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嚴復的時代，中國讀書人就開始試圖說出常識，比如強調把權力關進籠子里，進而試圖通過教育和批評的方式，勸說權力擁有者把自己關進籠子里。 

 一百多年過去了，如今的讀書人還在這麼說。即使一點用處也看不見，讀書人也不改其志。 問題出在哪裡呢？問題可能出在讀書人言說的深度上。真正有穿透力的知識人，不應該僅僅思考方法論，應該去思考價值觀為何成為可能，思考觀念的秩序形成的內在動力和思想源流，而不是盯住方法學方法，盯住制度學制度。 

 柏拉圖說過，這個世界乃是從一個偉大的理念開始。康德說的更明白，觀念在前，事物在後，康德甚至認為自己的這種表述，是人類認識論意義上的一場“哥白尼式革命”。 麻煩在於，有幾個中國的知識人真正理解了柏拉圖和康德的意義所在呢？ 

 一百多年以來，如果說官僚和企業家階層總是在器物、工具和技術的層面奉行一種實用主義的原則，那麼知識人則是在制度和觀念的層面奉行一種實用主義的原則。 幾乎沒有一個深刻的知識人去思考，那些深刻的觀念，那些自由的制度，到底是怎麼形成的。歐洲人或者美國人，他們到底經歷了一種怎樣的觀念湧現歷史和制度糾錯的歷史，而這種湧現與糾錯的能力，到底源自何處。為什麼他們擁有這樣的能力，而號稱五千年文明歷史的中國人卻沒有。 

 让他们继续磨下去，不要打搅他们。他们转得可开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