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最前線：公平的抉擇 小樵 （這是一個故事的第二部分） “A女士過世了”，消息幾乎立刻傳遍了曾經參與過她病例管理的所有人。 A女士是位肺移植受者，在疫情中感染了新冠肺炎。她的病例曾經受到廣泛關注，而且她的離世過程中不尋常的因素很多，很觸動人心。可是，等到壞消息真地傳來，卻並沒有再引起多大的騷動。 A女士曾經是我負責的病人，而且我算得上是幫助她進入美國醫療系統的開路人，為了她的救治我曾經花了大力氣。 ......
移植肺的新冠肺炎
2 拒絕疫苗 移植後，A女士的醫療照護全部轉到了肺移植團隊，再沒有來過我的門診。但我知道，在移植後的若干年裡，她的移植肺功能很好。隨着孩子們的逐漸長大，A女士甚至可以參加一些社會活動。但是，近三年左右，移植肺開始出現縮窄性氣道病變（目前肺移植幾乎無法避免的最終併發症），A女士的行動又逐漸開始受限，基本回到了接近移植前的功能狀態。移植團隊曾經正式討論過再次移植的可能性，因為A女士此時也就才不到五十，而且其它器官系統功能均基本保持正常。 疫情襲來，所有移植手術全面延遲，直到疫苗上市。完整接受疫苗接種是給移植候選人立下的必須條件。可是，無論怎樣說服，A女士卻堅決拒絕疫苗接種。 終於，三周前，A女士感染了新冠肺炎，很快轉為重症。移植團隊通知我時，她的缺氧已經嚴重到了必需呼吸機支持的程度。可是，她此時卻已經簽署生存遺囑，選擇了DNR。DNR是一種醫療狀態代號，全稱為，不要搶救（Do Not Resuscitate），即，如果出現呼吸循環衰減時不要搶救。自然，DNR包括了不要氣管插管，不要人工呼吸支持。 塔瑪奇告訴我，不知道A女士是怎麼感染的。疫情以來她基本不出門。而且，她的兒子女兒，以及照顧她的周圍別的所有人都已經接種疫苗。 A女士在一個深夜，在ICU病床上逝世。死因是新冠肺炎導致缺氧性呼吸衰竭，主要誘因是拒絕接種疫苗。 疫情期間，醫院政策只允許家人隔着玻璃門探視。走時她的家人沒有前來，身邊只有夜班護士。 3 不能不問為什麼 疫情期間，研究生產出疫苗是一項偉大而及時的發明，從此有望從根本上扭轉整個人類的艱難處境。可是，新冠疫苗的推廣卻是意料不到的阻力重重。疫苗接種者的思路都非常單一，不想讓自己被新冠病毒感染所擊倒。拒絕接種者的理由卻形形色色，要複雜多變地多。可是，無論出於什麼理由，一旦染疫，尤其轉為重症時，幾乎所有拒絕疫苗的新冠患者全都改了主意，沒什麼人繼續堅持原來的堅定主見。因此，應該可以肯定，不接種的人並不是不怕染疫，而是心存僥倖。 天天面臨此類心理矛盾的患者，作為醫生我覺得A女士的故事顯然屬於一個很有價值的借鑑。唯一讓我比較犯難的是，故事的主題應該是什麼？ 新冠疫苗所遇到的阻力大約大過此前所有疫苗的推行。一個很大原因固然是因為美國主打的新冠疫苗藉助了全新的mRNA技術，而這一技術是有史以來首次用於臨床。許多人拒打疫苗純粹是因為不知道mRNA是什麼東西，只是聽說跟基因遺傳有關，卻不知道生命原本離不了mRNA，而且其半衰期非常之短。不好說這些人不免過於片面，但很多人的“知識面”僅限於，無論作為英文還是中文，這個詞都聽着陌生，聽着害怕。 更大的原因是，在無比嚴峻的新冠疫情下，整個世界陷於人心惶惶，促生了另一個前所未見的怪象：任何有關疫情的科研報告幾乎全部來不及進行驗證就作為即時新聞事件而過早傳播給大眾，其中還一直摻合着出於各種因素與動機的註解，甚至有意誤導。這種現象的一大後果就是，許多略微掌握點專業詞彙便覺得自己屬於科學權威的人們由此產生。這些人會拿出比專業人士還要更為權威的口氣講授醫學知識與“科普”，而這些人原本和茶館說書的職業性質相似，只求通過渲染故事來撩撥人心。因為沒有醫學執照所牽涉的問責，不少人甚至故意扭曲誇大虛構，只圖吸引聽眾，吸引選民。對這種現象這些人，迄今未見拿出任何社會問責的機制。先賢似乎早有洞見：“智者的標誌是不斷地懷疑自己的知識不夠，而蠢貨們卻永遠都信心十足。”（The sign of intelligence is that you are constantly wondering. Idiots are always dead sure about every damn thing they are doing in their life.― Jaggi Vasudev）。 天真的大眾，大概包括所有拒絕打疫苗的人，大概都是通過這類途徑獲得的“知識”並深信之。 可是，較之很多拒絕接種疫苗的人們，A女士的故事卻存在着一個截然不同。A女士絕非盲從的人。她雖然拒絕為自己接種，A女士的子女卻是在她的催促下接種了疫苗。A女士對自己的目標，對自己怎麼才能達到目標曾經表現出來非常清楚的意識與評估。而且，她在幾乎不可能的條件下完全達到了自己的目標。這些都體現出她所具有的，可以稱為超乎尋常的智慧。雖然她最終又回到了移植前的功能衰竭狀態，可此番她的子女卻已經長大成人。 如此看來，A女士拒絕接受疫苗是在選擇一種主動的放棄。確實，雖然她還不到五十，在拒絕接受疫苗後她還簽署了醫療遺囑，DNR，不要搶救。無論別人會怎樣惋惜，拒絕疫苗與不要搶救這兩項都是A女士自己的決定。她清楚自己決定的可能後果，並為之承擔起責任。 無論舉出什麼理由，拒絕疫苗接種最終的驅動心理或者是：1）自己的健康自己做主，這是“自己”的權力；或者是，2）疫苗是一種過於年輕的新產品，無法保障自己會從中得益還是受害。說到底，這種選擇所圍繞的中心只有“自己”。 現代社會尊重人權，以自己為中心並無可厚非。掂量疫苗與染疫的利弊輕重而決定拒絕接種也可以視為個人的抉擇，難以勉強。可是，一個基於純粹考慮自己個人得失做出的抉擇所產生的後果也應該純粹由自己承擔。既然選擇拒絕疫苗，選擇由自身與病毒感染對抗，那就也應該同時選擇憑自己去對抗感染的後果。只有這樣，才算得上是一個完整的“自我”實現。 此中矛盾之處在於，人卻又都是社會成員，而醫療資源更乃是全社會的共同資源，疫情期間尤其如此。疫苗可以把感染的危險性降低8倍以上，因此，拒絕接種就相當於無故占用8倍以上的社會資源, 無故給一線醫務人員增加8倍以上的風險。現代社會的另一個特徵是公平，而共同資源不偏向屬於任何個人才算得上公平。 A女士選擇拒絕疫苗，同時也選擇了不要搶救。 這，才是一個有勇氣的選擇，才是一個負責任的選擇，才是一個公平的抉擇。也許正因為如此，A女士的最後消息沒有引起很大波動。 這，也是A女士故事中值得社會借鑑的價值之所在。 從這個角度上，拒絕接種者應該效仿A女士，在拒絕接種疫苗的同時也簽署DNR醫療遺囑，不因為後來感染新冠而動用社會資源。這樣，自然也就可以減少遭受勸說接種的“騷擾”，無需再為自己的決定自辯。 註：故事從抽取若干病例素材而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