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最前线：公平的抉择 小樵 （这是一个故事的第二部分） “A女士过世了”，消息几乎立刻传遍了曾经参与过她病例管理的所有人。 A女士是位肺移植受者，在疫情中感染了新冠肺炎。她的病例曾经受到广泛关注，而且她的离世过程中不寻常的因素很多，很触动人心。可是，等到坏消息真地传来，却并没有再引起多大的骚动。 A女士曾经是我负责的病人，而且我算得上是帮助她进入美国医疗系统的开路人，为了她的救治我曾经花了大力气。 ......
移植肺的新冠肺炎
2 拒绝疫苗 移植后，A女士的医疗照护全部转到了肺移植团队，再没有来过我的门诊。但我知道，在移植后的若干年里，她的移植肺功能很好。随着孩子们的逐渐长大，A女士甚至可以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但是，近三年左右，移植肺开始出现缩窄性气道病变（目前肺移植几乎无法避免的最终并发症），A女士的行动又逐渐开始受限，基本回到了接近移植前的功能状态。移植团队曾经正式讨论过再次移植的可能性，因为A女士此时也就才不到五十，而且其它器官系统功能均基本保持正常。 疫情袭来，所有移植手术全面延迟，直到疫苗上市。完整接受疫苗接种是给移植候选人立下的必须条件。可是，无论怎样说服，A女士却坚决拒绝疫苗接种。 终于，三周前，A女士感染了新冠肺炎，很快转为重症。移植团队通知我时，她的缺氧已经严重到了必需呼吸机支持的程度。可是，她此时却已经签署生存遗嘱，选择了DNR。DNR是一种医疗状态代号，全称为，不要抢救（Do Not Resuscitate），即，如果出现呼吸循环衰减时不要抢救。自然，DNR包括了不要气管插管，不要人工呼吸支持。 塔玛奇告诉我，不知道A女士是怎么感染的。疫情以来她基本不出门。而且，她的儿子女儿，以及照顾她的周围别的所有人都已经接种疫苗。 A女士在一个深夜，在ICU病床上逝世。死因是新冠肺炎导致缺氧性呼吸衰竭，主要诱因是拒绝接种疫苗。 疫情期间，医院政策只允许家人隔着玻璃门探视。走时她的家人没有前来，身边只有夜班护士。 3 不能不问为什么 疫情期间，研究生产出疫苗是一项伟大而及时的发明，从此有望从根本上扭转整个人类的艰难处境。可是，新冠疫苗的推广却是意料不到的阻力重重。疫苗接种者的思路都非常单一，不想让自己被新冠病毒感染所击倒。拒绝接种者的理由却形形色色，要复杂多变地多。可是，无论出于什么理由，一旦染疫，尤其转为重症时，几乎所有拒绝疫苗的新冠患者全都改了主意，没什么人继续坚持原来的坚定主见。因此，应该可以肯定，不接种的人并不是不怕染疫，而是心存侥幸。 天天面临此类心理矛盾的患者，作为医生我觉得A女士的故事显然属于一个很有价值的借鉴。唯一让我比较犯难的是，故事的主题应该是什么？ 新冠疫苗所遇到的阻力大约大过此前所有疫苗的推行。一个很大原因固然是因为美国主打的新冠疫苗借助了全新的mRNA技术，而这一技术是有史以来首次用于临床。许多人拒打疫苗纯粹是因为不知道mRNA是什么东西，只是听说跟基因遗传有关，却不知道生命原本离不了mRNA，而且其半衰期非常之短。不好说这些人不免过于片面，但很多人的“知识面”仅限于，无论作为英文还是中文，这个词都听着陌生，听着害怕。 更大的原因是，在无比严峻的新冠疫情下，整个世界陷于人心惶惶，促生了另一个前所未见的怪象：任何有关疫情的科研报告几乎全部来不及进行验证就作为即时新闻事件而过早传播给大众，其中还一直掺合着出于各种因素与动机的注解，甚至有意误导。这种现象的一大后果就是，许多略微掌握点专业词汇便觉得自己属于科学权威的人们由此产生。这些人会拿出比专业人士还要更为权威的口气讲授医学知识与“科普”，而这些人原本和茶馆说书的职业性质相似，只求通过渲染故事来撩拨人心。因为没有医学执照所牵涉的问责，不少人甚至故意扭曲夸大虚构，只图吸引听众，吸引选民。对这种现象这些人，迄今未见拿出任何社会问责的机制。先贤似乎早有洞见：“智者的标志是不断地怀疑自己的知识不够，而蠢货们却永远都信心十足。”（The sign of intelligence is that you are constantly wondering. Idiots are always dead sure about every damn thing they are doing in their life.― Jaggi Vasudev）。 天真的大众，大概包括所有拒绝打疫苗的人，大概都是通过这类途径获得的“知识”并深信之。 可是，较之很多拒绝接种疫苗的人们，A女士的故事却存在着一个截然不同。A女士绝非盲从的人。她虽然拒绝为自己接种，A女士的子女却是在她的催促下接种了疫苗。A女士对自己的目标，对自己怎么才能达到目标曾经表现出来非常清楚的意识与评估。而且，她在几乎不可能的条件下完全达到了自己的目标。这些都体现出她所具有的，可以称为超乎寻常的智慧。虽然她最终又回到了移植前的功能衰竭状态，可此番她的子女却已经长大成人。 如此看来，A女士拒绝接受疫苗是在选择一种主动的放弃。确实，虽然她还不到五十，在拒绝接受疫苗后她还签署了医疗遗嘱，DNR，不要抢救。无论别人会怎样惋惜，拒绝疫苗与不要抢救这两项都是A女士自己的决定。她清楚自己决定的可能后果，并为之承担起责任。 无论举出什么理由，拒绝疫苗接种最终的驱动心理或者是：1）自己的健康自己做主，这是“自己”的权力；或者是，2）疫苗是一种过于年轻的新产品，无法保障自己会从中得益还是受害。说到底，这种选择所围绕的中心只有“自己”。 现代社会尊重人权，以自己为中心并无可厚非。掂量疫苗与染疫的利弊轻重而决定拒绝接种也可以视为个人的抉择，难以勉强。可是，一个基于纯粹考虑自己个人得失做出的抉择所产生的后果也应该纯粹由自己承担。既然选择拒绝疫苗，选择由自身与病毒感染对抗，那就也应该同时选择凭自己去对抗感染的后果。只有这样，才算得上是一个完整的“自我”实现。 此中矛盾之处在于，人却又都是社会成员，而医疗资源更乃是全社会的共同资源，疫情期间尤其如此。疫苗可以把感染的危险性降低8倍以上，因此，拒绝接种就相当于无故占用8倍以上的社会资源, 无故给一线医务人员增加8倍以上的风险。现代社会的另一个特征是公平，而共同资源不偏向属于任何个人才算得上公平。 A女士选择拒绝疫苗，同时也选择了不要抢救。 这，才是一个有勇气的选择，才是一个负责任的选择，才是一个公平的抉择。也许正因为如此，A女士的最后消息没有引起很大波动。 这，也是A女士故事中值得社会借鉴的价值之所在。 从这个角度上，拒绝接种者应该效仿A女士，在拒绝接种疫苗的同时也签署DNR医疗遗嘱，不因为后来感染新冠而动用社会资源。这样，自然也就可以减少遭受劝说接种的“骚扰”，无需再为自己的决定自辩。 注：故事从抽取若干病例素材而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