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好多“社会系统”、“社会工程”，但所有工程理论、系统理论会对社会产生一种管理的思路——管理往往是管一个问题，出了三个问题；管三个问题，出了九个问题；管九个问题，出了八十一个问题。当然问题越多，好像当官的该管的事就越多，当官就更有效了。好多问题是被管出来的
老高按：上个世纪50年代中后期，英国科学家和小说家C·P·斯诺提出了“两种文化”（The Two Cultures）的观点（1956年撰文，1959年在剑桥一个讲座上阐述），他指出“整个西方社会知识分子的生活”被名义上分成两种文化，即科学和人文，对解决世界上各种问题是一个重大的障碍。在他随即出版了一本书《两种文化与科学变革》之后，产生了深远影响。理科与文科两大类学科的不同功能、思维方式及其优劣比较，一直为学界所关注，对西方教育界的影响尤其明显，据我所知，美国名校都特别注意让莘莘学子全面选课，平衡掌握科学和人文两方面的知识和方法。
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与这一趋势背道而驰，50年代初期政府下手，对当时的高等学府动了“院系调整”的大手术，于是文理（以及工、农、医……）分家；直到90年代初才又“分久必合”，每所学院都向大而全进军，升格成了名称越来越堂皇的“××大学”。不过，就受教育者而言，文理分家的基本局面並未根本改观——这是另一个大话题了，此处按下不表。
且说在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频繁，整人一波又一波，社会人文领域许多头面人物今天在台上义正辞严地批判别人，明天就突然成了“全国共讨之”的什么分子，垂头丧气、没完没了地认罪检讨；而且所有这些领域，既是马列毛主义的核心阵地，禁锢思想比罐头更严；又是今天风往这边吹，明天雨朝那头浇，不断发现新的“敌对动向”或“萌芽”，让人无所适从，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遑论出什么成果！相形之下，倒是理工科从业人员更少风险。
当医生的父亲眼看着他的众多官员、文人、明星病人时人时鬼、载沉载浮，对我们兄弟屡屡的、谆谆的教导，就是“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诱导我们对科技的兴趣。我还记得，家中医学书籍满坑满谷，但人文艺术类书籍，只有小小一箱，还秘藏于阁楼，生怕我们接触。父辈对我们未来的美妙设计是，我哥哥学工程，而从小就是“病壳子”“药罐子”的我学医。
奈何“文革”风暴一来，都成泡影——“上山下乡是一代青年的共同道路”！
俱往矣。回到正题。作为教育重新起步、一切还未脱“文革”旧胎时大学文科毕业生，本来自身素质就甚有欠缺，尤其是来到美国这样的异质文化环境，我更多地感受到，与理科背景人士相比，自己的知识结构、思考路径的短板——当然，也看到了一些理科人士的若干缺少自省的偏颇。文科与理科“两种文化”如何取长补短，至今仍然是尚待解決的问题。
读到2014年9月28日赵鼎新教授在广东财经大学三水校区发表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区别”的演讲，觉得十分解渴。让我领悟：科学和人文有各自的规律和不可取代的功能，彼此应该互相启发，但是不能简单比附、硬套。
赵鼎新教授真正称得上是文理皆通。我曾经介绍过他：他是从研究生物学转到研究社会学——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学系，1984年在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获昆虫生态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麦吉尔大学昆虫生态学博士学位。受到当时“六四”事件的震撼，他改学社会学，1995年获麦吉尔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1996年起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他研究“六四”的《国家、社会关系与八九北京学运》（The Power of Tiananmen）一书，让我耳目一新。
下面转载赵鼎新教授这一演讲，大部分通俗、生动，许多看法相当具有启发性。也有个别地方，我没看懂——不知是我的理工、生物学知识跟不上，还是整理者有笔误？我相信读者比我高明，眼光更敏锐。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区别
赵鼎新演讲，黄素娟、周颖琴整理，爱思想网
谢谢大家的光临，我也很高兴在这儿分享一些几十年以来在想的事。麦老师刚才说了，我有两个博士学位，在70年代末一直到1990年的十几年，我一直在做生物学，目前二十多年在做社会学。所以一直都在想，我现在新的学科和以前老的学科有什么区别。还有一个我们叫做社会科学的包括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人类学，它的科学性在什么地方。我们研究方法的依据是什么？年纪越大，我越会考虑这些问题。所以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想法。我今天很高兴看到你们年纪还非常轻，大家都是一二年级的学生。记得1977年我刚进校的时候，已经25岁了，感到年纪非常大，总想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反而现在四十来年过去了，我又觉得年轻了，反正老了也无所谓了。那时候真是觉得很紧张，现在看你们就想到我将近四十来年前读书的时候。今天在座的可能大多数都做社会学科各个学科的，我们学定量、学定性、学统计、学访谈、学查历史材料，但这些研究的依据是什么？它和自然科学到底哪些区别？这些区别从哪儿形成的？这就是我今天讲的议题。
首先讲讲我说的社会科学指什么。我在这讲的社会科学是指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这些英文称为Social sciences的学科，而并不讲文学、艺术这一类Humanity sciences的学科。因为现在社会科学的好多方法都是从自然科学来的，而自然科学又是从哲学当中来的。哲学家对社会现象、对生物现象、对物理现象、对化学现象都进行各式各样的猜测。中国有金木水火土，古希腊也认为世界是四个元素组成的，它实际上是对化学做一种猜想。咱们中国有炼金术，道家的道士其实都是在做化学实验。但是，到了17世纪以后，欧洲产生了科学革命。科学革命首先从物理学突破，因为力学最简单。牛顿三大定律的产生给物理学奠定了基础，它不再是哲学了。例如，牛顿定律推算出哈雷彗星的轨道，就是它哪天走到哪里，欧洲人能看见。那一天，欧洲好多贵族，都拿了望眼镜什么的去看。哈雷彗星果然准时地出现了。那对欧洲人震惊非常大！因为欧洲有悠久的宗教传统，认为天上的东西是上帝控制的。现在人却能通过自己理性来推算！这就是牛顿物理学的胜利，它可以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对科学的认识。
什么叫科学？我简单定义一下，科学就是一种片面的、系统地看问题的方式。科学并不是全面的，科学与对错无关。科学是一种通过控制实验来找到两个因子之间一种确定性的互动关系，并将它们上升为理论。所以科学的核心从经验上来说是Control experiment，即做控制实验。做控制实验就必须将别的因子全部控制住，都不动，就让这个因子动，看这个因子怎么动。牛顿定律胜利之后，在哲学层面上给科学带来很大的影响。
第一，就是控制实验。控制实验是科学的最高境界。我记得学理科时，老师上课第一件事就是告诉我们，科学的基本方法就是“控制-对照-比较”。老师整天跟我们讲这个。慢慢地，时间长了，我们才理解是什么意思。
第二，系统思想。在物理学，F=ma讲的是一个力和加速度之间的关系，也是对经典物理学的一个描述。F=ma既是一个机制，又是一个系统。为什么呢？基本上整个经典物理学，尤其是流体力学、光学，甚至电子学，全部可以用F=ma来算。如果学电学，有六个定律。这六个定律用牛顿定律来算也是可以的。它是牛顿定律的特别表现形式而已。就算起来难一点。就像我们编计算机程序，任何程序都可以用机器语言来编。但是什么东西都从01开始，那太麻烦了。有那么多高级语言，谁还拿机器语言来编？
第三，产生了实证主义，英文叫Positivism。任何东西都可以通过观察、控制实验来解决。实证主义思想就产生在物理学。当然，在产生过程中也有波折。例如光到底是波还是粒，搞来搞去，搞不清楚。最后才确认光是波粒双重性，光既是波，也是粒子。为什么产生Paradigm（范式）这个概念？因为物理学整个发展，就是观念上的发展。比如说，光是粒子，它怎么会有衍射？如果是波的话，它的空间传递要有个介质，就像石头扔到水里就会通过波纹展开。所以他们在空间里就要找一个介质，像水一样的东西，造了一个“以太”（Aether）。他们做了各种实验，就是找不到“以太”这个物质。到最后找到“光的波粒两向性”这个概念，才发觉它既是粒子也是波，是不需要介质的，在真空中也能传。所以这样一来“Aether”这个概念就彻底没用了，于是Paradigm shift（范式转移）。后来发现牛顿力学不能解释几个问题，一个叫“黑洞效应”，还有一个是紫外灾难。因为这些东西，后来才出现了量子力学、相对论等等。所以物理学总是为了解释新的东西进行范式转换。他们认为科学的进步就是这样子的。
当然，不是所有的科学都在这个范畴，只有物理学。当时他们规定，一门科学的最高境界就是控制实验、系统思想、实证主义。别的学科都想学他们的东西。但是我们人类的研究并不限于物理学的东西。像生物现象，就很难找出一个像f=ma来统划全部的规律。当然生物学有进化论，但进化论并不能解释每个人、每个物种的行为，这个我待会儿慢慢解释。
第一，生物学的复杂性在于其层次非常多。就物理学的话，大的物体，一直到小的粒子，它都符合牛顿力学。但是在生物学，从基因层次、细胞层次、器官层次、个体层次、种群层次、群落层次，一直到整个生态系统，每一个层次都有自己的规律。比如在生态系统里面，水会循环的，氮气会循环的，二氧化碳会循环的，随着蒸汽上去，又下雨下来，这是整个循环。但这个循环只不过在生态系统里的规律。再下一层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在基因层面，每个层次都有自己的规律，都有自己的机制。就在细胞层面上，有几百、几千个f=ma这样的规律，而这些规律是互不隶属的。不像在物理学。物理学里面好多公式，都是牛顿定律，是隶属于牛顿定律的一些亚定律而已。但生物学，它互相的关系是互不隶属的、不相干的，每个层次都有自己的规律。
第二，还原主义不行。在物理学里面，基本上什么东西可以还原。什么叫还原主义？比如，我们人类身体的所有行为，都可以还原成基因行为，是基因的表达。这就是还原主义。但这个（在生物学）肯定是不行的，为什么呢？有些东西可以还原成基因。比如，生物学的“21-三体”。我们人一共是22对半染色体，有的23对。但第21对染色体经常会出现三体，这种病就叫Down Syndrome（唐氏综合症）。我前几年得了一个很重的眼病，那个眼病叫Ciliary body periostitis，就是睫状体骨膜炎。它就是我基因的某个缺陷导致的。所以某些生物学现象能够还原成基因现象，但并不是所有的。比如说，马尔萨斯方程，就是这个公式Nt=Noexp[r(tn-to)]。大家可能知道马尔萨斯人口论。他在19世纪提出，任何物种如果在没有外在的影响下，是个intrinsic（内禀的）指数增长。但是这个指数增长方式，只在种群层面起作用，它在基因上不能起作用。又例如，竞争排斥法则。这个机制基本上是在种群关系层面上才起作用。这个法则就是任何两个物种不可能占据同一个生态位。如果两个物种占据的生态位越近，讲的简单点——它们吃的东西越接近，它们住的地方越近，那它们的竞争越强。而在演化过程中它们往往竞争过程中互相排斥，而这排斥的结局是两个物种至少在一个纬度上的生态位会彻底不一样。我原来研究昆虫，就发觉好多昆虫吃的东西都一样，后来再仔细研究就会发现一个白天吃，一个晚上吃。在时间这个位点上，它们区别开了，它们的生存就区别开了。这个法则只是在种群之间的关系上才起作用的。
我再举个还原论的例子。比如在解释性别关系上，为什么男女不平等？有多人就还原为生物现象。他们举出很多道理。有一个比较好玩的道理，说这实际上是人站起来的后遗症。因为女人和男人站起来最大的一个后果是骨盆变窄。走路，越锻炼身体骨盆越窄。你看动物趴着，骨盆很大、松松的，所以生马啦、牛啦、羊啦，“扑通”一下，掉下来，就可以走路了。猩猩、猴子的孩子，“吧嗒”一下，就能走。但人生下来是个软蛋，“嗙噔”一声下来。什么用也没有，就像软体动物一样，要一年后才能走路。在这种情况下，母亲照顾小孩就很重要。这样一来，进入文明社会，女的就没办法和男的竞争。还原论并不是完全没道理，但它不能解释现代的性别平等，为什么？现在女人的骨盆肯定比古代还小，现代女人要锻炼身体，要站起来、要跑步，身体活动越大，骨盆也越小。但为什么现在男女地位平等呢？所以你会发觉，还原论不行。还原到基因、到生物学层面上，它解释自变量和因变量的距离大了。它的自变量已经是外生变量，不是内生变量，它就解释不通了。人类好多现象的动态远远超过生物学的可能动态。性别地位在不同社会、不同环境变化非常大，显然不能用骨盆大小来解释。就必须要从文化层面上，在社会别的层面上来解释性别关系。这就是还原论的局限。
第三，生物学的复杂性在于每个层次背后都有大量的机制。这些机制在逻辑关系上都必须符合进化论。不符合进化论的机制不可能存在的。因为不进化，它就走进死胡同了。只有人的好多社会机制是可以违反进化论的。实际上，如果人的这个物种还能存在一千年，我估计是危险的。比如说，进化论有一个机制就是任何物种都不会浪费食物。为了不浪费食物，甚至爸爸和儿子吃的不一样，甚至幼虫和成虫吃的不一样，甚至种群密度过高的会直接自杀。但这个机制，在人身上不存在。人到处浪费食物、大吃大喝、一塌糊涂。为什么社会机制可以违反进化论法则？这我待会儿会说。生物机制是不会违反进化论的。这样一来，生物学虽然没有牛顿定律这种东西，但它有一“阳伞”。这“阳伞”我们把它叫做“覆盖性法则”。“覆盖性法则”就是进化论。每个机制可以互不隶属，但是必须符合进化论。还有，生物机制只在有限的领域和多重的限制下才起作用。它起作用很明显。所以我把生物科学叫做“课程科学”，非常机械的。比如说，我今天要给你们做报告，我午饭得尽量少吃点，为什么要尽量少吃？如果我饭吃多了就会打瞌睡。午饭吃多了为什么会打瞌睡呢？我们的能量从血糖中来，吃东西越多，血糖浓度越高。血糖浓度高到一定程度的话，眼睛会瞎掉，人会死。这就是糖尿病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从基因层面上逐渐演化出一个负反馈机制。就是吃多了，它放出一种酶来。这个酶就是胰岛素。吃得越多，血糖可能越高，胰岛素就放得越多，于是血糖浓度就降得越低。我身体里有这个机制，所以我一吃多就要打瞌睡。打瞌睡的话，作报告就做不好了。所以我吃得相对比较少，差不多就可以了。这个机制，是在我吃多的时候运作的，平时不用的。就是出了这件事情，它从哪个抽屉、哪个孔，找到文件拿出来用。
生物学虽然那么复杂，它还有很大的自然科学性质。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第一，生物行为是由本能决定的。比如说老虎吃羊，它不会吃之前讲道德，它饿了就会吃。它的结构和功能是统一的。不像研究社会学，最重要一点要破除结构功能统一论。有结构功能统一论，你就会变保守，会对权威、对现成的东西给予合理性。现成的东西，它总是有合理性。但好多现成的东西，是剥削和强权的结果。生物学里面现成的东西，基本都是功能和结构是统一的。功能主义理论在社会科学领域是受到大量的批判。在生物学里面，基本上都是功能主义者。比如说，我们大学像你们一两年级时就会钻牛角尖，问怎么定义动物和植物？有同学说凡是动物都得有嘴巴。因为动物不能光合作用，它得有嘴巴。变形虫没有嘴巴，它吃东西呢都是“卟”把东西卷进来，实际上它细胞本身就是一个嘴巴，对吧？当然，这个定义也不是没问题。草履虫有嘴巴，能吃东西，又能进行光合作用。怎么办？这个结构的背后，肯定有特殊功能。
第二，生物学还是能进行控制实验的。比如说，马尔萨斯方程，你在自然界是观察不到的。自然界具体一个物种的生长，生长到一定程度会碰到像资源不够一类的问题。种类竞争就厉害了，就会打仗。当这个种群发展得太多，就出现第二个问题——就成为人家的食物。物种多到一定程度，占据资源就太多，人家资源就少。那人家就和你竞争了。当然，人这种动物很奇怪。谁和人竞争都会输掉。为什么我们要保护动物？就是因为好多动物在和人的竞争中大败而溃，彻底输掉了。人太厉害了！到最后人都开始有同情心，要去保护保护弱小群体。马尔萨斯方程在自然现象是观察不到的。因为没有物种会指数增长的。到一定程度，别的因子就会把它限制住。但是在实验室，把大肠杆菌放在培养皿里面。假设能数的话，数它是怎么发展的，前半个小时它肯定是指数增长的。等大肠杆菌长满了，种类竞争就厉害了，它的生长就慢慢缓慢了。生物学的每个机制，自然现实没有控制实验，所以都是观察不到的。但在实验的条件下，它是能观察得到。所以控制实验是有可能的。
现在讲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更麻烦、更复杂。首先，它也是多层次的。因为人好多现象是生物基因决定的。比如说，人有讲道理的人，有不讲道理的人。萧伯纳有个至理名言就是“社会总是由不讲道理的人推动的”。像我这样讲道理的人，肯定是永远推动不了社会。今天我很生气，这个人怎么那么不像话。明天我就会想，算了人家也有难处。讲道理的人总是改变自己来适应社会结构。他往往是功能主义者，是保守的。但是不讲道理的人，总是改变社会结构来适应自己。他们往往是革命者。所以个体层面不同的人，对社会的推动力量是完全不一样的。像香港占领中环闹事的基本上是不讲道理的。不讲道理不代表不好，这需要有个性的人来组织一个正常的社会。不同的族群、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层次，现在我们新疆闹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群体之间的冲突导致的。不同国家组织，国际它也是多层次的。
第二，还原主义更加困难。比如说性别问题，我刚才举过的，它不可能还原。但是也不是完全不可能还原，社会学的好多现象也是能还原的。比如说，你要解释古代的人口增长。人口增长的关键就在死亡率和生殖率这两点。现代的人，能主宰人口增长的关键是在出生率，死亡率不再是个大因素。但在古代，疾病多，医疗条件差，主宰的主要是死亡率。古代社会的人口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一般社会学家会用社会结构来解释。比如用性别，性别越平等的地方，出生率应该越低。如果让女人自己有选择，她不会选择超过两个小孩的。有的用财产，像中国这种国家，每个男性小孩都平分财产，那生的小孩肯定多。而像欧洲，老大拿财产，老二不能继承财产，所以生小孩肯定不会多。有各式各样的解释。有用剩余的，用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口越多。有一位学者写了本关于世界人口的书，他发现在1500年之前整个欧亚大陆人口始终差不多，1500年以后整个欧亚大陆的人口同步提高。如果是这样子的，那它肯定不是内生原因（也就是性别关系），肯定是外生原因。他的解释很简单就是病虫害。不同的族群，带的病虫害不一样。像埃博拉，是非洲病，但它会通过打仗和做生意传播。比如说，鼠疫（即黑死病）在欧洲爆发的时候，死了近1/3以上的人口。为什么有的死了，有的没死？死的人身上没有带免疫基因，没死的人往往身上带着免疫基因。所以每次大规模的传染病杀死的，都是没有免疫基因的人。这样子有免疫基因的人的基因频率在整个物种里不就高了？原来是2％的人带有免疫基因，这病杀死了50％的人，那么在存活里面有多少带免疫基因？是4％。所以通过打仗，把病虫害传来传去，杀来杀去。到15世纪，在欧亚大陆主要流行的病虫害，已经成为等位的了。以后也有流行病，但流行病不怎么厉害了。不可能像以前那样，杀死一半人。当哥伦布等人发现新大陆的时候，当时新大陆有好多帝国像玛雅、安帕帝国都是非常厉害的，但后来他们人口的95％以上都死掉了。西班牙人没多少，就600人，怎么能杀死他们？排队让他杀，也来不及杀。就是因为新大陆病少，我们病多。我们把流行病传给他们。新大陆传给我们主要就是性病，像梅毒。但在新大陆打仗，还没打到一半天花就流行了。天花对我们是个老病，好多人生几天就好了。但对他们完全是个新病，当时没有检疫站。老大陆人的病为什么那么多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老大陆人养的动物太多了。动物和人传，每个人基本上和每个养的动物都有密切的关系，就这样会不断导致各种的流行病。而新大陆主要养的只有一种叫Llama（羊驼），就长长的，鹿不像鹿，马不像马。所以他们病就少。
第三，基本上不能做控制实验。也不是完全不能做，现在像美国做控制实验蛮多的。但这种控制实验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控制实验。比如说，美国有人研究种族歧视到底多强，他怎么做呢？他发出五千份信，信的写法什么的都控制住。申请的工作差不多，写法也差不多，把CV（简历）、履历都做得差不多。但是把名字改掉。通过这个名字，可以看出这是黑人、白人、女性或是男性。然后看回访的比例。但这样还是有好多东西没有控制住。比如他公司内部到底要什么人，你不知道。公司内部真的需要某种人，或不需要某种人。做控制实验不是完全不可能，但是可以做控制实验的领域是非常少，能解决的议题非常窄。
第四，社会科学跟生物学一样有多层次，每个层次背后也是由大量的机制在起作用。但它与生物学不同，这些机制不需要符合进化论原则。社会科学领域大量的机制都叫“正负反馈机制”。什么叫“正反馈”呢？就是你火气大，我也火气大；你骂我，我骂得更凶；你揍我一拳，我揍你两拳把你打翻。就是不稳定的。负反馈机制往往就是你骂我几句，你突然就说：“算了、算了，都有道理，我们不吵了。”负反馈机制也就是当A和B，A高了，B跟着高，B更高了，信息反馈导致A变低了，然后到B又低了，这就趋于稳定。正反馈是A高了，B更高，B高了反馈到A，A更高了，B更高，就越来越高。我们有多少人学习国际关系的？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现实主义理论，就是一个最典型的正反馈理论。就是说不管什么意识形态的国家，只要你强大了，你就是我的敌人。一旦相信这个理论，它又有一个“自我预言实现者”机制。也就是说一旦我相信对方是敌人，我就得防备他，制造武器。因为我认为他会打我。这样子原来实际上不是敌人，但是标志为敌人，结果真成敌人了。这个理论的正确性，完全在它的错误性。你越相信它，它就越正确。我们人类的大量机制都是正负反馈的。比如说经济学，供需关系是负反馈的。价格高了，生产过多，价值就低。但是价格一低，生产就会变少。但是人类追求生产，对于环境来说，完全正反馈。因为生产能力越来越大，为了把生产的东西卖掉，我们必须搞消费主义，搞广告什么的。这样要想把资本主义运行下去，就必须要让人浪费，而且拼命浪费。这样一来，对环境就完全是正反馈的。生产越多，环境影响越大。虽然经济学内部是负反馈机制，但它和环境却是正反馈机制。所以价格规律这个机制，是不符合进化论原则的。如果价格规律跟着进化论原则走的话，肯定是没几年就要完蛋了。国际关系理论的那个机制，就是谁强大，谁可能就是我敌人——也是不符合进化论原则的。到最后，大家互相扔原子弹那就都完蛋了。
而且更为关键的是，社会科学的机制和社会现象的关系非常复杂。生物学里面机制和现象的关系是一对一的。比如说，我刚才举的，我吃多了，我胰岛素分泌就多，我就会瞌睡。胰岛素分泌就在那时候起作用。社会学现象都是多对一的。也就是一个社会学现象，马上会找到几个、十几个，甚至是几十个机制，都能解释这一现象。这在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的方法论上叫“过度决定”。就是相当多的机制，它的作用方向是一致的。比如说，要解释毛泽东时代中国工人为什么不好好干活。你可以用“搭便车”的理论来解释。就是说当人都具有工具理性，哪怕是追求共产主义这样崇高的目标，也不会引起他好好干。因为他想着你们干，我享受，那多好。也就是“三个和尚没水喝”的机制。虽然山上的庙里每个和尚都要喝水，但是和尚一多，谁都不肯打水。工厂里好多人“磨洋工”的确是有这个问题。但是也可以用别的机制来解释。有一个机制就是领导没有Incentive（激励）。国营企业的领导有两个Incentive，又红又专。生产多少和他无关，他专门搞革命，整天唱高调——工厂先进，他才能升官。领导的政治利益和生产利益相互冲突，他选择政治利益，选择红而不专，这样工厂肯定搞不好。当时就是一直在搞运动。工厂生产是有它的规律的。我在工厂干过8年。要知道一个车床上面有几百个零件，每个零件稍微有点误差，这个车床就会重得要死，声音还会“擦啦擦啦”响。比如，我们生产牛头刨这种机器，一年生产120台，有115台左右是支援非洲的。这样子就把垃圾给人家非洲去了。生产这种牛头刨的成本是多少呢？是上海的十倍左右，是山东和辽宁一带的五倍，是西德的三十倍。但是基本上是没用的。当时我们中国人整天在说，我们支援非洲多少多少钱。实际上是把垃圾扔给人家。按照价值来说，我们的115台牛头刨是有价值的，但是真是摇不动。所以要解释给定的社会现象，比如说毛泽东时代计划经济下生产为什么上不去，我能找到好多机制。我还能找更多，一个小时就讲怎么找都可以。我就给你们举个例子，就是有给定的现象，你可以用好多机制来解释。这就是社会学的困境。好多书写得道道地地，里面逻辑很好，但逻辑和经验可以完全无关的。为什么有这些现象呢？因为机制可以不符合进化论原则，机制和社会现象不存在一对一关系。这就是人这种动物恶劣的地方。人是既有本能，又讲策略。人是有脑袋的，会运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来认证自己行为正确性。这是人可怕的地方。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好人。人是不可能将心比心的，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有道理。和有不同的人谈他的道理准则。两个人吵架，他设定到50％都是非常少的。基本上四六开，就非常讲道理。不讲道理的就一九开，甚至零十开。这是完全不讲道理的。旁边的人看，会觉得这个人彻底是在胡闹。可是他自己可以说出一大堆道理，认为自己不在胡闹。实际上，人讲道理或不讲道理，就是他能到四六开，就是说能站在六分上来说公正，那这人就是好得不得了的人。这就是社会科学和生物学的唯一区别，就是人的本性。所以做社会科学的难度非常大。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社会科学一般解决就是它碎片化，搞分野，用不同的学科来把它们区分开。怎么分开呢？第一，有的人用社会结构和社会机制来解释社会现象。这些人慢慢就变社会学家了。比如说，一个人为什么读书读得好？社会学家就说因为你爸爸妈妈有钱，把你送到好学校。实际上这是用社会结构来解释你的成功。第二种人会说，读书很成功主要是因为你在某一个阶段碰到一个高人，经过那个高人的指点后，你完全改变人生的意义。这种人就是人类学家。人类学家就是发觉人生的意义。人对事物意义性的理解会改变社会结构，改变历史。马克思理论实际是一种对人生、对历史的意义性的理解，但大多数的人都相信它的时候，那对社会影响就非常大。还有一种呢，比如解释你今天为什么很成功，主要是因为你高中时有一门课失败了。这个失败导致你认为再也不能这样混下去了。从今以后，你就变成好学生了，所以成功了。这样讲故事，你会发觉它用的逻辑，既不是演绎，也不是归纳。它用的逻辑是时间序列叙事。比如说，今天我一脚踩下去，踩到水塘里面。怎么回事？我在想是不是下大雨了？太阳正大，别的地方也没事，那肯定不是下大雨。再看，啊！原来那一头是在浇花。已经发生的事情，通过回溯来找原因，这种逻辑既不是演绎、也不是归纳，叫归溯。这就是人类的第三种逻辑。这是历史学家用的关键逻辑。搞历史学的基本功就是造个时间表，通过时间表来找关键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是人的行动？是结构？还是偶然性？所以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这三个基础学科，代表了三个基本的叙事方法。当然，真的社会学家，这三种叙事方法都用。这三个叙事逻辑怎么解决问题？既然都是讲故事，为什么这个故事比那个故事好？这个判断标准是什么？
我目前就想通过这样来解决，把这三个都用，但关键的是我提出一大堆问题。用希腊哲学来说，就是一个有力的解释必须自变量少，因变量大。也就是用最简单的东西，来解释的东西越多越好。从这个角度，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很漂亮的理论。在逻辑上，它用生产方式来解释整个人类历史。用一根小筋挑动全世界。就像杂技演员，他手上要耍五百个球，在下面还能扔着玩，这当然是很厉害。所以就是必须要想一个好的故事，你的自变量或你要解释的那个概念，要越小越好，但是你解释的东西要越多越好。可以说，社会科学实际上就是画画。如果画一个小品很容易。但如果要画一个壁画，像米开朗基罗画的梵蒂冈整个大厅墙上的那一大幅画，上面上千个人物、不同的场景，还能把它画的逼真，那水平就高了。或者说做社会科学又像是拼图。一般比较差的学者，他做的东西就是拼20块拼板而已。但如果你能把5000块的拼图拼出3500块，或拼出4000块，那就很厉害。在社会科学里，谁都无法做出真理。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已知的事实，来构建比人家更好的故事。构建的原则是我以后会写的第二本书的重要内容。社会科学不能做控制实验，那它怎么能够有个判断标准？差别就在于我的故事背后的理论很简单，比你的更简单，但是我解释的东西比你的更多。相对来说，这个理论就比其他理论就是一个更好的理论。
最后我总结一下，物理学、生物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别。
第一，系统性强度。物理学很强，生物学比较中等，社会学很弱。我们中国好多“社会系统”、“社会工程”，但社会不是工程，也不是个系统。所有工程理论、系统理论是彻底错误的思想。它就会对社会产生一种管理思想——但是管理往往是管一个问题，出了三个问题；管三个问题，出了九个问题；管九个问题，出了八十一个问题。当然问题越多，好像给当官的管的事情就越多，好像当官就更有效了。但好多问题是被管出来的。为什么要管？因为他把社会当系统。
第二，结构和功能的关系。基本上物理学和生物学都是很强的，结构背后肯定是有功能的。但在社会科学里面是可强可弱的。比如说，我们需要国家，国家肯定是有功能，但并不是说国家全是为了强权。国家一旦存在，它的强权可能就大，有时候简直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暴力。我们不是说国家没有功能，而是说国家的功能是可强可弱的。
第三，方法论的基础。物理学的是法则（law），比如牛顿定律。生物学只有一个进化论法则，下面有一大堆附属机制，那些机制都要符合进化论规律。在社会科学里面只有机制，没有覆盖性法则，这些机制各不隶属、互不相关。所以社会科学的解释，具有非常大的艺术性。一大堆机制你怎么用？用错了，错得一塌糊涂；用对了，你的解释就漂亮了。在逻辑上，物理学的演绎和归纳有一个自然的统一。比如牛顿定律，既是归纳的结果，又是演绎的结果。生物学里面，归纳和演绎能够在实验室里面达到统一，在现实是达不到统一的。在社会科学里面，归纳和演绎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搭便车理论是演绎出来的，如果把它用到经验现象上解释就有可能出错。在物理学和生物学里面，分类和概念都有本体学意义。生物学最基本的基本功，就是对物种分类。分类的原则是什么？最根本原则就这两个物种会不会交配；会交配的话，它会不会生产小孩；会生产小孩的话，这个小孩还能继续正常地生小孩吗。比如，马和驴不是一个物种，他们可以交配，还可以生小孩，生出的小孩叫骡。但骡不会生小孩，所以它不是一个物种。这是生物学的分类。它的概念是有本体意义的。但在社会学，概念只有在问题意识下才有意义。我记得有个同事，他写了一本书不错，把identity（身份）分成五类。他认为自己是伟大的创新，但没有人接受他。他很伤心、很窝囊，问我为什么。我就跟他说，我可以用五十种、一百种方法来分类identity。那完全是根据我自己的意思。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分类。
这些科学怎么发展的呢？在物理学和生物学里面基本上都是范式转移。也就说一旦新的理论出来了，老的东西再不会回来了。“以太”理论不可能回来了。但在社会科学，基本上是多元范式下的范式交替。我记得马克思主义在90年代倒台的时候，好多人说马克思主义左派理论是不会回来了。我说：“你等着吧，过两天就回来了”。文化理论倒台了，还会回来。为什么呢？某一个理论变强大了，往往是前面的理论变成社会实践时变错了，然后新的理论出来了。后的理论往往看见了前面的理论错误，但后理论强大了，一旦变社会实践，也犯别的类似错误。自由主义犯自由主义的错误，左派犯左派的错误，法西斯犯法西斯的错误。只要理论变强大，变成社会实践，就会犯和自己理论有关的错误。后一代人就会说Oh my god，这理论So wrong。这时候，新的一代就会排斥这个理论。社会科学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懂历史，就是排斥。在这问题上它又得重新开始把老的理论再重新炒一遍。社会科学是交替转换的。
最后一点，它的非科学性因素，就是意识形态、智慧和品味变得很重要。比如，像我读书读了四十多年，到现在是个成熟学者。你的书我就看几句话，我大概都能猜到你这个书大概会怎么写、逻辑怎么发展、你这个人的人品、个性。为什么呢？——品味。这是我长期读书读出来的，用鼻子能闻出这个书的感觉。
就是这些，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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