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就到了雷电交加的1966年，1966年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俗称“五.一六通知”，传达到党内17级以上干部，但全社会都察觉到了风暴来临前的压抑气息。《人民日报》等报刊于8月9日全文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俗称“十六条”，则正式向全国宣布“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十六条”第一条说：“当前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二条说：“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这就为各色人等提供了无穷的想象空间。只要把那些十七年来作威作福的“当权派”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就可以清算他们的罪恶了，而一直被压在底层的“工农兵”是主力。这些“主力”们各人有各人的盘算，有人是真的被“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所蛊惑，要为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抛头颅洒热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有人是要找那些在十七年中压榨迫害过自己的当权派们讨回公道，甚至报仇雪恨；风雷激荡中有思考者就要去挖掘统治者的罪恶了，后来成为郑州大学学生领袖的党言川就如怒海中的尖峰冒了出来。

文革一开始，郑州大学的运动历程也是“学生造反、省委派工作组和校领导联手镇压、被迫撤工作组、炮制’文革会‘继续压制学生造反”的套路。8月2日，中文系四年级学生党言川等９人贴出《彻底揭发批判省委和省委工作组执行的右倾路线》的大字报，被“文革会”斥为“否定党的领导”，说党言川是“阴谋家、野心家”。8月6日，党言川等去北京，寻求中央对他们造反的支持。在北京开会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接见了党言川一行，主动承担了河南问题的责任，明确表态要按照党中央的十六条决定搞好河南省的文革运动。8月15日，党言川等和刘建勋一同离京返回郑州。同日，党言川串联部分同学筹备成立“郑州大学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简称“郑大联委”，8月21日正式宣告成立。

就在这种紧锣密鼓中，郑州大学出现了一份轰动性的大字报，题目是“千刀万剐吴芝圃”，原作是信阳地区光山县一位青年学生，无情揭露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吴芝圃制造了“信阳事件”及信阳事件中最严重的“光山事件”。大字报说：

自1959年重阳节吃最后一口米饭，至1960年春，光山县４、50万人被打死饿死三分之一以上，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在最严重的时侯，走一段路就会遇见几具尸体，妻离子散、全家自杀、全家饿死者数不胜数，人民遭到了大劫杀、财产遭到最大限度的破坏，其惨状不堪耳闻目睹，痛苦不堪回忆，笔墨无法描述！要知道1958、1959两年光山县的粮食获得了大丰收啊！可

是1959年连种子都一粒不剩地征走，抖一抖稻草，筛下几粒粮食也得上交，哪谈得上口粮！

这正如我们上回所说，整个信阳地区在三年饥荒期间惨不忍睹，这张大字报燃起了对吴芝圃等“当权派”的滔天愤怒。揭批吴芝圃等1958-1960年的罪行成了党言川和“郑大联委”造反的底色，也成了日后党言川、郑大联委、和“二七公社”遭到残酷镇压的深层原因。有意思的是，在中原大地由潘复生与吴芝圃争权引发的两条路线斗争，刘建勋接过与吴芝圃及死党斗争的接力棒，在文革的特殊形势下，传到了以党言川为首的年轻人手中。

“保皇者”们为了打击党言川和郑大联委，挖出了老党1962年的一封私人信件，那是他写给新乡师院的同学的。他在信里和同学说：你在第一封信中谈到你的学习心得和你对农村５８—５９年情况的看法，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追根求源是我们党中央在那几年犯了不小的“左”倾错误，……，三面红旗现在我们的党中央还想竭力地举起来，但是三面红旗中的两面已在很多人中失去了号召力，不用说工人、农民，就是在参加５８—５９年实际生产不多的我们这些青年学生中间，提起大跃进，心中就有些惶惶然，提起人民公社，就想起那种极度混乱的情况。像前几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最好还是不实行的好，我认为三面红旗已大体失去人心，要举起来，是有困难的了。

信里的话虽然还没有脱开那个年代套话的窠臼，但对“总路线”和“人民公社”的否定是显而易见的，说明当时仅有十八岁的党言川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这就能找出他1966年应势扯旗造反的思想根源了。

事不宜迟，９月４日，“郑大联委”成立了“专揪吴芝圃战斗队”，在历史系二年级学生任延庆（联委主要头头之一）的带领下，十余人专程去广州揪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在长期执掌中南局而又在中央正得势的陶铸等的包庇下，学生们没能把吴芝圃揪回河南批斗。

9月5日，“郑大联委”这个年轻的造反派组织联络召集了“省会各界革命群众炮打省委司令部黑线煽风点火大会”，来自郑州、开封、新乡、洛阳、许昌等地一百多个单位的工人、农民、干部学生及外地来郑串联的师生五万多人参加了大会。在这个会上，党言川和他的战友们毫不含糊地开始追究饿死三分之一人民的“信阳事件”，声讨以吴芝圃为首的前河南省委大刮浮夸风，高估产，高征购，造成数百万人死亡的“悲惨历史”，由于吴芝圃无法揪回，他们把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吴芝圃麾下作恶多端的赵文甫挂上“历史反革命”的牌子拉到主席台。所谓“历史反革命”，指的就是六零年饿死河南人的历史。在依然是共产党的统治下，在五万多人的集会上，大饥馑幸存者喷发出火山岩浆般的烈焰。文革开始时，杨蔚屏任省文革领导小组组长，是一开始派工作组和镇压早期造反学生的操盘手，这时已被揪斗下台。

正当此局势动荡之际，“郑大联委”召开大聚会的同日，中央一纸调令，将主政的刘建勋调离河南，平调北京，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常务书记。比起封疆河南，算是失去实权了。刘建勋8月15日与赴京“上访”的党言川一行同车返回郑州，8月19日就发布了《我的一张大字报》，伟大领袖在8日5日发布了自己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宣布“文化革命”的炮口对准刘少奇等，刘建勋的大字报却是当年省委书记中的独一份，虽然事后有人回忆说大字报是刘建勋召集河南省委常委讨论定稿，以刘个人名义发表的。

刘建勋的大字报有十点，一言以蔽之，党言川没错，否定了之前省委对党言川等的压制，并支持群众起来造反。匆忙将刘建勋调离，或许只是刘少奇邓小平等不满刘支持群众造反的运作，因为一年多以后，老毛召见已重掌河南的刘建勋和纪登奎时说，他不知道刘建勋被调到北京。刘建勋离任，省长文敏生代理省委第一书记。

刘建勋当时高调支持造反派的心理已不可考，但内心对吴芝圃者流饿死那么多人的罪恶的愤恨，以及接触了党言川等造反学生，对他们的正义和动机的了解，一定是重要的因素。以后我们还会提到，刘建勋是务实的，也是有努力让治下的老百姓过上安稳生活的理念的。

几个月期间，如全国一样，河南各派群众组织蜂起，各种观点对立辩驳，省委从文敏生起，几个主要领导都呈不同面貌，采不同立场和算计，或明或暗表演博弈挣扎，到1967年1月，“郑大联委”仍不改初衷，串联省会各大专院校造反派再次组织了“专揪吴芝圃联络站”。一方面深入信阳等地调查材料，另一方面又派人赴广州揪吴芝圃。郑大联委始终坚持清算以吴芝圃为首的原河南省委左倾蛮干、大刮五风罪行的大方向，得到多数群众的支持。

为了整治全国运动的乱象，1967年1月，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军队开始介入全国各地的夺权运动，名字起得好，叫“三支两军”（“支持左派、支援工业、支援农业、军事管制、军事训练”）。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名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强调军队要支持左派群众，以前军队不介入地方文革的指示一律作废。何运洪出场了。

何运洪，江西吉水人，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属林彪的四野，55年首次授衔时的少将，时任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兼任第一政委的刘建勋已离任），在接到“军队介入地方文革，支持左派群众”的中央指示下，立即出动，支持他认定的的“左派”，实为最保守的“十大总部”，矛头对准造反最力的以“郑大联委”为首的一派。一月二十四日公安公社成立，二十五日何运洪亲自接见全部服务员，抓住了刀把子。何运洪操纵公安公社，由军区派干部领导，开始调查各大学造反派人员，决心进行大逮捕。一月三十日河南省军区武装游行，保守组织郑大战斗师紧跟。到郑大、河医门前，高喊：“镇压反革命组织，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口号。吹响了河南何运洪支持保守势力，向革命造反派进攻的号角。从此省委完全瘫痪，何运洪开始了领导河南文化革命的全部工作。

至今也还没人能厘清何运洪者流对“造反派”的刻骨仇恨是从哪里来，要剿灭之、屠戮之而后快。何运洪本属林彪的四野系统，一开始的文革应让他们得利的。也或许是秉承上司武汉军区陈再道等的立场，但更心狠手辣，也许是1949年以后军队镇压反革命，弹压民众骚乱的惯性。

为了应对对立各派的围剿和何运洪的压制，也是受上海“一月风暴”的感召，2月7日郑大联委、河医东方红、粮院联委、豫农红总、国棉六厂“工人赤卫队”、郑大附中红旗、第二砂轮厂“造联”、印染厂“八一”、新乡师院“八·一八”、洛阳“八·一六”等74个造反派组织，宣布联合成立“河南二七公社”。与之对立，在省军区的支持下，“郑工造反队”和“中医学院八三一”等成立“河南省造反派总指挥部”（简称“河造总”），和由保守组织“郑大战斗师”、“省直造总”等统称“十大总部”保守组织，在河南形成了“二七公社”、“河造总”、“十大总部”三足鼎立之势。

3月6日，河南省军区驻军、“河造总”、“十大总部”在市体育场召开“省会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何运洪在会上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必须立即解散，停止一切活动”，“郑大联委中的一小撮头头，必须向河南人民低头认罪，必须交待他们的幕后策划人”。会后，省军区用飞机在全省散发《告全省人民书》。当时有谚“飞机撒传单，气死党言川”。大会之后，“郑大联委”以及全省二七派遭到残酷镇压，史称“二月黑风”。在此黑云压城之际，赵文甫多次给军区和何运洪写信输诚，说何运洪的讲话是“极其重要的文献”、“大长了无产阶级志气，大灭了保皇派威风”、“真正出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赵文甫成了文革开始以来第一个、也是当时唯一一个被解放的前省委主要领导，而把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视为打倒对象的走资派。

何运洪的节奏够快，3月8日，郑州市公安局发出四条《通令》：

1，非法组织“郑大联委”必须遵照军区决定立即解散，停止一切活动。组织中的一小撮头头，必须交代幕后策划人，向河南人民低头认罪。

2，“郑大联委”中的一小撮头头，限于本月15日前来郑州市公安局进行登记。凡是属于“郑大联委”的一切文件、资料、物资等，必须全部交出，不准转移，不准销毁。

3，凡是为“郑大联委”保存文件、资料、物资的单位、群众组织和个人，必须立即向公安局报告。资料全部交出。

4，大多数受欺骗、受蒙蔽的群众，要迅速觉醒，揭发“郑大联委”中的一切罪恶事实，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通令》最后说：“本通令自公布之日起生效。若有违反本通令上述各条者，一律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论处”。

同日，属“十大总部”的省公安公社和郑州市公安局派员进驻郑州大学。在郑大东生活区树起了“非法组织郑大联委骨干分子登记站”的大牌子，勒令２００多名“联委”成员前往登记，投案自首，交待罪恶，48小时内写出像样的检查。在化学系，“联委”成员必须填写“非法郑大联委成员罪恶登记表”。在历史系，５０名“联委”成员中３人被捕，１０人被公安局勒令登记，３８人被斗，１０２人次被搜查，大字报点名４０－５０人，写检查１１３份，４３４０页。在斗争中，４０多名联委学生被投入监狱。３月９日，党言川在商丘被捕。接着，开封师院“八·二四”负责人陈红兵、郑棉六厂工人赤卫队负责人申茂功相继被捕。被省军区何运洪支持的反对“二七公社”的“十大总部”还编了顺口溜传唱：

二七公社大杂烩，

牛鬼蛇神排成队。

党言川，做队长，

一二三，打砸抢。

这个由何运洪发令，“公安公社”操刀的镇压扫荡“二七公社”的行动从省会郑州和开封启动，很快传遍全省城乡，一时间“黑云压城城欲摧”，何运洪的屠刀鲜血淋漓，史称“二月黑风”。

笔者父母单位一个中层领导、上过朝鲜战场的转业军官，持“二七”观点与反对者“辩论”，被扭送公安机关，这是那个年代抓捕的惯例，第二天家属收到通知到公安局领人，看到的是一具伤痕累累的死尸，公安局说死因是“自杀”。这样的事例那时在河南城乡数不胜数，对立两派都记下了一笔笔对方欠下的血债。由文革引起，何运洪者流挑动的从上到下两派的仇恨直到今天也还未能完全消弭。

迄今没有发现任何何运洪与吴芝圃历史上的渊源的史料，但看到赵文甫热切投入何运洪的怀抱，将刘建勋列为他们的首要打击对象，足见他们在理念上是相通的。揭发控诉吴芝圃挖了他们的祖坟，砸了他们的牌位，直指1949年以后左倾路线给河南人民造成的深重苦难，他们岂能甘心，岂能不疯狂反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