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数七大章的《美国宪法》，是人类第一部成文宪法，自1788年6月21日开始实施的二百三十年以来，国会提出修改动议，超过一万次，但成功地通过的修改动议，共有三十三次，其中的二十七次，已经付诸实施。剩余的三条，《州权决定奴隶制度存废修正法》《平等权力法》《首都成州案》，或因失效，或因环境，已经呜呼哀哉了。《普调区域法》《童工法修正案》《公民贵族法》已经快要被人民忘记了，比如《普调区域法》已经通过了两百二十九年，《公民贵族法》已经通过了两百零八年了，依然还没有达到大部分州议会认可的法律要求，依然遥遥无期。

其中1791年的头十条《权利法案》，最为世人熟悉。《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赋予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与宗教自由的概念，是来自殖民地时代的一场诽谤罪官司 —- 1734年的《皇家 诉 曾格案(Crown V John Peter Zenger)》。

发生在北美十三个殖民地时代的《皇家 诉 曾格案》，是美国司法史上第一件诽谤罪大案，震惊十三个殖民地。其影响力之巨，无与伦比，它直接影响了美国后世的价值观与是非观，它的判例，经常出现在美国各州与联邦，甚至于最高法院的判例中。 尤其是在出版自由与言论自由的官司中，谁也无法避开《皇家 诉 曾格案》的影响。

整个《权利法案》的原始概念，源自1689年英国的《权利法案》，英国的《权利法案》，源自英国1215年的《大宪章》。

1779年，维吉尼亚州议会，首先通过了《维吉尼亚权利宣言(Virginia Declaration of Right)》与《权利法案》两大划时代议案，尤其是后者，成为1789年，美国国会通过《权利法案》的蓝图。《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说，国会永远不得制定限制言论自由、宗教信仰、出版自由与集会自由的法律。

这条俗称的《权利法案》，是美国法学家与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基本权利。1789年3月15日，杰斐逊从巴黎，为催生《权利法案》而写信麦迪逊，其中有名言说，“半条面包比没有面包好，如果我们无法保障所有的权利，那就先保障我们力所能及的权利。” 渴望之情，透纸而出。

在《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的威力下，美国国会无法制定任何包括诽谤或侮辱罪名的法律，即使制定了，也会被最高法院以违反《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精神法理而推翻。

至今为止，美国联邦法中，没有任何的诽谤如侮辱法律。几乎所有的美国法学家，都有这种困扰的感觉：诽谤罪名与《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之间的分野，只有一条头发那么细。这就是国会至今没有通过任何联邦诽谤法律的真正原因。

虽然美国联邦法中，没有诽谤法与侮辱法，但并不是表示可以恣意实行侮辱与诽谤。在《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的威严下，美国联邦法庭甚少严惩诽谤罪名成立者。

人格远比生命还来的重要，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普世价值之一。人性的尊严，不容诋毁，人格的完整，不容侮辱。在1992年至2004年之间，美国联邦法院审判了四十一件诽谤罪名官司，其中有六位被告被陪审团宣布罪名成立。

从1965年至2004年，有十六件的诽谤罪被告，被联邦法官判处入狱。虽然十六位被定罪者的入狱刑期不长，平均时间是一百七十天，但为后世立下了一个必须警惕言行的案例。

其余诽谤罪较轻者，或被判罚款、假释、社区服务与书面道歉。这些被裁决诽谤罪成立者的处分，是轻微的，比如罚款的平均额是一千七百元，假释的平均期限是五百四十七天，社区服务的平均期限是一百二十个小时，至于大部分的书面道歉，更是不疼不痒。

由于《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着重保护美国公民的言论与出版自由，故鲜有最高法院与联邦法庭的诽谤案件裁决，采用《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法理来判决，这是美国司法史上的失误，多为法学家们所诟病。英国的大陆法与美国的州法，往往成为主要的裁决法理依据。

美国的司法伦理，是宪法为国家至高法律，联邦法如果与之冲突，联邦法自动失效，州法如果与联邦法冲突，州法自动失效。为了维护人性的尊严，与保护人格的健全，美国各州开始通过立法，完善州级的诽谤与侮辱罪名立法。

2005年后，美国有十七个州与两个属地，完善了州级的诽谤与侮辱法，并将之归纳到刑事犯罪范畴：科罗拉多、佛罗里达、堪萨斯、路易斯安那、明尼苏达、密西根、明尼苏达、密西西比、蒙大拿、新罕布什尔、美国新墨西、北卡罗来纳、北达科他、俄克拉荷马、犹他、佛吉尼亚、华盛顿、威斯康辛、波多黎各与维尔京群岛。

美国有三个州，立有严厉的诽谤与侮辱罪法：亚利桑那、密苏里和田纳西。这三个州的州法，用明文规定什么是诽谤事实(defamatory per se)，分为四大类：第一，指称或责难别人有令人呕吐的疾病，比如阳痿、性冷淡、性病、麻风病、精神病等；第二，指称或责难女性无贞操，不贞节；第三，指称或责难别人行为可耻，道德败坏；第四，指称或责难别人的职业、生意或投资，因而造成恶劣影响。一旦诽谤事实罪名成立，无需证明损失，即可要求实际、精神和惩罚性赔偿。

诽谤中伤是一种伤害别人的恶劣行为，是一种扭曲人性的丑陋裸奔，为现代文明社会所唾弃，为普世价值所否定。

在维吉尼亚州，在维护人类尊严不得侵犯的前提下，连在两人以上的公开场合的讨债行为，都被是为犯法，其法理很简单，这种行为会为对方带来尴尬，而尴尬就是侮辱人性尊严的具体表现。

在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发展史上，维吉尼亚州是一个罪恶累累，丑态百出的地方，但是近六十年来的突飞猛进，与率先追求普世价值与社会文明，可称典范，六十年来的努力成果，远胜过去三百五十年的总和。

维吉尼亚州有其独特的政治生态，有两种法律是我行我素的奇葩。一是州长任期不得连任法，也是美国唯一州长只干一任就必须下台的州。曾有数十次的修宪动议，但全以失败告终，维吉尼亚州的州旗，已经清楚地说明了：一位武士，把暴君踏在脚下，其座右铭是：打倒暴政。

二是拥有赔偿封顶法。维吉尼亚州法律，不允许利用法律为武器去发财致富，硬性规定，不论陪审团裁决的赔偿金是多少，最高为三十五万元。

美国各州对于诽谤的法律定议不同，没有统一的说法。大概而论，文字形式的的称之为诽谤（libel）,语言形式的的称中伤(slander)，两者的共同称呼就是诽谤中伤，实际上，两者之间，没有任何的分别。

美国有三十三个州，将诽谤罪归属民事范畴。但有九个州，不仅诽谤活人是刑事犯罪，连诽谤死人，也算到刑事范畴之内：爱达荷、乔治亚、堪萨斯、路易斯安那、内华达、北达科塔、俄克拉荷马、犹他与华盛顿州。

在美国的诽谤官司，多以新闻媒体为被告对象。在被告的新闻媒体中，又多以报纸和杂志为主要对象，电视与电台次之。报纸和杂志的挨告率，是电视与电台的两倍。

美国联邦法中没有诽谤罪的明文，但依然可以在联邦法院中进行诉讼。在美国司法史上，有四件代表性的诽谤罪案例，成为至今依然经常被引用的经典案例。

第一件是1734年的《皇家 诉 曾格案》；

第二件1964年的《纽约时报 诉 苏里文案(New York Times V Sullivan)》；

第三件是1967年的《柯蒂斯出版社 诉 跋特斯案(Curtis Publishing Co V Butts)》；

第四件是1974年的《格茨 诉 韦尔奇公司案(Gertz V Robert Welch Inc)》。

在美国的司法史上，论影响力，没有一件诽谤罪案例，可与《皇家 诉 曾格案》相提并论，不仅因为此案是美国司法史上的第一件诽谤罪案，也是为美国人民出版自由与言论自由概念的启蒙种子。《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的保障出版自由与言论自由权利、法理与概念，就是来自此案。

简短地回顾当年美洲十三个殖民地时代的大环境，就可得出《皇家 诉 曾格案》事情爆发必然性的结论。

1731年7月1日，英国派驻殖民地纽约全权总督蒙哥马利(John Montgomerie)，突然病死在任上，按照英国与殖民地的行政传统，民选的众议院院长，共和自由党党魁范达姆(Rip Van Dam)，依法出任代理总督。1732年1月13日，英皇乔治二世委任科斯比(William Cosby)出任纽约与新泽西总督。

在美洲英国殖民地时代，科斯比是一名声名狼藉的狗官。贪污腐败，残暴不仁，最大的本领，就是结党营私，死命捞钱，为了牢固特权，与掌控司法、立法与行政，他利用手上的特权，排除异己，打击任何挑战者，将各部门头子，全部逐一革职，换上自己的听话喽啰。

科斯比是十三个殖民地头子的典型缩影：独裁、专制而残酷的暴君。正因为有了这种残暴的官僚，才会官逼民反，使美国人民，别无选择，只有勇敢地走向独立建国的革命道路。科斯比之流，为英国之全面在美州崩溃，立下了汗马功劳。

科斯比于1690年出生在爱尔兰皇后郡，英国陆军出身，曾升任准将军阶。十九岁时，独自溜到意大利，靠赌博为生。二十岁时，到西班牙参军，时来运至，连连高升，再返回爱尔兰老家当军官，官拜上校。1711年，与白金汉宫有姻亲关系的孟塔古(Grace Montagu)结婚，靠着裙带关系，开始走向政治宦途。

1718年，科斯比出任巴利阿里群岛梅诺卡(Menorca,Balearic Islands)代理总督，立即暴露出他的贪腐本色：利用职权，非法扣押葡萄牙商船，据为己有，几乎导致两国外交纠纷。

1732年4月24日，经过两个月的航程，科斯比到达了人口五万的达纽约，就任第二十四任总督。上任后首要的政务，不是如何安抚人心，整顿政府，而是问土生土长的范达姆，追索他出任代总督期间一半的薪水，理由是这个职位，本来就是我的，你是代理，就不应支取全薪。

两人自此交恶，开始了近身搏杀的权力斗争。范达姆回复说，“你如果把在英国贪污腐败，与挪用公款的脏钱吐出来，我就把一半的薪水交给你。”

撕破脸的科斯比，把范达姆告进法院。案件最后被最高法院院长莫里斯(Lewis Morris)丢出法院，不予受理。盛怒之下，科斯比以英皇御使的资格，抄了莫里斯的鱿鱼，顺便把自己的马仔德兰西(James De Lancey)，塞进最高法院。

山高皇帝远的科斯比，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连范达姆一齐炒掉鱿鱼。受辱后的范达姆与莫里斯，结成联盟，誓要与科斯比干到底。

仇恨与嫉妒，可以使人疯狂。科斯比与范达姆的较量，可以说是不死不休。1736年3月10日，科斯比因肺结核而病死。临死时，就在病床上，签发了对范达姆的革职令，导致死后，使他无法出任代理总督。

舆论是政治斗争的主要战场。范达姆用匿名和笔名，撰写攻击科斯比贪污腐败、以权谋私与挪用公款的内幕爆料文章，交给《纽约周刊(New York Weekly Journal)》发表。

这个背景，连带出美国司法史上第一件诽谤罪判例，也启蒙了美国民族的公民权利意识，为美国的文明道路，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曾格于1697年10月26日，出生在德国茵普夫林根(Impflingen)，于1746年7月28日，死在纽约，年仅四十九岁。父亲尼克拉斯(Nicholaus Eberhard)是一位中学老师。1710年，年仅十三岁的曾格，随双亲移民美国，在半路上，尼克拉斯病死大海中。

次年，十四岁的曾格，因家境清贫，无法就学，跟随印刷大师布拉德福(William Bradford)为印刷厂学徒，当时，布拉德福是纽约唯一的印刷厂。

八年后，已经全面掌握整套印刷技术，开始创业，成为纽约第二家印刷厂，并主办《纽约周刊》，自任主编与发行人，也因此而担负所有的法律责任。

布拉德福的《纽约公报(New York Gazette)》，是一份亲英的报纸，也是为新总督科斯比歌功颂德的宣传大本营。《纽约周刊》立场超然，声明远播，逐渐成为对抗殖民暴政与科斯比的主要舆论根据地。

因为曾格的英语水平有限，基本上连一篇流畅的文章都写不出来，在《纽约周刊》的文字，多是德语，但他借力于周边朋友的协助，招募了几位优秀的笔杆子，将《纽约周刊》推向了更高的层次。素有纽约才子雅号的作家亚历山大(James Alexander),是其中的佼佼者。后来惹祸的文章，全是出于亚历山大之手。

1734年1月28日，《纽约周刊》揭发科斯比的贪污腐败与挪用公款丑闻，并且说，这位无德无良的官僚，已经严重的威胁到本地居民的自由与财产。

1734年2月4日，《纽约公报》发表声明说，《纽约周刊》1734年1月28日的文章，是严重的恶意诽谤，并指曾格应负法律责任。曾格与他前老板布拉德福的关系，自此从朋友，演变成敌人。

1734年10月，科斯比老羞成怒，责令最高法院院长德兰西，亲自出马，把曾格提起诽谤刑事公诉，但三次的不同罪名起诉，全被大陪审团以证据不足为法理，拒绝批准以刑事罪名提控曾格。

1734年10月22日，科斯比签发总督行政命令：将曾格的所谓诽谤报纸，全部烧毁。地区法官拒绝派人执行这个乱命，科斯比只好派出自己的奴隶，拿着斧头和干柴，前往报社，砍烧了事。

1734年11月2日，科斯比知道写文章骂自己的是亚历山大，但苦无证据，只有把怒火，撒到曾格头上。

1734年11月17日，科斯比命令司法部长布拉德利(Richard Bradley), 直接将曾格抓了起来，关进监狱，等待开庭。拘捕令是由最高法院院长德兰西，与大法官菲力普斯(Frederick Philipse)联合签发的。

纽约最高法院把曾格的保释金定为四百镑，另加两百镑的保释保险金，共六百镑。曾格没有那么多钱，只有待在监狱里，等候上庭，审判他所谓的诽谤刑事罪名。

在1734年代的六百镑，几乎等于现在的两百二十万元，这个诽谤罪的保金，比叛国罪的保金还要多，其欲置曾格于死地，一目了然，路人皆知。

曾格聘请了史密斯（William Smith）为自己的辩护律师，当他发现审理案件的法官，居然是科斯比的马仔德兰西时，立即提出严重抗议。德兰西老羞成怒，下令以“阴谋同党”“藐视法庭“的所谓理由，吊销了他的律师执照。

史密斯是一位谨慎的律师，深知科斯比的阴险，未雨绸缪，已经邀请了在殖民地最富盛名的哈密尔顿（Andrew Hamilton）接任，为曾格的辩护律师。

1734年12月6日，科斯比在《纽约公报》发表声明说，这些“最恶毒的诽谤，来自三个人：曾格、范达姆与亚历山大。”

1735年7月29日，轰动十三个殖民地的时代诽谤大案，开始挑选陪审团成员。科斯比的马仔试图操纵陪审团，但被哈密尔顿识破而只得作罢。

哈密尔顿来自费城，曾任总检察官、司法部长、法官等职位，更重要的是，他不在纽约和新泽西办公，无需卖地头蛇科斯比的帐。

1735年8月4日，大案开庭。法官德兰西首先宣布，检察官布拉德利只需证明那份诽谤文字，是出自哪份报纸即可，至于是否诽谤，无需担心，会由法庭来决定。

这个声明，激怒了陪审团。检察官布拉德利微笑着，亮出了1734年1月28日的《纽约周刊》，就算是出示证据了。

时年六十岁的哈密尔顿，突然站起来，大声地说：“我那位被关押在后面箱子里的所谓被告，他已经承认了那些文章，的确全是来自他的报纸。因此，我也许可以为检察官先生节省一些检验证据的时间。”

这个开口就认罪的举动，立使全场立即肃静，鸦雀无声，眼光集中到法官身上。暗喜不已的德兰西，首先命令票传的三位证人可以回家了， 因为已经无需他们再出庭，指证那些文章是出自曾格的报纸。那三人中，有两位是曾格的儿子，一位是《纽约周刊》的副编。

全场静得可以听到一根落地的针。德兰西沉默一会后，对着陪审团说：“既然哈密尔顿先生，自己已经忏悔了那些诽谤文章，与及中伤报纸，那么，陪审团就必须为我们皇帝陛下颁发一道裁决。如果这些事情是真的，兼法律又认为是诽谤的，而诽谤罪是严重的，无可宽恕的。真实的诽谤罪，是无法辩护的。”

布拉德利打铁趁热，摇着头告诉陪审团说：“曾格先生一直是一位极富煽动性的人物，经常在他的报纸上发表些虚假消息，与及煽动性的诽谤，恶意的设计一些使人呕吐的诽谤中伤，这全是朝着科斯比总督，和他的部属而搞出来的阴谋。我们永远不能鼓励诽谤，因为诽谤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膜。这些人连身上的血液，都是有毒的。一有机会，就会到处造谣，说对方坏话，真是心眼坏透，居心叵测，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

等到布拉德利的结案陈词说完后，哈密尔顿优雅地站起来，向着陪审团，发表了一篇流传千古的雄辩结案陈词：

“英国的诽谤法律，不能全是纽约的诽谤法律。也不能就将之解释成禁止言论的法理，因而本案的影响力，彰显得格外的重要。在这个腐败的政权下，许多人都深受其害。从刚才检察官的言论那里得知，这些起诉行为，全部都是直接来自总督与他的委员，所以我才忧虑。也有不少特殊的起哄人士，他们都是有利益冲突的。为了这个特别的原因，这已经是我的责任，来要求法庭，请耐心地允许我把话说出来。

在英国的威斯敏斯特宫中，如果有人敢当着法官之面，前去袭击别人的话，为了维护尊敬和尊严，将会被法庭判处砍掉其右手，再没收其土地与财产，让犯罪者付出应有的代价。虽然这里的法官声称，所有这里的权力与当局，全是英皇的属地，但是我相信，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这里，检察官有胆量要求纽约殖民地的法官，去采用那种同样残酷的惩罚吗？

理由再明显不过的了，一场在纽约的争吵，甚至是暴乱的后果，绝对不会像发生在威斯敏斯特宫中那样的严重。我希望，一些在种植园里对总督的粗鲁行为，应当裁决对总督的不恭敬行为，而不是对君主的品行不端的惩罚。

基于这些事实，我希望检察官先生，不要为了表现支持总督的政治立场，就想去引用这些英国法律，当然如果这会影响到英皇的安全与荣誉除外。数之不尽的例子已经清楚地说明，在一些地方或环境里，被认为是好的法律，但可能在另外的一些地方或环境里，并不见得也是一样。”

哈密尔顿告诉陪审团，一句从来没有人听过，或从来没有人知道的法理：“事实是对诽谤最佳的辩护(The truth should be a best defense to the charge of libel)！”

问题是，纽约殖民地法律中，没有这种法理和案例。眼见陪审团的兴奋表情，德兰西护主心切，连忙说明道：“哈密尔顿先生并没有拿出可信的证据，来说明那份杂志的文章不是诽谤，而且，法律很清楚地注明，没有人可以为诽谤辩护。陪审团只要找出曾格在那份报纸中的诽谤文章，就是证据了，然后让法庭来决定被告是否犯有诽谤罪。”这是科斯比、布拉德利与德兰西的如意算盘。

德兰西虽然是最高法院院长，但无人不知，他就是科斯比总督的一条走狗，一条没有是非对错道德底线的无良走狗。

哈密尔顿加强一番非常重要的结论：“我需要走下去，因为那是我的荣幸，也是我的天性。那是一种所有人的权利，当他们受到伤害时，他们有权表达自己的不满。他们有权对滥用权力的政权，提出言辞激烈的抗议。当局对居民使用不必要的公开暴力时，他们有权出面加以保护。为了维护自由，为了维护价值，为了所有人的不再继续被迫害，更为了维护上天赋予我们最伟大的恩典，他们必须拿出勇气，悍然站出来维权。在泛泛的总体来说，失去了自由，比死亡还要糟糕。”

哈密尔顿继续向陪审团控诉说：“到现在为止，无论年龄，无论是否为了一己的前程，或是为了梦想中的荣耀，全会义无反顾地对被压迫者伸出援手，向毁灭说不。这是每一位肯定自由价值者所必须考虑的基本原则。无论是为了血缘，还是为了家国，凡是热爱自己土地的人，无不期待所有人都拥有自由，因为我们都知道，一旦失去自由的后果，生活将会是悲惨的境遇。”

哈密尔顿继续他的雄辩说：“权力犹如河流，当将之管制在两岸的提坝间时，是美丽而有用的，但是当权力泛滥到冲破两边的提坝时，将会遏制不止，祸患立至。我们必须在猛烈的毁灭与凄凉到来之前，加以慎重的防范。假如说，这就是权力的本质，那么，我们就尽力而为，尽我们的义务，尽最大限度的去支持自由，这就是对抗无法无天黑暗权力泛滥的防波堤。为了对抗永无止境的贪婪野心，与无边无际的目无法纪，无分年龄，不论男女，只要是活着的，他们的满腔热血，算是撒在最有价值的地方了。请原谅我的直言和热忱，当我们服从于当局的时候，我们也就是同时服从那种置我们于苦难的权势力量。数年来，面对着横行霸道的专制当局，我带着虚弱的病身，依然朝着理想目标努力不已。我既老又弱，但是我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只要需要我，我就尽量去那些动乱之地，熄灭那些因当局压迫人民而爆发出来的暴躁怒火。”

哈密尔顿向陪审团直接呐喊说：“陪审团的君子们，这个法庭和你们面对的问题，并不是一件关于微不足道的私人事件，不是关于一位贫穷的印刷匠，也不是关于纽约的一时一地，不是的！它的后果，将影响到每一位生活在英国政府治下的美利坚自由人！这是以我们的自由为代价的事件。我从不怀疑，你们今天的正直行为，将会得到美利坚公民的尊重。每一位期待自由到来，但尚且生活如奴隶的人，都会因为你们今天勇敢的打击腐败暴政，反抗专制政权，确保自由权利，敢于说出和写下真实，而给予你们歌颂和荣誉。你们不偏不倚而无讹无误的公正裁决，将为我们自己、左邻右舍与后代，奠定了高贵而结实的道德基础。”

最后，哈密尔顿提高声调，大声地宣布：“这个法庭，这个陪审团，只可以用社会公义与人间正义，而不是暴政和私利来审判曾格先生！”

检控双方辩论后，德兰西在命令陪审团回到密室讨论案情前，一再叮咛说，这个陪审团的职责，就只是证明一件事：曾格发表过诽谤文章的报纸证据，是否存在？其余的，则由法庭来处理和决定。

德兰西交代原则后，走回自己的办公室，准备喝点解闷酒，来平稳一下从法庭上得到的一肚子鸟气。但屁股还未坐下，书记官即来报告，说陪审团用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就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可以宣判了。

开庭后，法庭书记官，依法询问结果。陪审团主席亨特(Thomas Hunt)大声宣布说：“所有控告曾格先生的罪名，全部不成立！”

拥挤得水泄不通的旁观席上，立即爆发出如雷般的扬声欢呼，加上狂热的掌声，使场面完全失控。德兰西铁青着脸，连连猛敲法槌，要求肃静，但就是制止不住一波又一波喜洋洋的欢乐掌声。他呼叫庭警，立即拘捕任何“闹事”者，关进监狱！问题是，整个法庭的人，依然在欢呼庆祝，全都藐视他的命令。德兰西见状，一言不发，转身下堂去了。人心归向，清楚地写在每一个人的脸上。

当夜，所有参与者，在黑马客栈(Black Horse Tavern)，为哈密尔顿，和刚从十个月冤狱中出来的曾格，举行庆祝大会，宾主尽欢。次日，哈密尔顿离开纽约，返回费城老家，众人在郊区，鸣礼炮十九响，为他饯行，以示感谢。

1735年9月16日，纽约市议会，为了表彰哈密尔顿的“维护人类尊严与权利”，颁予纽约市自由勋章，成为一时的盛事。

哈密尔顿返回费城后，立即参与美國獨立紀念館的设计与建设，于1753年竣工，是为宾州的政府议会与办公大楼。第二次大陆会议，华盛顿被授权为陆军总司令，《独立宣言》《美国宪法》，皆在此完成。后来林肯遇刺死亡，遗体返回伊利诺老家，路径费城，停棺美國獨立紀念館，有八万五千人前来瞻仰遗容。

1943年，美国海军的一艘战舰，以曾格命名， 是为“曾格号(USS Peter Zenger)”，作为这位启蒙美国出版与言论自由先驱的纪念。

《皇家 诉 曾格案》被法学家与历史学家们，誉之为美国司法史上争取出版与言论自由权利第一案。这个判例，为两百余年来的美国司法界，立下了十四个影响美国诽谤罪司法概念标准：

第一，陪审团有权不接受坐堂法官的指示，更有权不依照法律条文来论罪，可以全凭自己的良知和基本常识，就可决定被告是否有罪；

第二，对事实的真实描述和报道，不得以诽谤罪论之；

第三，真相就是诽谤罪的最佳辩护法理；

第四，大陪审团是不畏权势的独立民选法人团体，殖民地总督，前后三次提出起诉在押嫌疑犯的动议，但三次全被拒绝，不仅震惊十三个殖民地政府和人民，也震惊了英国与整个欧洲；大陪审团制度，有效地制衡了政府的司法滥权体系；

第五，诽谤罪嫌疑犯在被法庭定罪前，应为清白无罪，横行霸道的官僚，不得践踏司法，将之关押在监狱里候审，有违《大宪章》《人身保护令》原则；

第六，诽谤罪应该属于随时有权撤诉的民事诉讼，由陪审团来决定是非对错，而不应该属于刑事范畴，由检察官与法官来裁决的提控；

第七，评论事件的意见，无论对错，不得以诽谤罪或共犯视之；

第八，暴君干涉司法的黑手，应该在法庭上揭发出来，使之躲不开舆论的抨击与谴责；

第九，律师发现法官在案件中有利益冲突的话，有权要求法官回避；

第十，有利益冲突的坐堂法官，不得使用藐视法庭的法理，将向自己挑战的律师，加以报复，或吊销其律师照；

第十一，《皇家 诉 曾格案》，惊醒了沉睡的美洲十三个殖民地人民，使他们意识到，什么是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概念，为半个世纪后的头十条宪法修正案，铺垫了法理与文明的根基；

第十二，正义必胜。《皇家 诉 曾格案》审判程序，暴露出来的是司法黑暗的丑闻：腐败的专制政府，联合走狗式的法官与检察官，意图制造一起冤假错大案，在有正义的律师冲锋下，使之飞灰湮灭。

第十三，使文明世界唾弃文字狱的丑陋和落伍，在现代文明社会里，文字狱没有市场，也没有立足之地。

第十四，出版自由与言论自由，与文明社会的标准成正比，是鉴定真假文明社会的照妖镜。

（待续）

高胜寒  2018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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