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醫學上，根據一個人的生理的狀態人們可以比較容易地判斷他是健康還有疾病。比如一個人是否有高燒，一個人血壓是否正常，一個人血糖或其它血液化驗指標是否正常，或一個人是否咳嗽或心跳過速等等。這些比較明確的硬性指標使得人們比較容易地對一個人的健康狀態作出判斷。而所有這一切的病理診斷都可以歸結為一個特點：這個人的生理指標是否處在正常的範圍。這裡的所謂正常當然是具有統計意義的正常，因為畢竟作為同一物種的人類的每個人的健康的生理指標都在基本相同的範圍之內。我們可以說這是對於人類身體是否健康的一個哲學性的判斷。

但是，對於一個人心理的判斷就不象對人的生理的判斷那樣簡單了。儘管人們可以從臨床的經驗中得到很多關於心理疾病的症狀，我們並不具備象生理現象那樣明確的普適的硬性指標。但是為了要使得臨床心理學作為一門科學能夠適用於社會上的一般大眾（即潛在的病人），心理學也需要象一般的醫學那樣對心理的健康與否有個原則性的或哲學性的判斷。最早提供這個判斷的是大家所熟悉的進化論大師達爾文的表弟高爾頓。他的提議是用一個人的心理是否正常來判斷一個人的心理是否健康，也就是用正常的概念代替健康的概念，用不正常的概念代替不健康的概念。而這裡的正常不正常是統計意義上分布的多數和少數。

這一提議聽起來很簡單，不過是模仿一般醫學上的健康即正常的概念而已。其實並非如此。首先，在近兩百年前雖然人們已經基於幾千年的經驗掌握了有關生理健康的很多指標（如前面提到的發燒等），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將那些判斷提升到哲學的高度用統計上的正常不正常來表示的。另外，把統計的概念運用於與人的心智活動本身就是高爾頓的一大創舉。比如，今天我們所熟悉的民意調查就是他發明的，而用來對統計的結果進行數學計算的參數模擬法的最早的雛形也是他發明的（今天人們運用的各種相關的數學計算都是他所發明的方法的變形或進化而已）。也就是，這樣一個概念的提出本身不是隨便誰都能做到的，而是需要有一整套的哲學底蘊做支持的。

高爾頓為人類心理的健康與不健康所提出的哲學性的標準也是今天的心理學仍然依循的標準。但是這個標準本身卻存在着一個悖論。

我們知道，人類文明是一個悖論文明。在我們的文化中存在着各種不同形式的悖論。比如大家所熟悉的沙丘悖論，忒休斯悖論，理髮師悖論，Javons悖論，中國的矛盾悖論等等。這些悖論乍看起來其內在的自我相悖的方式可能有很大的差異，但是它們卻都從不同的方面揭示着人類文明所依循的邏輯（不論是理髮師悖論所涉及的語義邏輯還是Javons悖論所涉及的社會邏輯）上所存在的自我相悖之處。

那麼高爾頓所提出的心理健康標準的悖論是什麼呢？這個悖論比較特別，因為這個悖論不但涉及到這個標準本身，還涉及到提出標準的這個人。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要想看出這裡的悖論，不但要對這個標準有所了解，而且要知道這個標準是高爾頓這個人提出的，更要對高爾頓這個人有所了解。

那麼這個悖論是什麼呢？這個悖論是高爾頓本人就不是一個符合任何統計意義上的標準的正常人。他6歲時能講5種語言，7歲時的消遣活動是讀莎士比亞，即便在提出上述標準的時候他也顯然不是正常人，因為正常的一般人沒有水平來提出這個標準。

那麼按照高爾頓所給出的用正常代替健康，不正常代替不健康的標準的話，高爾頓從小就心理不健康，而且在提出那個標準的時候心理也不健康。這就表明今天人類的心理學所依循的判斷人們心理是否健康的標準是由一個從小心理就不健康的人在心理不健康的狀態下提出來的。這就是這裡的悖論。。。。。。或許我們可以在這個悖論的基礎上進一步發揮來問：認為用這個標準判斷出來的健康就是健康不健康就是不健康的人本身的心理能健康嗎？當然，這樣一個問題本身可能對人們過於苛求，可卻也更加顯示出這裡的悖論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