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第一次成為總統時，我說過，我將支持俄羅斯總統鮑里斯·葉利欽在蘇聯解體後建立一個經濟良好、運轉順暢的民主制度的努力——但我也支持北約擴張，納入前華沙條約組織成員國和後蘇聯國家。 我的政策方針是為最好的結果而努力，同時做最壞的打算。我擔心的是俄羅斯極端民族主義的回歸，用帝國的野心取代民主和合作，就像彼得大帝和凱瑟琳大帝那樣。我相信葉利欽不會這麼做，但誰知道他之後會發生什麼呢？ 如果俄羅斯繼續走在民主與合作的道路上，我們將共同應對我們這個時代的安全挑戰：恐怖主義；種族、宗教和其他部落衝突；以及核武器、化學武器和生物武器的擴散。如果俄羅斯選擇回歸極端民族主義帝國主義，一個擴大的北約和一個不斷壯大的歐盟將鞏固歐洲大陸的安全。 1999年，在我第二任期即將結束時，波蘭、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國不顧俄羅斯的反對，加入了北約。北約在隨後的幾屆政府中又增加了11個成員國，同樣遭到了俄羅斯的反對。 最近，一些人批評稱是北約擴張激怒了俄羅斯，甚至為俄入侵烏克蘭奠定了基礎。擴張當然會帶來後果，我仍然相信這個決定是正確的。 作為聯合國大使和後來的國務卿，我的朋友馬德琳·奧爾布賴特（Madeleine Albright）直言不諱地支持北約擴張。國務卿沃倫·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國家安全顧問托尼·雷克（Tony Lake）、他的繼任者桑迪·伯傑（Sandy Berger）以及另外兩位在該領域有第一手經驗的人也是如此：包括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約翰·沙利卡什維利（John Shalikashvili），他出生于波蘭，父母是格魯吉亞人，十幾歲時來到美國；以及副國務卿斯特羅布·塔爾伯特（Strobe Talbott），1969年和1970年我們在牛津大學做舍友時，他翻譯並編輯了赫魯曉夫的回憶錄。 不過，在我提議北約擴張的時候，另一方也有很多令人尊重的意見。以在冷戰期間倡導遏制政策而聞名的傳奇外交官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認為，隨着柏林牆倒塌和華沙條約組織解體，北約已經失去了它的作用。《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湯姆·弗里德曼（Tom Friedman）說，北約擴大後，俄羅斯會感到羞辱、認為被逼入絕境，當它從經濟疲軟中復甦後，將會做出可怕的反應。在俄羅斯問題上備受尊敬的權威邁克·曼德爾鮑姆（Mike Mandelbaum）也認為這是一個錯誤，他認為這不會促進民主或資本主義。 我知道可能會發生新的衝突。但在我看來，衝突是否會發生，跟北約的關係不大，而更主要是取決於俄羅斯是否仍然是一個民主國家，以及它在21世紀如何定義自己的偉大。它會建立一個基於科學、技術和藝術人才的現代經濟，還是尋求重建一個以自然資源為動力、以強大的威權政府和強大的軍事為特徵的18世紀帝國？ 我盡我所能幫助俄羅斯做出正確的選擇，成為21世紀偉大的民主國家。作為總統，我的第一次出境旅行是去溫哥華會見葉利欽，向俄羅斯提供16億美元的擔保，使其有能力從波羅的海國家召回士兵，並為他們提供住房。 1994年，俄羅斯成為第一個加入”和平夥伴關係”的國家，這是一個務實的雙邊合作項目，包括北約和非北約歐洲國家之間的聯合訓練演習。同年，美國與俄羅斯和英國簽署了《布達佩斯備忘錄》，保證烏克蘭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以換取烏克蘭同意放棄當時世界上第三大核武庫。 從1995年開始，在《代頓協定》結束了波斯尼亞戰爭之後，我們達成了一項協議，將俄羅斯軍隊加入北約在波斯尼亞的地面維和部隊。 1997年，我們支持《北約-俄羅斯創始法案》，使俄羅斯在北約事務中擁有發言權但沒有否決權，並支持俄羅斯加入七國集團（G7），使其成為G8。
1997年9月，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右）與時任俄羅斯總理普京（左）在新西蘭會晤 1999年，科索沃衝突結束時，美國國防部長比爾·科恩（Bill Cohen）與俄羅斯國防部長達成協議，俄羅斯軍隊可以加入聯合國批準的北約維和部隊。在整個過程中，我們為俄羅斯最終加入北約敞開了大門，這一點我曾向葉利欽明確表示過，後來又向他的繼任者弗拉基米爾·普京確認過。 除了所有這些讓俄羅斯參與北約冷戰後使命的努力之外，奧爾布賴特和我們整個國家安全團隊也努力促進積極的雙邊關係。美國副總統阿爾·戈爾（Al Gore）與俄羅斯總理維克托·切爾諾梅爾金（Viktor Chernomyrdin）共同主持了一個委員會，以解決共同關心的問題。我們同意各自銷毀34噸武器級鈈。我們還同意將俄羅斯、歐洲和北約的常規部隊從邊境撤出，儘管普京在2000年就任俄羅斯總統時拒絕執行這一計劃。 我與葉利欽總共見過18次面，與普京見過5次面——兩次是在他擔任葉利欽政府總理期間，三次是在我們總統任期重疊的10個多月期間。這只比1943年至1991年的所有美蘇領導人會議少了三次。認為我們忽視、不尊重或試圖孤立俄羅斯的想法是錯誤的。是的，儘管俄羅斯反對，北約還是擴張了，但擴張的意義不僅僅是美國與俄羅斯的關係。 
2007年，美國前總統克林頓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在莫斯科 當我的政府在1993年開始執政時，沒有人確信冷戰後的歐洲會保持和平、穩定和民主。遺留下來的大問題包括：東德與西德的融合，舊的衝突是否會像巴爾幹半島那樣在整個歐洲大陸爆發，以及前華沙條約組織成員國和新獨立的蘇聯共和國將如何尋求安全，不僅僅是對抗俄羅斯入侵的威脅，而是來自彼此、來自邊界內的衝突。加入歐盟和北約的可能性，為中歐和東歐國家投資於政治和經濟改革、放棄各自為政的軍事化戰略提供了最大的激勵。 歐盟和北約都不能停留在斯大林1945年劃定的邊界之內。在捷克共和國的瓦茨拉夫·哈維爾、波蘭的萊赫·瓦文薩以及匈牙利年輕的親民主人士維克多·歐爾班等鼓舞人心的領導人的帶領下，許多曾經處於鐵幕後的國家與歐盟和北約一起尋求更大的自由、繁榮和安全。每當我在布拉格、華沙、布達佩斯、布加勒斯特、索菲亞等地演講時，成千上萬的普通市民擠滿了廣場。 正如瑞典前首相兼外交大臣卡爾·比爾特（Carl Bildt）在2021年12月的推特上所說，”不是北約想要走向東方，而是前蘇聯的衛星國和加盟共和國想要走向西方。” 或者正如哈維爾在2008年所說的那樣：”歐洲不再、也絕不能再違背人民的意志，分裂為任何利益或勢力集團。”僅僅因為俄羅斯的反對而拒絕中歐和東歐國家加入北約，就已經達到了分裂的目的。 擴大北約需要當時的16個成員國一致同意；需要有時持懷疑態度的美國參議院三分之二的贊成票；需要與潛在成員國密切磋商，以確保其軍事、經濟和政治改革符合北約的高標準；還需要對俄羅斯作出幾乎不間斷的保證。 馬德琳·奧爾布賴特擅長每一步。事實上，很少有外交官能像瑪德琳那樣完美地適應這個時代。瑪德琳小時候生活在飽受戰爭蹂躪的歐洲，她和家人曾兩次被迫逃離家園——第一次是因為希特勒，第二次是因為斯大林。她明白，冷戰的結束為歐洲提供了一個機會，自歐洲大陸上出現民族國家以來，這是第一次有機會建立一個自由、團結、繁榮和安全的歐洲。作為聯合國大使和國務卿，她努力實現這一願景，擊退威脅這一願景的宗教、種族和其他部落分歧。1999年，她動用了她這位著名外交官的所有工具，以及她在國內政治上的智慧，為捷克共和國、匈牙利和波蘭加入北約鋪平了道路。 其結果是20多年來歐洲越來越多的地區實現了和平與繁榮，並加強了我們的集體安全。捷克共和國、匈牙利和波蘭的人均GDP增長了兩倍多。自加入北約以來，這三個國家都參加了北約的各種任務，包括在科索沃的維和部隊。到目前為止，我們的防禦聯盟沒有一個成員國被入侵。事實上，即使在鐵幕倒塌後的最初幾年，僅僅是加入北約的前景就幫助平息了波蘭和立陶宛、匈牙利和羅馬尼亞以及其他國家之間長期存在的爭端。 現在，俄羅斯毫無來由、毫無道理地入侵烏克蘭，這並不應該讓人懷疑北約擴張的智慧，反而證明了這一政策是必要的。如果沒有北約擴張，俄羅斯顯然不會成為一個滿足於現狀的強國。導致俄羅斯兩次入侵烏克蘭的原因，並不是烏克蘭加入北約的直接可能性，而是該國向民主的轉變威脅了普京在國內的專制權力，以及控制烏克蘭土地下寶貴資產的願望。而正是北約聯盟的實力和其可信的防禦力量威脅，阻止了普京威脅從波羅的海國家到東歐的成員國。 正如《大西洋月刊》的安妮·阿普勒鮑姆（Anne Applebaum）最近所說，”北約的擴張即使不是美國過去30年唯一真正成功的外交政策，也是最成功的……如果我們沒有這樣做，這場戰爭現在應該是在東德進行。” 俄羅斯民主的失敗，以及它轉向復仇主義，並沒有北約激發的。它是普京在莫斯科做出的決定。他本可以利用俄羅斯在信息技術方面驚人的技能，為硅谷創造一個競爭對手，建立一個強大的、多元化的經濟。相反，他決定壟斷和武器化這些能力，在國內推行威權主義，在國外造成破壞，包括干預歐洲和美國的政治。只有一個強大的北約能抵禦進一步的侵略。因此，我們應該支持喬·拜登總統和我們的北約盟國向烏克蘭提供儘可能多的軍事和人道主義援助。 我和瑪德琳·奧爾布賴特的最後一次談話是在她去世前兩周。她還是那個我熟悉的瑪德琳，犀利而直率。很明顯，她想大步邁出去，支持烏克蘭人爭取自由和獨立的鬥爭。談到自己日漸衰弱的健康狀況，她說：”我得到了很好的照顧。我在盡我所能。我們不要在這上面浪費時間了。重要的是，我們將給我們的子孫留下一個什麼樣的世界。”瑪德琳把自己為民主和安全而奮鬥的一生視為一種義務和機會。她為自己的捷克血統感到驕傲，並確信她的人民和他們在中歐和東歐的鄰居將捍衛他們的自由，”因為他們知道失去自由的代價。”我擔任總統時，她對北約的看法是正確的，現在對烏克蘭的看法也是正確的。我很想念她，但我還能聽到她的聲音。我們大家都應該這樣做。
克林頓與奧爾布賴特 來源：新世紀轉發自大西洋月刊（翻譯：胡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