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有記憶的時候起，心裡的恐懼就像是如影隨形的，恐懼的來源是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

我記憶中最先的一次運動是‘反五風’，那是1960年。58年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失敗後導致了‘生活困難’，中央提出反對‘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化風和瞎指揮風’，被反者是基層幹部，要他們替‘三面紅旗’擔罪以安撫飢餓的全國民眾。我目睹父親被從家中帶走，不知給關到了什麼地方，媽媽帶着剛出生的小妹被趕到了鄉下，我上小學，還要照顧上幼兒園的大妹和弟弟。將近一年事情才過去。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在62年被提出，已就預示着要有大的政治風暴來臨。63年頒布‘前十條’，開始‘小四清’，之後是‘後十條’、‘23條’，是為'大四清‘，每次運動父親都從家中被帶走，被關押，我還曾目睹過父親被批鬥。從那時起我就開始做噩夢了。

到了66年，先是‘破四舊’，我家有一條棉被，被面的圖案是一群仕女，一天晾在院子裡，當聽到大遠傳來的破四舊隊伍的聲音，母親驚恐萬狀，讓我趕快把棉被收到屋子裡，怕被破四舊的人收走。還沒等到抄家的人，母親就把我從小省下零花錢買的書給我燒掉了。後來抄家的到我們家，先翻箱倒櫃，後挖地三尺地搜，我們家既沒有金銀珠寶，也沒有地契變天賬，最後從箱底搜出了我小時候戴過的一個銀鎖，上邊有一個十二角星。一個抄家的人說，這是國民黨黨徽，收走了這個銀鎖。這讓我們全家都陷入了洪水滅頂的恐懼，破四舊時我們天天都看到對被抄家者游斗、打傷、甚至打死的血淋淋，我們擔心這個‘國民黨徽’會將我們全家帶向毀滅。好在後來沒有事情發生，或許那個抄家者將銀鎖藏起來歸自己了吧。

80年代初開始思想解放了，我已在大學工作，每周的政治學習大家可以暢所欲言。但每每事後我研究生的導師都嚴厲訓誡我，說我說的話太出格，說要在以前，我說的任何一句話都能給我帶來厄運。我的導師是一個循規蹈矩的念書人，後來做到了科學院院士。他49年以後都是如履薄冰地躲着政治的。到了89年，學生絕食，我系有教師發起向政府請願，我拿着讓我導師簽名，他說，他同意我們的行動，但他不願留下白紙黑字的證據。事後他和我說，69年有人揭發他說過江青是藍苹，他被軍工宣隊整，他已經準備好了足夠的安眠藥，再逼急了他就自殺。他是被嚴酷的政治現實嚇怕了。我理解了他。

我最常作的噩夢是被像狼一樣的猛獸的撲咬，當野獸的爪子搭上我的肩頭，張口血盆大口向我撕咬，我會大聲慘叫，從噩夢中醒來。有時是墜入無底的深淵、黑暗、陰冷，我無法阻止地往下落，我會手腳抽搐地醒來。到了美國後，一開始這樣的噩夢慢慢減少了。後來我知道了，‘免於恐懼的自由’也是人的基本權利之一。雖然美國總統羅斯福1941年在人的四項基本權利中提出的人類有’免於恐懼的自由‘特指不受戰火的侵襲，但也一定有更廣義的對免於恐懼的延伸。隨着時間和空間的對政治黑暗的遠離，我的噩夢慢慢消失了，我忘掉了我還要對政治整肅的恐懼，我自然的也相信，所有和我一樣生活在北美的人都不會再有恐懼。

一直到了最近，事情由微信引起。應該說，網絡是上個世紀人類最重要的發明之一，移動通訊又讓網絡如虎添翼。騰訊的微信很適合華人的社交習慣，一時風靡。我加入了一個依託於一個美國全國性的華人社團，有500人的微信群 ，看到群里有人轉發一個類似‘大外宣’、鼓吹中國經濟轉型的長貼，我轉發了香港作家林忌的對經濟學家何清漣的新書《中國，潰而不崩》寫的書評而表達了不同意見，立即招致了群主的痛責。除了他不同意林忌的話，更多的是對這個微信群容忍如林忌這樣的人和說的話會對群的存活的擔憂，甚至擔心影響到這個群背後的‘組織’。我回應了群主，並立即退出這個群。期間還有其他群友勸我，說此群不小，關了可惜，體制不是吃乾飯的。

這讓我發現，那個遠在1萬公里外的實體的存在，在生活在北美的自由空氣中的一些中國人的心中引起的恐懼，還是真切地存在着的。他們怕被封號，怕被封群，怕自己的組織失去青睞，甚至怕國內的家人受影響，怕回國時被喝茶，甚至被嫖娼，所以微信上就要自覺和“新聞聯播”看齊，或只說風花雪月酒色財氣了。

這當然可悲，我真誠地希望，有一天每一個中國人心中的恐懼都能連根拔掉，每一個人都能暢所欲言。這需要內心的堅強，更需要恐懼源的消除，我相信有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