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的春天，全国都是纷争的“乱世”。何运洪发布《通令》解散“郑大联委”，抓人捕人，并没有让河南的二七派屈服，却更激起了这派人的斗志。全省上下，二七的旗帜越举越高，队伍越来越壮大。

面对这种乱象，一九六七年二月，周恩来传达毛的指示，说：“河南两派闹的很历害，要他们双方到北京谈判，包括军队认为是反革命的那些人也要派代表来谈话，谈一谈就情楚了，实际上被认为是反革命的，恰恰是革命的，弄颠倒了。”二七巍然不倒，有中央最高层怂恿和支持的底气。最高层怂恿当然是由于觉得文革还没有乱透，要利用造反派把过去的“旧体制”彻底打烂打碎。这是二七派的底气所在。

基于这一“最高指示”，一九六七年五月中央召集河南省三方（二七公社、开封八二四为一方，河南造总为一方，十大总部为一方）到北京谈判。纷乱中，各级当权派也纷纷从一开始为自保窥探局势到走上前台粉墨登场。前省委书记赵文甫被何运洪扶植已成了“十大总部”的“神像”，５月11日，原省委书记处书记戴苏理也公开表态支持“河南造总”，坚决和河造总“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并代表河造总一方去北京参加谈判。二七支持的刘建勋已在北京，在四月二十日成立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里任常委。二七派认为这是刘为“革命领导干部”的明证，而“十大总部”则认为这是刘被贬的表示。由于高压控制无法表明态度，为了争取领导干部在高压下站出来对二七公社公开支持，５月17日，二七公社“豫农红总”和郑大附中“红旗”一起把刚刚被批斗送回住处的时任省委候补书记的纪登奎“抢”到农学院保护起来。十九日夜，纪登奎化妆成铁路工人被二七公社派人乘拉煤的火车护送到北京参加三方谈判。接着，新乡地委第一书记耿其昌也被二七派的新乡师院八一八的学生护送到北京。耿其昌是原“平原省”潘复生的部下，后来在文革中河南的政局中扮演重要角色。原郑州市委书记王黎之也公开声明支持二七公社。

原河南省委主要领导，代理省委第一书记和省长文敏生被认为是陶铸一伙，被三派都弃之不用，省委书记杨蔚屏文革开始时派工作组镇压学生，声名狼藉没人愿意搭理。至此刘建勋纪登奎耿其昌支持二七，戴苏理受“河造总”拥戴，赵文甫跪舔何运洪得统领“十大总部”，各就各位，营垒分明，进京谈判。尽管中央三令五申，要三派快来，一开始何运洪一直推脱，想快刀斩乱麻，把“二七”一派斩草除根，一统河南，就有了一场又一场的大武斗。

让中央最后招河南三派到北京谈判，促因是在五月以来一起又一起的大武斗。1967年5月4日，郑州武斗，“十大总部”连续制造了五四、五二六、五三零、七一六等攻打、围剿二七派的武斗流血事件，使二七派群众伤残数百人，死亡数十人。

据当事人回忆，为报复反击省军区何运洪操纵的对二七派血腥镇压的五四武斗，1967年5月26日中午，郑州一中“红旗”等中学“二七”派把河南军区政委何运洪的家抄了。也是在这前后，“二七”派的七中“八·一六”等擒获了省公安厅厅长王一鸣。省“公安公社”是河南保守派“十大总部”的核心组织，也是军区镇压“二七”派的主要打手，王一鸣是主要操盘手。

26日下午，“二七公社”在河南省体育场召开批判何运洪的2万多人大会。期间，传来消息说二七公社在国棉六厂的“解放楼”被包围了，大会主持者组织游行队伍去国棉六厂支援，打头阵的叫“二七近卫军”，是市区西南的中专技校“二七”派组成的准武斗集团。

傍晚，游行队伍全部进入棉纺路后，各个工厂汽笛突然响起，扑天盖地的铁块砖头打来。接著，一辆大卡车冲进来，当场撞死5人，伤80多人。保守派的各个武斗集团从厂里冲出来大打出手，游行队伍赶快往回撤。27日早上，从河南医学院到郑大，各个房间连走廊上都是伤患。这次五·二六事件，伤了至少几千人。到28日，在医学院的重伤患中，又牺牲10多人。

5月30日，在省军区领导和省、市公安厅局的保守派头头的组织和直接指挥下，全城拉警报大戒严（这是郑州解放后第一次），“十大总部”、“河造总”集中全部力量，分工攻击二七公社六个主要据点，其中12万人围攻国棉六厂大楼。从下午开始，进攻者放火烧，使用大型吊车、推土机撞，六部消防车喷射含有烧缄、六六六粉和硫酸的高压水柱，什么手段都用尽了，到第二天淩晨四点六厂大楼被攻陷，还有大石桥露天剧场等据点也被攻下！保守派甚至当场活活打死几个被他们审讯的“二七”派骨干，把几百名“二七”派伤患俘虏押往农村劳改。而且，有关他们还要将武斗进一步升级的情报还不断传来。 

１９８４年，北京几家报社记者向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反映了在郑州发现的省委造总、十大总部文革期间夺省市委权、策划武斗的会议纪录（因为是埋藏后挖出来的，故称为“出土文物”）。这个“出土文物”记载的他们一些头面人物的活动情况，是他们策划、挑动、指挥河南大型武斗的铁证。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５日以前，郑州的几次大型武斗，如冲击二七派绝食会场，围攻火烧郑棉六厂大楼，挑动郑纺机武斗等，不仅当时群众有目共睹，而且如今“出土文物”也铁证如山。

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在周恩来亲自主持、中央其他领导亲自参加下，河南省三方赴京汇报团达成了停止武斗的六项协议，７月10日，中央发出了解决河南问题的（67）216号文件。文件指出：（１）河南省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２）河南省党内走资派是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书记处书记赵文甫；（３）刘建勋是革命领导干部，并回河南筹备河南省革委会。

到7月21日，河南三派在中央文革主持下从五月开始的谈判进行到了第七次，出席的中央领导有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姚文元，刘建勋也在场。当时算是1949年以后国内“新闻自由”最茂盛时期，各种小报满天飞。这次接见的详细发言第二天就被全文登出，留下了一份难得的资料。

康生首先发言，冗长但不失尖锐，开题就点出了湖北的“百万雄师”。就在一天前的7月20日，在武汉军区陈再道支持下的工人保守组织“百万雄师”不满中央文革的压制，闯入“东湖宾馆”，暴打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和公安部长谢富治，吓得住在隔壁的“红太阳”破了自己不坐飞机的例，仓皇逃往上海。武汉“七二零”事件使得毛和中央文革横下一条心，全力支持造反派，把受军队支持的保守派摧垮。

康生说，“百万雄师是反对二七公社的，河南军区何运洪受武汉军区领导，武汉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就为这次会谈和河南三派的命运定下了铁调。康生还在讲话中点了文敏生赵文甫的名，说要印发河南军区和何运洪的检查。

在接见会上二七公社代表念完了“关于武汉局势的最紧急声明”，另两派也要念声明被康生打断阻止。

很重要的，康生说，“大家要赞成刘建勋回河南领导文化大革命”，这让刘建勋又主政河南十年。

对河南当时的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康生说了流传至今的那段著名的话：“文敏生这个人貌似忠厚，内藏奸诈”，就这八个字，让文敏生当了十年“走资派”，四人帮倒台后勉强安排任哈尔滨市委书记，后任国家邮政部部长，算回到了省部级。退休后咽不下这口气，写了自传，国内没出版社敢出，拿到香港自费出版印刷。这是后话了。

这次会见已被打倒的原河南省省委书记杨蔚屏也去了，康生点他的名，说知道他是杨献珍的学生，杨献珍反对毛主席，不同杨献珍划清界限，不揭发，说明有问题。一言而决，杨蔚屏在文革中再无出头之日。

康生还点名戴苏理，说他政治上软弱，定下了河南要团结“河造总”并让戴苏理有限出山的调子。

江青和陈伯达这时候进来，就是在这次接见中江青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这扣动了全国武斗升级的发令枪的扳机。

陈伯达开讲，啰嗦颠倒，但主题是痛斥压制“十大总部”和“河造总”。

最后关头康生总结，提五条建议，要求一定遵守由中央（６７）２１６号文件确立的六条协议，制止武斗，要河南各派反对如“百万雄师”这样的外省市保守派和武斗组织，也要拥护解放军。

1967年7月25日凌晨1点30分到2点40分，周总理等在京西宾馆接见河南省军区、军分区和省驻军师以上领导干部时说：“河南二七公社平反了。对二七公社、郑大联委、新乡八·一八、洛阳八·一六、开封八·二四左派，你们每一个部队首长同志有权力支持它、保护它，要派部队去。”根据周总理的这个讲话精神，7月25日上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新华社提供的关于全国各地对武汉“七·二零”事件反应的综合报道。在这篇报道中，首次使用了“二七公社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称谓。当天的《人民日报》也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登了这条消息。这就是在河南被称为的中央“七·二五”表态。当天，河南多地都有飞机在天上撒传单，宣布“二七公社”是革命组织，半年来受压受迫害的二七战士和支持二七的民众涌上大街，热泪盈眶，高呼“毛主席万岁”，穿草绿上衣蓝军裤的空军官兵也都走上街头，游行支持中央决定，支持“二七公社”，省军区属下的士兵和陆军驻军则灰溜溜的了。虽部分市县还有“十大总部”派的负隅顽抗，甚至挑起武斗，但都不成气候，土崩瓦解了。

“七·二五”后，刘建勋从北京调回河南，８月２日，中央批准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刘建勋任组长，取代何运洪的新任河南省军区政委王新和纪登奎任副组长。在省革筹的领导下，按照毛主席“帮助、批评、联合”的指示，实现了“二七公社”、“开封八二四”和“河南造总”的大联合。１９６８年元月２７日。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刘建勋任主任，王新、纪登奎、耿起昌、杨力勇（开封驻军8172部队政委）任副主任。至此，以潘复生与吴芝圃所领的各自阵营和不同理念开始的河南两条路线斗争的这个回合，以刘建勋派的胜利，吴芝圃的接续人赵文甫的失败告终，虽然是在文革的特殊形式下，以党言川等二七公社派冲锋陷阵，在武汉“七二零”事件的特殊影响下，战胜赵文甫等为后盾的“十大总部”保守派的镇压和阻扰取得的。胜利侥幸和不易，中原大地上血迹斑斑，死伤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