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评《水浒传》的前前后后——芦荻访谈录 file:///C:/Users/Rota/Downloads/%E6%AF%9B%E6%B3%BD%E4%B8%9C%E8%AF%84%E3%80%8A%E6%B0%B4%E6%B5%92%E4%BC%A0%E3%80%8B%E7%9A%84%E5%89%8D%E5%89%8D%E5%90%8E%E5%90%8E%E2%80%94%E2%80%94%E8%8A%A6%E8%8D%BB%E8%AE%BF%E8%B0%88%E5%BD%95.pdf 孟繁之： 芦荻谈往录 2015-5-5 10:49 
芦荻晚年，关于“批《水浒》”前后种种，是她心中长期的一个结。
2015年2月11日午后，芦荻老师的公子刘恕兄突然给我来电话，告诉我芦荻老师已于2015年2月3日在京逝世，2月10日在八宝山举行的遗体告别。与芦老师差不多半年未见，1月27日在三联书店参加作者聚谈会，碰到刘梦溪先生时，我们还一起聊到她。刘先生告诉我他念大学时，芦老师给他们班讲授古典文学课，有一年秋冬，因为天冷，他上课时浑身发抖，被芦老师看到，下节课前，亲赠一件她丈夫的旧毛衣给他，令他感念至今，难以忘怀，一直很想能和老太太再联系上，看能否为她做点什么。孰料现在竟奉此噩耗。老太太晚年有诸般心愿，比如整理她手头所藏毛泽东主席晚年关于古文、古诗词的批注，关于“批《水浒》事件”前因后果重新讲一讲等，皆因她后三十年来所系心的小动物保护事业，特别是经历2011年“高速公路救狗事件”，陷入诸多麻烦，一切未果，令人叹惜。现仅就我与芦老师的交往，听她所述及的往事，凭当日日记、录音和印象，拉杂成篇，以为怀念。
2010年秋冬之际，有一天，北大儒学研究院我的一位朋友王文利忽然找我，和我说：“小孟师兄，你知道芦荻老师吗？做小动物保护协会那个。她现在想找一个古诗文功底好的，帮她整理毛泽东主席的一些古诗文批注。我觉得你不错，挺合适的，你愿意去吗？”我之前很早即知道“芦荻”这个名字，也知道1975年毛泽东主席眼睛做白内障手术时，她曾一度出入中南海，侍毛读书。记得大约2005年夏，我去看望我的一位同乡前辈马玉田伯父时（玉田伯父是北师大中文系1957级毕业生，毕业后长期在北京市委工作，曾任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和北京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同行的林宇兄曾向玉田伯父问起芦荻的学问如何，玉田伯父当时很肯定地说：“芦荻的学问还是不错的。”在这之后，我也曾在一些报刊、杂志上读到过芦老师写的或别人访谈她的文章，但从没有想过要去认识她。我告诉文利，“习近业微，不蒙比预”，实在不敢当，但芦老师是我敬重的前辈，容我想想。
这之后不久，我到上苑去看望成复旺先生。谈话间，我顺口说及此事。孰料成先生听罢，竟很是意外和激动，马上问我是否已和芦老师见过面，并告诉我他和芦荻老师是很熟的朋友和同事，关系一直极好，劝我一定要将此事应承下来，好好帮帮芦老师，又向我讲述了一些他和芦老师夫妇交往的旧事。我这时才知道做工人运动史的刘明逵先生，即是芦老师的丈夫，也方知道芦老师在被选入中南海之前即很有名，与曾子墨的妈妈赵遐秋，并其他另外两名“新女性”，为当时人民大学的“四大女性”。我也从成先生处获悉，当初主席选侍读之士，原有两个条件：一、要有一定古诗文修养的，四五十岁中年女性；二、要听得懂湖南话。芦老师尽管生在辽阳，但父祖都是湖南人，自是听得懂湖南话。最后选定的有两位，另一位是上海某大学的女教授，二人旗鼓相当，衡裁不下，最后交由主席拍板，主席说：“我不喜欢听吴侬软语”，最后定下芦荻。
我那天自上苑回来，即告诉文利，我愿意和芦老师见见面，看能帮她哪些，我当尽力做好。
“访旧半为鬼”
记得最早和芦老师见面已是2011年春，是在海淀“世纪城”一水之隔的时尚小区“碧水蓝天”，由文利带着我。之前已和芦老师通过数次电话，她问过我一些背景和个人情况，并大略谈过将来要做的事。那天见面，她没有邀请我到她的寓所，事后想想，当是出于礼貌和体谅。她府上因为长年养猫养狗，加上还有一只狐狸，味道极大，别说进屋，单纯从她门口路过，对许多人而言，都需要下很大勇气，屏息前行。后来和她熟悉之后，我才知道，她将愿不愿进她门、能不能进她门，当作对方爱不爱护小动物、适不适合做小动物保护工作的最起码的评判尺度。
她那天和我们见面是在她小区旁的一家茶楼，我们等了许久，她才来。那时我还未看到《鲁豫有约》采访她的节目，她的样貌要比网络上所见照片更有风采，是一位极有风度的老太太，衣着整洁，头发一丝不乱，精神矍铄，携着一根手杖，待人接物也极是温和。——她对风度的注重，一直保持到最后，2012年冬，我带友人张焕君、刘国华去给她做访谈，她当时身体已不好，我们进门，她即声明，状态不好，不愿拍照，敬请体谅，自始至终一直带着口罩。那次见面后，焕君曾和我说：“老太太虽然病体未愈，头发稀少而凌乱，但一开口，用词优雅，音调和美，当年大学讲台上的风采仍依稀可见。聊聊生平往事，革命、逃难、家人，还有那些年月常常燃烧的青春与激情，都让人恍如隔世，遥想不已。”——她又问了我一些个人情况，并问我是否读过庾信的《枯树赋》和江淹的《别赋》，对之前见过的历家注释怎样评价。我老实告诉她，《枯树赋》、《别赋》及江淹的《哀江南赋》之前都曾读过，有一些句子可以背诵，但没有下过大功夫；对历来诸家注释、解说，虽曾略有涉猎，有觉得未安处，但整体而言，不曾特别留意过。我也告诉她我曾读过朱永嘉先生谈为主席注释古诗文的回忆文章。她听罢，摆摆手，不多说，随即背诵出《枯树赋》里的一些句子来：“殷仲文风流儒雅，海内知名。世异时移，出为东郡太守。常忽忽不乐，顾庭槐而叹曰：此树婆娑，生意尽矣。至如白鹿贞松，青牛文梓，根抵盘魄，山崖表里。桂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半死？昔之三河徙植，九畹移根，开花建始之殿，落实睢阳之园。声含嶰谷，曲抱《云门》。将雏集凤，比翼巢鸳。临风亭而唳鹤，对月峡而吟猿。……桓大司马闻而叹曰：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告诉我主席晚年很喜欢《枯树赋》，江青曾在上海组织人为《枯树赋》作注，并将注文送呈主席审阅。其注文引申了清人倪璠的解说。倪璠在注《庾子山集》时，在《枯树赋》的题解中说：“庾子山乡关之思所为作也”，注释者在题解中把此赋的立意概括为“借树木的迁徙移植，摇落变衰，寄寓自己的悲感”。主席阅后，觉得不准确，曾做批示：“关于注释问题，请你们仔细的研究。”因此长期以来，她一直有想法，想为《枯树赋》重新作注，将主席当年的一些谈话及她近四十年来的一些体悟都收进去。此话她后来多次和我说起。2012至2013年，为纪念周一良先生百年诞辰，张世林先生和一良先生的哲嗣周启锐先生主编有一册《想念周一良》，里面有一篇宋柏年先生的文章，谈及当年毛泽东否决上海注本后，“梁效”曾为《枯树赋》重新做注，由某位先生先注，复经小组讨论，最后呈递上去。周一良先生遗物里，过去也曾见过一册油印的《枯树赋》注释讨论稿，上面有一良先生用铅笔所做繁复批点。有一次，吴小如先生读到宋先生文章后，和我说（此事他也同别的一些先生谈过）：事过经年，一切皆应当还原历史真实，“某位先生”即是指他，说宋先生文章里本该注明的。——为此我也专门问过芦老师，芦老师告诉我，事情确实如此，她见过“梁效”的注本，但她不知预先作注者是吴小如先生。
那天接下来，芦老师向我问起北大中文系她的一些故人的状况：冯锺芸教授现在怎么样了？林庚先生还健在吗？陈贻焮先生身体还好吗？袁行霈先生现在还上课吗？她姐姐袁晓园你知道她近况吗？吴同宝先生（案即吴小如先生）你知道他吗？张少康先生呢？……我告诉她这些先生中有好几位都已作古，并就我所知，略述情况给她。她听罢长叹一声，说“访旧半为鬼了”，随即沉默许久。之后即和我谈起这些先生对她的帮助，特别是冯锺芸“冯大姐”对她的帮助，并问我认识不认识她家人。我告诉她，我和任重先生认识（案冯锺芸教授是任继愈先生的夫人，他们的儿子任重先生在北大研究生院工作），她于是托我向任重先生致意，并代问冯锺芸教授墓地所在，说将来一定要前往祭扫、拜谒。
“双行小注的小注”
谈到要我帮忙的工作，她说：早年陪主席读书时，每次退下来，她即将主席的一些意见、谈过的话以蝇头小楷副录下来；现在这些稿子，并主席的一些手迹，都在她手里，这些东西终究是要有交代的，“最后都要移交中央文献研究室，他们已经派人来催问过好多次了”。她希望我能帮助她在她有生之年将这些东西整理出来。这批东西她后来搬到西三旗“雪梨澳乡”时，曾给我看过部分，毛式大字本，字里行间是她用钢笔副录的主席意见、谈话，密密麻麻，篇幅不少，真是蝇头小楷，字迹极小而端楷，非辅以放大镜细辨不办。我边看边和她说，“这真是双行小注的小注了。”她听后笑了笑，说，“我现在都惊讶我当时怎么能写这么小的字。现在这些字我都看不清了。”其中一册《萨都剌词》，扉页上有江青1975年6月6日的铅笔题记，字迹潇洒俊逸，给人印象极深。
初次见面，芦老师给我的印象除了温和、儒雅，就是记忆力惊人。我们谈话时，顺口谈及的《枯树赋》《哀江南赋》等南北朝赋文，与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诗文，她都可成章脱口，并辅以案说，边背诵边讲解，这句主席过去怎么谈，她怎么理解。言词恳切，绝无炫耀之嫌。她也告诉我，手头还有一部未完成的《李白诗歌论稿》，希望我将来也能助她最后完成。我们谈话时，不断有电话进来，许多事都要她拿主意、作裁决，有几次是对方问某某人和某某处的电话号码，长串数字，她都是脱口而出，不需查询。她是1931年生人，虚岁已是八十一高龄，竟还能如此，实在令人惊赞无已！
此后，她有时间即给我打电话，召我前往。每次见面都是谈诗论文，兼及旧人旧事。小动物保护协会事事要她操心，不是三楼的病猫未能及时喂水喂药，就是一楼跑来跑去的狗大小便后还未及时处理。工人也不时来问买多少猫粮、狗粮，生病的猫、狗送到哪家动物医院。我们的谈话常被打断，临了她总是叹气说：“唉！繁之，不好意思，今天你就先回去。你下次来，我们再开始工作吧。”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们每次见面的模式都是如此，要我帮忙的工作，除了后来略微整理出的篇目外，几乎一点都没展开。
我日记里2011年4月28日记：“上午先至图书馆复印王葆玹教授《西汉经学源流》，继带冀哲与芦荻老师见面。中午芦老师赏饭，在万柳中路一间上岛咖啡店。座中有律师王振宇兄，初次见面。谈话时，方知他是许志永博士班的同学，与玉闪亦甚熟稔。午后至汉唐阳光，与尚红科老师谈近日书事，谈及芦荻，尚老师说很想一见。临别尚老师赠我张木生先生《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这次见面是因为之前芦老师给我打过几次电话，要我介绍一位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女生给她做助理，冀哲那会儿刚自沈阳大学毕业，抵京不久，遂介绍了她。但冀哲很快他往，于是又介绍了高百卉。这之后不久，我也曾带尚红科和芦老师见过一面，在海淀医院的一间输液室里，一起聊一些书里书外的事和人民大学旧时人事。——我之所以举这条日记，是因为，芦老师那时对未来的规划，还是信心满满、雄心勃勃。现今回想，不禁怅然无已。她不止一次和我谈过，希望将小动物保护协会之事尽快调整、转交出去，她好腾出手来回归学术和书斋，做一些耽搁了许久的工作。
早年的身世
我2011年6月22日日记：“芦荻老师乔迁碧水庄园，约我午后前去见面。一下午听老人谈旧人旧事，老东北大学、老北大故事。也谈起她的少年往事，谈起她的父亲、母亲。当问起过去教过她的先生中哪位给她印象最深时，她脱口而出‘冯沅君’，之后谈及高亨、钱锺书二位先生，说五十年代做教员时曾听过钱先生讲课，语言精彩，博大精深，点到为止，没有废话，令她印象深刻。”日记所记较简略。我记得那天当问起她大学时最喜欢的教授是谁时，她脱口而出“冯沅君”，说：“她的课，好得不得了。我后来之所以愿意做大学老师，多少也是受了她的影响。”顿了顿和我说：“你知道吗？高亨先生上课，是盘着腿上课，口若悬河。”我说：“高亨先生研究易学在二十世纪是很重要一家，赵俪生先生曾讲过他与金景芳先生研究易学的异同和特点。”她听了和我说：“可惜我当时没有好好听课。”
也是这次，我知道了芦老师早年的身世。她原名芦素琴，1931年生于东北辽阳灯塔（那天她也说起，她和乐黛云老师同年）。“芦荻”是1948年参加革命、逃亡解放区后自行改的名字，之前一度用过“芦苇”。祖父是湖南人，曾作过辽阳知县，死于任上，遂以家焉。父亲一辈子没有出来做过事，只是在家里读书，芦老师三四岁时，父亲即故去了，由寡母和大哥、大嫂抚育成人。芦老师那天说：“我一直记得，父亲生病时，我父母带着我在一个菜园子里住。那时，父亲常带着我给花给菜浇水、施肥，也时常会将我扛在肩头，看着满园的杏花、梨花，吟诵诗词。”芦老师的母亲是山西文水人，父亲故去后，由舅舅帮着料理家务。“舅舅真能干。从舅舅身上，我看到了山西人的精明，会过日子。”芦老师如是说。入学后，芦老师受到的是纯粹的日本式教育，“冰球打得非常好”，小学毕业时，被评为优级生，要被选送到日本去参加毕业典礼、觐见天皇。“选的也就那么几个人，不知怎么竟把我也选进去了。行程都已安排好，后来因为战争情况，计划取消，没有去。”“上大学前，我受到的教育，一直认为自己是满洲国人，家里人也不说，上大学后，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辽沈战役爆发，进关转到北大读书后，才知道中国竟有如此之大，历史有如此之长。”“可惜当时已没心思读书，受王朝闻夫人解驭珍的影响，忙着搞革命了。”后来有一次我带友人朱续和她见面，当她知道朱续也是辽阳人时，再次谈起她对故乡的记忆。朱续为此撰文说：“她的回忆，更多的是中国传统家族里的信守，受儒教熏陶下的‘礼乐仁和’。母亲带领大哥、大嫂苦苦支持困苦家境的坚韧；曾经因她不懂事，大哥、大嫂忍受责骂，面对‘不公’的安忍；母亲每次坟前祭奠父亲时滚落的泪行，有爱有恨更有中国人本质里的大信。”
那天我正好带着一本三联出的齐邦媛的《巨流河》，拿给她看，她翻了翻说，“书借我看看吧，放我这里几天。齐世英我见过，到过我家里，也和他说过话。”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手迹
改变后半生的一次谈话
我2011年7月6日日记：“下午，芦老师往召碧水庄园。在她所租北五环‘碧水庄园’别墅二楼靠北一间里，她和我谈到了晚年的毛泽东。她说主席晚年时常莫名地哭，说她现在也是，每有‘浮萍飘泊，家不知何处’之感。说有一次她陪主席读书时，主席突然不说话，要她仔细听，她不知听什么，主席问她有没有听到外面风吹树叶的声音。之后主席突然放声恸哭。这是她第一次见到主席哭，顿时手足无措，不知怎样安慰好。她和我说，她现在差不多是当初她遇到主席时主席的年龄，岁月无多，切身体验到了一个八十岁老人的空凉。”这些话，后来我带朱续、于思群和张焕君同她见面时，她又多次谈起。
也是这次，她主动和我谈起“批《水浒》”前后的一些事情，说她初到中南海时，因为上面特意交待过，因此一直小心谨慎，不敢乱说，有一次和主席聊天时，因比较愉快，她问了句“主席身边的是不是都是干部子弟”，主席当时没说什么，事后张耀祠处长找她谈话，告诉她谈话一定要谨慎，不该问的千万不要乱问，又告诉她：“干部子弟是到不了主席身边的。”此外又有一件事，再次令她不敢多说话。有一次陪主席读书时，主席突然问她，“北大现在还开古诗词的课吗？”她说:“主席啊，您不知道吗？自从‘文革’开始，所有的课都已停了。”她刚说完，旁边的张玉凤狠狠踩了她一脚，令她心头一震。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除了上面交待下来的事，主席要查什么古籍，她受命到北京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北大图书馆查书、借书外（有专车偕同），包括受命回“梁效”参加讨论，一直小心谨慎，不敢多问，也不敢多说。在“梁效”开讨论会，她也基本不发言，坐靠边位置。以至于有一次主席接见某国元首时，谈到近况时，说从北大请来一位芦老师帮他读书，但芦老师“从不向我问问题”。在这样的景况下，有次晚上读书间隙，她问主席：现在外面谈《水浒》，有一句“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外面流传很广，大家讨论得很厉害，您怎么看？她说主席听罢，哈哈大笑，顿时像个小孩子一般，手舞足蹈，告诉她：“这句话是我说的，是在武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我问主席：‘《水浒传》第十九回写阮小五在船上唱歌，不是也说“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吗？像阮小五这样出身的人，不也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吗？”’主席听了，笑我呆，说：‘这决不是阮小五说的话，这是后人加上去的，你读《水浒传》要分析。’我问：‘既然“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那么《水浒传》还有什么好的呢？’主席接着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他又说，‘“三阮”是反皇帝的，李逵、鲁智深、武松是要造反的。’我们接着又谈到《水浒传》的版本，有七十一回本、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是七十一回本。主席说：‘一定要读全传’，还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等等。主席说，‘千古尽是不平事。压迫太深，所以要反抗。’他还特别肯定了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中对《水浒传》的那段评价，即‘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主席说，‘鲁迅讲得那么精彩，可惜学术界没有引起重视。’还说，‘要重新出版《水浒传》全传，而且要贯彻鲁迅的精神，把鲁迅那段话印在书的前头。’”（据当日手机录音，及回家后所整理日记。此次整理，同时参以祝东力先生《毛泽东评〈水浒传〉的前前后后——芦荻访谈录》〔《文艺理论与批评》1998年第3期，21—23转17页〕及《毛泽东年谱》第六卷1975年8月14日条。）
至于他们那晚为什么谈起《水浒》，芦老师在1998年2月接受《文艺理论与批评》记者祝东力先生采访时曾详细谈过，但未曾和我谈过，为求其全，及方便读者，兹迻录如下：
还是在1974年的时候，当年引导我参加革命的解玉珍（孟繁之案：或写作“解驭珍”）在《北京日报》工作。当时我们正在写中国古代小说史，解玉珍到北大来，要我们写评《水浒传》的文章，她说《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让我们就按这八字精神写。我们知道这是上面的精神，猜想很可能是毛主席说的话，但问解玉珍更详细的情况，她不说。建国以来，一直是把《水浒传》当作农民起义的教科书来看，现在又说它“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我们不得要领，三易其稿，还是没能通过。
我1975年4月进中南海，替毛主席读书。主席7月22日做了白内障摘除手术，一只眼睛复明。8月13日晚，张玉凤同志也在旁边。我向主席请教关于几部中国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主席先谈了《三国演义》，特别谈了理学家骂曹操的问题。主席说，骂曹不始于元，而是始于宋朱熹，骂曹操是“国贼”。这是因为曹操篡汉。其实，汉祚之移不在曹，而在“黄巾起义”。主席还说，理学家很虚伪，但朱熹是一位大学问家，要读他的书。又谈起《红楼梦》，我说只读了一遍半，高鹗的续书不喜欢读。主席说，我读了五遍，要读后来的部分，还特别谈了封建社会中妇女的命运问题。然后又谈到《水浒传》。
以上是引述自《文艺理论与批评》访谈的部分。那天芦老师对我讲述完上面的话，顿了顿又说：“当时主席讲话发音已很困难，不时有痰，湖南口音又重。平时我们谈论诗词，因为我知道的作品较多，许多可以背诵，所以他一说，我一般都能听懂。但主席有时怕我听不懂，就用铅笔写，写在一些纸条上。关于《水浒传》的批示，是我根据主席的谈话记录整理的。当时主席怕我听不懂，用铅笔写了好几个字和句子。我整理好后把整理稿拿给主席看，他靠在床上，拿着铅笔，逐字看了，抬起头，冲我摆摆手，说：‘好，就这样！’于是就形成了关于《水浒传》的批示。这时已经是8月14日凌晨两点。我到外间房里帮助写信封，因为主席批示要发给姚文元，他当时是主管宣传工作的。很快姚文元办公室就送回了打印稿，并附有姚的一封信，说明要贯彻主席的批示。我发现，姚已经开始歪曲主席的原意。另外我在校对时，发现主席原来写的‘摒晁盖’的‘摒’字，被改成了简体的‘屏’字，就坚持要改回来，认为应当完全忠实于主席的原文，还把主席写给我的那张字条附在了退给姚办的信封里。”
《毛泽东年谱》第六卷，8月14日条：“本日，姚文元向《人民日报》负责人鲁瑛传达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让报社组织讨论，写一个宣传规划，还要写社论，强调把小说中的宋江投降，引申到我们党五十多年的历史证明，凡是搞修正主义的都是投降派，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要学会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知道什么是投降派。” 同卷，8月20日条：“阅姚文元8月18日报送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关于开展《水浒》评论的规划，批示：‘同意。’两报的规划都从批判投降主义、修正主义、阶级斗争调和论以及两条路线斗争的角度拟出了一些选题。姚文元在送审报告中建议：拟同意他们先这样。遇问题再商议。” 8月下旬条：“圈阅姚文元8月26日报送的国家出版局关于学习和贯彻毛主席关于《水浒》的重要批示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说：关于《水浒》的出版工作，拟出版百回本、百二十回本、七十一回本，以上几种版本，书前均印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一文中对《水浒》的一段评语，并加出版前言。” 9月2日条：“阅姚文元本日报送的《人民日报》社论稿《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批示：‘送小平、春桥阅。这样，可不发内部指示了。’社论稿说：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不但对于古典文学研究，而且对于文学、哲学、历史、教育各个领域，对于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
轰轰烈烈的“批《水浒》运动”就这样紧锣密鼓开展起来了。这次谈话，可谓改变了芦老师的后半生。芦老师说：“在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无非是三种结局归宿：一是像方腊那样被镇压，凌迟处死；二是像宋江那样被招安；第三就是李逵说的‘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做改朝换代的工具。总之，农民起义在封建社会是没有前途和出路的。主席当年评《水浒》，现在想来，虽是随意谈及，但也的确有反修防修的政治含义。但绝没有具体所指，没有影射某人的意思。”“主席评《水浒》，从今天看，也不失为一家之言，‘四人帮’利用来陷害他人是‘四人帮’的罪行，与主席无关。而事实上后来也是由主席出面制止的。如果冷静地读《水浒》全传，结论大概也只能如此。鲁迅、主席认为金圣叹腰斩《水浒》是一种不当的行为，认为这不忠实于原著，这也是只学术问题，可以讨论，别上纲上线。”
毛泽东的书房兼卧室
离开中南海
“当年9月，中央在大寨召开会议。我奉主席指示，到大寨参观。走前主席和我说，‘你到下面看看情况，回来告诉我。’当时主席年龄大了，总想知道外面的真实情况，身边的人下去，回来他都要问这问那。他喜欢听你讲所见所闻，不喜欢听你评论。当时，江青已经在大寨讲了评《水浒》的问题。我是后面去的，我们在大寨也讨论《水浒》，先是听江青在大寨的讲话录音。江青说：‘评《水浒》要联系实际。评《水浒》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毛主席呀？我看是有的。’还说‘宋江上山以后，马上就把晁盖架空了。怎么架空的呢？他把河北的大地主卢俊义——那是反对梁山泊的，千方百计地弄了去，把一些大官、大的将军、武官、文吏，统统弄到梁山上去，都占据了领导岗位。’江青还说宋江五短身材等等，明眼人一听就知道所指是谁。听完江青讲话录音后，就要我们讨论。我感到江青的讲话同主席的原话有很大出入，我不能歪曲历史事实，歪曲主席本意，去迎合江青。江青现在这样乱说，主席听到，一定会非常生气。于是要我发言时，我便推说自己坐得靠后，耳朵不好，没有听清江青同志的讲话。用这种方式委婉拒绝，也是表态。江青后来看到我的发言，这样我也就深深得罪了江青。”
我问：“您之前同江青见过面吗？” 芦老师：“见过。在大寨。她见了我和我握手，说，‘哦，你就是芦老师啊，我知道你，你不就是陪主席读书的嘛！你怎么穿身带补丁的衣服来啦！’我当时听了，脸一下子烧得不行，很是发窘，她有点让人下不来台。”
我问：“您衣服上有补丁？”
芦老师：“嗨，你们年轻人不大能理解，我们当时都是这样啊。当时我衣服袖子上有补丁。这也有个原因，一是当时主席说‘你这次要到下面好好看看’，走得急，来不及回北大收拾行李、拿衣服；另外也以为会来大寨参加劳动，因此就比较随意，当时也没多想。”
我问：“江青是不是待人很苛刻？” 芦老师：“现在社会上对她有点妖魔化，那不是真实的江青。她平时衣着非常朴素，也穿打补丁的衣服。她讲话是有点尖酸，但对身边的人也还是很照顾的，知道谁家里有事，她会私下给钱。也喜欢和身边的人一起打牌，谁输了谁往脸上贴纸条。”
我说：“是。您接着说。”
芦老师：“回到北京后，谢静宜要我先回家休息。等我再去中南海主席住地时，张玉凤便把我拦住了，不让我进去，说下午西哈努克亲王要来，主席正在休息，不能见我。我有什么事，可去找张处长，张处长会解释给我的。张处长就是主席办公室主任张耀祠。后来我去见张耀祠（案系9月24日），张耀祠一见我，就指着我说：‘芦老师你下去时，我反复交待你，别乱说，别乱说，你看，现在出事了吧。赶紧收拾一下，回学校去吧。现在这个情况，早点回学校也好。’” 张耀祠也告诉芦老师：“今天早上江青同志来过两次电话，主席也说，‘那就让芦老师回学校吧！’”
接下一段，芦老师也未和我谈过，现再据《文艺理论与批评》访谈补苴如下：
我要求在中南海再住三天，张耀祠同意了。这样，我还是同联合医疗组住在一起。因为我是主席评《水浒传》的见证人，所以我有责任把事情说清楚，不能让事实真相就这样湮灭掉了。所以，借给医生们讲课的机会，我便向他们讲了主席评《水浒传》的情况，说明原来完全不存在影射的问题。但实际上，这时华国锋同志已经把江青讲话的录音带交给了毛主席。主席了解到江青讲话的内容，很愤怒，骂江青胡说八道，文不对题，录音不准放，文章不准发。但此后，我也就离开了主席身边，回北大了。
那天我又问：“您回北大后参加‘批《水浒》’的运动了吗？”
芦老师：“我离开中南海，回学校后，没有去上班，找人民医院一位熟人大夫（据《文艺理论与批评》访谈，为当时人民医院血液组陆道培大夫，陆大夫后来是工程院院士、政协委员，他的姐夫就是给主席做白内障摘除手术的唐由之，芦老师和他们都很熟。唐大夫名字，芦老师晚年谈话时不时提起，她晚年双眼做白内障手术，也是找唐大夫帮的忙。在唐府见到墙上唐大夫同历届领导人的合影，曾引她大为感慨。），为我开了张病假条，一直待在家里，因此躲过了学校里的运动。1976年唐山地震，震后九天，我就被派到唐山救灾去了。见到了那么多的死人，真是人间地狱。当时学校工农兵学员大多都去了，但女教师很少，我是其中之一。主席逝世后，学校来唐山的人都要赶回北京参加追悼会，但不许我回去。我想去悼念主席，手死死扒住要回北京的卡车护栏不放，带队的总支书用大皮鞋碾我的手，不让我去，说：‘你是什么人？！’我知道‘四人帮’不垮台，江青是不会放过我的。因为我了解事实真相，江青心虚。所以当听到‘四人帮’跨台的消息时，我高兴得跳了起来！可是，粉碎‘四人帮’后，一些不明真相或别有用心的人却继续在关于‘批《水浒》’的问题上对我横加打击。先是说主席关于《水浒传》的批示是我炮制出来的。这条站不住脚后，又说是我将主席的评论私下泄漏出来，交给姚文元的。还有人写文章点我的名，说我是‘四人帮’安插到主席身边的（2012年春节后，我去看望芦老师，芦老师和我说几天前刘思齐曾经找她，还有几位，都是主席晚年身边待过的人，刘思齐问他们主席晚年受谁控制，他们都莫之所对），给我安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学校里也开我的批斗会，一些人如张××对我拍桌子，指着我鼻子骂，要我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学校差不多有半年多不给我安排工作，我就一直呆在家里。当时系里吴组缃先生还劝我，让我先承认下来，说是自己炮制的，过了此关再说，同时以免有损于毛主席的形象。因为在吴先生看来，主席对《水浒》的评论是完全错误的，不利于《水浒》的正常讨论。但我不能往自己头上扣‘屎盆子’，我谢绝了他和林庚先生的好意和建议。”
“没有办法，我就去找当时的中宣部长胡耀邦同志，在他家门口等。耀邦同志回来时，秘书问我什么事，我把情况讲了，并把事先准备好的一封申诉信交给他。第二天，耀邦同志就批了，大意是：对待自己的同志应该给予热情的帮助，应该按党的政策办事。这样，我才恢复了工作，但北大已不能呆，那时人民大学要复校，于是我离开北大，再回到了人大中文系。”“但是，对我的诽谤依然没有结束。像严家其等写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信口胡说关于《水浒传》的批示是我从主席那里拿出来交给姚文元的。我曾向法院起诉严家其，但当时严正炙手可热，法院不敢受理。我又给出版该书的天津百花出版社写信，指出这是政治诬蔑，一不符合历史事实，二损毁了我的名誉。出版社回信却说，对严家其的书应该支持，里面关于我的那段不实之辞只是一件‘小疵’，等再版时再修改。”
我问：“您是何时自人民大学到北大的？回人大后是不是状况好了一点？”
芦老师：“我最早在人民大学中文系，是跟着谢无量先生，做他的助教，教古典文学。我手头现在还有谢先生写给我的字。你要看吗？”说着即打开旁边的柜子，拿出谢先生写的卷轴给我看。此幅卷轴后来又曾给我看过多次。“我是‘文革’中人民大学停办时，调到北大去的。到了北大，系里安排我跟林庚先生学习。林先生对我很好，很照顾我。”“回到人民大学后，是不再开我的批斗会，但一些活动不让我参加。第一次申报职称，也不让我申报。我问系里，系里说你问学校去。我去找校长×××，几次他都不和我见面。我就到他家里去等他。他一见我就问我，你怎么来了？我和他说，‘毛泽东和我没有任何关系……别对着我骂。我只问你为什么不让我申报职称？’他就是来回地骂，死活不让我报。我是下一次申报职称时才报上去的，这样就老是差了一级，最后离休时，参同社会考评，才最后给的教授。”（她晚年不止一次同我谈及这些事，有一次她和我说：“假如当时职称顺利上去了，加上离休的待遇，那么工资就会比现在更丰裕一些，就可以救护更多的猫狗，虽不能改变现在的窘迫，但起码不至于像现在这样狼狈！”这才是她念念不忘的一个心结。她晚年知道来日无多，为还借来的债，及救护猫狗，解决窘迫，遂有卖房之举。）
前面说过，芦老师同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讨论影响了她后半生。先是不得不离开中南海，继而北大也待不住，被迫离开；“文革”后高校第一次职称申报，又不让申报，影响之后职称升等。等等之类。特别是她晚年因为小动物保护事业面临诸多窘境时，思及往事，心潮起伏，每有悔恨之意。和我也曾几次说过“要是没有……”之类的话，我也曾几次见她黯然落泪或放声恸哭。在她晚年，关于“批《水浒》”前后种种，是她心中长期的一个结，她一直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将此事详细叙述一遍，以希有所告慰。
“文革”时期批判《水浒》的宣传画
十二次陪读
芦老师在中南海的时间是1975年5月29日至9月中旬，陪伴毛主席读书共十二次，据《毛泽东年谱》第六卷，现条列如下：
【5月29日-9月中旬】因患眼疾，不能看书，请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到中南海游泳池住处读古代文史著作，主要选读《二十四史》、《昭明文选》中的若干篇章以及大量的诗词曲赋和鲁迅的文章。听芦荻读书期间，不时点评历史人物和文学作品、历史著作。5月29日，听读庾信的《枯树赋》、江淹的《别赋》和《恨赋》，以及阮籍的《咏怀诗》后，谈到怎样看待历史书的问题，说：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作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一部二十四史，写符瑞、迷信的文字，就占了不少，各朝各代的史书里都有。像《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里，都写了刘邦斩白蛇的故事，又写了刘邦藏身的地方上面常有云气，这一切都是骗人的鬼话。每一部史书，都是由新王朝臣子奉命修撰的，凡关系到本朝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写，也不敢写。封建社会有一条“为尊者讳”的伦理道德标准，皇帝或父亲的恶行，或是隐而不书，或是把责任推给臣下或他人。洋洋四千万言的二十四史，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人民群众的生产情形、生活情形，大多是只字不提，有的写了些，也是笼统地一笔带过，目的是谈如何加强统治的问题，有的更被委曲地写了进去，如农民反压迫、剥削的斗争，一律被骂成十恶不赦的“匪”、“贼”、“逆”。这是最不符合历史的。
芦荻为毛泽东读书期间，曾问：评法批儒中有人大捧秦始皇，怎么看？
毛泽东说：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来评论，要一分为二。他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起了进步作用，要肯定，但在统一六国后，丧失进取的方面，志得意满，耽于佚乐，求神仙，修宫室，残酷地压迫人民，到处游走，消磨岁月，无聊得很。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反对秦的暴政，完全是正义的。
芦荻问：有人说李贺是法家，我想不通，这个问题应该怎么看？
毛泽东说：谁说的，李贺是什么法家？
芦荻说：两校大批判组和上海都有文章，说李白、李贺、李商隐都是法家。
毛泽东说：什么？李白也成了法家？
毛泽东问：北京大学开不开诗词曲赋课？芦荻回答说：现在这些课都不开了，学生不读书，想读也买不到书。毛泽东说：现在没有书，我们搞一部吧，选他五百首诗，五百首词，三百首曲，三十篇赋。（586-588页）
【5月30日】让芦荻读《晋书》、《南史》、《北史》中的一些篇章，评论说：我们国家，是世界各国中统一历史最长的大国。中间也有过几次分裂，但总是短暂的。这说明各族人民热爱团结，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分裂不得人心。《南史》和《北史》的作者李延寿，就是倾向统一的，他的父亲也是搞历史的，也是这种观点。这父子俩的观点，在李延寿所写的《序传》中说得十分明白。（588页）
【6月18日】听芦荻读苏轼的《潮州韩文公庙碑》。该文称道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毛泽东说：汉武帝以后，汉代有几个大军事家、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到东汉末年，儒家独尊的统治局面被打破了，建安、三国，出了多少军事家、政治家啊！连苏轼自己在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也说：“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汉末开始大分裂，黄巾起义摧毁了汉代的封建统治，后来形成三国，还是向统一发展的。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司马氏一度完成了统一，主要就是曹操那时候打下的基础。诸葛亮会处理民族关系，他的民族政策比较好，获得了少数民族的拥护。这是他的高明处。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大动乱，大分裂，这不好，但当时的另一个方面是，南方的广大沃土，全面地得到了开发，生产技术普遍提高了。这是经济上的发展。许多少数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后，战乱频仍，南北对峙，这不好，但民族大融合，大家庭在新的组合中稳定了，文化也交流了、丰富了。谢安文韬武略，又机智又沉着，淝水之战立了大功，拖住桓温也立了大功，两次大功是对维护统一的贡献。桓温是个搞分裂的野心家，他想当皇帝。他带兵北伐，不过是做样子，扩资本，到了长安，不肯进去。苻秦的王猛很厉害，一眼就看到了他的意图。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结果汉代只有僵化的经学，思想界死气沉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个思想解放的时代，道家、佛家各家的思想，都得到了发展。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很有名。玄学的主流是进步的，是魏晋思想解放的一个标志。正因为思想解放，才出了那么多杰出的思想家、作家。什么“道溺”！我送那时两个字，叫“道盛”！苏轼说那时期“文衰”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可以把那时的作品摆出来看一看，把《昭明文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拿出来看一看，是“文衰”还是“文昌”，一看就清楚了。我再送给那时两个字，叫“文昌”。（591-592页）
【6月24日】晚上，听芦荻连续读两遍王粲的《登楼赋》。毛泽东评论说：王粲真正焦心的，是“惟日月之逾迈兮，俟河清其未极”，王粲守着个腐朽的贵族（指刘表——编者注），无所作为，时光白白地流去，期待着天下太平，却迟迟无望，他自然痛苦。作者的最高理想，是“假高衢而骋力”，干一番于国于民有益的大事业了。“惧匏瓜之徒悬兮，畏井渫之莫食”两句，是借着用典，道出了作者的心事，他怕自己成为无用之人，终生碌碌，无所作为。儒家讲，“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王粲就不守这个信条，正因为天下乱，他又处于“穷”境，却更要出来济世，这就高多了。知识分子一遇麻烦，就爱标榜退隐，其实，历史上有许多所谓的隐士，原是假的，是沽名钓誉，即使真隐了，也不值得提倡。像陶渊明，就过分抬高了他的退隐。不过，陶渊明倒是真隐了，而且亲自种过田，情况有所不同。赋里含有故土之思。人对自己的童年、自己的故乡、过去的朋侣，感情总是很深的，很难忘记的，到老年更容易回忆、怀念这些。写《到韶山》，就是想起了三十二年前的往事，对故乡是很怀念的。写《答友人》，说“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就是怀念杨开慧的，开慧就是霞姑嘛！可是现在有的解释不是这样，不符合我的思想。
最后，毛泽东问芦荻，会不会背李商隐的《安定城楼》，芦荻说不会背，毛泽东自己背了出来：“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背完后说：这也是年轻人的登楼之作，也是有抱负而不得施展。中间还用了王粲写《登楼赋》的典，值得一读。
芦荻走后，毛泽东睡不着觉，接着读《楚辞》。（598-599页）
【8月14日】同芦荻谈话。芦荻请教《三国演义》、《红楼梦》和《水浒传》等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在毛泽东谈了其他几部小说后，芦荻问《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句话是不是主席说的？毛泽东说是自己在武汉讲的。芦荻问：既然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那么《水浒传》还有什么好的呢？毛泽东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602-603页）
《毛泽东年谱》第六卷，7月23日条，记主席左眼接受白内障手术时说：“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接受左眼白内障手术。周恩来、邓小平在门外守候。手术大夫是北京广安门医院眼科专家唐由之。毛泽东被扶进手术的房间时问：音乐准备了没有？手术中播放岳美缇演唱的岳飞《满江红》昆曲。手术后约两个小时，在卧室写下鲁迅《到杨铨》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并签上名字送给唐由之。” 芦老师告诉我，手术是在主席住处进行的，当时她和张玉凤等人也守候在门外，“总理到了，挨个和我们握手，送我们每人一小块蛋糕，令人非常感动”。
这次是毛泽东第二次做白内障手术，第一次做的是右眼，这次做的是左眼。《毛泽东年谱》1975年2月条记：“1975年2月，〔毛泽东〕在杭州接受医疗小组对眼部、部分脑干神经系统和心肺系统进行检查诊断，诊断认为目前主要症状为白内障导致视力下降，说话不清。眼科专家建议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看书和批阅文件，并实施摘除白内障的手术。毛泽东同意先治右眼，以留出病状较轻的左眼坚持阅读和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京成员听取医疗小组汇报毛泽东的病情和治疗方案后，由周恩来、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叶剑英五人联名将讨论意见报告毛泽东。报告说，‘完全赞成主席先治眼病的决定’。毛泽东圈阅了这个报告。”附记于此。
毛主席读书的篇目
2012年冬，我带友人张焕君去看芦老师，问她：“当时陪主席读书，主要读哪些？”她说：“哎呀，他自己兴之所至，也没有一定的范围。当时北大党委成员谢静宜带我去中南海，车都开到西单了，才告诉我去看毛主席，要我多准备诗词歌赋。我也不知道具体内容，这方面毛泽东比我们都懂得多。最初交谈的几次，主要是谈魏晋南北朝，他很关心这一段，也不知为什么。就从东汉末、建安时期谈起，一直到两晋南北朝。他让我读《三国志》《晋书》《南史》《北史》，尤其是《晋书》。这一段的人物，像谢安、左思、陆机，以及此前的三曹：曹操、曹植、曹丕，孙权、阮籍、嵇康，都要注意。他很少谈正史，主要说的是作家，文体主要谈赋，譬如说孔稚珪的《北山移文》。刘宋之后的作家，他对谢灵运、谢玄晖谈的比较多，对陶渊明略有微词褒贬。对田园诗派、隐士也有评价，哎呀，这个他谈得特别多。”又说：“想起毛泽东叫我用功读书，我现在很理解他。他如果不读书，脑子就会想别的事情。老人家固然是平生嗜学，爱书如命。但在他晚年时，病痛缠绕，国事纷繁，头脑很乱，又不能亲自出去了解。这个时候，就只有读他喜爱的古人古书，能暂时占领他的领域，不想那些事情。这是我最近才理解到的。所以他那时候，无论什么书，拿起来就读，读一会儿书，可以暂时忘记一切，忘记现实中令人烦扰苦恼、举棋难定的那些大事。他平生喜欢国学，视之如命，读起来精神会得到一种空灵，得到一些安慰。只是因为他那时眼睛不好，所以才找人给他读书。”
她同主席所读书，据她手头资料，及一早期打印件，经我同人民大学两名学生（一男一女，男生叫余国煌）之手整理出篇目，计划要以主席谈话、批注为基础，重新注释的赋文、诗词有：
宋 玉 《风赋》《登徒子好色赋》
枚 乘 《七发》
王 粲 《登楼赋》
左 思 《三都赋》
陆 机 《文赋》
谢惠连 《雪赋》
谢 庄 《月赋》
江 淹 《别赋》《恨赋》
庾 信 《枯树赋》《小园赋》《哀江南赋》
王 勃 《滕王阁序》
杜 牧 《阿房宫赋》
《毛诗序》
《诗经·大雅·云汉》（整理这些目录时，见到一字条，上写：“譬如他特别看重《大雅》里的《云汉》。《小雅》很多都是揭露时政的诗。《大雅》里的《云汉》值得一读，是写当时的一次重大的旱灾的，这对于我们了解历史的自然灾害的情况，很有价值。接着主席让我翻读了《云汉》，他讲解了《云汉》。”
《楚辞·离骚》
《古诗十九首》之四〈今日良宴会〉（关于刘大杰先生）
曹 操 《龟虽寿》
曹 丕 《燕歌行》
阮 籍 《咏怀诗》（阮籍、嵇康诗之评述）
左 思 《咏史》
谢灵运 （谢灵运开辟了山水诗派、田园诗派）
陶渊明 （历来捧陶，因为隐逸；知识分子的隐逸；仕途捷径）
李 白 《蜀道难》
杜 甫 《秦中杂诗》（郭沫若题写杜甫诗）
白居易 《白居易集》
李商隐
李 绅
聂夷中
李 煜 〔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
欧阳修 〔归自谣·离人几岁无消息〕
范仲淹 〔渔家傲·秋思〕（将军白发征夫泪）
洪 皓 〔江梅引〕
张元幹 〔贺新郎〕
李清照 〔声声慢〕、〔醉花阴〕
辛弃疾 〔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怀古〕、〔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陈 亮
蒋 捷 〔江城梅花引·荆溪阻雪〕
岳 飞 〔满江红·写怀〕
萨都剌 〔百字令〕
汤显祖 〔牡丹亭·游园惊梦〕
王世贞
龚自珍
所见芦老师一手迹：
毛泽东谈《诗经》，和我们现在学术界对《诗经》的评论，相差不远。他说：“十五《国风》不能否定，《伐檀》《硕鼠》写的是奴隶制，骂的是奴隶主。就是骂地主也可以嘛！陈涉、吴广就骂地主。陈涉还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伐檀》在形式上和《楚辞》是一类的。”
但是，他的着眼点和我们不尽相同。恩格斯谈论巴尔扎克的时候，曾说：“我从这里（笔者注：指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1888年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463页）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看文学作品、谈诗，往往注意到作品是否反映了社会生活和社会事件，即恩格斯所说的，一个伟大的文学作品所提供的历史资料，往往超过了当时的经济学家。所以毛主席当时特别提到了《大雅》中的《云汉》。这是我们一般都不太注意的一首诗。按旧说，这首诗是周宣王向上天诉说旱灾的诗，诗中描写了当时给社会造成巨大灾难的一场旱灾，“旱既大甚，则不可推。兢兢业业（1），如霆如雷。周余黎民（2），靡有孑遗（3）。”“旱既大甚，涤涤山川（4）。旱魃为虐（5），如惔如焚（6）。”因此他说，《大雅》《小雅》也不能否定。《颂》是祭祖宗的，没多大意思，但也有些史料。
我也问起过芦老师在中南海时的情况。她告诉我每晚宵夜很不错，“你可以想象，非常丰富。”“我和张玉凤、唐由之大夫我们几个住一个三层楼，楼里就我们几个。主席卧室外面有给我的一个办公桌，我每次陪主席读书之后，都要在这里将主席的意见、谈话副录下来，之后才能回去，往往都已是天亮了。这时我经常看到张玉凤在水房里洗衣服，一边洗衣服，一边抹眼泪。”那天听她谈到此处，我问她：“为什么，这是？”她说：“当时主席身边离不了人，张玉凤很少能回家，家里孩子由婆婆帮着带，但婆婆年纪大了，带了孩子，就没有精力做其他了，因此孩子的尿布、脏衣服等，隔几天就会打包寄到中南海，由张玉凤洗了再寄回去。”
芦荻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已完全陷入小动物的世界里。
晚年操心动物保护
有一次和芦老师忽然聊到余英时先生，我说余先生最初是在东北中正大学，其父亲余协中曾任中正大学校长。她听到“余协中”这一名字，眼睛一亮，告诉我，“我原先就在东北中正大学，余协中余先生是我们的校长。”这时我才知道，她最初就读于东北中正大学。余英时先生是1930年生人，算算时间，他们当是同学，或许还同届。他们都是辽沈战役爆发前转入关内的，余先生去了燕京大学；芦老师则附读于北大。
我2011年11月6日日记：“午后朱续兄约去见芦荻老师。有一阵子没见了，芦老师看上去面色有些苍白。问询之下，才知道她近期去同仁看眼睛，往复九次，一只眼睛最初做时不知何因，白内障仅取一半，重新做后，现在已经近乎失明，还在交涉中。亦谈起她孤身一人跋涉医院，打车出租车司机都不愿意拉，怕负责任的情景。皆不胜唏嘘。”她那次眼睛做手术，先找的唐由之，是由唐大夫介绍往同仁医院的，没有做好，遭了不少的罪。事后她女儿问她：“为何之前不去送礼？”她和我说：“我活了一辈子，送礼怎么送我都不知道，怎么去送！” 芦老师晚年与我述及当年伴毛读书情形，人大、北大早年旧事，包括与吴小如、张少康等先生的恩怨，皆能作持平之论，令人感佩。她曾托我代她向一些先生问好，语甚真挚，不掺假（吴小如先生在电话里及事后见面，均和我谈起不少细节）。老一代人先后作古，他们人品、学行，皆值得后辈学习、思量、践行。
芦老师查出癌症后，至一年多前不大能走路，“不良于行”，每天皆奔走、操心动物保护事业。无论何时接到有虐狗、伤狗的电话，哪怕是半夜或凌晨，都要找人找车过去营救。我在她府上第一次见到那样多的伤残动物，有的被戳瞎眼睛，有的被割掉舌头，有的脑袋被砍裂，有的腿被打折，心下非常震惊。在她府上，我也生平第一次见到给猫狗输液、输血。她晚年为营救更多猫狗，征得儿女同意，毅然将世纪城旁“碧水蓝天”的房子卖掉，自己赁屋居住（她为救护猫狗，还拖欠的动物医院的债，处处化缘，曾找过首善曹德旺等，但处处碰壁，故最后有卖房之举）。她身边猫狗最多时，租的别墅里，第一层约有四五十只狗，外加一只狐狸；还有一只鹦鹉。原有三只猴子，陆续死去，其中一只是身量极小的叶猴。第二层是生育期的猫狗，一个个铁笼，大大小小有近二十只，有猫狗约四五十只。她卧室里还有二十几只常随在身边的极小的小狗，食宿和她在一起。2012年冬我带张焕君、刘国华去给她作访谈时，谈话间，她宽大的衣服里钻出两只小狗。那次她说，“我自幼丧父，母亲是佛教徒。父亲是个读书人，他死的时候，我只有三岁多，虚龄。父亲得的是肺病。他教我读了一些很简单的古典诗词，就像骆宾王的《鹅》这一类的东西。他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他养病期间离开祖宅，在菜园子边上盖了几间房。父母带着我住在那儿，周围种了很多树木花草，花木葱茏。母亲还养了很多小动物。因为离开大家庭，很自由，我就每天在泥土里面跟小动物玩，而且养成喜爱花的习惯，杏花、梨花、腊梅，我都很熟悉，到今天仍然如此。因为住得偏僻，没有什么玩伴，那些猫啊狗啊就成了我最要好的朋友，这影响了我一生。”她公寓的第三层，是猫的病房，缺胳膊断腿的猫约有七八十只，场面极惨，请了专人喂药喂水。此外她还租有一个基地，猫狗上千，都是生病、残疾或被打坏的猫狗。她说自己已经完全陷入小动物的世界里，只要还有一口气在，有一点力量，一点办法，就要为这些生命去挣扎！
芦荻老师千古！ http://bbs.0513.org/thread-2579341-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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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毛泽东“评《水浒》”内幕 2012-02-08 09:08 作者：马涛 来源：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网站
针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百花齐放都没有了”的情况，毛泽东在1975年7月提出要调整文艺政策。在这之前，毛泽东已经指示重新印行古典小说，提倡读《红楼梦》、《水浒》。 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于1975年8月就《水浒》这部小说发表评论。对此，北京大学古典文学教员芦荻进行了整理，8月14日，经毛泽东本人审定，即成为关于评论《水浒》的批示。批示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又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本来是一场文艺评论，但是它最后又怎么演变为愈演愈烈的政治运动的呢？随着对文革档案的逐步披露，这场运动的内幕终于被揭开，种种谜团有了答案…… （一） 1974年8月，毛泽东被医生诊断患了“老年性白内障”，读书受到严重影响。为了消除毛泽东不能读书的烦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和副主任张耀祠为他寻觅了一个“讲史”的人——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女教师芦荻。 1975年8月14日凌晨，芦荻接到毛泽东秘书的电话，让她过来陪毛泽东读书。 那天，毛泽东与她聊的是古典文学问题。当毛泽东谈到《水浒传》时，芦荻猛然想起一件事：那是1974年时，她听说毛泽东认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她想，何不向主席问问，那八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于是说：“主席，听说你讲过《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毛泽东点点头，说道：“那是我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在1973年12月21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他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时说：“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为了引起大家的重视，他引用了《水浒传》的例子说：“《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 芦荻向毛泽东提问时，张玉凤也坐在一旁。她插话道：“去年在武汉时，我正读《水浒传》。主席见了，对我说过，‘宋江是投降派’！” 于是，芦荻请毛泽东详细谈谈应当怎样读《水浒传》这部书。她后来回忆说：“主席讲《水浒传》时，谈笑风生，和蔼幽默。就该书主导的政治倾向问题，他反复举例，细致地进行了分析…… 主席非常推崇鲁迅，每次谈话，都要提到他。当他听我说北大中文系正在修改小说史稿时，便说：鲁迅评小说评得好，要好好学习鲁迅的思想观点。他更盛赞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中对《水浒传》的评论，称赞鲁迅对金圣叹的批判。他对《水浒传》研究中长期没有贯彻鲁迅的评论精神，对金圣叹的腰斩《水浒传》和大量发行这一腰斩本即七十一回本，十分不满…… 毛主席说，应该出全本——百回本，叫出版部门印行。他说，印行百回本，让读者了解故事的始末，了解全貌，知道梁山好汉们怎样兴而又怎样败，还其本来面目，让读者知道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谈话中，张玉凤问：“主席，要不要通知出版界，把百回本的《水浒传》印出来？” 毛泽东点点头：“好。” 张玉凤便对芦荻说：“芦老师，你把主席的指示，写一下吧。” 毛泽东又补充道：“要不要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书的前面？” 芦荻明白他的意思，又在记录上加了一句。写完后，芦荻把记录递给张玉凤，张玉凤赶紧把它递给毛泽东。毛泽东看毕，微微点点头，表示同意。芦荻见毛泽东累了，便起身告辞。 张玉凤却叫住她，说：“芦老师，请你在书房里等一下。”芦荻从毛泽东的卧室退出来，到了毛泽东的书房，坐在书桌前。一会儿，张玉凤进来了。她对芦荻说：“芦老师，刚才我问主席，除了把鲁迅的评语印在各种版本的《水浒传》前面，要不要把主席对《水浒传》的意见整理一下，也印在前面？主席同意了。芦老师，请你把主席对《水浒传》的评语马上整理出来。” 于是，芦荻就在毛泽东的书房里，很快整理出了刚才的谈话记录。全文如下：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 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她万万没有想到，这份谈话记录会在全国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 （二） 就在毛泽东谈《水浒传》的那份记录整理出来的当天，“四人帮”就提出了“贯彻”毛主席指示的“办法”。 姚文元看到谈话记录后，立即写信给毛泽东说：关于《水浒传》的评论，“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该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为此，他还向毛主席提了三点宣传建议。 秘书给毛泽东读了这封信，毛泽东大悦。他没有发现姚文元的险恶用心，姚文元的建议迎合了他始终倡导的文化批判，当即挥笔写下批示：“同意。” 有了毛泽东的批示，姚文元当即开始发挥他的政治才能和搞阴谋的本事，伙同其亲信开始秘密炮制黑文章。经姚文元亲笔修改的《红旗》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中，别有用心地引用毛主席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话，以暗示评论《水浒》的政治性质。在9月4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中，更别有用心地提出“这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号召广大干部群众都要积极参加对《水浒》的讨论和评论，以此来掀起一个全国性的“评《水浒》运动”。 从1975年9月起，短短几天，全国就掀起了“评《水浒》”的浪潮，报刊上批《水浒》、批“投降派”的文章，铺天盖地而来。 当然，很多干部群众并不知“评《水浒》”的真正意图，只有江青、姚文元等几个阴谋家明白其用意。 早在8月下旬，江青召集于会泳等人开会，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 9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大寨召开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邓小平、江青、华国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了这次会议。邓小平在会上强调整顿。 江青在会上却强调“评《水浒》”。她说：“评《水浒》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对历史，对当前也有现实意义。因为我们党内有十次路线错误。今后还会有的。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 “所以不要看低了评《水浒》这件事，说它是文艺界的事情。不是那么回事。批《水浒》就是要大家知道我们党内就是有投降派。我们党内的投降派、修正主义者，干的事情是公开的，敌人做不到的。” 她还影射说：“他（宋江）上山以后，马上就把晁盖架空了，怎样架空的呢？他把河北的大地主卢俊义——那是反梁山泊的，千方百计地弄了去。把一些大官，大的将军、武官、文吏，统统弄到梁山上去，都占据了领导的岗位。”“他有一个‘潜’字，潜藏他的爪牙。他说，上梁山是要潜伏，像一只老虎，潜伏起来，躲起来，藏起来，就是把他那个凶恶的面貌藏起来，一有时机他就要出来。”“你看嘛，主席对学马列的指示，有的人就是不提。我刚才讲主席对马列主义的贡献发展，有的人就胆敢删掉。这你们就可以识别了吧，你看宋江怎么样处心积虑地排斥晁盖、架空晁盖……”“要看到我们党内有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1975年9月17日，江青又趁热打铁，召集写作班子和电影界、新闻界一百多人讲话，说：“‘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还说：“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领袖就是鄙人。”江青还要求会议上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稿。 毛泽东知道以后，愤怒地斥责江青的讲话是“放屁，文不对题”，还说：“那是学农业，她搞批《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上边（指政治局）没有多少人信她的。” 当主持会议的华国锋向毛泽东请示如何处理江青的要求时，毛主席作了如下批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毛泽东对江青这套政治阴谋的反感，也打击了“四人帮”的反动气焰。 （三） “四人帮”评《水浒》矛头之一就是指向已重病在身的周恩来总理。 “四人帮”与周恩来之间的矛盾，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初就开始了，但那时的“四人帮”对周恩来还是存些忌惮的，还不敢公然冒犯。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某些不满意，客观上为“四人帮”向他发动进攻提供了胆气。 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处召见王洪文、张春桥。毛泽东表达了他对外交部的不满，说：“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凭着敏锐的嗅觉，王洪文和张春桥明白，这明摆着批评的是周恩来。王洪文和张春桥很得意，看来扳倒周恩来也非难事。 1973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这次会议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召开的。毛泽东听了翻译的话，认为周恩来在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会谈中犯了右的错误。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表现得特别激愤，指责周恩来“是迫不及待要取代毛主席”。 姚文元也跟着这样说：“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按当时的说法，党的历史上有过十次路线斗争，其代表人物有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而党内路线斗争按性质说是你死我活的。 毛泽东后来说：“这次会开得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也不是。对总理可以批评，林彪就不行。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在这里，毛主席说的“他”是指周恩来，“她”是指江青。由于没有得到毛主席的支持，“四人帮”对周恩来的这次攻击只好偃旗息鼓。 “四人帮”终于等来了第二个时机，那就是“批林批孔”运动，他们借此机会虚晃一枪，把矛头直指周恩来。 “一·二五”大会，江青一伙借“批林批孔”向周恩来发起了又一次猛烈的攻势。周恩来并没有让江青的如意算盘得逞。大会当夜，他就让秘书整理好大会上的发言，第二天就将发言连同他写的信一起派机要通信员交给毛泽东。果然，毛泽东看到这份材料后大怒，当即通知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江青私自召集“一·二五”大会的问题。江青只好勉强承认错误。 继“批林批孔”之后，“四人帮”对付周恩来的又一利剑是批大儒。1974年1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唐晓文的文章《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中说，“孔丘担任了鲁国管理司法、刑狱的司寇，并代行宰相职务”，把孔子写作“宰相儒”。从此，江青一伙便开始借批“宰相儒”影射周恩来。他们布置“梁效”写《孔丘其人》和《从〈乡党〉篇看孔老二》两篇文章。直接控制“梁效”的迟群和谢静宜秉承江青旨意，反复对写作班子强调，写《孔丘其人》要有“针对性”和“强烈的现实感”，写孔丘要“虚构，不要太实；挂林彪，不仅仅是林彪”。要在“其人”上把文章做足，画好某一个人的像。《孔丘其人》发表在1974年《红旗》杂志第4期，孔子被描绘成“71岁、重病在床”，“还拼命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去朝见鲁君”，并用“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虚伪狡猾的政治骗子”、“凶狠残暴的大恶霸”、“不学无术的寄生虫”、“到处碰壁的丧家狗”这些最污秽的语言影射攻击周恩来。 1974年7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四人帮”对周恩来进行围攻，还是毛泽东严厉批评才平息下来。 毛泽东对《水浒》的评论，使“四人帮”又找到了一个机会。他们利用毛泽东的话，提出批投降派，并翻出历史上的伍豪事件，再一次欲置周恩来于死地。就像江青说的：“……用三路向周恩来进攻：一、在精神上，千方百计折磨他；二、加重他的工作，每天都让他累得筋疲力尽；三、加上病。” “四人帮”曾多次利用“伍豪启事”向周恩来发起进攻，但都没能得逞。但这次，他们觉得利用“评《水浒》”批投降派，利用“伍豪启事”诬陷周恩来为投降派，真是再好不过了，打倒周恩来也是指日可待。于是，江青指挥手下的一些御用文人，对周恩来进行了疯狂的诬蔑和进攻。 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进行第四次手术。就在要上手术台前，他在一份手写稿件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写了一行字：“于进入手术室（前），1975年9月20日。” 这份文件是周恩来1972年6月23日在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诬陷、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周恩来签署的这份手写稿件，就是这个报告的记录稿，是他委托邓颖超亲手根据录音记录整理的。 周恩来知道，江青一伙要打倒他，即使他活着的时候没有被打倒，死后那些人也不会放过他。而“伍豪启事”问题就是他们握在手里的一枚炸弹，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们就会把这枚炸弹投向他。所以，在手术前，他要把事实真相可靠地存放起来。一旦他离开人世之后，在有人再次借“伍豪启事”陷害他的时候，这些材料就可以为他作证。 对于周恩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就国民党伪造的“伍豪启事”所作的报告，毛泽东和政治局曾提出将录音和根据录音整理的记录稿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存档，但是会后却被搁置下来未办。而且到了7月间，王洪文还叫人从上海档案馆寻找“伍豪的材料”。 周恩来是怀着满腹委屈和忧愁进入手术室的。在进入手术室时，他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对于江青一伙借“评《水浒》”来攻击他，周恩来只有用这种独特的方式予以回击。 （四） “评《水浒》”运动也是“四人帮”对文艺调整的一次反扑。 随着全面整顿工作的进展，文艺整顿也被提上日程。这次文艺整顿是毛泽东启动的，而真正的执行者却是邓小平和党内一批代表正义的力量。这时，邓小平在党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军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在政府内，是代行总理职务的副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工作。 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文艺萧条的现状，毛泽东在1975年提出了要调整文艺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1975年5月30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他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把知识分子说成“臭老九”指出：“老九不能走。” 7月初，毛泽东与刚刚受命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谈话时，也谈到了文艺工作，他对文艺工作的现状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提出了批评。他说：“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毛泽东的这些话，为邓小平开展文艺整顿提供了契机。 也许是为了减少文艺整顿工作的障碍，7月中旬，毛泽东又与江青进行了一次谈话，话题就是文艺调整问题。他说：“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他还说：“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林彪不跑，我们也不会杀他，批是要批的。” 毛泽东既是在批评江青，也是为以后的文艺调整指明了方向。邓小平就是根据毛泽东的意思，把文艺整顿一步步深入下去。 当然，调整工作遇到的困难和阻碍很多，邓小平深知这一点。他决定从调查研究入手，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刚刚成立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政研室负责人召开了会议。经过一番讨论，决定从“三突出”问题入手。邓力群对大家说：现在的文艺评论文章，都把京剧“革命样板戏”的“三突出”原则，说成是适用于一切艺术形式的创作原则，是不妥当的，势必阻碍“百花齐放”。我们的调查研究就从这个题目开始。 于是由王子野、郑惠等人开始仔细翻阅报刊。从1969年“九大”以后查起，重点翻阅被“四人帮”控制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杂志和上海的《文汇报》。在查阅“三突出”原则时，王子野、郑惠有了意外发现——那就是“四人帮”擅自篡改毛泽东的文艺创作原则，毛泽东向来倡导的“百花齐放”不见了，只余下“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是1951年春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亲笔写的题词。1956年4月，毛泽东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促进文艺繁荣和科学进步的方针。1964年9月，毛泽东在对中央音乐学院学生陈莲来信的批示中指出，在借鉴古代和外国艺术问题上，必须实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这以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四句话就连用在一起，作为发展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方针。没想到，“四人帮”胆大妄为，竟敢砍掉“百花齐放”，阉割毛泽东的文艺方针。 当王子野把整理的材料交给胡乔木时，胡乔木为之一震，他觉得这份材料提出了一个原则问题。它不仅赤裸裸地暴露了“四人帮”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的本质，而且表现了他们从理论到实践抗拒毛泽东的文艺方针，割裂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貌。“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四人帮”总是把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帽子扣在异己的头上，现在这份材料证明，真正反对毛泽东文艺方针的是“四人帮”！ 胡乔木立即把这份材料送给了邓小平。之后，他又翻查资料，试图找出阉割毛主席文艺方针的始作俑者。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胡乔木即查出，那个胆大妄为的家伙正是“四人帮”中的文化棍子——姚文元。胡乔木把这一新的发现也报告给邓小平。 揭发“四人帮”的机会终于来了。 1975年10月4日，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插话，运用这个材料，对“四人帮”割裂毛泽东思想的罪恶行径进行了批评和揭露。 邓小平说：“我总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荣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说学习毛泽东著作要学精神实质。当时书记处讨论，赞成罗荣桓同志的这个意见。林彪主张就学‘老三篇’（后来加成‘老五篇’），是割裂毛泽东思想。……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譬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可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 这对“四人帮”是一次猛烈的打击，迫使他们在“百花齐放”口号等问题上只好作暂时退却，暗中却布置亲信，把过去剧组所写文章中删掉“百花齐放”的地方再版时“要加上去”。他们打马虎眼，欲蒙混过关。 就在邓小平调兵遣将调查“四人帮”的时候，“四人帮”也正在寻找时机，组织力量随时准备“反扑”。邓小平一直也是“四人帮”的眼中钉，他是“四人帮”政治阴谋得逞的又一大障碍，其影响力不亚于周恩来。 毛泽东对《水浒》的评论，“四人帮”好像抓到了一株救命稻草，于是，他们决定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评《水浒》”运动，既可以打击周恩来，又可以攻击邓小平，捎带着还可以影射那些老干部，可谓“一箭三雕”。 当江青在大寨大造舆论，说《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以及受“四人帮”操纵的《人民日报》、《文汇报》等报刊也纷纷刊登评论以同一个论调提出“架空”说的时候，邓小平明白，这是对他的影射、攻击。他立即想办法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以便使毛泽东能够了解“四人帮”的阴谋，了解“架空说”的真相。 邓小平挫败了“四人帮”的政治阴谋，但并没能改变他第三次被打倒的命运。 1975年下半年，毛泽东的病情逐渐加重。此时的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视为他一生中所做的、可与创立新中国并列的两件大事之一。他在全局上始终坚持“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同时他又迫切地想扭转自从“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社会上出现的混乱局面，希望实现社会安定，加快经济发展。可是，“文化大革命”的“左”倾理论却与安定团结、经济发展存在着根本对立的矛盾。 他支持邓小平搞整顿，希望邓小平在不改变“文化大革命”基本方针的前提下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一旦这个前提被否定，他对邓小平的支持也就不再存在。 “四人帮”深知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态度，他们就决定从这一点上打开突破口，争取到毛泽东的支持，从而把复出的邓小平重新整下去。 但“四人帮”也知道，此时毛泽东对他们已失去了信任，毛泽东对他们的多次批评也使他们长了经验，于是他们在舆论界不断煽风点火的同时，又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即由他们的亲信、毛泽东的亲人毛远新向毛泽东“进言”，这一次果然奏效。 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说，现在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1972年批极“左”还凶些。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成绩是七，还是错误是七，有分歧。 毛泽东在不断听到并感到邓小平的全面整顿确有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嫌时，他的态度变了。他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不过，他仍然对邓小平抱有希望。他指示在政治局内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希望能够统一认识，提出由邓小平主持对“文化大革命”作一个决议，总的评价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 邓小平的答复是：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言词虽然委婉，却是柔中寓刚。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倔强和执拗终于忍无可忍，最后失去了对他的信任。不久，在全国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被打倒了，全面整顿工作陷入瘫痪。“评《水浒》”运动进一步升级，江青一伙更加公开地、明目张胆地“批邓”了，并借此欲打倒一大批党、政、军要人。 （五） 毛泽东评《水浒》，初衷究竟是什么呢？究竟是有所指，还是“四人帮”借题发挥呢？欲弄清这个疑案，我们须从毛泽东历次对《水浒传》的评论说起。 毛泽东对《水浒传》这部小说的阅读和评论贯穿了他的一生，他经常引用《水浒传》中的故事教育后人，也用以自省。在青年时代，即主持新民学会期间，毛泽东就向他的会友建议，让他们读一读《水浒》；在大革命时期，他引导农民运动的时候，也谈起过《水浒》和宋江的造反；在长征途中，尽管条件非常艰苦，他仍然没有忘记读《水浒》。据传说曾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长征途中刚刚打下一座县城，毛泽东没等安顿好，就急着让警卫员找《水浒》，以至于警卫员错会意，误把《水浒》当成“水壶”，急匆匆抱来一只水壶，以解“燃眉之急”，足见毛泽东对《水浒》的偏爱。 1975年那次关于《水浒传》的谈话，据当事人芦荻讲，毛泽东做的完全是文学评论。她说：“毛主席评《水浒》，完全是针对《水浒》这部小说讲的，并没有别的意思。” 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也说：“评论《水浒》是怎么一回事？主席把七十一回本读了3个月，读了以后，主席发表了这一番言论。有人借这些做文章，想搞阴谋。” 事实上，毛泽东对《水浒传》的这段评论，也非即兴之论。这与他晚年的特殊心理背景——发动“文化大革命”，防止党变修国变色，提倡“继续革命”有关，但也绝非有所指，绝非如“四人帮”所鼓吹的那样，是什么“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 对于此事件，胡乔木后来回忆说：“不要把历史看成一个平面的问题，把无产阶级革命同农民革命的问题放在一个水平去观察。”“农民战争同无产阶级革命不是一回事。农民起义中有革命和投降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国农民战争史很长，从长期的农民战争经验中吸取教训，是很需要的。”“斯大林关于皇权主义的话，要作正面的批评”，“农民战争也有不同情况。有拥护好皇帝的，有自己要作皇帝的；有提出土地纲领的，有不提出的；有推翻地主统治重新建立一个地主统治的，有投降的。”“不能把投降派用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来概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不是农民的局限性。”“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夺取政权后本身变质，不是投降。” 胡乔木又说：“梁山这是个悲剧，但并不是不可理解的。我们现在就是从多方面来吸取教训，来对付内部、外部的敌人。”他确定文章的题目为《宋江的投降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要求由《水浒》的评论批评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总的归结到努力提高阶级觉悟，提高识别能力。这就是我们学习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根本意义所在。”至于对“宋江架空晁盖”的提法，胡乔木说，用不着花很多篇幅去批，只要用马克思批评过的不应把历史和现实作一种“肤浅的历史对比”一句话，就可以驳倒了。总之，他们力求写出一篇能够正确阐述毛泽东关于《水浒》评论的学术论文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bf6958280102xtst.html 毛泽东的《水浒》情结
2015年05月06日15:30 新浪历史 作者：虞云国
 阅读中的毛泽东 (文/虞云国)
新版电视剧《水浒传》对经典小说《水浒传》颇有与旧版电视剧不同的解读，从而印证文学评论中那句高引用率的话：“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过，似乎还可以翻用那句话：“一个人眼中未必只有一个哈姆雷特。”即如毛泽东，在其前期与晚年，对《水浒传》及其主角宋江的解读，就大相径庭，判若两人。 一、 毛泽东说过：“中国三部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谁就不算中国人。”(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107页)。就普及率而言，《水浒传》与《三国演义》也许要超过《红楼梦》——《红楼梦》毕竟有点贵族化与士人化——成为人民大众的社会历史教科书。相对而言，《水浒传》比《三国演义》更具平民化的特点。 自少年时代起，毛泽东就爱读《水浒》，到老兴趣不减。他曾经指出：“《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薄一波《领袖元帅与战友》26页)这句话也可视为他阅读《水浒传》的自我定位，终其一生，他确实始终是从政治角度来解读这部古典小说的。 据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小学时代，他就“瞒着老师”，在课上眈读《水浒传》，这是最易受感染的年龄段。李锐认为，《水浒传》对少年毛泽东的最大影响，就是“激起了他反抗现有秩序的精神”(《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19页)。 1917年中秋，湖南一师同学聚会，讨论救国之道。有人主张从政，有人提出从教，毛泽东认为，前者需要金钱与关系，后者耗时太久。别人问他的办法，他径直回答：“学梁山泊好汉。”(斯特尔特·施拉姆《毛泽东》24页)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抗大说：“《水浒》里面讲的梁山好汉，都是逼上梁山的。我们现在也是逼的上山打游击。(《忆董老》第2輯67页)”重庆谈判期间，他回击陈立夫：“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陈晋《毛泽东之魂》147页)为此，毛泽东由衷激赏：“梁山好汉都是些不甘受压榨，敢于反抗的英雄。”(喜民《魂系中南海》92页)。他还对薄一波说：“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统帅得很好。”(《领袖元帅与战友》26页) 1939年，毛泽东发表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列举了中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农民革命战争，推为“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而宋朝就举了宋江与方腊。若以规模论，方腊与宋初的王小波李顺以及稍后的钟相杨么，史学界称为宋代三次农民起义，宋江还不足以充当代表。他之所以举宋江，恐怕还是受《水浒传》渲染有关，但宋江作为农民革命领袖的历史地位，也由钦定而无非议。 1944年，毛泽东看完新编平剧《逼上梁山》，“十分高兴”地驰函编导，表示祝贺，还“希望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用意很清楚，就是以水浒英雄逼上梁山相号召，鼓动全国民众推翻旧秩序。潜台词也不言而喻，圣地延安就是梁山，而他统帅的正是“众虎同心归水泊”的伟业。 新政权建立后，在外交場合，毛泽东不止一次宣传他的“逼上梁山”论。他对越南战友胡志明现身说法：“我这个人是逼上梁山的。以前我没有准备打仗，是教小学的。就在那年被逼上梁山。”(董志新《毛泽东读<水浒传>》111页)类似“逼上梁山”的话头，他对其他外宾也一再说过。毛泽东还以“逼上梁山”论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因及其正当性进行辩护：“共产是逼出来的，七逼八逼就逼上了梁山。”(《毛泽东外交文选》225页) 总之，在武装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无论思想观念，还是路线政策，抑或方法策略，乃至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水浒传》都对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也从中汲取了诸多的营养。例如，他就毫不掩饰地承认： 不义之财，聚义劫取，完全可以，很合情理。大碗吃酒，大快吃肉，酒肉哪里来？我们也搞过，叫打土豪，那叫消费物资，我们罚款，你得拿来。…过去打土豪，我们对付的是地主，那是完全正确的，跟宋江一样。” (陈晋《毛泽东之魂》373页) 有西方研究者从《水浒传》对毛泽东的这些影响，推论他领导的革命具有民粹主义的倾向。是否如此，暂不深论。但在其革命生涯中，毛泽东将《水浒传》作为可资参考的革命教科书，宋江也其心目中是“统帅得很好”的革命领袖，则毫无疑义。 二、 1949年以后，在新政权建设中，毛泽东一如既往，从《水浒传》中借鉴思想、方法、知识与灵感，娴熟运用到政治工作、经济领域与文化战线的方方面面，其例甚多，不必赘举。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尽管已升格为大国领袖，但国家实力仍处于弱势地位，远不能与美苏鼎足而三，他又把“逼上梁山”论推广到国际关系中。 1964年，针对当时西方阵营的头号大国，毛泽东对斯特朗说：“在全世界范围内，帝国主义者正把人民逼上梁山。现在，美国正弄得柬埔寨人民无法生活，所以西哈努克亲王起而反抗。”(《毛泽东交往录》422页) 而在国际共运领域，毛泽东向苏共领导权叫板，再次扮演了造反的角色。他以《水浒》作譬道：“赫鲁晓夫就是洪太尉，他发动公开论战，就是揭开石板，把下面镇着的108个妖魔放出来，天下大乱了。108将就是梁山泊的英雄好汉，我们就是赫鲁晓夫这个洪太尉放出来的妖魔鬼怪。”(吴冷西《十年冷战》737页) 是否可以说，无论在国内斗争中，还是国际角逐中，当自知处于弱势时，《水浒传》对毛泽东说来，就是革命的教科书，他在其中读出的，都是梁山好汉的造反形象，宋江也是一百零八将的正面领袖。 三、 1965年，就在中苏论战方酣之际，毛泽东与各大区第一书记有段谈话：“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我们搞的小三线就好造反。中国人好造反，我们这些人还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陈晋《毛泽东之魂》132)其时，赫鲁晓夫已经下台，毛泽东这里所说“如果出了赫鲁晓夫”，表明他已在思考“身边赫鲁晓夫”的问题。这次谈话，尽管还袭用此前宋江造反的解读取径，却可视为毛泽东对《水浒传》总体解读开始转向。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诠释《水浒传》的后期思路渐次成型。1973年岁末，他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已说：“《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陈晋《毛泽东之魂》修订本162页)在武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也提到《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芦荻《毛泽东评<水浒传>的前前后后》) 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在与芦荻谈话中指出：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册，457页) 芦荻先是强调，毛泽东这些评论“完全是对《水浒》这部小说讲的，没有别的意思”(1978年12月29日《光明日报》专访《在毛主席身边读书》)；后又指出，毛泽东关注的是“梁山好汉们怎样兴而又怎样败，还其本来面目，让读者知道壁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读讲诗文的芦荻》，载叶永烈《毛泽东的秘书们》)。不论怎么说，在毛泽东的解读里，《水浒传》已从革命的教科书变为修正主义的反面教材，宋江也由农民革命的领袖打成了搞修正主义的投降派。 当天，姚文元闻风而动，在起草的《关于开展对<水浒>评论的报告》中称：“主席的批评揭露了《水浒》宣扬修正主义路线的本质，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义的真面目”，这对“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毛泽东批示“同意”，表明正是他决策从“思想路线教育”高度，发动全民评《水浒》运动的。 当年9月，在昔阳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江青大讲“评《水浒》要联系实际，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含沙射影指向周恩来与邓小平。文革结束后，有人根据毛在邓汇报时说江青“放屁！文不对题”，把评《水浒》运动说成是受“四人帮”的利用。对照在姚文元报告上的明确批示，毛泽东不满江青的只是“文不对题”地帮倒忙，因为“那是学大寨，她搞批《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毛泽东传(1049－1976)》下册1751页)，而决不是否认评《水浒》运动是他的战略部署。 四、 就小说而言，毛泽东的评《水浒》运动，其锋芒所向，一是宋江“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即架空晁盖，这属于组织路线层面；二是宋江“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即招安投降，这属于政治路线层面。 不能不佩服毛泽东读《水浒》，目光如炬，心细如发。未经金圣叹腰斩的《水浒传》确有两个主题，一是前半部的造反主题，二是后半部的招安主题，而架空晁盖正是两大主题暗转的关键性伏线。马幼垣有一本《水浒论衡》(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其中《架空晁盖》篇认为，这条伏线“串联几十回书的大小事情，不易为读者察觉。毛泽东是第一个把它作为专题来讨论的，不能不说他读书够细。” 《水浒传》确有蛛丝马迹的细节反映了宋江上山后，与晁盖在领导权上的矛盾与争夺。及至曾头市误中毒箭，晁盖当着众兄弟，对宋江说出临终遗言：“贤弟保重，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便叫他做梁山泊主。”《水浒论衡》评曰：“晁盖一声保重，然后指明继任人的先决条件，等于委宋江以选人的监察任务，也就是说这把首席交椅与他无关了。晁盖已在弥留之际，哪容宋江、吴用等跟他辩，一下子就完成了大家默许的继任立案程序。晁盖此举，全不以公为念，如果不是志在宋江，还会有什么别的意图可言。” 在“架空晁盖”论上，马幼垣说毛泽东“本末倒置”，理由是晁盖死后好多日子才有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一百零八是日后的总人数，说的全部是健在的人物，早已当了神位者又怎能算在其中？故本来就谈不上屏与不屏。” 这是过于拘泥小说的逻辑而未能参透毛泽东的心结，在“理解的同情”上未达一间。 实际上，毛泽东晚年心心念念关注的就是自己身后的盖棺论定，他与升任中共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有一次谈话： “人生其实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 他回顾自己“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创立新政权，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越到弥留之际，后者在其心目中份量越吃重，因为直接关系到对他的“盖棺论定”。他说： 这事(指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毛泽东传(1949－1976)》1781－1782页) 结合这段话，就能明白，毛泽东之所以在宋江“架空晁盖”上大做文章，有两层考虑。一是遗产交接的考虑，尤其不能在文化大革命这一遗产上，让宋江修正了他的路线；二是盖棺论定的考虑，他最担忧的就是“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的结局。在他看来，晁盖即便归了神位，也应是梁山泊的“不祧之祖”。这才是毛泽东“架空晁盖”论的内心纠结。 马幼垣认为，以小说研究的文本阐释而沦，“架空晁盖的讨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水浒》的本质和探索它的演变原委。但若政治挂帅，另怀目标，这种讨论很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毛泽东把晁盖、宋江说成一正一邪，分别代表革命与反革命，如同他发动的批儒评法运动一样，用意是将晁宋斗争对应儒法斗争。 然而，正如李锐指出：“说宋江搞修正主义云云，是超过历史可能去要求《水浒传》，本身也就离开马克思主义观点了。”(《毛泽东早期读书生活》21页)其结果只能像马幼垣所说：“古典小说如此卷入后世政治漩涡，古今中外大概仅五十年代的俞平伯、胡适《红楼梦》事件差可比拟。”但这次“态度更狂妄，政治目标更明显，更不试图利用学术讨论的幌子去作起码的掩饰，无疑是中国文化的一场浩劫，远远超过对一本古典小说的蓄意曲解而已。” 五、 实际上，鲁迅对《水浒传》的解读，也不是一维单向的。他对《水浒传》的文学性诠释，主要集中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而他从社会政治角度对这部名著的解读，则散见于杂文中。即就后一层面言，鲁迅既有关于《水浒》“不反对天子”、“终于是奴才”的批判(也就是评《水浒》运动中最受毛泽东青睐的那段话)，也有关于中国还盛行“水浒气”的反思(时下颇有文章批评《水浒传》宣扬滥杀无辜、劫富自享、女人祸水等错误倾向，正是这种释读的延伸)，更有“《水浒传》里有革命精神”的赞许(《鲁迅全集》第7卷202页)。 毛泽东自许“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册71页)，他在号召“《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时，就进而指出：“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地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薄一波《领袖元帅与战友》26页)在鼓吹《水浒传》的革命精神上，毛鲁两人无疑是同调。当然，持此说者还大有人在，连言情小说家张恨水也说过：“中国从来无鼓吹平民革命之书，有之，则从《水浒》始。”(《水浒人物论赞》)所以，我们不必因毛泽东发起评《水浒》运动，而抹杀其关于《水浒》论述中那些合理性的东西。 毛泽东认为：“金圣叹很讲究文章的提笔”。因而不妨重温金圣叹提笔评《水浒传》时的那段话： 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蓋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乱自上作也。乱自下生，不可训也，作者之所必避也；乱自上作，不可长也，作者之所深惧也。 毛泽东所告诫的“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与金圣叹“乱自上作”与“乱自下生”的论断，也堪称是隔代知音，对任何时代的中央政府都不失为一种发聋振愦的提醒与警示！ http://history.sina.com.cn/his/zl/2015-05-06/1530119717.shtml 毛泽东身边最后一位女侍讲芦荻的结局
2016-8-26 15:33:43 来源：红潮 毛泽东身边最后一位“女侍讲”芦荻的结局芦荻与毛泽东谈《水浒》引发出政治运动 【】导读：在新中国说来似乎没有侍讲这个职位，但在毛泽东晚年又实实在在有这样的角色，最后一位能和他谈古论今的还却是一位女侍讲。她不仅不逊色于古代封建王朝翰林院的侍讲学士，而且在同毛泽东的侍讲之中，还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的政治运动。 晚年芦荻 芦荻：和晚年毛泽东谈古论今的女人 1974年春天开始，毛泽东的视力明显减弱了，被医生诊断为老年性白内障。但毛泽东素来手不释卷，尤为爱读古代的诗、文、史。因患眼疾，机要秘书可以读文件，可是为他讲史论文就勉为其难了。于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和副主任张耀祠，委托当时的中共北京谢静宜从北大中文系物色人选。 没几天，谢静宜送来北大中文系几位教师的档案，毛泽东说：就让芦荻来吧！ 毛泽东缘何要让芦荻当他的侍读秘书？毛泽东是博览群书著名，他的记忆力又极强，唯独他读过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历代文选》，很喜欢其中的《触詟说赵太后》、《别赋》、《滕王阁序》、《别赋》、《滕王阁序》，芦荻则是文章的选注者，记忆力甚强的毛泽东，当时便记住了文章选注者芦荻的名字。 芦荻，原名芦素琴，祖籍湖南，1931年出生于辽阳的，书香门第，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抗美援朝期间，她跨过鸭绿江，做起空军。朝鲜战争结束后，1954年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古典文学。文革期间调往北京大学中文系，著名学者、教授，毕生从事古典文学教学与研究，对中国古代文学史及唐诗、宋词颇有研究，造诣深厚。 1975年5月23日，谢静宜来到三里河芦荻家，她给芦荻说：26日，我要带你去见毛主席！ 芦荻瞪大了眼睛：什么？见毛主席？ 谢静宜说：是。 是吗？芦荻迟疑地反问。 谢静宜说：经毛主席、党中央批准，我们派你去给毛主席讲诗、词、歌、赋。 芦荻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毛主席是全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对中国古典文学深有造诣，怎么会要她去讲诗、词、歌、赋？ 初见毛泽东，让芦荻格外吃惊 1975年5月26日，谢静宜亲自送芦荻进入中南海，第一次见中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毛泽东。 晚上10点半左右，我随张玉凤进入一个大厅，地面上铺上红地毯，排满一圈沙发，灯光照耀如同白昼，再进入一个摆着一张大床，类似书房的房间。芦荻看见沙发上坐着一位老人，穿着一件白色针织圆领汗衫睡衣，脚下的裤脚都是扎起来的，穿一双黑色的布鞋，面色苍白，头上稀稀疏疏的，有一点灰白的头发。 张玉凤说：主席，芦老师来了。 芦荻这才知道是主席，但是，芦荻无论如何都不能相信，这就是当年在天安门检阅，神采奕奕，声音洪亮的毛泽东，两目呆呆地前视，茫然得很，没有任何表情，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只是一副比较高大的瘦弱身躯，芦荻百感交集，这就是主席，这就是中国人心目中的神？ 芦荻站在那里，始终不能肯定眼前的这位老人就是她心中的最伟大领袖，直到毛泽东开口说出第一句话，芦荻才确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这时候，四周几乎掉一根针在地上都能听的到声音，芦荻在想，我正是挨着批判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有一种像见到至亲一样，站在那里，泪水充盈眼眶，不断抽泣。 就在这时，毛泽东说：你喜欢秋天吗？一个人突然在这种场合被问这木头木脑的话，真觉得在做梦，这是什么意思呢？芦荻不能回答，没有吱声。 毛泽东笑了，又问：会背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那首诗吗？神情高度紧张，愣愣地站着的芦荻，对唐诗倒是真熟悉，她说，我会背。 毛泽东说，那你背吧。 芦荻开始吟诵起来：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获秋。卢荻背到最后一句，才明白毛泽东是用这首诗的最后一句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卢荻秋来说自己的姓名，意识到毛泽东为什么问她喜欢秋天吗？。毛泽东说，那你怎么叫芦荻的名字？芦荻笑了，觉得很自然，哎呀，这么回事，主席。 芦荻紧张的心情，在谈笑中开始放松。毛泽东指了指自己的双眼，说是患目疾，要请她代读中国古文，芦荻这才明白了请她来此的用意，松了一口气。 毛泽东跟她聊起了刘禹锡。他很喜欢刘禹锡的作品，欣赏那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他会背刘禹锡的《陋室铭》、《乌衣巷》、《竹枝词》、《杨柳枝词》等许多作品。 毛泽东兴致很高，从唐朝的刘禹锡，谈到了三国时的阮籍，又忽地提及了北周文学家庾信。他见芦荻在一边只是听着，笑道：该轮到你讲了，就讲讲庾信的《枯树赋》吧。 芦荻毫无准备。她凭着自己的记忆背诵起《枯树赋》，边背边讲解，毛泽东听得很有兴味。接着，又谈起了那位江郎才尽的江郎江淹的《别赋》以及《触说赵太后》。 毛泽东大约很久没有遇到这样可以谈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对手了，显得异常兴奋。他下了床，在屋里缓缓踱起步子来，一边踱，一边嘴里哼诗诵词。他缓步在宽大的房间里踱了三圈。这样从夜里10时18分，一口气谈到凌晨l时。大夫考虑到毛泽东正在病中，劝他早点休息。毛泽东谈兴正浓，又谈了约1小时，大夫下了命令，非要毛泽东休息不可。 这时，芦荻赶紧站了起来，向毛泽东告别。张玉凤送芦荻离毛泽东住处很近的一幢楼里住了下来。除了她以外，底楼还住着好多位为毛泽东治病的大夫。谢静宜则住在二楼。从此，芦荻终日在中南海住着，不能回家。她的生活规律不得不作很大的改变：她上午睡觉，下午闭门看书，为讲读做案头准备；深夜至凌晨，她来到毛泽东那里，为他读讲诗文。 http://www1.hjbju.com/33qsfs2/4615.html
芦荻追悼会今日举行 遗照上的她仍怀抱小狗
她爱动物 胜过爱自己(图) 2015-02-10 13:40:00 来源: 法制晚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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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晚报讯 (记者 杨京瑞 汪红)今天上午，诸多亲友赶到现场，参加芦荻女士的遗体告别仪式发 摄/法制晚报记者 付丁
为了收养动物，她变卖了自己的房产；因邻居们的不理解，她被迫辗转搬家多次；因拖欠动物医疗费，她也曾被诉上法院。作为国家一级社团—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的负责人，她的声望超过了协会的声望。2015年2月3日，86岁高龄的芦荻因病在北京去世，今天上午，她的追悼会在八宝山殡仪馆文德厅举行。
悼念 遗照上的她 仍怀抱小狗
今天上午，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终身荣誉会长芦荻女士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殡仪馆文德厅举行。芦荻女士的儿女、亲戚、生前好友、她为之付出毕生心血的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的同事前来为老人送最后一程。
告别现场两侧摆放着亲友们送上的花圈，花圈上的挽联记录下芦荻老人令人感动的大爱和仁慈，也表达着送别者对老人无限的尊敬。告别现场正中间摆放着芦荻老人生前的彩色照片，照片是亲友们专门挑选的，照片上的老人怀抱着雪白的小狗，小狗贴在老人的脸上，亲密无间。
芦荻的外甥女李女士专门从天津赶来，老人去世前的几天她一直陪伴在老人身边。她眼圈红着对《法制晚报》记者说：“我老姨特别善良，对我们这些晚辈特别疼爱，本来一个大学教授退休后钱也不少，儿女又都在国外，她可以生活得很好，可为了这些小动物，她几乎倾家荡产，亲人们不理解，后来有些人都和她疏远了，她牺牲太大了！”
得知母亲病危从美国赶回国的芦荻的女儿刘女士告诉记者，老人生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她那些救助的小动物，现在光在家里的小动物就有二三十只，他们必须要安排好这些小动物，好能让母亲能够安心地离去。
生平
年幼吟诵诗词 晚年种树赏花
芦荻曾经说，自己走上文学这条路，是在父母的引导下，尽管在她3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但是父亲是清末的读书人，很小就开始培养孩子们的文学素养。那时，父亲会将芦荻扛在肩头，看着满园的杏花、梨花吟诵诗词。
小小的芦荻自幼就打下了扎实的中国古典文学功底。晚年的芦荻在自己的住所也种下杏树，每当开花的季节，她就打开窗子，让那绽放的花枝伸进屋子里来。
文学是芦荻的挚爱，是她一生追逐的梦。为了小动物，她放弃了自己的专业，可是在闲暇的时候，偶尔也会想起久违的诗词，不禁热泪盈眶。想起自己家中“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日子。
如今，这些朋友大都远离了她。他们不能接受眼前这个头发凌乱、面容憔悴，拖着一条残腿，衣服上沾满猫毛和狗毛的芦荻，他们心中的她应该是沉稳儒雅、悠游闲适，在古典文学方面建树颇丰的大学教授。
“可是，如果我放弃了它们，还有谁来照顾它们”，几次曾经想要放弃的芦荻最终还是听从心的召唤，决定为了这些弱小的生命付出一切。
为动物卖家产 天天为钱发愁
为了救助流浪动物，1992年，经芦荻多次呼吁并多处奔走，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终于在农业部和民政部批准下正式成立。
协会虽然成立了，但救助流浪动物的资金仍然没有着落。芦荻仍旧一如既往地将她的退休金、子女给她的生活费、变卖家产的钱全部用在了小动物身上。不同的是，给她打电话送流浪动物的人越来越多。
在她位于人民大学静园的家门口，经常是她一开门，就会看到一个纸箱子，里面放着一只奄奄一息的小动物。
几十年与小动物为伴，芦荻学会了如何照顾它们。她的家里时常养着十几只小猫和小狗，她每天很早就起床查看生病小动物的身体状况，给它们身上抹药、打针、打点滴、用针管往嘴里喂药。
每天忙碌到深夜，她几乎是围着动物转。因为邻居们的不理解，她辗转搬家多次；因拖欠动物医疗费，她也曾被诉上法院。
在海淀西玉河的一个村子里，一位佛教徒为她租了几亩空地，用来饲养协会救助的流浪动物。芦荻带领着几个工人盖起了几排狗舍，此外还有工人的宿舍、办公室等等。
到了2013年，陆续救助到这里的小动物达到了近千只。一位富有浪漫情怀、退休金不低的古典文学教授，在晚年为了从事流浪小动物救助工作，却变成了一位天天为钱发愁的老人。
人物
芦荻，原名芦素琴，祖籍湖南，1931年出生于辽阳的书香门第，曾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参加过抗美援朝。朝鲜战争结束后，于1954年起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古典文学。“文革”期间调往北京大学中文系。
晚年 爱是生命的主题
2013年，经常感到胸闷和头痛的芦荻被查出罹患肺癌，并转移到了头部。这个结果对于已有80高龄的老人来说无疑是致命打击。至此，芦荻无奈停下了每天忙碌的脚步，奔走于医院和家之间，但只要精神稍好，她还要去基地 ，看看那些每一只都叫得上名字的狗狗们。
在这一年，芦荻为了看病和支付基地的开支，卖掉了位于海淀区巴沟某小区一层的单元房，尽管在房子后面那不大的小院儿里，还有她亲自栽种的杏树和海棠树。春天，她总是喜欢折下一枝杏花，带着早晨的露珠将它插到玻璃瓶里，一直到开败。
如今，那杏花不知还在否？芦荻却永远也看不到杏花开了。
2014年11月开始，芦荻的病情加重。2015年1月中旬，她住进北京市海淀医院。2月3日，芦荻与世长辞。
芦荻的脑海中一直酝酿着几本有关古典文学的书籍，而为了这些小精灵，不得不搁置下。
对于保护动物的宣传工作，芦老师尤其重视对青少年的教育。她希望青少年对于动物保护，关注的不只是善款的多少和是否参加过类似的社会实践活动，更多的是希望青少年对周围的事物多一份爱心，学会珍爱身边的一切，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所以，她坚持不让学生看到过多血腥、残忍的画面，站在一个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的角度考虑，用行动证明着她生命永远不变的主题—“爱”。
故事
曾为毛泽东的陪读老师
1975年，时为北京大学讲师的芦荻被聘为毛泽东的陪读老师。
原来，毛泽东自1974年春天开始，视力减弱，被医生诊断为“老年性白内障”。毛泽东素来手不释卷，尤为爱读古代的诗、文、史。于是，当时有关部门从北大中文系物色人选。没几天，就送来北大中文系几位教师的档案，毛泽东说：“就让芦荻来吧！ ”
原来，博览群书的毛泽东，读过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历代文选》,很喜欢其中的《触詟说赵太后》、《别赋》、《滕王阁序》。记忆力甚强的毛泽东，当时便记住了文章选注者芦荻的名字。
当芦荻第一次来到毛泽东身边时，毛泽东十分高兴，并亲切地问她：“你会背刘禹锡写的《西塞山怀古》这首诗吗?”芦荻随口背出了这首诗。毛泽东也很快地背出了这首诗。
“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毛泽东背完最后一句“故垒萧萧芦荻秋”时，芦荻顿时明白了，原来这是主席借这首诗的最后一句，幽默诙谐地将自己的名字说出，芦荻看到主席的紧张情绪逐渐平复了，对他的灵活思维和渊博知识也愈发佩服了。
“那时的感觉就像见着了至亲啊，反正我不知道我那种感受，就哭起来了，就在那儿站着流眼泪，当时也不敢大声哭，我就一直抽泣。”芦荻一生中经常回忆起进入中南海的过程，那令她终生难忘。
芦荻说，在她有生之年其实还有个小小的愿望，希望出几本关于毛泽东与文学的专著，然而，羁绊太多，这个愿望一拖再拖。
尽管芦荻与毛泽东的见面仅有12次，但她却因此成为毛泽东身边最后一个陪读老师。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病逝。此时的芦荻，已经回到北大继续过着属于她的平静生活。
本版文/记者 杨京瑞 汪红 摄除署名外/记者 付丁 作者：杨京瑞 汪红 http://news.163.com/15/0210/13/AI3KEICI00014Q4P.html 
1974年11月6日，毛泽东在长沙会见了来华访问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威廉斯博士。 正谈话时，毛泽东突然抬头发现电影机、照相机都对着他，就冲着黑森森的镜头喊： “出去！” 摄影 / 杜修贤 
芦荻：初次见面 毛泽东的衰老让我吃惊 鲁豫有约 2008-09-01 16:24:00 http://v.ifeng.com/his/200809/b45db761-bf02-4c36-bbc1-f847ac34e96a.shtml
我那令人心酸的阿姨： 芦荻 2009/12/10 08:35 http://bbs.goumin.com/thread-599700-1-1.html
早就知道有这么一个阿姨，十多年前的时候。每当太太提起，总是一片唏嘘。 很多年前的很多年前，她和太太的舅舅是战友，一起奔赴解放区，又一起跨过鸭绿江，以空军记者的身份冲上了朝鲜战场的前线。战争结束后，她拿起中国人民大学的教鞭，最后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成了一名资深的教授。
因为与舅舅的关系，她很早以前就成了太太一家的朋友，两家做了亲戚。记忆中，太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往她家送粮票，当时她家因为小动物已经是入不敷出。唯一能让当时才八九岁的客人高兴的，就是从桌下或者电话机上随手抱过来的小猫塞进小姑娘的怀里。。。
我太太告诉我，她的名字叫芦荻。
这个名字，我是非常熟悉的。。。熟悉这个名字是十多年前民间流传的一本书，名字叫着《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我记得其中有一个名字叫芦荻。
昨天（05年10月29日），夜色已经悄悄降临，坐在芦阿姨那实在不像书房的书房里，我悄悄地问起这段经历。已经74岁高龄的老太太静默半响，轻轻抚摸着怀里那只患白内障的腊肠，思绪好像回到了几十年前的那个夜晚。。。
那是1975年，晚年的毛泽东患了眼疾，酷爱古典文学的他要中央办公厅遴选一位熟悉古典文学的大学教师，为他侍读古籍。中央办公厅从北大中文系初选出四位，其中就有芦获。听完介绍，毛泽东选择了她，原因很简单：毛主席曾经读过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历代文逊》一书，该书由冯其庸、刘乙萱、芦荻等人选注。毛泽东很喜欢其中的《触龙说赵太后》、《别赋》、《滕王阁序》，很巧，这几篇文章的选注者正是芦荻。记忆力甚强的毛泽东，当时便记住了芦荻这个名字。
5月29日晚，芦荻第一次走进了中南海。谈话中，毛泽东突然问了个问题：“你大概喜欢秋天吧？”"
芦荻一时诧异，不知如何做答。毛泽东开怀大笑：“你为什么叫芦荻？会背刘禹锡写的《西塞山怀古》这首诗吗？最后一句：故垒萧萧芦荻秋，里面不是有你的名字吗？”
芦荻顿时放松，灿然一笑。就这样，芦荻在中南海工作了前后四个月，为毛泽东侍读古文，与主席评古论今，经常一聊就是三四个小时。在主席的晚年，很少有人能够这样经常跟毛泽东长谈的。毛泽东有一段很著名的论断就与芦荻有关。那天晚上，毛泽东谈起了《水浒》。 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毛泽东说话时，芦荻按她的习惯，在笔记本上作了记录。本来，这只是毛泽东跟芦获的私人谈话。但机要秘书张玉凤非要她整理出来，并报送当时分管出版部门的姚文元。江青得知后，即借此开展了评《水浒》的大运动，希望借此打倒邓小平。。。此为后话。
和“滴答”约好，下午三点，我第一次走进了阿姨在碧水云天的家。未进家门，我心里满怀愧疚。阿姨在电话中无数次对太太提起我：“小三（我太太排行老三）结婚了吗？阿姨为你高兴！你先生是钟老的弟子？那我更要见见了。。。小三生孩子了？把孩子带来我看看吧。。。”最后一次电话：“小三，你伯伯去年走了。。。”泣不成声。
如今的狗妈妈 
忙乱的“狗窝”
永远忙不完的工作，永远操不完的心 
我的许多学生、朋友、亲人，那些熟悉我的、爱我的我也爱的人，都希望我回到我的专业。我自己又何尝不希望？ 但看着小动物一双双哀哀无告的眼睛，我就想：我不能抛弃它们，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有一点力量，一点办法，我还得为这些生命去挣扎！———芦荻
可是，我却从没有进过阿姨的门。原因说起来更是惭愧，就因为她家实在是不能进门。据太太说，她家的味儿会让你无法忍受，新装修的三居室摆满了笼子，里面全部是残疾猫狗，满屋子都是缺胳膊短腿的小动物，很多流着脓长着疮，虱子跳蚤成片。。。阿姨以小动物保护为生命，全部的身心都投入在了流浪猫狗的救助上,并成立了由民政部审批，中国唯一以“中国”为字头的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当年，我的惰惰无处可去时，曾经想过送给她抚养。阿姨至今也还记得，问我：惰惰呢？
世界真的很小。前几天在论坛的一个帖子里，看到“滴答”问“早早”的一句话：能把同学们捐助的东西分一部分给芦老师吗？我心里突然一惊，跟了一个回帖：你说的芦老师叫什么？“滴答”回复：芦荻。
我惊喜。和太太一商量，就有了这次周未的造访。
虽然心里已有所准备，但走进家门还是让我很感吃惊。一股臭味迎面扑来，几只猫和狗随之奔过来迎接我们。虽然家里装修不算不豪华，但昏暗的室内却是一片狼迹。几张大桌拚在中央，看上去是工作台，台上摆满了各类药品和协会记录本，桌上还有一只大狗（据太太说是伯伯生前养的，守在自已房门口不让其他猫狗进入），几只小猫也在文件堆里散步。屋里四处摆满了纸箱，还有好多旧报纸，旧纸板，几无下脚之地。一个佝偻着腰的老太太慢慢走过来，拉着我太太的手，嘴里叫着“小三，小三”，又把有些昏涩的目光转到我身上，接过我递过去的前不久刚出版的一本我的著作，再转到我儿子身上，感叹说：”这是你儿子啊。。。小三，我认识你时你也就是这么高的一个小姑娘。。。“眼睛中隐约可见伤感的泪花。
我仔细端详着老太太。看上去，她比我从网上搜到的照片要苍老许多，白发中夹杂着黑发，头发显得那么地凌乱。面容憔悴，有些浮肿。一件黑白相间的格子背心随意地套在白线毛衣上面，显得非常镴蹋。我心里不由感叹：这哪是博士生导师，人大中文系著名的离休教授啊！
阿姨陪我们在书房坐下来。。。这能叫书房吗？进门，一只猫站在齐我身高的柜子顶上，猫脸离我不足半尺，吓我一跳；房内四处铺放着小垫，上面躺着好多只明显残疾的猫狗，走路需要时刻留心地面，因为冷不防就会钻出来一只猫或者狗，不小心就会踩着它们。窗台上是几个筐子，里面躺着几只懒洋洋晒太阳的白猫。。。屋里散乱不堪，书桌笔筒里放着吃剩的月饼，沙发上满是狗毛，坐都坐不下去。只有贴墙放着的书柜和柜中摆满的书籍，线装书，古籍善本，《二十四史》，还有满满一柜的有关毛泽东的著作，能看见一丝书房的影子。。。不过，这与她在人大静园的房子比较起来，已经是天堂与地狱之别了。因为要去邮局取全国各地会员们寄来的捐款，我开着车陪老太太去了一趟人大，走进了太太8岁时就常去的静园的那个家。。那还能叫家吗？三居室够大的了吧，里面阴暗，潮湿，堆满了旧桌子，旧沙发，废报纸，硬纸板。太太描述的几十只猫狗早已搬到基地，只剩下刚救助来的几只大狗，其中一只少了条腿，另一只骨折，一只瞎眼。骨折的那只是被扔下后仍然跟着主人奔跑而被打折的；瞎眼的那只因为生病连肉都吃不了，只能吃老太太嚼过的肉沫；一只跟着老太太十多年的猴子（名叫昌昌）孤独地在阳台上散步，那是老太太从官园里抢出来的，当时它被十多个人追打已经半死；还有一只躺在尿窝里的母狗，身边挤着几只刚生下来的小狗。屋里最难受的，是那股臭，用“恶臭”这个词都不足已表达。我进门时差点吐出来，到现在还觉得肺里难受。我在这房里只呆了不到半小时，可阿姨呢？她在这种环境下生活了几十年啊！
三点进门，晚上八点离开，五个小时的时间，可我们没能好好说几句话。因为她太忙了。。。一只猫病了，需要打针，老太太自已开药（去医院开处方太贵了），让“嘀答”开车送去了医院；不时有协会会员来访，老太太自已收款自已登记；不时有全国各地的电话打过来，老太太汇报着猫狗的情况。老太太不停地忙碌，根本没有时间照顾我们。。。可能是觉得心里不安，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掏出几个水果硬塞给我儿子，上面也沾满了狗毛。。。
阿姨没时间陪我，太太自然成了主人，轻轻跟我介绍老太太的历史。
老太太是1972年开始救助流浪小动物的。当时家里有一只小猫失踪，她带着还几岁的儿子和女儿四处寻找，结果发现满世界都是流浪的猫狗，心疼不已就带回了家。这下就一发而不可收拾，她的生活立马变成了另一个世界。阿姨的历史以72年为界，可谓是泾渭分明。之前，她是一个学者，生活得清闲而高雅，用她自已的话说：“我常常坐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泡一杯清茶，自由地读书、备课、写作。当时我被当成‘小资’的典型。”而72年之后，她变成了一个乡下老太太，不修边幅，身躯佝偻，面容憔悴，拖着一条摔断的残腿，身上臭气哄哄。从1988年开始筹备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1992年协会正式成立，十余年的时间里，她和协会共救助了1000余只小动物，目前，她的家和协会的基地还收养着500多只狗、100多只猫，还有猴子、兔子、鹰、野鸭、天鹅……这些小动物要么是被人遗弃，在大街上流浪，要么是被人残害，被打伤、烫伤，眼睛被弄瞎，四肢被砍断。阿姨说：“在他们哀哀无告的眼神背后，是一个悲惨的世界。很多人就没有把它们当成生命，喜欢时就呼来唤去，不喜欢就遗弃、残害。它们也是生命啊，它们的生命也只有一次”。阿姨一只只地收留它们，给它们治病，给它们打针，给它们盖房，给它们买食。这些小动物们一个月的花费就需要2万多元，最早全靠她的2000多元工资和儿子从美国寄来的500美金，这自然是远远不够，阿姨只好举债度日，弄得亲戚朋友看见她就躲得远远的。这倒也没什么，最让她难受的是周围人的不理解。“老太太疯了！”所有人都这么说。一只猫不小心出了门，回来时尾巴被剁掉了，老太太哭了几天；邻居天天上访，抱怨猫狗的叫声，老太太只好关紧门窗，屋里的臭味无处散发；老太太很少出门，因为一出门就会有人指着鼻子骂脏话，老太太陪着笑脸，一个劲儿地道歉；新居室的邻居和小区物业一起将老太太告上法庭，告老太太吵扰居民生活，好像官司到现在还没有结束。。。我陪着老太太在人大取款、买狗食、进家门时，老太太会时不时把食指摁在嘴上，她是提醒我小声一点说话，否则马上就会有人围攻，脏话百出。而同时，邮局和超市的服务员一看见她，马上满脸尊重，不约而同地轻轻问候：芦教授你好！为了这些小动物，阿姨已经是倾家荡产。虽然儿女从美国不断地给她寄钱，很多人给协会捐款，但依然是入不敷出，
她不得不变卖了父亲、母亲留下的字画、明清时期的家具，甚至 要变卖毛泽东给她留下的书信及各种手迹。“可是，革命文物不 让出国，捐给国家，只给不到二万，不够我的猫狗吃一个月啊！”
路上，老太太这样对我感叹。我无言。说到这里，她的眼睛里又充满坚毅：“虽然现在我债务累累，但我不会欠人家一分钱离开这个世界的。所有的债务我都会还清。”
也许一个人的选择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但却往往要为这个选择付出沉重的代价。面对着家庭的四分五裂，面对个人财产的大量支出，面对生活环境的恶劣，面对着渐渐远去的学术专业，面对着家人的无奈，面对着邻居的责难，面对着自己身体的每况愈下，阿姨选择的是“坚持”和“沉默”。“我可以活得很好。”阿姨对我说，“我一个月有三千多元的离休工资，我儿子每月寄给我一千美金，我是一个教授，还带着博士，今年已经和几家出版社签定了几部著作合同，我一直想写一个毛泽东系列——《我所见到的晚年的毛泽东》、《毛泽东和诗词》、《毛泽东和戏曲与小说》、《毛泽东和文赋》，还有《毛泽东和中国古代哲学》。可是现在，这些都太遥远了。可是你不知道，小**（我的名字），看着它们那可怜的眼睛，我心酸啊，我没法不去救它们，它们也是生命啊！不怕你笑话我老太太，我好多次想到过自杀，我已经没有人样儿了，我跨进了地狱啊。为了它们，你伯伯是含狠去的啊，你的哥哥和姐姐也不在国内，我一辈子都没有好好照顾他们，他们受不了我啊，我的家已经不是家了。。。现在就剩下我一个孤老太太”老泪纵横。“可是，我不能放弃它们，它们那么爱我、信任我。生命是至关重要的，活着的总是可贵的。我对动物的救助，难道只是小人物的悲悯吗？不是，我是靠理性在做这件事情。凡事都有先行者，后人会理解我的。”
看着老太太忙前忙后，我困惑不已。以老太太人大代表的身份，和政府哪个部门不可以接触啊？而且老太太还有协会，完全可以以协会的名义做各种各样的事情，甚至获得商业利益，以维持小动物们的生命，协会也会有很多工作人员，怎么能让老太太既做会长，又做普通办事员，七十多岁的老人怎么能过这样忙碌操心的生活呢？
老太太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告诉我说：协会发展的模式完全走的国际惯例，不从事任何商业经营，完全靠社会捐助和公益活动来维持发展。协会与美国、德国等十多个国家的动物保护协会都有友好关系，也接受来自国内国外的慈善捐款。但这些捐款仍然远不足以维持协会生存，这些倒不算重要，重要是没人能够理解。不说别的，我们国家还没有小动物保护法，我在人大会议上已经多次呼吁制定相关法律，现在正为这事儿奔走；协会的日常工作我也实在忙不过来，基地的工人都是农民工，他们到北京来是为了挣钱，不是为了养狗，他们克扣狗粮，把狗悄悄掐死，或者把狗粮偷出去卖；协会有很多会员，北京就有三千多名，他们经常到基地做义工，可都只能是义工，大家都有自已的工作，我和协会的另两名工作人员实在照顾不过来，比如周未吧，他们休息了我就上班，我离不开啊。。。在阿姨家里一直呆到晚上八点，她没能吃上一口饭，只是在人大商店买狗粮时顺手带了一盒一元钱的豆腐丝，这可能就是她的晚餐了吧。"
“可是阿姨，”我努力把语气变得婉转，“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未来，这些小动物怎么办呢？”
阿姨沉思半响，说：“我现在最缺的就是没人接我的班，我不知道将来这些可怜的小家伙们会怎么样。。。”
从阿姨家出来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家家户户的灯光都温暖地亮了起来，可就在这灯光群里，有这么一个家，一个家徒四壁的家，一个满是残疾猫狗的家。家里，有一个孤独的年过七旬的老人，正为那些流浪的小动物们忧心忡忡，为她未竞的事业老泪纵横。
给张志新割喉管的刽子手死了 作者： 姜万里
2015年4月17日星期五，沈阳市大南街154—28号楼有一个老人死了， 时年79岁，后事处理低调。
张志新是敢于公开反对毛泽东文革暴政的共产党员。
1975年4月被毛远新下令枪杀，刑前饱受凌辱割喉而死。
此人的死，在邻里间引起小小的轰动。他就是强行给张志新烈士割喉管的刽子手：王其镐（音：Wang qi gao ）
1975年2月26日，中共辽宁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批准对张志新执行死刑。 1975年4月4日上午，在沈阳市第二监狱女监大操场上举行“公判大会”，到会服刑男女犯人约2000余人，接受震慑教育。笔者目睹了张志新等五名死刑犯被拖拽着从女监管教干部办公的小洋楼跑向宣判台前的过程，曾着文描写当时的情景：“……众人大约等了一个小时，正在我们纳闷为甚么还不开会，突然听到右后侧小洋楼方向传来一阵急促的脚镣撞击声：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把我惊得回头一望，只见几拨人急速地从小楼前门出来跑向主席台，他们一共是五拨，每一拨都是由二名军人左右夹着一名双臂反绑、下戴脚镣的囚徒飞快地跑，那些囚徒根本不会走，是被拖拽着、像拖死人一样，硬拖到主席台前的。脚镣的撞击声是在地面拖拉造成的。从小楼门口到主席台前，约100米的距离只约一分钟就跑到了，就像在田径赛场上的速度。这样的阵势给我们囚徒造成极大的惊骇和压力。” 1979年3月26日，中共辽宁省委宣布为张志新烈士彻底平反昭雪，并广泛宣传她的事迹，这时她在临刑前曾遭受非人的割喉管酷刑真相才得以曝光天下。毛泽东发动并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暴政受到普天下人谴责。 但是，人们长久以来追问：是谁下令给张志新割喉管？执刀割喉管的刽子手究竟是谁？ 其实，1979年张志新平反后，沈阳市大南街常春里一带的老百姓都知道这个刽子手：王其镐，当时他受到留党察看三年处分，平时离群索居，左邻右舍很少看到他。邻居们说，他是沈阳市公安医院的一把手。公安系统内部人称“笑面虎”。 王其镐从1975年4月4日执刀强行给张志新割喉管，曾一时得到上司赏识，到1979年3月受查处，仅仅张狂了4年，此后直到2015年4月17日病死，
在人世间猥猥琐琐地又苟活了36年。
因为其所作所为违背人性、违背天理良心，留下的是千载骂名。而张志新坚持说真话，赢得万代美名。 如今，执刀的刽子手已明确，但是决策割喉管者究竟是何人？还是王其镐自作主张？仍有待考证。 姜万里 于沈阳市家中 2015年5月3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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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们脊梁弯曲的一万种后果之一
《即将到来的对华战争》 The Coming War on China - John Pilger 中英双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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