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倒台，河南政局的“大翻个儿”开始了。1978年10月，中央调整河南省委领导班子，决定将刘建勋调离河南，搁置在北京。和刘建勋一起成为河南革委会和新省委第一第二把手的纪登奎早已高升到中央任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这时也被辞职闲置，中央調段君毅执掌河南。段与河南之前的两派斗争并无渊源，但迫于翻查文革旧案的大势，曾经在河南跟着吴芝圃搞左倾蛮干造成“信阳事件”的赵文甫戴苏理们就开始兴风作浪了，他们挥起“极左”大棒，大搞派性清查，一时间中原大地又是黑云滚滚了。

就在文革时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戴苏理在个人生活上还是闹出了不大不小的风波。戴苏理“文革”前已任省委候补书记，文革初期先后兼任省文革领导小组的副组⻓和组⻓。做为“河造总”保的干部，二七胜利，刘建勋仍团结他，给他安排了省革委和省委常委职务，1973年2月后，戴苏理升任省革委副主任和省委副书记、书记。文革十年间，他始终都在台上担任河南省重要的党政领导职务。

戴苏理的妻子刘文树在文革前任河南省文委副主任，比戴苏理大几岁，也比戴参加革命早，还是戴的领导和人党介绍人，当年戴苏理曾苦苦追求不舍，抗战胜利后，戴苏理与老家的前妻离婚后，终于得偿所愿，与刘文树成婚。但在文革中，戴苏理却一直以刘文树的历史问题为借口，闹着要离婚，其实刘文树的历史问题1942年组织上就做过“不是自首”的结论。刘建勋和省委其他领导都不同意戴苏理离婚。1974 年9月23日戴苏理给纪登奎写告状信，一口咬定妻子刘文树是共⻘团自首变节分子，应开除党籍。省委做出决定：

第一，刘文树同志不是变节分子，是一个老党员，老干部。她的历史问题，在党的历次整⻛审干运动中都已经做过了明确结论。

第二，省委不同意戴苏理与刘文树同志离婚， 尤其是不能同意声称“刘文树是变节分子，应当开除党籍”为理由，提出与刘文树同志离婚。

1975年，戴苏理不顾省委决议和同志们相劝，执意与刘文树办理了离婚，随后很快和一个已相交数年的中年女军医结了婚，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再说赵文甫。赵文甫文革前⻓期担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对于与其工作上的分歧以及他在文革初期带头造两任第一书记的反、操纵策划夺权、武斗的表现，刘建勋并不计较。67年重掌河南后， 由于二七初胜，对十大总部和他们的黑后台赵文甫报仇心切，为了赵的人身安全，刘建勋立即安排将赵文甫先后藏在军队医院和空军机场等地保护，不被恨他入骨的掌权的二七造反派抓获，为了保密，还替他起了化名叫“赵五”。 赵文甫生病，刘建勋在得知其家属已经签字同意手术的前夜，担心河南医疗水平有限，电告李先念和纪登奎，请他们安排赵文甫转到北京解放军总院。 手术前，院方提出最好能够注射球蛋白针剂以增强患者体质，刘建勋⻢上派人专程去上海购买后送抵北京。术后刘建勋又派人到医院慰问赵文甫。那时已经调到中央工作的纪登奎也曾特地指定了中组部的一位副部⻓负责赵文甫的治疗事宜，直到他完全恢复了健康。为了使赵文甫在生活上能够得到更多的便利，经刘建勋提议，省委集体研究决定，给赵文甫的老婆安排了工作，对他算是做到了仁至义尽。

1972 年2 月12 日，赵文甫在北京301医院的病房中亲笔给纪登奎写信：“省委和建勋同志对我的病非常关心， 我在153医院治病期间，建勋同志几次打电话给医院， 并几次去看望我。我十分感激省委和建勋同志！这次省委请示中央让我来北京治病，你也大力帮助支持， 特向你致以谢忧！”康复回到郑州后， 赵还曾当着自己家人和医务人员的面，反复称刘建勋是自己和全家人的大恩人。

可到了1978年的“揭批查” 中，戴苏理却倒打一耙，揭发、控诉是刘建勋、纪登奎把自己的老婆打成 〝叛徒” ，逼迫他们离婚的。赵文甫也言之凿凿地说刘建勋、纪登奎迫害了自己。

清算文革的“揭批查”运动一起，曾经在河南搞左倾蛮干造成“信阳事件”者重新掌权，又挥起“极左”大棒，大搞派性清查，造成严重扩大化。这成了河南的一大特点。

网络作者一丁搜集资料撰文详述了河南“揭批查”：

由于赵文甫戴苏理者流的重新掌权和兴风作浪，河南的“揭批查”“依靠一派、清查另一派”，实行以人划线，以时间划线，以运动中的“派别”划线，人人检查、层层过关。农村搞到生产队，工厂搞到车间班组，机关到公务员、炊事员，街道办事处也要揪出造反派的“帮凶”，有的地方竟提出“提浆糊桶的也不能放过”。从1977年到1983年，历时七年，处理二七公社派和支持过二七公社派的干部五万多人，取消党员资格十万六千人，逮捕判刑1700人，又“突击判刑”2400人（官方数字），加上亲属子女因受株连而被审查处理、不提工资、不评技术职称等不计其数。例如一个焦作市，判刑96人，却抓了318人，劳教37人，抓一两年放的185人，死亡11人。一段时间内，全省各监狱中关押的“文革罪犯”近半数以上，使文革中参加“二七公社”派的人人自危。

1978年11月21日，河南日报头版以重要新闻的规格赫然刊登一篇消息：“中共河南省委决定，依法惩处反革命分子党言川、陈红兵、张钦礼”。全文如下：

“本报消息：为了深入开展一批双打，坚决打击四人帮的社会基础，中共河南省委决定，将反革命分子党言川、陈红兵清除出党，依法惩办。将反革命分子张钦礼开除党籍，依法惩办。公安机关已将三犯依法逮捕。

反革命分子党言川、陈红兵恶毒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反党乱军，大搞打砸抢，残酷迫害老干部，疯狂镇压群众，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罪恶昭著，不加惩办不足以平民愤。

原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张钦礼，恶毒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包庇纵容坏人，反党乱军，践踏社会主义法制，大搞打砸抢，残酷迫害革命干部和群众，严重破坏工农业生产，擅自扒堤决口，使群众遭到严重损失，罪恶累累，民愤极大。

依法逮捕反革命分子党言川、陈红兵、张钦礼，大快人心，大得人心。当地党委正放手发动群众对三犯的反革命罪行深入进行批判斗争。”

这三个响应当时“伟大领袖”号召，积极投入“防修反修”运动的大学生和基层干部就这样锒铛入狱，黑牢漫漫。后党言川不知所终，张钦礼出狱后衰病辞世，当地民众自发为他送行。陈红兵出狱后写了回忆录《坎坷十年》。

陈红兵在回忆录里说，他1973年3月在农村入了党，被选拔到中共原阳县委担任县委副书记，兼靳堂公社书记。1976年11月被押回开封隔离审查。1978年11月16日深夜被宣布逮捕，戴上手铐，塞进一辆北京吉普，被押送到郑州。12月26日接到判决书——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后来在监狱里度过了十年。

派性清查是河南省揭批查的突出特点。在清查中，按时间划线，把“7.25”中央表态说成是刘建勋等人制造的大假案。把二七公社派和支持二七公社后参加“三结合”的老干部视为清查对象。而把“7.25”以前在军区支持下掌权的省委造总、河造总、十大总部视为正确派，不仅不清查反而被重用，一些武斗指挥者，还掌握清查工作的大权。当时省委一位副书记在一次研究揭批查问题的会议上说：“二七公社一派大小头头的错误和罪行，你们说这件事落实不了，那件事找不到证据，这样下去怎么行呢？要是这件事抓不住，就从另一件事抓住它，我不相信抓不住一条，抓住一条就可以定案处理。”这是派性清查和制造冤假案的自供词。

派性清查在全省有着普遍性。例如确山县，文革期间，两派武斗，双方各自被打死打伤二十余人，但在清查中，只清查了一派，处理了一百多人，其中判刑２人，死刑１人。而另一派一个也没有处理，主要头头、武斗指挥者，反而被提拔为县委负责人。

1984年，北京几家报社记者向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反映了在郑州发现的省委造总、十大总部文革期间夺省市委权、策划武斗的会议纪录（因为是埋藏后挖出来的，故称为“出土文物”）。这个“出土文物”记载的他们一些头面人物的活动情况，是他们策划、挑动、指挥河南大型武斗的铁证。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５日以前，郑州的几次大型武斗，如冲击二七派绝食会场，围攻火烧郑棉六厂大楼，挑动郑纺机武斗等，不仅当时群众有目共睹，而且如今“出土文物”铁证如山，而他们却把打砸抢的罪名都加在二七公社派头上，真正的打砸抢头头不仅不清查，还被提拔重用，甚至掌握揭批查大权。群众说：河南的揭批查是：一派升天，一派坐监。

河南“揭批查”中，老干部被批判、审查、处理的很多，（包括红军时时代和抗日战争早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这是河南揭批查的第二个特点。

文革初期，由于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公开表态支持造反派，河南省站出来支持造反派并参加三结合的老干部比较多、比较早。揭批查中，以人划线，把文革中支持“河南造总”并代表河造总参加三结合、十年始终居省委主要领导岗位上的戴苏理封为一贯正确，并让他领导全省的揭批查。凡跟着他支持河造总和十大总部的干部都是正确的，支持二七公社的统统打下去。1983年11月，省委付书记赵地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书面发言”中说：“随着揭批查运动的开展，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较彻底的整顿和清理。对省、地（市）县三级领导班子中的三种人和犯有多种错误的人，共立案审查４２４８名。截止目前（九月份）已处理４０２０名，其中判刑５１人，受各种处份的２０２５人（开除党籍３２３人，留党察看４９３人，警告、严重警告３４７人，开除公职２０人，开除留用１４０人，其它处份２５０人）；免于刑事处分的２０２０人，不结论不处分的１０７人。河南省共有省、地（市）县三级领导班子１３５人，立案审查和处理数量之大、之重是相当惊人的，而实际处分的数量远无不止此数。所谓“免于处处分”的二千多人，是审查批判后降职下放，是不处分的处分。

省委常委中地方干部１４人，清查、批判、处理10人，占６７％，其中，判刑３人，留党察看１人，撤职１人，严重警告２人，在审查批判“监护”期间死亡１人，上报处份、未获批准、强令离休１人；原省委、省革委各部正副部长级干部３３人，清查、批判、处理２２人，占三分之二。其中判刑４人，开除党籍３人，留党察看２人，撤职６人，严重警告１人，批判后离休４人，降职安排２人；全省十八个地市委第一书记全部受到批判处份。地市委正副书记１１８人（缺焦作），批判处份９７人，占８２、３％。其中，审查批判期间死亡７人，判刑１７人，开除党籍４人，留党察看９人，撤职１８人，严重警告４人，批判后令其休息２８人，降职下放１０人，省直各厅、局委第一把手，除５人外，其余全部受到批判处理，分别给予撤职、警告、免职不用等处理；原县委第一把手中，大部份被审查批判处理，未受审查，保留原职的寥寥无几。

除了将开封张钦礼判刑，原洛阳地委书记孙腾芳，在洛阳地、市联合召开的十万人宣判大会上，以所谓“组织反革命政变，准备上山打游击”罪名判十年徒刑。以这样“莫须有”的罪名被处理的，仅洛阳地委领导就有六人，还有一批县委和基层干部。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就明确告诉纪登奎，“什么洛阳地委组织反革命政变，准备上山打游击的问题，是根本没有的”。但中央领导人的指示到河南行不通，这批无辜的同志仍然饱受牢狱之苦，直到今天，问题仍未解决，孙腾芳刑满释放后没有了工作，且年老体衰，其爱人郝志华所在单位也破产了，孩子们因受牵连也没有安排好，造成生活极度困难，９８年初，郝志华病重无钱住院医治，孙腾芳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老伴死在家里。这样的例子还能举出许多。

河南省揭批查还有一个视法律为儿戏的典刑－－“突击判刑”。１９７９年底，河南省省委书记赵文甫等人，为避免《刑法》、《刑事拆讼法》于１９８０年元月１日生效后，他们的行动被束缚，就赶在新《刑法》生效前夕，紧急布置各级政法部门对揭批查中关押起来的人，不管有没有罪行，均以清理积案为名，大搞“突击判刑”。为了防止关押人员向最高法院上诉，把终审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把本应由高级法院审理的案子，强行压给地、市法院判决；把地、市法院审理的案子，强行压给县、区法院判决。“突击判刑”秘密进行，不准开庭，有的判三年，实际上已经关押了三年多了。平顶山市委副书记钮保华判刑８年，本人不服提出上诉，市委某主管领导大笔一挥，在“８”字前加个“１”字，改为１８年。这种做法在古今中外历史上也是少见的！

大量事实说明，河南省的派性清查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它会像当年的“信阳事件”一样，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原河南省委常委赵俊峰也在自己绝症末期，1992年7月写了题为“就河南揭批查的历史遗留问题向党中央反映的情况和意见”上书，他上书的小标题有：

河南揭批查扩大化了

严重的问题在于派性清查

戴苏理与派性清查

省委—些领导同志在思想路线和执行政策上的偏差

河南揭批查中违法乱纪的典型——“突击判刑”

如何看待文革中河南站出来工作的老干部

内容翔实，数据准确，深刻具体全面揭示了河南在1978年后的“派性清查”，以派别划线，将运动中的二七派、支持同情二七派的一般群众、支持二七派的各级领导干部、甚至只是在文革中被解放回到领导岗位、兢兢业业领导生产和日常经济工作的各级领导干部都一网打尽，换上保守派支持的干部，将从1960年刘建勋到河南呕心沥血建立的经济和生产基础，及栽培打造的精干正直的干部队伍摧残殆尽。

河南的又一页揭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