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有记忆的时候起，心里的恐惧就像是如影随形的，恐惧的来源是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

我记忆中最先的一次运动是‘反五风’，那是1960年。58年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失败后导致了‘生活困难’，中央提出反对‘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瞎指挥风’，被反者是基层干部，要他们替‘三面红旗’担罪以安抚饥饿的全国民众。我目睹父亲被从家中带走，不知给关到了什么地方，妈妈带着刚出生的小妹被赶到了乡下，我上小学，还要照顾上幼儿园的大妹和弟弟。将近一年事情才过去。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62年被提出，已就预示着要有大的政治风暴来临。63年颁布‘前十条’，开始‘小四清’，之后是‘后十条’、‘23条’，是为'大四清‘，每次运动父亲都从家中被带走，被关押，我还曾目睹过父亲被批斗。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做噩梦了。

到了66年，先是‘破四旧’，我家有一条棉被，被面的图案是一群仕女，一天晾在院子里，当听到大远传来的破四旧队伍的声音，母亲惊恐万状，让我赶快把棉被收到屋子里，怕被破四旧的人收走。还没等到抄家的人，母亲就把我从小省下零花钱买的书给我烧掉了。后来抄家的到我们家，先翻箱倒柜，后挖地三尺地搜，我们家既没有金银珠宝，也没有地契变天账，最后从箱底搜出了我小时候戴过的一个银锁，上边有一个十二角星。一个抄家的人说，这是国民党党徽，收走了这个银锁。这让我们全家都陷入了洪水灭顶的恐惧，破四旧时我们天天都看到对被抄家者游斗、打伤、甚至打死的血淋淋，我们担心这个‘国民党徽’会将我们全家带向毁灭。好在后来没有事情发生，或许那个抄家者将银锁藏起来归自己了吧。

80年代初开始思想解放了，我已在大学工作，每周的政治学习大家可以畅所欲言。但每每事后我研究生的导师都严厉训诫我，说我说的话太出格，说要在以前，我说的任何一句话都能给我带来厄运。我的导师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念书人，后来做到了科学院院士。他49年以后都是如履薄冰地躲着政治的。到了89年，学生绝食，我系有教师发起向政府请愿，我拿着让我导师签名，他说，他同意我们的行动，但他不愿留下白纸黑字的证据。事后他和我说，69年有人揭发他说过江青是蓝苹，他被军工宣队整，他已经准备好了足够的安眠药，再逼急了他就自杀。他是被严酷的政治现实吓怕了。我理解了他。

我最常作的噩梦是被像狼一样的猛兽的扑咬，当野兽的爪子搭上我的肩头，张口血盆大口向我撕咬，我会大声惨叫，从噩梦中醒来。有时是坠入无底的深渊、黑暗、阴冷，我无法阻止地往下落，我会手脚抽搐地醒来。到了美国后，一开始这样的噩梦慢慢减少了。后来我知道了，‘免于恐惧的自由’也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虽然美国总统罗斯福1941年在人的四项基本权利中提出的人类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特指不受战火的侵袭，但也一定有更广义的对免于恐惧的延伸。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对政治黑暗的远离，我的噩梦慢慢消失了，我忘掉了我还要对政治整肃的恐惧，我自然的也相信，所有和我一样生活在北美的人都不会再有恐惧。

一直到了最近，事情由微信引起。应该说，网络是上个世纪人类最重要的发明之一，移动通讯又让网络如虎添翼。腾讯的微信很适合华人的社交习惯，一时风靡。我加入了一个依托于一个美国全国性的华人社团，有500人的微信群 ，看到群里有人转发一个类似‘大外宣’、鼓吹中国经济转型的长贴，我转发了香港作家林忌的对经济学家何清涟的新书《中国，溃而不崩》写的书评而表达了不同意见，立即招致了群主的痛责。除了他不同意林忌的话，更多的是对这个微信群容忍如林忌这样的人和说的话会对群的存活的担忧，甚至担心影响到这个群背后的‘组织’。我回应了群主，并立即退出这个群。期间还有其他群友劝我，说此群不小，关了可惜，体制不是吃干饭的。

这让我发现，那个远在1万公里外的实体的存在，在生活在北美的自由空气中的一些中国人的心中引起的恐惧，还是真切地存在着的。他们怕被封号，怕被封群，怕自己的组织失去青睐，甚至怕国内的家人受影响，怕回国时被喝茶，甚至被嫖娼，所以微信上就要自觉和“新闻联播”看齐，或只说风花雪月酒色财气了。

这当然可悲，我真诚地希望，有一天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恐惧都能连根拔掉，每一个人都能畅所欲言。这需要内心的坚强，更需要恐惧源的消除，我相信有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