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国际问题研究的反思 2022/4/15 本人忝列“国际问题研究”界，长期以来感到这一行业内某种习惯的思维方 式和看问题的角度有值得反思之处，当然包括本人。有的比较普遍，有的只是一 部分国人的特殊思维，但也非个别现象。 1）见“国”不见“人”。论述的基础都以抽象的“国”为单位——地缘政治、大国博弈、“国家利益”等等，似乎国家是一个抽象的物件，有时等同于一个领导人的所思所想，很少考虑一个国家是由千百万个体活人组成的，他们有自己的意愿和利益。特别已是公民社会的国家更需要眼睛向下。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基础缺失了“以人为本”的大前提，目中无人。这就导致在这一领域中人道主义的缺席，可以说比较冷酷。 在发生重大事件时学者调动专业知识，深入细致分析来龙去脉，本是题中之义。但当“文斗”已成“武斗”时，侈谈地缘政治、大国争霸、历史恩怨等等，而心目中没有生灵涂炭、千百万人流离失所、人类智慧和劳动的结晶毁于一旦的残酷现实，无视加害者和受害者这一基本是非，尽管学识渊博、貌似中立，至少客观上起到为屠夫辩护的作用。这就是目中无“人”（不论是哪国人的生命）的惯性思维。与此相对立的是最近泽林斯基答记者问：他认为胜利的标准是什么? 回答是：保住最多的生命。此言出自人道的本能，而非高高在上的政客辞令。反观战争发动者的胜败标准是占领土地、控制政权，牺牲多少生命（包括双方）在 所不惜。这就是为什么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因为肉食者往往利（权）令智昏。严肃客观的研究，理应与肉食者的思维相区别。特别是人类已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农耕时代的以领土为中心的胜负观到工业文明时代已为经济、贸易竞争所代替，何况信息时代。 2）重视外交，忽视内政。关于此点，本人有切身认识：自威斯伐利亚格局以来，一般都认为某一时间段的国际格局是由一场或多场战争决定的：战后根据胜负各方的力量对比签订条约，暂时形成稳定格局，直到下一次大战打破，重新洗牌。一战以后凡尔赛格局，二战以后雅尔塔格局，均是如此。本人在《战后美国外交史》的总绪论中结尾称，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雅尔塔格局还会继续。而此书刚出版，即发生东欧、苏联相继突变，雅尔塔格局訇然解体。这不是由于战争或外部因素，而是有关各国内部变化，是一方原有的制度难以为继。 这一现实证伪了本人所谓“可以预见的将来”，证明了世界格局的变化不一定由一场战争决定，而可以来自主要国家内部的变化。所以在国际研究中，对有关国家 或地区本身的历史与社会发展状况加强关注十分重要。固然，一个超级大国的内部变化产生的影响与中小国家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一批中小国家内政转变，就足以对国际格局产生影响。 又如对苏联的解体，强调外部的作用，从“和平演变”到被诱使进行军备竞赛等等，而不承认其制度的内因，也是见外不见内的表现。当然这只代表某一部分论者，随着对冷战史客观深入的研究著作出现，此论日益消退。 3）大国主义。只见大国博弈，忽视小国的存在和诉求。诚然，国际关系中丛林法则还占相当的分量，直到雅尔塔格局之形成，还是美英苏三大国讨价还价 瓜分势力范围，决定小国、弱国的地位和命运。联合国成立后有所不同，其宗旨是维护永久和平，以大国小国一律平等为原则，但是又设定了五常任理事国一致保证的规则（即一票否决），这两个原则显然存在内在悖论。这种自相矛盾的设置也是大国博弈的结果——五国一致是苏联坚持的，因为它当时是少数。（1994年橡树园会议通过联合国宪章 50 周年时本人曾发表文章详述这一过程及其矛盾）但是战后将近 80 年，已进入新时代，联合国创始之初只有 50 个国家，其中绝大多数实际没有发言权。现在国家数字已接近当初的四倍，大小国家都有本身的利益诉 求，纷纭复杂。 联合国改制之呼声已出现多年，当然一时难以实现，但研究的视角应该有所转换。 例如在当前这场战争中，最常见的为侵略辩护的论点是所谓“历史渊源”，“北约东扩”逼俄太甚，俄有安全考虑云云。但是追溯历史为什么止于上世纪 90 年代，而不再往前推一步？从沙俄到苏联，对波兰等东欧国家的侵略、瓜分和压迫（包括令人发指的卡廷事件）不也是历史渊源？俄罗斯的“安全关怀”应予照顾，那东欧国家的安全呢？何况前者是主观的、对可能发生的威胁的心理戒备（北约本身防御性组织，其成员国实际从未进攻过俄国），而后者是根据已发生的现实切身历而来的恐惧。好容易摆脱一个超级大国控制，心有余悸，急忙寻求庇护，不是更合理的诉求吗？单方面强调“北约东扩”对俄心理上的威胁，并且说成是美国的主动，而不考虑东欧国家的处境和主动的强烈要求，就是出于只着眼于大国博弈的思维。应该承认，本人90年代初在与美国人讨论时，就持不赞成北约发展太快，逼俄太甚的观点。那是叶利钦执政时期，当时主要对这一超级大国的转型前景过于乐观。同时也未能免俗，继续“冷战以来关注大国博弈 的习惯思维，而未把刚获得解放的东欧国家考虑在内。 再者，人民的幸福不与疆土大小成正比。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如今瘦身到英伦三岛。英国的普通人民比维多利亚时代（也就是狄更斯小说中描绘的）英国人哪个更幸福？更不用说北欧小国人民的幸福指数一向名列前茅。那个扩张成性的大国领导，发出以二十年为期的豪言壮语，若是二十年中着眼于改革内政、改善民生，而不是对外扩张、恢复霸权，今日俄罗斯当有新面貌，对本国、对他国都会是福而不是祸。而许多研究者常常不自觉地以一位野心家的是非为是非，不知不觉顺其思路评论兴衰成败。 “修斯底里陷阱”之说，也是把大国排行视为国际关系之必然，所谓“老大”、 “老二”云云，都以 GDP 为标准，如果以人民幸福为目标，如何衡“老几”? 自封“老二”，为什么一定要当“老大”？人民需要的是安居乐业、基本人权与尊严有保证，而不是万方来朝的虚荣。今后的世界是否还是必须通过斗争产生一个睥睨群雄的超级大国？这都是应该摆脱陈旧思维，换一个角度考虑的问题。 4）美国中心论。从上述“大国主义”衍生出来，在提到“西方”发达国家时，往往只看美国，无视欧洲及其他国家，或者实际上把它们都视为美国的附庸， 一切举动都听命于美国，至少是美国在背后操纵。凡欧洲某国与美国有分歧，就说成“闹独立”，似乎该国原来不是独立国。诚然，二战以后（实际上是整个二十世纪），美国以其惊人的创新能力实际上引领了世界发展的潮流，这是事实。 但世界不止有美国。中国的精英多轻视欧洲。特别对于“欧盟”这个在欧洲大陆的伟大创举，认识远远不够。提到这一组织时也往往从与美国关系的角度论说，欧元与美元竞争等等，而无视其诞生的历史渊源、有关各国人民的诉求和所代表的价值观，更少认识这一创举的政治智慧及其对世界和平的意义。最极端的甚至把西欧国家习以为常的街头游行示威，都说成是美国挑动。以至于在当前这场战 争中，欧洲人唇亡齿寒，自发地对乌克兰的同情和支持也被视为背后为美国主导。 有些人一方面大谈美国衰落，另一方面又似乎美国无所不能，是一切国际事件的台前幕后操手，这种矛盾的思维却常常同时出现。 5）缺乏独立、超脱的身份。不少学术论文，作者往往把自己代入决策者，或是外交部长的角色，至少是“谋士”。学术研究等同于政策建议。忘记研究的任务首先是探索真相，发人之所未见，然后分析其所以然。目的是普及知识，加深对外部世界的认识。面对的是普通读者，而不是、至少不仅仅是政府官员。既号称学术，就应超脱于狭隘的“敌我”观。何况所谓“对我有利（或不利）”，“我”是谁？“利”何在？其他文史、社科研究可能也不能完全超越现实政治，但国际研究显然功利性更强。史学界有一些比较优秀的榜样，能够努力挖掘真相，言必有据，谈事实，不谈利害，值得借鉴。当然无论什么学科，不能脱离学者的良知。 以上只是概述本人所见，基本上属于学界的、比较严肃的论述中的一些问题，愿与同仁共勉。至于坊间各种一知半解自命“专家”，或根据某种需要不顾事实的宣传，甚至谎言，不值得一评。深知囿于国情，研究要独立、超越功利，可能是奢求。但虽不能至，亦当望之。首先努力与政客拉开距离应该可以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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