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平的》這本書曾經很流行，很多中國讀者都在閱讀這本書。 在這個時代的美國，托馬斯弗里德曼是一個典範意義上的左傾自由主義鼓吹者，他的優美幻覺使得他想象了一副通過新經濟的方式抵達人類共同體的烏托邦圖景。這種看上去很美的時尚敘事，讓許多人著迷。 一方面是新經濟的技術要素，另一方面是人類揮之不去的理想國目標。在我們這個時代，無論是在歐美，還是在中國，很少有人不會被弗里德曼牽著鼻子走。 但如果我們有能力深度介入歐美社會的觀念語境，卻發現這位暢銷書作家的愚蠢。 比如這幾天以色列的內塔尼亞胡再一次獲得連任，讓弗里德曼大為光火，於是他迅速寫下雄文，並且使用了一個看上去有點幽默的標題：Bibi Trump and Donald Netanyahu。 弗里德曼的意思是在說：「從未如此擔心過，特朗普與內塔尼亞胡基本上就是同一個人，各自對自己國家構成同樣的威脅。兩個人都是完全沒有羞恥心，受到完全沒有骨氣的政黨支持和沒有操守的大媒體保護。如果這兩個人光天化日之下在第五大道殺一個無辜的人，他們的支持者會說受害者活該。內塔尼亞胡將再乾四年，特朗普完全可能再乾六年，美國和以色列將不再是其他國家效仿的榜樣。」 我相信很多中國人看到弗里德曼的這種批評性的腔調，都會覺得很過癮。這是很可悲的觀念接受現象，人們好不容易看到了外面的一點信息，卻被西方社會愚蠢的左傾烏托邦思潮帶到溝裡。與此同時我們這些人對西方社會的傳統價值觀和傳統民情秩序完全不瞭解，即使有些許瞭解，也本能地抵制。 我把這種認知現象解釋為我們的「主觀偏好接受現象」。仔細考察最近一百多年的思想史，很容易發現，這種對西方左傾思潮的偏好接受現象，事實上是一個常態，或者說是一個到現在為止我們都沒有深度考察的認識論困境。 比如1867年前後，歐洲社會的古典自由主義和古典經濟學已經非常成熟，斯密的《國富論》已經成為常識，這構成了歐洲社會的傳統價值譜系和思想成就，但中國人去到歐洲，卻非常簡單地接受了馬克思的《資本論》，並表現出如獲至寶的接受心態，以至於今天的中國社會還困在這本書的巨大陰影里。我讀經濟學思想史的時候，就經常冒出一種不可思議的荒誕感受。我的意思是說，在經濟學思想史的流變中，國富論像源頭一樣陳列在這裡，為什麼我們中國人卻一頭扎進了資本論的懷抱。 比如民國時代的知識人去到歐洲，本應該學習英美保守主義傳統，學習英國的憲政體系和自由經濟體系，但民國政府中以翁文灝為藍本的知識官僚，卻集體推崇德國希特勒納粹主義，把希特勒的國家資本主義和一個領袖的獨裁體制照搬到中國。在這個意義上考察民國的衰敗就變得非常簡單，希特勒已經垮了，希特勒的中國學生豈有不垮之理。 胡適的格局是這方面的一個大好案例。像他這種天資聰穎之人，去了美國，本應該努力介入到美國社會的民情秩序，從傳統觀念的構建開始，然而胡適卻完全接受了杜威的實用主義。所以人們看到，胡適的確用他的一生在中國高呼獨立與自由，但卻一生抵制美國人的傳統基督信仰，以至於他竟然是民國時代非基運動的主力。一個深度瞭解美國民情秩序的人，不可能像胡適這麼膚淺。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認為，雖然胡適在美國求學多年，雖然他曾經貴為民國駐美大使，想來他並沒有真正理解美國。 對作為一門新興學科的經濟學的接受，我們也存在揮之不去的偏好接受現象。斯密之所以能夠首先創建經濟學的體系，最大的推動力來自於他對人性的深度辨析，他生活在整個歐洲的人性論思想史高峰時代，事實上他的《道德情操論》就是眾多人性論著述之一。這意味著一個重大的事實，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一開始是為了分析人的經濟屬性，而不是實用主義層面的財富增長。這是一個傳統，米塞斯的《人的行為》也不是一本討論如何獲得財富的著作，而是試圖把斯密的關於人的經濟行為的辨析推到一個新的高度。然而我們遺憾地發現，今天生活在中國的幾乎所有的經濟學家，都是試圖用經濟學的思維方式思考財富如何增長，人們早已忘記了經濟學的最初使命。 相關的案例可謂不勝枚舉。我們的老祖宗多年以來就自信地說，在學習的命題上，我們中國人有能力「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然而歷史和當下卻總是一再給我們耳光，我們在學習的命題上恰好處在相反的狀態，我們總是學不到別人好的地方，然而我們對別人的不好的地方卻心有靈犀一點就通。 這就是我們的悲劇所在：我們自己的古老的愚蠢綿延至今，如今又平添了歐美世界的現代性愚蠢。都說中西結合可以博採眾長，但是在我們這裡，這種結合併不是智慧的結合，而是愚蠢的疊加。在這樣的意義上，我們說中國人在過去的一百多年，不斷被西方白左的思想體系帶進地獄，是一點都不過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