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张贤亮著 作家出版社

注：本文发表于2013年6月3日的《经济观察报》

张贤亮今年77岁，在西北边陲的一座四合院里过着隐居生活，窗外能看到若隐若现的贺兰山脉。

上网去搜一下“张贤亮”三个字，你自会知道他的经历。如果非要说是段传奇，起头就是一首诗，发表于1957年，叫做《大风歌》。如果不怕麻烦的话，还可以再去搜一下，网上也有这首诗的全文。现在看起来，这首诗不太符合当今的审美，起头就有一连好几个排比句“我来了”，接的还是感叹号，有点激动得喘不过气来的样子。再一想，放在那个年代倒也恰如其分，公私合营已经完成，大炼钢铁就要开始，想必一个19岁的少年也很难按捺住体内狂热的荷尔蒙。

这首热烈响应时代的诗歌得以顺利发表。以此为界，我们年轻男主人公的命运就此发生逆转。在接踵而来的运动中，他因此被划为右派。此前，他是世家的孙少爷，祖父和父亲都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他家住在上海高恩路的洋房里。现在上海已经没有这个名字的街道了。不过，网络是个宝库，再搜索一下你就会发现，高恩路在1949年以前之所以闻名遐迩，不仅因为是奢华的法租界，还因为赫赫有名的荣德生绑架案就发生在这里。荣家和张家勉强也算邻居吧。

1957年，张贤亮开始了长达22年的劳改生涯。后面的很多事情，我们通过去年那次劲爆的微博桃色风波，多少有所耳闻。在那次突然爆发又被迅速平息下去的风波里，张贤亮被塑造成了一个处处留情、出手大方的风流作家形象。很讽刺，好像这个风波跟莫言拿诺贝尔文学奖正好是前后脚。老作家久未写作，再一露面，竟然既不是因为文学成就，也不是因为商业名望，而是因为他跟其他30后截然不同的活法。

故事是假的，风流是真的。波谲云诡的政治风云以难以预料的方式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私生活。张贤亮承认，他的确有和30后同代人截然不同的性观念和婚姻观。他不接受一夫一妻制，并且有过很多情人。他坦然承认这个很难被主流社会接受的事实，说：“别人想女人的年龄，我在想政治，在想究竟是什么让我到了今天这一步。政治，这才是最重要的事。”

大半个世纪以来，政治家推动的社会变革深刻改变了每一个人的生活，甚至是性生活。耐人寻味的是，很多年以后，包括张贤亮在内的很多人，大伙儿做官的做官，出名的出名，发财的发财，但是即便像张贤亮这样曾经认为“政治，那才是最重要的事情”的人，也不愿意再谈论政治。

或者说，他只能以调侃的方式来谈论之。在张贤亮的西部影视城里，有个文革大院，用于展示上世纪60年代的某些相关纪念物。这事原本阻力重重，根本办不成。不过，他想了个办法，在大院里做了一面照片墙，把历年来影视城视察参观过的领导照片都一一按照官阶排列。这是个恶作剧式的护身符，因为每次改选过后，他都要按照职位变动把这些照片重新排序。现在排名第一的姓甚名谁，我就不用说了。

尽管很少出门，张贤亮却称不上是个真正的隐士。他还是镇北堡西部影视城的董事长，在这片方圆数公里的砂砾泥土夯成的土堡里，有四五百人为他服务，也指望着他讨生活。这里头有水管工，有司机，有服务员，有大学法律系毕业的年轻文员，还有贴身伺候的“书僮”。现在，受电脑技术的冲击，来影视城拍戏的剧组已经越来越少，不过，张贤亮的各种语录、照片、书籍和讲话却越来越多，几乎随处可见。有一面高高的墙壁上，甚至刻着一个大大的红色的“忠”字。

这是张贤亮呼风唤雨的一座城。他是堡主，所有人都叫他“主席”。政治家主导的时代更迭深刻改变了张贤亮的一生。他对性、政治和权力的态度也发生了耐人寻味的巨大变化。

张贤亮曾对政治产生过巨大的兴趣以及巨大的困惑。当一个人在饥饿、性压抑并且丧失自由的情形下度过了自己的青春期和一部分中年时光，他一定非常清楚，是政治和权力失控造就了他前半生的乖张命运。不过，当他的后半生以戏剧性方式重启的时候，他既没有成为复仇者，也没有成为流亡者，他甚至把自己的受害者心态也尽量调整到接近零的状态。每一次潮流更替，他都没被落下。用时髦的话说，他算是“与时俱进”。用刻薄点的话说，他算是随波逐流。

在老作家快要80岁的时候，我在他的院子里跟他聊了4个小时。院墙以外不到50米，就是周星驰拍《大话西游》的外景地。为了招徕游客，那里支起了喇叭，每天早晚循环播放那一段著名的台词：“如果上天给我再来一次的机会……”

闹哄哄又戏剧化的台词被院墙牢牢挡住。院子里非常精致，非常安静，正好就是一个老人值得享用的样子。不过，当老人打开话匣子，你就会知道，现实远比戏剧夸张。无论在生活里还是舞台上，人都很难掌控自己的命运。

问=经济观察报

答=张贤亮

问：现在回头看，你不觉得去年“5个情人”的微博事件像个荒诞小说吗？

答：对。早上十点钟，我在写字，记者给我打电话，说你上网了没有，看了吗。我一看，铺天盖地，真可笑。我的助理正在旁边，她还生气，我一点也不气，还是写我的东西，一整篇东西写完。人家奇怪我为什么若无其事，我反而给马缨花的经理发了个信息(注：马缨花为影视城下属的休闲中心)，说你不要生气，这是个谣言。她还气得不得了，因为点了她的名。怎么会点名她，肯定是她雇的人。当时我就知道大概是什么人惹的祸。

第二天，有人发了张照片给我辟谣。第三天，有人给我发了个很长的短信，说对不起。没想到就是个小孩，才21岁。她怎么知道我手机呢，因为她的妈妈是我孙子的保姆。这也让我得了个教训，就是什么人都不能得罪，何况是你雇的下属。现在人们光知道雾霾，知道水不能喝，奶粉不可靠，归根结底是人心不可靠，人心穷了。

问：但从头里说，1979年之后到80年代初期，算是人生的小高潮吧。

答：那时候人们有一个想改变的冲动，我们这批作家都是那时候冲出来的。

问：可是你43岁才出牢房，没有钱，没有老婆，没有关系，那会儿怎么走第一步？就想着出来就要写小说吗？

答：没有。年龄有不饶人的地方，特别是体力劳动。我20多岁当然不说了，我第二次出劳改队，1968年，32岁，那时候粮食基本上可以饱腹了。你不知道我劳动力有多强，背8袋洋面，每一袋50斤，而且是上三层楼的跳台。我挖渠挖沟总是第一个完成。那时候我的确膀大腰圆，因为我什么都吃，人在特别饥饿时，吸收营养的能力特别强，吃草都能够胖起来。但是，到了40岁，我明显感觉到我干不过20多岁的人了。40岁的时候是1976年，我还没出来呢，可是毛泽东死了，我就知道中国要改变了。

问：有预感？

答：太有预感了。我劳动力又不那么强，恰恰那个时候华国锋还在高举毛泽东思想。我想，我不是研究《资本论》嘛，我就开始写政治经济学论文，分析八小时工作制、社会主义按劳分配。

问：那时候犯人可以写这些吗？

答：1976年我已经算是管制分子，算是戴了两顶帽子的农业工人。我傻得很透，弄经济学论文，给《红旗》杂志投稿。《红旗》不都是约稿嘛，指定谁写，哪能接受群众来稿。我投了好几篇，自己觉得很有见地，但都被退了回来。

我有一个老朋友叫叶正刚，他后来当了宁夏回族自治区伊斯兰教协会的秘书长，两次劳改他都跟我在一起，那是1977年，他已经在银川市恢复工作了。他跑来说，张贤亮，你怎么这么傻，中国哪有政治经济学？中国只有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他说你不是过去写诗的吗，你写一点诗歌投到报纸上，只要你写得好，他们已经不去调查你成分了。

问：1957年写《大风歌》，给你惹来多少麻烦啊，还敢写？

答：找出路嘛。他说，人家看你还能写几笔，说不定可以到农场中学当教员。我说好，就开始写诗，写张志新，可是我写的诗已经没有诗情了，写诗得有赤子之心。我就随便写了一篇小说，投到宁夏的杂志，头版就登出来了。我说这也叫小说啊，这也叫小说的话，我还能写，我就继续写。这样连续发表了三篇小说以后，引起了宁夏党委的注意。有个二把手，是管意识形态的，他说写得好，然后就调查我，知道我有反革命分子和右派这两个帽子在一起。他后来说，不对，这个人还是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去调查调查。这一下是五个部门——我原来所在的单位甘肃省文化党校、我现在所在的单位就是亚湖农场、银川市公安局、银川市检察院、银川市法院——五个单位组成了调查组。一翻我的案子，发现所谓反革命以及右派，都是因为我写的红歌。1979年，我平反了，在我投稿的那家杂志社落实工作。

1980年，北京电影制片厂给我打电话，要改编我的一篇小说，叫《吉普赛人》。跑到北京，乡巴佬就进城了。我上一次回北京是1968年，我在《习惯死亡》里写到了我回来见妈妈的结局。这一次来北京，是参加电影研究的学习。那时候，李陀和谢铁骊都给我们讲过课，一天看四场内部电影，包括卓别林的，的确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当时我有一种使命感，非要把我经历的这一段记录下来不可。特别是我们民族不可遗忘的那一段历史，我们民族不能再走这一条路了。

问：那时候没想留在北京？

答：我不想留在北京。1984年，王蒙当了作协的头，他跑来银川，让我去主编《人民文学》，我说我不去。他一看我的状态，也知道我不愿意去。

我从北京回来，很快就当(宁夏文联)主席了。很快的，一步升天，1983年当全国政协委员了。后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很多人不服，下面好多嫉妒我的人说，张贤亮这个出土文物、右派，现在还能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我就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你说一个共产党员当政协委员顶多两届，特殊需要是三届，但不能超过三届，我都当了四届政协委员了。我入党了，是共产党员，我到处号召有志于改变中国的人参加中国共产党。入党是务实的选择，你首先得取得话语权，然后才能做事情。

你去问问柳传志，他来问过我这个事。那是1990年代，他看到我的《小说中国》以后就专门在北京请我吃饭。后来他跑去月亮湖玩，又专门跑来我这儿一趟。他跟我说，张老师，你说我入不入党？我说你入啊，你入了党才有发言权啊。他入了党，后来中共十六大马上请他去当特约代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