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着亚投行的国际政治大戏博弈未定，现任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之女金刻羽倒是先在社交媒体上火了一把。这篇标题语式就很成功学的《出身比你好，比你聪明，真的还比你努力》直指读者“活该别人比我成功”的痛处，想不引起关注都难。

在社交媒体上，被贴上“学霸”和“女神”的任何一个标签都有可能成为热议的话题，何况金刻羽不仅是“学霸”和“女神”的结合体，还是名门出身的“公主”：“精通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热爱文学和艺术，钢琴和单簧管技艺都达到了专业级水平；她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了哈佛所有的本科课程；25岁拿到了哈佛经济学的博士学位……（19）83年的她现在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最年轻的宏观经济学教授；而她的父亲，就是前财政部副部长、前中金公司董事长、现亚投行掌门人——金立群”。

金刻羽不仅年纪轻轻就在某个专业领域获得了认可，且她并不是单一型的学术人才。该文将金刻羽所具有品质与成就归结于其父亲，故而很难被替代和复制。该文称“金先生的学术梦最终还是在金刻羽的身上实现了。得益于父亲浓厚的文艺情结和家中良好的英语教育，刻羽还在人大附中念初中时就通读莎士比亚原著”、“早在2012年的时候，刻羽就与父亲一起在《金融时报》发表了《欧洲应向亚洲取经》（Europe should stop arguing and look to Asia）。”

金刻羽的形象，是某类中国新型精英的典型代表：欧美名牌大学（以哈佛大学为代表）的优秀毕业生、绝对流利的英语，以及在经济和商业领域的过人发展。与其类似的，还有溢达集团中国零售部首席执行官潘楚颖，哈佛大学毕业，管理父亲的产业并且创立了自己的品牌。

穷孩子能在精英的路上走多远

金刻羽这样的人生赢家，对于阶层流动较为活跃的中国来说，是否意味着精英阶层已开始自我复制？一个“精英”的诞生，到底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家庭？围绕着这些焦虑，豆瓣名ID“翕如”的一篇文章火了，这名履历看起来也很精英的、就读于哈佛社会学的中国学生，用耳熟能详的批判话语，首先拿自己学校开了刀：“根据对2017届本科新生的调查，超过一半的哈佛本科生来自家庭年收入超过12.5万美元的家庭， 14%的新生来自家庭年收入超过50万美元的家庭。精英学校制度化的‘游戏规则’、日常运作中的‘话语’，是中产阶级以上的。”

翕如的论据主要来自《纽约时报》和《波士顿环球报》最近的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聚焦于一群特殊的“精英学生”——常青藤联盟等精英学校里那些父母没有上过大学，来自少数族裔贫困家庭的“第一代”大学生。他们在大学生活期间，许多个人努力都用于应对“文化冲击”，哪怕“Seminar上如何举手发言、Office Hour是什么意思、怎样同教授等掌握校内资源的“权威人士”交流、 在遇到学业和生活困难时如何/向谁寻求帮助”，这些对于他们来说，都是需要花大量心力克服的事儿。因此翕如认为：这些人不能成功，不是因为他们不努力，而是和出身更好的人相比，他们大量的努力都用于克服出身带来的“文化障碍”了。

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中，尤其是在最好的大学里，来自寒门或者是农村家庭的学生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而进入大学之后，对所谓“综合素质”的要求更会影响到他们在所谓“精英道路”上的发展。媒体上时而出现的对于高考状元最终去向的失望态度，也正是这种现象的表现之一。

“综合素质”的培养在中国现有的公共教育环境下，大部分被家庭背景所影响，包括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教育的理念和对教育的投资。有网友是这样描述这种差异的：“同样是985、211大学，我还有很多普通家庭的同学根本不知道除了好好学习之外，该向什么方向努力，未来会有怎样的可能。我们很乖的把时间都浪费在自习室了，最后最好的算是保送本校研究生。但是身边有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同学，自入校就努力参与学生会、通讯社、竞班干，写论文，参与交换生活动，最终走的比我们都远很多。我们曾经以为上大学就是在同一起跑线了，但其实不是，就像是健身，你自己蛮练和身边有教练指导效果是天差地别的。”

是否可以从体制方面来缩小家庭背景对于精英的影响

媒体人丁阳在其评论文章中所指出的，“家庭背景造成人与人的差别，这个原因合情合理，不能说明这个结果就合情合理——很显然，这会导致阶层固化，让富人形成富裕的循环，穷人形成穷困的循环——因为他们连用知识来打破差别都做不到。这显然会破坏一个社会的活力，并导致种种社会问题。所以，很多国家在教育政策方面的基本理念都是——‘不让一个孩子掉队’、’让孩子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这里说的教育平等，不是说国家教育资源投入的平等——因为家庭教育资源的投入已经有很大差别——而是要实现教育效能的均等”。

目前，中国一流大学中农村学生的比例越来越小。如果连通过高等教育来改变命运的机会都不能获得，那么还何谈在精英道路上的继续发展呢？从公共教育入手，而首先试图改善的应是国内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问题。虽然国家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资不少，但优秀的教师和丰富的教育资源依然在向大城市、经济发展较好的省市地方倾斜，因为教师也向往更好的“个人发展”。

正如丁阳所说“要想让孩子们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国家可以做到也该做到的，是提高教师素质，并对教师资源进行合理分配”，不过说起来容易，真正收获成效还是非常困难的，这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同时在政策上予以倾斜，在资金上予以保障，但归根结底，人的问题最难解决。在培养优秀的学生之前，必须先要培养十分优秀又愿意奉献的教育者，这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

此外，除了需要政府力量的介入之外，高校、公益组织和社会力量也可以在很多方面发挥作用。例如高校对于来自农村家庭的学生可以适当降低录取分数线；有的高校还试图对获得出国交流名额的贫困学生进行资助，使他们也能够同其他学生一样获得出国学习的机会；而公益组织和社会力量也可以将资源投入到农村的基础教育中，例如招募优秀的志愿者赴边远地区进行支教活动等。

精英的培养也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只有这个社会有更多的“第一代”精英从农村家庭和城市普通家庭中涌现出来，才能够有效避免社会分层的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