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说到吴芝圃偷袭斗倒了河南第一书记潘复生，自己掌了大印，恰是全国疯狂的“大跃进”勃起，老毛一声令下，全国响应，正合吴芝圃的脾胃，他一马当先，一九五八年夏收后，就开始在河南大办工业，又大办钢铁，响应中央的赶英超美，砍伐树木土法炼铁，秋后就上山六百万人，影响了当年秋收，还严重的影响了五九年的生产，以致产量下降，其它还有大办煤炭，大办交通，大办水利，大办社办工业，全民办电，………当时至少八个大办，动员的人力至少有一千五百万，那还顾得上农业生产。

可是粮食还要放高产卫星，1958年夸口小麦亩产一千斤，三千斤，又到五千斤，最后是西华县亩产七千三百斤，当时全国头脑发狂，连火箭专家钱学森都在《人民日报》发文证明一亩地的光合作应可以产出这么多粮食。吴芝圃预估全省总产量702亿斤。实际产量只有281亿斤。既然产量这么高，就要来一个高征购，那么农民就留不下口粮了，后来农村饿死人的原因就在此。“信阳事件”应时发生了。

全省都一样，1958年大炼钢铁误了农时，小麦未能及时收割，导致10%左右的粮食损失。1959年的自然灾害致使欠收，信阳全区粮食产量仅有32.58亿斤，比1958年减产46.1%。吴芝圃反右倾，使得信阳地区各县都虚报产量，信阳地区汇最后将产量虚报为72亿斤，要按照72亿斤的标准来征粮。基层干部难以完成征购任务，只有逼迫农民上缴粮食，对农民捆、绑、吊、打、捕等现象屡见不鲜。民间有谣：

干部好似阎王爷，

大队好似阎王殿；

只见活人去，

不见活人还。

幸亏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一人坚决反对虚报，最后信阳地委勉强按50亿斤产量上报省委，河南省委据此分配给信阳地区9亿斤的粮食征购任务，下面各级干部为了超额完成任务邀功，层层加码，根据省委“反瞒产私分”的指示，信阳地委动用民兵，指挥各县委挨家挨户搜查“被农民和基层干部隐瞒私藏的粮食”。在“反瞒产”过程中信阳地区逮捕了一万余人，劫掠了农民的口粮、牲口饲料粮，征购任务超额完成了，信阳全地区征收了16亿斤粮食，结果农民的全年口粮每人只剩100多斤，仅够吃4个月，潢川、光山等县口粮甚至不足3个月。1959年末开始有人饿死，后来不断恶化，饿殍越来越多以至于尸体无人掩埋，人吃人的现象也不断发生，仅固始县官方记载的人吃人事件就有200例，县委还以“破坏尸体”为名逮捕群众。活着的人为求生计，开始大量外逃。人员外逃势必导致大批死人的消息传开，于是信阳地委指示各县市要求设岗堵截，不准外逃。各村民兵在路口设卡，严格控制淮河各渡口，拦截外逃人员，还专门设置收容所、监狱，随意拘捕外逃者，灾民钱财衣物一律没收，甚至遭到毒打，很多人饿死、病死、被打死在狱中。

尽管封锁消息，但纸里包不住火，消息还是辗转传到中央，派人下来调查，吴芝圃却对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说，信阳死了些人，你总结下经验教训，向中央写个报告，检讨一下就行了，不要有思想顾虑。不要调查，死人问题调查不清楚，越查越多，让县委书记估计报一下就行了。就这样，信阳地委写了一个报告，把死人的数字大大压缩，省委依此欺骗中央。一九五九年冬六零年春灾难向着更恶劣的方面发展，造成了令人痛心的洗劫，吴芝圃六零年六、七月派杨蔚屏去信阳，本是去揭盖子的，杨却带着孩子老婆到鸡公山上，在那个避暑胜地开了个三级干部会议，说发生的问题只是人民内部矛盾了事。

信阳事件全地区到底饿死多少人呢？信阳地委向省委报告的死亡人数为38万，信阳地方志统计的死亡人数是48.3万。时任中央调查组处长的李坚和李正海两人向中央报告的数字是105万。1961年1月13日信阳地区呈报中央最后一次统计数字显示：全区总人口808萬6,526人，1959年11月至1960年10月，死亡人数107萬321人，占到总人口13.2%。2012年，来自南京大学的研究者将因饥荒而没有出生的人口和因饥荒而外流的人口纳入统计，并分析认为，信阳事件在该地区造成了约125万的人口损失。

有当事人回忆到当时的一个惨状。一家老人饿死了，只剩下两个哥，一个妹妹，冬天晚上烤火，哥问弟：饿不饿？饿了咋办，咱不能等死啊！两人一商量：吃了妹妹吧！便把小妹打死，在火里烤着吃了。

信阳饿死了这么多人，如何交待呢？毛泽东看完中央工作组调查报告后，将责任一股脑儿推给执行他的命令搞大跃进的基层干部，对信阳的干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说信阳事件是反革命分子当权的结果，信阳地区要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彻底清除国民党、地主阶级的残余势力。中央从各部委抽调452名干部、河南省委抽调1844干部，吴芝圃派他的亲信省委秘书长戴苏理兼任信阳地委书记，信阳地委抽调1483名干部对信阳地区进行整风整社，這些新來的幹部接替原來的地、县、公社、大队领导人职务，並且還集训了8000多原先的幹部，特别集训5000多人，斗争和批判了10000多人。983人被撤职查办管教反省，275人被逮捕法办。戴苏理还干脆借调了两个团的部队，集中关押信阳地区约20万农村基层干部，进行所谓“特殊培训”，一路之上，用绳子将他们一串串拴起来，武装押送。信阳地区的8位县委书记被逮捕，七人被判2-3年徒刑，死人最多的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由死刑改判为“死缓”，而吴芝圃仅在省委全会和三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检查，仍然留任省委第一书记，后来仍坚持形“左”而实右的错误，杨蔚屏思想上根本没有触及灵魂，拖着委屈抵触情绪，拒不认真检查。当全省人民处于极端困难之时，赵文甫却带着老婆去上海看病，照样当省委书记和副省长，没有被触动一根毫毛。

毕竟，河南问题严重，1961年2月，中央决定对盘根错节的河南省委掺沙子，调来广东的文敏生到河南任常务书记，数月下来收效不大。5月21日-6月12日中央会议期间，老毛一天深夜召见时任广西自治区第一书记的刘建勋，派他主政河南。随后，邓小平代表中央书记处与刘建勋谈话，说“建勋呀，你命苦，57年广西出了问题，饿死人，要你去。现在河南饿死人，又得你去！”

刘建勋，原名刘树功，河北省沧县人。和潘复生那代人一样，念书时参加共产党，抗日战争时从事武装斗争一步步攀升，中共建政时做到省级干部。

刘建勋飞抵河南，上午到郑州，下午就召集主持省委书记处会议。当即在会上拍板，各地报上来的夏粮征购任务，丰收地区减10%，平收地区减15%，受灾地区全免，如完不成中央要求的征购任务，自己向中央解释负责，眼下先让农民缓一口气。

对于燃眉之急的河南5000万人的吃饭问题，刘建勋趁到北京开会之机，当面向周恩来总理求教。周总理说：“我给你想一个办法，就是挨门向住在北京饭店的几个省委负责人去磕头化缘”。刘建勋茅塞顿开！他使出浑身解数，先后找山西的陶鲁笳借面，找湖南的张平化、湖北的王任重要米，从广西的韦国清处弄来了些木薯，找安徽的曾希圣要了些红薯干。到后来，连远在大西北新疆建设兵团的老战友张仲翰都拜到了，要来了不少土豆。

一个故事说得很形象，刘建勋的连襟张林池时任东北农垦总局党委书记，正好也在北京参加中央的会议。一大早，刘敲门闯了进去，两手抱拳、开门见山说道：“闲言少叙，救人要紧，能给多少粮就给多少。”张林池知道河南的灾情，更了解姐夫的脾气，当即答应了给一万吨，刘建勋说，不行，要三万吨。说完一阵风又去敲隔壁的门求粮去了。

以他为首的新省委还作出了一个在计划经济年代算是胆大包天的决定，即要求全省铁路的大大小小火车站，对无钱购票的逃荒灾民，一律不得阻拦或扣留，统统给予放行，免得他们在家乡饿死。

对于刘建勋到河南来，吴芝圃很不服气，他在会议上恶意地介绍说：“刘建勋是第一书记，我是第二书记。”并在下边勾结赵文甫杨蔚屏处处给刘建勋制造困难，致使刘建勋的工作不能很好开展，因此中央决定将吴芝圃调出河南。吴芝圃这个害惨河南人的恶官，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处分，反而升官晋爵当上了中南局书记处书记。

初步解决了饥饿这个燃眉之急后，刘建勋制定了强调“三留”（留足口粮、饲料、种子）和“三定”(定产、定购、定销 )政策，确保农民免于人为制造的饥饿的长期政策，

刘建勋为了激励全省的民气，树立了杨贵的红旗渠、焦裕禄的兰考除“三害”两个县委书记的典型，虽然到今天红旗渠的成败得失有了更多的专业的评判和批评。1962-1966这几年是多事之年，1962年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1963年发布“前十条”，“后十条”，小四清大四清开始，1965年发布“二十三条”，刘少奇以他老婆王光美搞出的“桃园经验”为蓝本，大整基层干部，刘建勋在河南发展生产的工作大受干扰。他当时对四清提出的原则是“干部要‘洗温水澡’，水太凉了不行，那样不严肃，就会马虎过关；但是水也不能太热，那样就会一烫一层皮。这个工作要做细，要掌握原则。”还苦口婆心地说：“我们要扎扎实实地搞，不要怕别人将我们的‘军’，说河南落后。我们老实一点，干实际工作，做一件事情要有一件事情的用处。抢先分子是投机分子，是没有基本功的……，不要一鸣惊人，不要怕人家说落后，不要迫不及待。他的这种态度1964年被中央领导人点名批评为“社教运动决心不大和作风不民主”。毛泽东批评河南“找不到阶级斗争”。

刘建勋宁愿受中央批评，也不在河南大搞“四清运动”，使许多河南干部逃过了四清劫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