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从中国大陆过来的60后的人对当年邓翁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句名言都不会陌生，可能也都还能记得这句话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交替的时候给中国大陆的人民所带来的振奋及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的发展所产生的震撼力。在今天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听起来，这恐怕是极稀松平常的一句话，但经历过文革的思想上的禁锢和经济上瘫痪的人们恐怕都知道就算我们说如果当初没有邓翁的这句话就没有中国被很多人公认为世界第二的今天也不算过分。

但是，邓翁的这句话在带动了随后而来的中国经济的前所未有的发展的同时，也启动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的一个新的游戏规则：资本运作的规则。在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的头几年里，这个规则很显然还处在极弱势的附属规则的地位；但是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见证了这一规则在中国的政治经济这场游戏中的影响力的不断上升；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几十年里，随着这一规则的影响力的继续增大将有可能会导致目前中国的单一主导规则下的游戏演变为双主导规则的游戏，进而最终带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游戏的一些重大变化。

起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中国的这场经济的腾飞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虽然它在主观上是一步步地按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来发展，但在客观上却超乎了资本主义的最权威的经济学家的想象力。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们就不断地听到西方的分析家们说中国的经济要垮了，可中国的经济却以想要它慢都慢不下来的势头一路猛冲。这一方面说明了即便是西方最权威的经济学专家对人类社会的经济体系的了解仍然很肤浅，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背后有着与西方的经济体极为不同的因素。这个特殊的因素就是中国政治经济的游戏规则的特异性。

当邓翁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候，相信他对中央政府对于包括经济和行政特区在内的全国范围的游戏有着绝对的掌控能力这一点是有十足的把握的。如果把先富起来的人作为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的话，那么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起的过去几十年则是这个阶层与中国执政阶层磨合与融合的阶段。在这个阶段的初期，执政方常会通过枪打一些在“先富起来”的过程中有越轨行为的出头鸟而显示出对这场游戏的无可置疑的主导权；而作为磨合的另一方的资本的力量则一直处于弱势的和附庸的地位。但是，随着先富起来的这个阶层与执政阶层的磨合日趋成熟，尤其是当两者之间的相互融合日渐密切的时候，双方在中国政治经济这场游戏中的相对地位无形中逐渐地发生着变化。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当中国的经济改革刚刚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就有以知识分子为主的一些所谓精英人士呼吁中国要进行政治改革，为此还引发了轰动世界的天安门事件。过去几十年里来自海内外的关于政治改革的呼声也从未间断过，而且有呼声愈来愈响声源愈来愈接近北京的趋势。同那些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持悲观态度的西方经济分析人士的判断类似，那些政治改革的倡导者们也常声称说如果中国不马上进行政治改革，中国的经济很快会垮。但是，如同那些悲观的经济分人士的预言一样，这些政治改革的倡导者的悲观预言也从未实现，中国的经济仍然以出人意料的强势发展着。这表明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学体系并没有出现如那些政治改革者们一厢情愿地认为的危机。

与那些悲观主义者们不同，有另外一些人相信目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游戏已趋稳定，在具中国特色的中央集体领导之下不会发生什么变化，至少是不会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发生大的变化。尽管持这种观点的人有足够的历史的经验为理由相信他们的预见的正确性，他们对维持现状的乐观反映出他们对于目前这场游戏的内在规则的演变缺少足够的认识。

其实有一点可以肯定，资本运作的游戏规则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游戏中地位的上升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了，而目前中国特色的中央政府的集体领导恰恰是对于这种不可逆转的上升的重要保障。资本运作的游戏规则在中国的游戏中的影响力的上升速度将由资本阶层（即前面提到的先富起来的那个阶层）与执政阶层之间的继续磨合与融合的速度直接相关。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我们目前可以看到有以下几个因素会直接影响这种磨合与融合的速度及其后果：

首先，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经游戏一样，有限的任期制将使得资本的力量对很多社会精英的诱惑逐渐上升乃至在一定范围的人士中超过政治特权的诱惑。这是因为政治人物可以象戏中的演员一样地不断更换，而资本大老板的地位则是无可动摇的。而这种诱惑力的变化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长期效果将是政治人物逐渐向资本的倾斜甚至在某些个别情况下的依附；

第二，官二代，官三代的从商，和富二代，富三代的从政将使得资本与政治的利益趋于一致；同时，经过了几十年的磨合，资本方与执政方的默契也将日趋成熟。执政者再要象改革早期那样通过非常的手段对资本方的个别人士进行枪打出头鸟来宣示自己对游戏的绝对的主导权就将不会是一件易事；

第三，在前两条的作用下，中国将很快出现一批与中央政府有直接关系乃至地方大员无法掌控或难以掌控的大企业，这一类企业将会象南韩的三星，日本的松下，美国的GE一样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态势发挥日益增大的影响，尤其当其中的某些企业最终发展成具有三星松下和GE在国际上的规模的时候。当然，目前中国的大企业还主要掌握在政府的手里。但是，一方面如同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的首脑一样，中国现有的大企业的首脑也将因为其专业性而无法随意被其他政治人物取代因而在中国的政治游戏中占有特殊的资本方的地位；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多元化的不断发展，个别具有特殊背景的私有企业将会发展壮大，最终带领大规模的私有企业的普遍成长。

当出现上述这三种情况的时候，中国政治经济游戏就很难再维持为单一规则主导的游戏，而已经是资本运作的规则与执政的规则并行的游戏。这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将会进入微妙而关键的时期。由于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现有政体与资本运作的规则在本质上是相互抵触的，因此当资本运作的规则与执政的规则出现势均力敌的态势的时候，两者之间出现一些矛盾是可以意料得到的。但是，中国的执政的规则是建立在全国范围内自上而下的一个庞大的机构体系之上的，这一点绝不是资本运作的规则可以轻易挑战得了的。因此，当中国的政治经济游戏进入到上述的双游戏规则的时候，中国便将面临着难以回避的游戏规则的变革要求的挑战。这个阶段将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阶段，这是因为与很多政治改革倡导者所声称的相反，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一个现成的公式告诉大家什么样的游戏规则是最佳的规则。每个国家都可能会因其历史文化的特异性而适合不同的游戏规则。所以，当中国进入到上述的双主导规则的游戏阶段之后，在还没有出现新的相对稳定的游戏规则之前，恐怕谁都难以预料什么样的新规则将对中国的未来有利以及什么样的规则会带来什么样后果。。。。。。

而在这一切发生之前，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关心中国发展的世界智库来说，花些时间来分析一下在那个微妙的阶段中国将会出现些什么样的变化可能会比盲目地一年接一年地按照西方人自己都没有搞清楚的经济学来宣告中国经济的垮台要有意义得多，可能也比一厢情愿地宣称如果今天中国不进行政治改革就要天下大乱有意义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