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張賢亮著 作家出版社

註：本文發表於2013年6月3日的《經濟觀察報》

張賢亮今年77歲，在西北邊陲的一座四合院裡過着隱居生活，窗外能看到若隱若現的賀蘭山脈。

上網去搜一下“張賢亮”三個字，你自會知道他的經歷。如果非要說是段傳奇，起頭就是一首詩，發表於1957年，叫做《大風歌》。如果不怕麻煩的話，還可以再去搜一下，網上也有這首詩的全文。現在看起來，這首詩不太符合當今的審美，起頭就有一連好幾個排比句“我來了”，接的還是感嘆號，有點激動得喘不過氣來的樣子。再一想，放在那個年代倒也恰如其分，公私合營已經完成，大煉鋼鐵就要開始，想必一個19歲的少年也很難按捺住體內狂熱的荷爾蒙。

這首熱烈響應時代的詩歌得以順利發表。以此為界，我們年輕男主人公的命運就此發生逆轉。在接踵而來的運動中，他因此被劃為右派。此前，他是世家的孫少爺，祖父和父親都是哈佛大學的畢業生，他家住在上海高恩路的洋房裡。現在上海已經沒有這個名字的街道了。不過，網絡是個寶庫，再搜索一下你就會發現，高恩路在1949年以前之所以聞名遐邇，不僅因為是奢華的法租界，還因為赫赫有名的榮德生綁架案就發生在這裡。榮家和張家勉強也算鄰居吧。

1957年，張賢亮開始了長達22年的勞改生涯。後面的很多事情，我們通過去年那次勁爆的微博桃色風波，多少有所耳聞。在那次突然爆發又被迅速平息下去的風波里，張賢亮被塑造成了一個處處留情、出手大方的風流作家形象。很諷刺，好像這個風波跟莫言拿諾貝爾文學獎正好是前後腳。老作家久未寫作，再一露面，竟然既不是因為文學成就，也不是因為商業名望，而是因為他跟其他30後截然不同的活法。

故事是假的，風流是真的。波譎雲詭的政治風雲以難以預料的方式影響着每一個人的私生活。張賢亮承認，他的確有和30後同代人截然不同的性觀念和婚姻觀。他不接受一夫一妻制，並且有過很多情人。他坦然承認這個很難被主流社會接受的事實，說：“別人想女人的年齡，我在想政治，在想究竟是什麼讓我到了今天這一步。政治，這才是最重要的事。”

大半個世紀以來，政治家推動的社會變革深刻改變了每一個人的生活，甚至是性生活。耐人尋味的是，很多年以後，包括張賢亮在內的很多人，大伙兒做官的做官，出名的出名，發財的發財，但是即便像張賢亮這樣曾經認為“政治，那才是最重要的事情”的人，也不願意再談論政治。

或者說，他只能以調侃的方式來談論之。在張賢亮的西部影視城裡，有個文革大院，用於展示上世紀60年代的某些相關紀念物。這事原本阻力重重，根本辦不成。不過，他想了個辦法，在大院裡做了一面照片牆，把歷年來影視城視察參觀過的領導照片都一一按照官階排列。這是個惡作劇式的護身符，因為每次改選過後，他都要按照職位變動把這些照片重新排序。現在排名第一的姓甚名誰，我就不用說了。

儘管很少出門，張賢亮卻稱不上是個真正的隱士。他還是鎮北堡西部影視城的董事長，在這片方圓數公里的砂礫泥土夯成的土堡里，有四五百人為他服務，也指望着他討生活。這裡頭有水管工，有司機，有服務員，有大學法律系畢業的年輕文員，還有貼身伺候的“書僮”。現在，受電腦技術的衝擊，來影視城拍戲的劇組已經越來越少，不過，張賢亮的各種語錄、照片、書籍和講話卻越來越多，幾乎隨處可見。有一面高高的牆壁上，甚至刻着一個大大的紅色的“忠”字。

這是張賢亮呼風喚雨的一座城。他是堡主，所有人都叫他“主席”。政治家主導的時代更迭深刻改變了張賢亮的一生。他對性、政治和權力的態度也發生了耐人尋味的巨大變化。

張賢亮曾對政治產生過巨大的興趣以及巨大的困惑。當一個人在飢餓、性壓抑並且喪失自由的情形下度過了自己的青春期和一部分中年時光，他一定非常清楚，是政治和權力失控造就了他前半生的乖張命運。不過，當他的後半生以戲劇性方式重啟的時候，他既沒有成為復仇者，也沒有成為流亡者，他甚至把自己的受害者心態也儘量調整到接近零的狀態。每一次潮流更替，他都沒被落下。用時髦的話說，他算是“與時俱進”。用刻薄點的話說，他算是隨波逐流。

在老作家快要80歲的時候，我在他的院子裡跟他聊了4個小時。院牆以外不到50米，就是周星馳拍《大話西遊》的外景地。為了招徠遊客，那裡支起了喇叭，每天早晚循環播放那一段著名的台詞：“如果上天給我再來一次的機會……”

鬧哄哄又戲劇化的台詞被院牆牢牢擋住。院子裡非常精緻，非常安靜，正好就是一個老人值得享用的樣子。不過，當老人打開話匣子，你就會知道，現實遠比戲劇誇張。無論在生活里還是舞台上，人都很難掌控自己的命運。

問=經濟觀察報

答=張賢亮

問：現在回頭看，你不覺得去年“5個情人”的微博事件像個荒誕小說嗎？

答：對。早上十點鐘，我在寫字，記者給我打電話，說你上網了沒有，看了嗎。我一看，鋪天蓋地，真可笑。我的助理正在旁邊，她還生氣，我一點也不氣，還是寫我的東西，一整篇東西寫完。人家奇怪我為什麼若無其事，我反而給馬纓花的經理髮了個信息(註：馬纓花為影視城下屬的休閒中心)，說你不要生氣，這是個謠言。她還氣得不得了，因為點了她的名。怎麼會點名她，肯定是她雇的人。當時我就知道大概是什麼人惹的禍。

第二天，有人發了張照片給我闢謠。第三天，有人給我發了個很長的短信，說對不起。沒想到就是個小孩，才21歲。她怎麼知道我手機呢，因為她的媽媽是我孫子的保姆。這也讓我得了個教訓，就是什麼人都不能得罪，何況是你雇的下屬。現在人們光知道霧霾，知道水不能喝，奶粉不可靠，歸根結底是人心不可靠，人心窮了。

問：但從頭裡說，1979年之後到80年代初期，算是人生的小高潮吧。

答：那時候人們有一個想改變的衝動，我們這批作家都是那時候衝出來的。

問：可是你43歲才出牢房，沒有錢，沒有老婆，沒有關係，那會兒怎麼走第一步？就想着出來就要寫小說嗎？

答：沒有。年齡有不饒人的地方，特別是體力勞動。我20多歲當然不說了，我第二次出勞改隊，1968年，32歲，那時候糧食基本上可以飽腹了。你不知道我勞動力有多強，背8袋洋面，每一袋50斤，而且是上三層樓的跳台。我挖渠挖溝總是第一個完成。那時候我的確膀大腰圓，因為我什麼都吃，人在特別飢餓時，吸收營養的能力特別強，吃草都能夠胖起來。但是，到了40歲，我明顯感覺到我干不過20多歲的人了。40歲的時候是1976年，我還沒出來呢，可是毛澤東死了，我就知道中國要改變了。

問：有預感？

答：太有預感了。我勞動力又不那麼強，恰恰那個時候華國鋒還在高舉毛澤東思想。我想，我不是研究《資本論》嘛，我就開始寫政治經濟學論文，分析八小時工作制、社會主義按勞分配。

問：那時候犯人可以寫這些嗎？

答：1976年我已經算是管制分子，算是戴了兩頂帽子的農業工人。我傻得很透，弄經濟學論文，給《紅旗》雜誌投稿。《紅旗》不都是約稿嘛，指定誰寫，哪能接受群眾來稿。我投了好幾篇，自己覺得很有見地，但都被退了回來。

我有一個老朋友叫葉正剛，他後來當了寧夏回族自治區伊斯蘭教協會的秘書長，兩次勞改他都跟我在一起，那是1977年，他已經在銀川市恢復工作了。他跑來說，張賢亮，你怎麼這麼傻，中國哪有政治經濟學？中國只有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他說你不是過去寫詩的嗎，你寫一點詩歌投到報紙上，只要你寫得好，他們已經不去調查你成分了。

問：1957年寫《大風歌》，給你惹來多少麻煩啊，還敢寫？

答：找出路嘛。他說，人家看你還能寫幾筆，說不定可以到農場中學當教員。我說好，就開始寫詩，寫張志新，可是我寫的詩已經沒有詩情了，寫詩得有赤子之心。我就隨便寫了一篇小說，投到寧夏的雜誌，頭版就登出來了。我說這也叫小說啊，這也叫小說的話，我還能寫，我就繼續寫。這樣連續發表了三篇小說以後，引起了寧夏黨委的注意。有個二把手，是管意識形態的，他說寫得好，然後就調查我，知道我有反革命分子和右派這兩個帽子在一起。他後來說，不對，這個人還是擁護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去調查調查。這一下是五個部門——我原來所在的單位甘肅省文化黨校、我現在所在的單位就是亞湖農場、銀川市公安局、銀川市檢察院、銀川市法院——五個單位組成了調查組。一翻我的案子，發現所謂反革命以及右派，都是因為我寫的紅歌。1979年，我平反了，在我投稿的那家雜誌社落實工作。

1980年，北京電影製片廠給我打電話，要改編我的一篇小說，叫《吉普賽人》。跑到北京，鄉巴佬就進城了。我上一次回北京是1968年，我在《習慣死亡》裡寫到了我回來見媽媽的結局。這一次來北京，是參加電影研究的學習。那時候，李陀和謝鐵驪都給我們講過課，一天看四場內部電影，包括卓別林的，的確有耳目一新的感覺。當時我有一種使命感，非要把我經歷的這一段記錄下來不可。特別是我們民族不可遺忘的那一段歷史，我們民族不能再走這一條路了。

問：那時候沒想留在北京？

答：我不想留在北京。1984年，王蒙當了作協的頭，他跑來銀川，讓我去主編《人民文學》，我說我不去。他一看我的狀態，也知道我不願意去。

我從北京回來，很快就當(寧夏文聯)主席了。很快的，一步升天，1983年當全國政協委員了。後來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很多人不服，下面好多嫉妒我的人說，張賢亮這個出土文物、右派，現在還能要風得風要雨得雨。我就是要風得風要雨得雨。你說一個共產黨員當政協委員頂多兩屆，特殊需要是三屆，但不能超過三屆，我都當了四屆政協委員了。我入黨了，是共產黨員，我到處號召有志於改變中國的人參加中國共產黨。入黨是務實的選擇，你首先得取得話語權，然後才能做事情。

你去問問柳傳志，他來問過我這個事。那是1990年代，他看到我的《小說中國》以後就專門在北京請我吃飯。後來他跑去月亮湖玩，又專門跑來我這兒一趟。他跟我說，張老師，你說我入不入黨？我說你入啊，你入了黨才有發言權啊。他入了黨，後來中共十六大馬上請他去當特約代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