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來不論是所謂的民主國度還是所謂的集權甚至獨裁國度的老百姓都憎惡為富不仁或為官不仁的人。但是，多少世紀來一個似乎令很多人不解的現象是，人人反貪官反無良富人而且常常是反得眾志成城慷慨激昂的樣子，卻不但從未有人能夠除卻為富為官不仁的現象，而且為富為官不仁從來都不乏繼承者，甚至總是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要不仁。其實，在這不解的背後大多數的人們常常忽略了的一個事實是，在人們憎惡為富為官不仁的同時，幾乎每個人又都是一個潛在的不仁之富或不仁之官的候選人。一旦有機會，過去憎惡為富為官不仁的平頭百姓就成為了新的不仁之富或不仁之官。更一般地，曾有多少人在影視屏幕前或對劇中反角的邪惡咬牙切齒，或為劇中不公平的結果義憤填膺，甚或為劇中的正角或弱勢的不幸或悲慘的遭遇而落淚。但是在現實生活中當他們自己處於影視劇中的角色的位置的時候，絕大多數人會毫不猶豫地採取劇中自己所不屑的惡人的態度和做法而不會給自己所面對的弱勢或正義以自己曾經給虛擬的劇中人物的那種同情甚或眼淚。

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有很多。人們最容易想到的是利害關係的原因，認為這是因為看影視劇的時候與親身經歷的時候所處的實際利害關係的地位不同，或是因為當自己有條件步入為富為官的行列的時候的地位與社會弱勢群體的地位完全不同，因而會有不同的態度。這確實是一個原因，而且承認這個原因的本身也宣告了一個相對主義的原理：人類的是非真假的判斷是與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

但是，雖然在利害關係中的地位角色的不同是導致人們的對待是非善惡的不同心態的重要原因，它並不是唯一的原因，甚至可能不是主要的原因。比如，人們在看影視劇的時候往往會對劇中的情節按照自己的邏輯進行各種比較有正氣的評論，但是一旦在現實中自己遇到類似的情況時自己的思考與理論的邏輯就完全不一樣了。類似地，很多人從平頭百姓轉成富豪或官僚之後，也同樣會用當初自己曾因不堪忍受而對之憤憤不平的蠻橫的口氣和腔調來對待弱勢的他人。利害關係的不同並不能完全解釋這種思維邏輯上的巨大反差。

這裡涉及到一些更加深層的哲學上因素，其中之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儘管人們站在自己的利益立場上會反對為富或為官的不仁的行為，但是自己平常的思維邏輯卻與那些不仁的富或官的思維邏輯基本是一樣的。為富為官的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犧牲弱勢的利益，老百姓們也同樣會為了自己的利益去傷害他人，甚至當為富為官加以利誘的時候，還會甘心充當為富為官的打手以獲取他們的獎賞；為富為官的會為了自己的利益去欺詐，老百姓們也同樣會為了自己的利益去撒謊去欺騙；為富為官會因為自己的顏面而堅持錯誤，老百姓們也同樣會為了自己的顏面而堅持錯誤。。。總之，為富為官日常的一切為老百姓們所不屑的行為，老百姓們自己都在做，只不過是在不同的層次和程度上做而已。

因此，人們反對為富為官之不仁的時候，往往是站在自己的利益立場上用與不仁的為富為官的同樣的邏輯來反而已。更一般地，人們即便是在一般的社會爭論甚或政治鬥爭之中也往往是採取相同的邏輯而站在不同的價值立場上來鬥嘴或較力而已。這也是為什麼在過去千百年裡人類彼此的爭鬥之中，權力交替的頻率遠高於真正的文化邏輯上突破的頻率的主要原因。我們甚至常可看到這樣的怪事：人們出於利益的考量而堅決反對某種社會現象的同時，卻又按照舊有的文化邏輯來堅決地捍衛實際產生那種被反對的社會現象的社會存在。

由於老百姓們其實是按照那些他們所痛恨的貪官劣紳的同樣邏輯在進行着思維，所以即便當舊的貪官與劣紳們被除去之後，甚或當所謂的舊的社會體制被破壞，新的政治經濟的遊戲規則被建立之後，新的一批的貪官和劣紳將在新的社會環境應運而生也就不足為怪了。

這些表面上自相矛盾的現象其實都表明了人類的是非善惡的標準本身是非常地片面膚淺的，缺乏超越了文化與功利背景的內在的生命力。當人們看影視劇的時候，對劇中的情節所產生的憤怒也罷同情也罷甚至感到的激勵也罷在很大程度上是順着編劇與導演的思路的情感的轉移，而編劇與導演的思路又在很大程度上是順着大眾文化甚至故意玩弄大眾心理而來的。一旦在現實生活中遇到與利害關係相糾結的時候，人們往往實際上並不具備對是非善惡的獨立判斷能力。這其實是人們在品嘗了分辨善惡的果子之後失去了與生命之樹的關係的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