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相对论导论

第二章       经济好坏的相对性

人类文明的进化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地深化与细化的过程，人类对于包括经济过程在内的相对性的认识也同样如此。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也罢，后来的作为具有代表性的两个被认为是对立面的凯恩斯主义和哈耶克主义也罢，都没有否认社会经济的对于不同的人的影响的不同（即相对性的基本意义）。应该说承认不同的人的不同地位是认识经济的出发点也是需要被解决的各种所谓经济问题中的基本现象。但是，不论是对于强调个体利益在经济中的作用的亚当斯密[1]和哈耶克[2]，还是强调通过宏观调控来促进购买力的凯恩斯[3]来说，人们的经济地位的不平衡只不过经济体系中的正常现象，这种现象可以表达为一些数字，而这些数字可以用来对经济进行衡量，它们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变化，但却不是经济的基本源动力。哈耶克甚至不把作为经济相对性的核心问题的分配正义看作是社会正义所关心的重点。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4]更在乎经济地位的不平衡对于社会状态的影响，他们把不同的阶级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所受到的不同待遇作为他们的阶级斗争主张的基本依据。但是，不但现实世界显然比马克思主义所划分的阶级要复杂得多，而且经济发展的意义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中国的发展就可以告诉我们即便是一个阶级推翻了另一阶级，新的统治阶级本身又会变成了资本的拥有着和受惠者）的过程。实际上，通过对于经济相对论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由个体对于相对利益的追逐而导致人们对于资源的支配力的不同是一个复杂的动力学过程，不但这个过程可以导致非常不平衡的经济现象，而且这种不平衡背后的相对性本身就是整个经济发展的重要的源动力之一。

第一节 利益和自由的相对性

人类社会经济的最根本的源动力是利益，而利益是相对的，这就决定了所谓的经济的好坏的意义是相对的，而不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以及经济学家们一直努力向世人表明的那样地普适的和统一的。经济好坏首先应该是一个具有个体意义的概念，而它的社会意义应该是建立在个体概念基础之上的。前面的引言中提到，我们可以用与对资源的可获取性直接相关的对资源的可支配性来看待经济好坏的意义，而这一视角的特点就是突出了经济好坏的个体意义。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不同的人对资源的支配力可以是天差地别地不同，一个富翁一天的开销可以等同于多少社会底层的人经年累月的生活给养。从这一个体意义出发，我们也可以得到经济好坏的社会意义：一个社会的整体或主流对资源的支配能力。

一个经济体系内对资源的支配能力的不平衡便使得经济好坏的意义具有极大的相对性。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同样的社会经济状态对于社会中不同的群体的好坏意义可以非常不同，当有些人认为他所生活的地区的经济很糟的时候，另一些人可能会因为他们得到了特殊的增长财产的机会而认为该地区的经济好的很。虽然人的智能使得经济体系中少数得利的人也能够通过换位思维来站在大多数人的立场上对经济的好坏进行判断，但是这不等于说这些人的换位思维一定会取代他们基于自己本身利益的思考而希望改变当时的经济状况，除非是他们意识到一个社会整体萧条的经济会在长远对他们自己不利。

在多维的立体经济结构中的不同层次上，利益在经济中的驱动作用往往表现为个体在追求利益过程中的意志力，而这种意志力的有效性又表现为人们常说的经济体系中的自由。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者们在推崇所谓的自由竞争的时候往往忽略了一个事实：在这个世界上不同的人们的竞争起跑线之间有着天差地别的不同，而这些不同使得我们根本无法用一个线性的平等的眼光来看待竞争的意义。有些人只要动动嘴就会有整个团队来执行他们的意志，而有些人则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甚至肉体在极为恶劣的环境下为了自己的苟延残喘而去实现他人的意志。这种起跑线的不同使得这些人之间的竞争不但谈不上是公平的，而且这种不公平带给竞争各方的一个后果便是竞争中的强势者有能力来维持并强化这种不公平性。不论哈耶克主义者如何努力地为他们所说的自由来进行文字表达上的修饰，一个无法掩饰的事实是，按照人类最基本的自由的概念，他们所倡导的自由的一个前提是很多人将在少数人的自由游戏中失去自由。

尽管哈耶克和凯恩斯的一个争执焦点似乎是政府是否应该干预私人的自由，他们却都可以欣然接受政府持久地在经济体系内以一部分人的自由为代价的对于另一部分人的自由的保护。而以被压迫被剥削的无产阶级的代表的形象出现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在他们的实践中更是不惜用名义上的多数人的自由来剥夺多数人的实际上的自由，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剥夺使得少数人从中受益。这些不同的主义之争表面上看来只是不同背景的人的思想观点或好恶的不同，实际上这却是人类的社会文明在涉及自由与公平的问题上的内在逻辑本身的复杂性的反映。正因为如此，这些理论的争执便与客观世界的物质利益的分配有着直接的关系；不同的理论在社会实践上占主导地位时，将会造就不同的受益群体，这本身当然也是这些理论的相对性的表现。所以，不论是从争取在现实世界中的公平的角度出发，还是从纠正理论中的偏差出发，我们都需要对人类文明中的有关自由和公平的逻辑有更好的哲学认识。

第二节 经济相对性的宏观表现

由于在任何一个经济体系中的人际间的追逐利益的竞争都是社会性的竞争，建立在个体意义上的经济相对性在现实中的表现便呈现出宏观与微观的两个不同的层次来。尽管在微观层次上每个人对于经济好坏的感受可能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在宏观的层次上经济好坏的相对性对于在社会上处于相同或相近的经济地位的人们的影响会有很大的相同或相似之处。对经济相对性的这种宏观效果的主要支配力来自掌握了社会上的主要资源的政府和对市场有着举足轻重的主导力的大企业。

在一个市场经济的社会里，政府主要是通过税收和开支以及一些相关的立法来对社会经济发生影响的；在这三个主要的方面上任何一个政府的作为都不会是完全地公平，而会在特定的时期表现出对于一些特殊的利益团体的偏爱来，只不过不同的政府在不同的时期的偏向性的程度会有所不同而已。对于很多人来说，尤其是对于草根阶层的人群来说，政府在这三方面的作为中所表现出的相对性不但可以对他们的生活水准有很大的影响，甚至可能决定了他们的生存权利。

以税收来说，这是一个有着千百年历史的古老的实践。但是，它的传统的意义从来就不是公平的，至少按照今天的文化来看是不公平的。从远古时期的帝王强加给人民的以帝王本身的享受为名义的征敛，到后来的以包括战争开销在内的国家或社区的公共开销的名义来征收的税款，到今天的市场经济里以政府开销或福利为名义的税项，都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公平。这种对于公平的缺乏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于公平意义的不了解，人们常常以简单的理由来对复杂的现实中的公平做出论断。比如 “富人的钱是凭智慧和勤劳得来的，为什么要给政府拿去养懒人？”之类的显然错误的辩词。

鉴于社会理论对于统一社会认识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媒体和通讯高度发达的民主社会里的重要性，在任何社会活动中，缺乏正确的理论认识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导致人们对现实的随意解释，而在这方面掌握了话语权的社会权贵们显然会在很多情况下占有解释上的优势。因此，对于包括税收公平在内的各种公平缺乏深刻的合理认识的一个后果将会是加重经济体系对于弱势群体的不平衡；当然，这种不平衡只是经济相对性的意义的一部分，基于个体意义之上的经济相对性的意义绝不会象马克思主义者们所声称的那样完全以宏观经济地位来决定的，而是会全方位地表现在整个经济体系的所有层次上。缺乏对于公平的较全面合理的认识不但会加重不同经济层次之间的不平衡，也会使得相同层次上的竞争更加非理性化。

不过，现实中的公平问题是非常复杂的，而且经常会涉及一些复杂的数学问题，甚至可能是没有精确解的数学问题。但是在进入到数学的复杂性之前，人们首先应该弄清的是哲学上的公平概念，否则的话，在错误的方向前提之下的数学精准并不能帮助解决实际的公平。比如说，如果一个政府因为亿万富翁的收入基数大而把他们的税率定得很低，反而把穷人的税率定得很高的话，那么运用再怎么精准的数学公式来计算每个人的税额都无法弥补对于穷人的苛刻。为了要为税率的数学计算找到公平的起点，人们需要对公平，或更具体地，税收的公平有更好的哲学上的认识。在缺乏这种哲学上的更好的认识的情况下，凭着简单理由来论断复杂的税收公平的话，弱势群体在强势群体面前是很容易被牺牲的。

与政府的税收相比起来，对于占社会绝大多数比例的工薪阶层来说，政府的开销或大公司投资方向的选择所导致的经济状况的变化对于他们的生活（也就是他们的个体对经济好坏的判断）可能会有着更大的影响力。不论是在经济早期发展时期（如本世纪初的中国），还是经济危机时期（如目前的欧洲），或是经济处于常规发展的时期，很多工薪人员都可能会因为政府的开销或大公司的投资方向的改变而失去工作或得到新的就业机会；在经济早期发展时期和经济危机时期尤其如此。

第三节 经济好坏的相对性

前面已经提到，经济好坏的意义是相对的，不同的人对于同一经济状况的感受会有所不同，因而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得出经济好坏的不同的结论，这种经济的相对性是由利益的相对性决定的。但另一方面，人们的利益既有相对的一面也有一致的或相近的一面，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甚至可能会都比较一致。当然，这种一致本身也具有相对性，因为它是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甚至是社会经济地位相差非常悬殊的人们之间的利益的一致，也就是不同的人根据自己的不同的利益做出的好坏判断之间的一致。当社会整体的经济很好的时候，大多数人的利益比较一致，因此会得出对于经济好坏的比较相同的判断；当社会整体的经济很坏的时候，很多人会因为生活的艰难而会一致地对经济状况产生与极少数受益人截然不同的感觉；当经济由好变坏或由坏变好的时候，尤其是由好变坏的时候，在关于经济好坏的感受上，整个社会可能会发生严重的分裂。

但是，经济相对性一个可以说幸运但也可以说是残酷的事实是不论经济有多坏，至少总有一个变好的机会，但这个最后的机会并不是市场效率的改善而带来的，却是一部分人生活利益甚至生存权利的损失而带来的。这一点与股市的起伏有些类似。自有股市以来，世界上的主要股市都经历过一些大的跌落，但都总是能够从低谷中恢复过来。但是，人们常常忽略了的是这恢复背后的代价是有些人永远也无法再恢复他在股市跌落前的辉煌，这当中当然包括那些因为股市下跌而跳楼的人。全方位的现实生活中的游戏其实与股市类似，但却常常是要更加残酷得多。整体经济的恢复不但意味着过去一段的经济不好的阶段的结束，而且也常意味着一些人在经济变坏之前的好日子甚至生存的权利作为恢复的代价而永久消失。

网上曾经流行过一种阴谋论，虽然这种阴谋论可能毫无现实的根据，但它却从逻辑上揭示了经济相对性的上述意义。根据这种阴谋论，如果现在地球的人口减去一大半，那么剩下的人口将会因享有更丰富的资源和更少的环境负担而生活得更好。而现实生活中的一些自然与战争灾难的重建为经济相对性的上述意义提供了现实的例证：一场对于受难者来说是无以伦比的痛苦的灾难却可以为其他人带来更多的就业和提高企业利润甚至改善整体经济发展状况的机会。

今天中国有很多人批评上世纪末的中国政府在给予少数商人利益的同时使很多百姓利益受损的做法；但是，不幸的是，这其实正是经济相对性的一个残酷的表现，也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起步之时深得多数人心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一个难以避免的步骤。我这里不是说那样做就一定是合理的，理论上应该有更合理的方法，但在实践上人们却可能无法等待合理的理论的出现之后再去行为，因而只能按照经济相对性所决定的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部分或所谓的主流大众的利益的特点来做。这就是经济相对性的严酷的一面！

而经济相对性的这种严酷的一面决定了经济相对性的另一方面的合理性：历史上的相对合理性不能作为现实合理性的天然依据。以中国的实践为例，尽管在上世纪末政府的作为有其促进当时的整体经济发展的作用，但是它所带来的国民中的经济利益分配的不平衡显然是不合理的。一般而论，不论是在哪个国家或哪个经济体内，我们不能因为历史上在某一方面的合理性而接受它对现实的不合理的影响，我们不能把让一部分人为了另一部分人或所谓的主流的利益而永久地牺牲自己的利益作为一种天经地义的要求。这就是任何一个时期的人们来修正历史上由于各种原因而造成的不合理或不公平的现象的一个重要的理由，也是我们为什么有必要认识经济相对性的重要的原因之一。

第四节 经济相对性的稳定性

经济活动背后的主要驱动力是与意志力直接挂钩的利益，而如前所述，经济相对性的一个特点便是处于不同的经济地位上的人们对于自己的意志的执行能力的不同。这种对于意志的执行力的不同是维持经济相对性的一种重要的力量，人们会运用自己的能力来促使社会经济维持在对自己有利的状况下。很显然，掌握资源的政治官员和大企业在这方面具有与一般百姓的很不对称的力量。当对于多数人不利的现有社会经济的收益者们拥有强大的力量的时候，人们恐怕就很难期待着社会经济能够在短期内有对自己有利的很大变化。不过，当社会大众能够达到一定的共识的时候，他们也会具有一些让少数的权势者无法忽视的力量。这种力量常常可以让少数的权势者对他们自己的利益得失做出重新的估计以满足社会大众的一些呼求；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种力量甚至可以直接造成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上层结构的改变。

第五节 讨论

与这里所讨论的经济相对性密切相关的是历史记忆的相对性，而近百年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史就是这种相对性的很好的例证。当中国被世界列强瓜分而四分五裂的时候，当中国因军阀割据而内战不断的时候，当中国在国共战争而物价飞涨的时候，甚至在中国政治挂帅而忽视经济建设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今天的中国会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而今天，虽然人们仍然可以从文化上的痕迹看到过去的创伤，但是，没有经历过那些灾难的人们今天是很难体会当初的炮火连天，尸横遍野，民不聊生，百姓饥饿难捱，或者冒着严冬在外面排几小时的队来购买年货的感受的。

历史的遗忘性为经济相对性的负面效应提供了合理性：经济总会好的，也许不是明年，不是后年，但是总有机会好起来。关键的问题是：你本人是否愿意成为经济相对性的牺牲品，你是否愿意经济在你的现实生活中，而不是几代人之后，或几百年之后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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