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进行交往的最基本的工具应该说是语言，离开了语言，人类不但无法维持今天世界上的一切社会结构，连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彼此交往也无法进行。凭借着语言人类构造了几千年的辉煌文明，而西方的结构主义者们凭着对语言的重新认识便引发了一场人类文化的深刻变革。

但即便是在被认为是文明高度发达的后现代的今天，包括哲学界的人士在内，我们甚至可以说人们对语言的认识通常是非常原始的。随着学科分类越来越细及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人们越来越依赖于各学科的专家们来解决具体专业的问题。相应地，大家也倾向于把语言的问题留给语言学家，哲学家，或心理学家来认识。但是由于语言是人类文明的最基本的元素，因此，对语言的错误或模糊的认识不但影响到语言专家或语言疾病患者，而且影响到包括社会各阶层人士在内的普通人。

今天如果我们问大家语言是做什么用的，多数人都回答说语言是“人们交流的工具”。如果你再问除此之外语言又是干什么用，回答恐怕还是“人们交流的工具”，因为这个答案似乎概括了大家通常所能想到的语言的各种功能。2002年底至2003年我失业在家，所以我主要负责接送我的儿子去Day Care（托儿所），当时一岁多的儿子正值学说话的年龄，带他的老师根据某儿童心理学的教材建议我在家里只和儿子讲英文不讲中文。她的建议可能从儿童语言心理学上来说是有道理的，不过我当时想的却是另一回事。我回答她说，我认为会多种语言比只会一种语言的能使人更聪明，因为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思维的工具。我说一个人可能可以有各种感觉或灵感，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不借助语言来进行复杂的较长时间的思维；而每一种语言都有它自身的缺陷，所以掌握多种语言可以弥补由于一种语言体系的缺陷而造成的思维的缺陷。那位老师听后频频点头，显然是被我说服了（不过我后来想想她说的也有道理）。我当时的回答既不是意气用事更绝非一时的灵机一动，而是我在那之前思考了相当一段时间的结果。最早引起我这方面注意的是中国人在算术上的优势，我发现由于中文在乘法口诀上的音节较短，中国人算算术通常比讲英语的人要快些，由此引起我对语言本身对思维的影响的注意；随后又发现不同语言中的词汇和概念的不同对讲英语的人与讲中文的人的思维方式会产生一些直接的影响。有了这些思考的基础，当那位Day Care的老师和我谈论幼儿语言学习的时候，我就脱口把我思考的结果和她讲了。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怎么接触过后现代的理论，和大多数人一样，认为后现代的文化就是让人看了莫名其妙的艺术品，所以我自然不会把我对语言的认识与后现代文化联系起来。几年后才知道，现在的后现代的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语言不但是传统文化中认为的人们交流的工具，也是思维的工具。在这一点上我与后现代是不谋而合了。

在认识了语言的基本功能之后，如果我们再细想一下人们是如何运用语言来进行交流的，就会发现传统的关于语言交流过程的认识中也存在着很多误解。当两个人交谈，其中一个人向另一个人介绍外面发生的一件事的时候，传统的看法是语言被进行介绍的那个人用来对事件进行（准确的）描述，而且，双方都用语言来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准确的）表达，每个人听了对方的话之后便知道对方所讲的事情和表达的意思。在这种传统的认识背后人们其实假定了语言的两个基本功能：1）描述客观；2）表达思想。

上世纪初开始，语言学的结构主义对上述假设提出了质疑，认为语言并不是象人们以前认为的那样是对客观的描述，语言通过其自身的结构在创造着意义，而语言的结构是长时期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我们知道一个语言是由其中的基本字符组成的，但是这些基本字符通常无法单独或通过任意的组合给出有意义的意思。对于拼音语言的系统来说，这些基本字符是它们的字母，而对于中文来说，这里的基本字符应该是指中文字的偏旁，这是因为中文单字可以表示很多意思，但是单字之所以能表达意思是因为各偏旁组分赋予了每个字丰富的含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中文的语言结构更为复杂，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拿中文的一些名词来认识语言结构主义。比如，当我们听到“鸭梨”这个词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对应的那种水果，如果我们听到“梨鸭”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们恐怕就不知道在说什么了，所以说语言通过其自身的结构产生了意思，而这个意思是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并不是说那种水果与“鸭梨”这两个字的这种特殊的排序之间有着什么必然的联系，甚至中国有的地方的人可能根本不把它叫做鸭梨而叫做另外的名字。

除了简单的字词之外，由复杂的词句组成的文章更是如此，其实，自古以来的文章都不是对现实的简单描述，人们通过对文字的合乎语法的组合创造了文明的丰富成果，当然在这过程中也不断产生出新的词汇从而不断地丰富着语言的库藏。

可以说语言的结构主义指出了传统上人们忽略了的语言结构本身在语言交流中产生的非描述性和表达性的作用，由于这种作用的存在，语言本身能够在没有客观基础的情况下使人们产生新的思想和看法，并通过这些思想和看法来改变世界。当然，我这里不是也没打算说结构主义是完美的，我承认语言结构是可以产生意义，并认为结构主义指出这一点是有功的，但我也认为结构主义在语言产生意义这一点上有点极端。我认为语言确实是在产生意义，但是语言作为整体同时也与客观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如果强调语言产生意义的同时不指出这种对应将会对人们产生误导。

西方的后结构主义也认为结构主义是不完美的，只不过他们在结构产生意义这一点上走得更远。结构主义虽然认为结构产生意义，但是他们仍然认为语言结构的意义还是有着客观的基础，比如一个科学的理论反映了某种客观的实在。而后结构主义则认为谈论语言结构的客观基础是毫无意义的，一来因为语言本身是在不断变化的，因而语言与客观之间的对应也是不稳定的；二来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为了要定义一个语言概念往往要用到很多其它的概念，而那些基本概念本身又要涉及到更多的其它概念，接受一个概念并不是简单地认识那个概念所对应的现实，而是同时接受了建立起那个概念的很多假设，一旦对那些假设进行解构，人们对原来的概念的认识可能就会发生变化，因此后结构主义认为一切认识都是对不同层面上的表象的认识，根本不存在对所谓真实的存在的认识。

另外，早期结构主义所处的时代的科学发展使得他们认为至少从科学的意义上说，一个科学理论还是对应着一个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的。但是，后现代的科学发展告诉人们科学并不能为人类提供对什么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的认识。我们现在知道任何现有的科学理论都将在未来的某一天被新的理论替换，所有被认为是精确的结果都是更精确的结果的近似。昨天小学生在课堂学习太阳系有九颗行星，今天老师就不得不告诉大家其实只有八颗。最前缘的被一些科学家称为是妈妈理论的理论物理的发展甚至告诉我们过去几千年里在人类思想中根深蒂固的空间的最小基本是点的概念也是一种不存在的想象而已，因为时空的最小单元是不可分割的有长度的弦，没有人能够实际测量出一个点来，因此点的概念只是不具备客观基础的数学抽象而已。科学上的这些后现代的发展为后结构主义提供了基本理论上的依据，使他们更相信语言是自在的没有任何客观基础的独立实体。对他们来说，语言只是人们在长期实践中建立起来的一种可以用来创造意思的独立体系，现实世界中不存在所谓语言所依据的根本实在，所以在对语言的理解这一点上，后结构主义强调读者都是根据自身的知识与经历来理解作品而不是站在作者的立场上来理解作品，而作品的意义蕴含在作品的结构之中（这一点我在了解后结构主义之前又与他们不谋而合），因此强调作者对作品的绝对解释权是错误的。既然作者都不是作品的绝对权威（世界上的一切政文法规俗成等都可以被认为是作品），那么对任何东西去寻找普世的标准就失去了意义，所以后现代主义强调政治和文化上的多元论。

虽然我认为结构主义在结构产生意义这一点上有点极端，而后结构主义在这一点上比结构主义更为极端，但是我与后结构主义之间存在着很多共同的语言或者说我本人的思维在了解后结构主义之前就与他们在很多方面是一样的。我认为后结构主义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的，他们对于语言特征的宣传努力在帮助更多的人认识关于语言概念的又一些结构主义没能指出的非常重要的特征。

在我了解后结构主义之前，我在我的《公平人生》一书中曾写过这样一段话：“公平是每个人都在还没会说话前就已经意识到的，但很多人到老也没仔细琢磨过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非常容易理解却很难解释得清楚。在生活中我们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个问题看来极其简单，谁都能想得通，似乎不用费思就能把它说得一清二楚的，但当我们真的试图去解释它的时候，却发现我们对它的理解是建立在我们日常所熟悉的其它一些概念基础之上的，为了把原始的问题说清楚，我们就需要把所涉及到的其它概念说清楚，而为了把那些其它的概念说清楚，我们又会发现还要再引入更多的概念。这就好像我们在一只丝袜上看到一个小线头，我们以为轻轻地一揪就能把它揪断了，可当我们抓住那个线头往外扯的时候才发现那个线头是越扯越长， 就好像要直到把整只袜子拉完了才算为止似的。如果在一件事发生之后，为了给当事者们一个公平，我们决定先把什么是公平给搞清楚了再说，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就好像是从一个大网上往外拉一根越扯越长的线头，不知什么时候才算个了结，所以最好的办法是趁还没有扯得太远的时候，把那个线头给剪断掉，回到原来的事件上来就事论事，达成一定范围内一致的公议。但我们也经常会发现，哪怕是就事论事地讨论公平有时也是众口难平；尤其是当涉及到诸如国际纠纷之类的大范围的复杂利害关系时，什么是公平什么是不公平的界限更是常会变得模糊不清。”

其实，当我们来认识两个人用语言来交谈的过程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包含了四个基本组成部分的系统：交谈中所涉及的客观存在，讲话的人，听话的人，以及语言。

首先，语言与客观存在之间有着对应的关系，可是不但这种对应关系不是一对一的关系因为语言的结构本身构造着意思，而且已有的对应可以发生变化。但是从整体来看，一个语系与客观存在之间是有着有意义的对应关系的，而且这种对应关系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是有一定的稳定性的。认为并强调语言与客观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是我与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的看法不同之处。

第二，讲话的人所用的语言与他心里的想法之间有个对应关系。根据传统的语言仅是交流的工具的看法，语言就好像是人们的思想之间的媒介，思想在语言这个媒介中的传播就象光在透明介质中传播一样：虽然由于说话的人的表达能力的局限，说出来的话会对说话的人的意思打个折扣，但那不是语言的问题，这就好比虽然光在运行中会与介质发生作用而损失能量，但是光是穿行于介质中的独立实体。而根据我们现在的认识，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思维的工具，不存在着完全独立于语言的思考。说出来的话是只是没有说出来的思维的延续，更确切地说，说出来的与没说出来的话都是整体思维的一部分，只是形式不同而已（一个人完全可以在思维时大声地自言自语---只要不打扰他人且不怕泄漏隐私就行），因此思想就不是象光在透明介质中那样地在语言里自由穿行了，而是更象声音在介质中的传播一样，是依附于介质的一种运动形式。而每个具体的语言都有它具体的存在形式的，这个形式就是各个具体的语言系统，其中包括它的基本元素和它的结构，而语言的意思由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语言结构来决定。

如果象以前那样假设思想是在语言中自由穿行的光，那么我们就可以去寻找最理想的透明介质，也就是最准确地表达思想的语言，即便是找不到，也可以把这种理想的语言假设为终极的语言，这就好像在自然科学与工程中我们经常用一些理想的状态作为实际状态的比较或衡量标准一样。如果存在着这种理想的语言，那么生活中的语言就是对这种语言的近似，而文字更是对生活语言，也就是日常语言的一种记录，是从属于日常语言的。

但是根据我们现在对语言的认识，既然思想与语言是耦合在一起的，那么追求或假设那种理想的超脱具体形式的语言就失去了任何意义，而一切有意义的语言就是各种我们日常所用的具有实际结构也同时具有了各种缺陷的语言。另外，如前所述，通过按照语言的语法结构来进行的组合可以产生不具备客观存在基础的意思来，所以语言就不仅是思想这种波动传播的媒介，也是思想这种波动产生的源泉，那么语言就再也不是从属于思想或什么假设的理想语言的体系了。不同的语言体系之间或许可以根据运作效率来进行比较，但是每个语言体系都是独立的不需要依附于理想语言的实体。根据这种认识，文字系统也就不再是依附于日常语言的记载工具而是与日常语言对等的独立实体了。

第三，听话的人从话中理解到的意思与语言本身所能传递的意思之间也有个不完全的对应。听众或读者对听到的或读到的话的理解并不是根据表达者的思维来进行的，而是根据他本人的知识及经历来理解的。而且，同一句话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候的理解也会不同。

对于语言的不同认识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可能比很多人意识到的要大得多。可以说，世界上现行的各种地方的国家的或国际的律法政文及民间约定俗成的规矩等基本上都是建立在对语言的传统认识上的，一旦对语言的后现代的认识象那些如今已经成为时髦的后现代绘画一样被世人所接受，这个世界的政治及文化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当然，语言的后现代认识比起绘画的后现代风格更难以理解从而它被普遍接受的日子的到来将经历更长的时间。但是，作为人类的整体，已经具备或存在了这方面的认识，而且我们也看到这些认识确实是反映了语言的一些真实特性的，那么已经具备或接受了这种新认识的人们在生活中就具有了力争的依据，剩下的任务就是宣传与推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