論呢，她為什麼這樣做喃？明明知道人家娃娃要考大學！

現在，1978年的春天，兩個女兒同時考上了大學！爸爸媽媽真是揚眉吐氣呀！實際上，七七屆錄取時，“階級路線”“血統論”尚有餘威。重慶十八中有位高67級的同學就因出身問題而落榜，他用英語給招生辦寫了一封長信，在七八屆被錄取。我們語文組的老師，還有群力樓的高鄰們，到土橋飯店聚餐向我祝賀。說起大學，老師們話很多。方泉興老師說他進過兩個大學，第二個才讓他明白自己應該做什麼。他的話，還有他的學問修養，他的風度氣質和為人讓我知道，大學裡還有比知識更重要的東西。龔懋老師對我說，外語課你最好選修法文，法蘭西文學世界頂峰。我不知道龔老師為啥把我估計那麼高！但我明白了山外有山！土橋飯店白木方桌拼成長桌，長板凳，土碗盛飯菜，土碗斟黃酒，誰敬酒我都傻乎乎的喝，一會就醉了。回家跟爸爸描繪那場景，說老師們一人出一元錢，不叫我出。他開心笑：哈哈，這有一說，叫羅漢請觀音！離開清華中學那天清晨，龔老師和江俊賢老師跟食堂借了個板車，把我的行李拉到公路邊。我的學生韓平，主動叫她爸爸開着送菜進城的大卡車，把行李放在那些綠色的小白菜中間，捎我進城回家。依依惜別之際，江老師說，小趙，學習要好，也要注意身體。龔老師說，注意身體是對的。不過人總是要死的，有人累死，有人病死，有人耍死；我以為，耍死的不如病死的，病死的不如累死的。他說這話時一點沒有笑，他一向特看不起那些混事的人。他是很好的語文老師，但我剛到清華中學時，他屬於“打倒”之列，在保管室工作，給各班發撮箕掃帚，過兩年才重上講台。他跟我一個年級組。文革期間的學生程度差得難以置信，我得教學生查字典，初中語文從漢語拼音補起。沒有教材，我仗着普通話還好，就自編，龔老師把我編的普通話教材刻印後裝訂成冊，發給學生。課外為學生補拼音時，幼兒園已放學，龔老師就替我抱着孩子。

我懂龔老師的意思。生命不是專用來享受，而是要工作要讓世界更好的。不管怎樣的生存環境，人總是要生活而不僅僅是生存。這真不僅僅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觀念。後來龔老師寄我他教的高中班學生作文，是我教過的初中班學生朱雅軍寫的“懷念趙老師”！龔老師好填詞，我還曾和過他的小詞，那些書信都沒有保存好，現在只記得有句曰：校園尋得三生石，世世教書好。我是真心喜歡教師這個職業，能夠對一些人的人生發生一點影響。那一年，我的高中同班同學，凡參加考試的，極少落榜；未參加考試的，多是身不由已。上大學前去婦產醫院探望，病房裡剛生孩子的同班女生就有兩個。還有的同學，孩子太小。她們和高考擦肩而過，以後，多以夜大電大接受高等教育！回想起來，我真是幸運之極！有那麼好的親人和同事，有清華中學這個好環境！應該感謝的還有我女兒幼兒園的老師。就在高考前幾個月，我帶着三歲的女兒路遇好朋友小劉。說起我一個人帶着孩子還教書。她說，來來來，到我這來。原來她在重慶最好的第一托兒所工作！高考時，我完全不用為孩子分心。前幾年，見到小劉，我說，那天要是沒有遇見你，我恐怕上不了大學。小劉卻說，她是老三屆初一的，因為我的鼓勵和幫助，才敢去考了大學。她上完大學，還是做幼教工作。她喜歡她的工作。如果不上大學，我還會在清華中學，還教語文，但一生中沒有嚮往的大學生活，會終身遺憾。人說知識改變命運，我體會不到。我和小劉都不是為了改變工作命運而上大學的。我們想要讀書，十多年裡一直想，一直想，想見學問滿滿的老師，想坐圖書館，想享受那種讀書的氛圍，在那樣的環境和氛圍里我們如魚得水。

1977年，對於很多人來說，真正改變命運的不是知識，而是高考淡化了階級路線。恢復高考讓我們得到不論出身高低，不論與領導關係親疏都能得到的機會，這就不僅僅是能夠上大學，還多少恢復了人生而應有的尊嚴和受教育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