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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羅拉是一個天生的cleaner，這麼說，是因為她視髒東西為敵人。她會把笨重的要命的床鋪挪開，然後把床底下的灰塵吸淨；她會爬上去擦廚房櫃頂的油膩，看到抹布變黑她會露出喜悅的神情；她會用自來水管去沖洗門窗，然後把窗戶玻璃擦的晶瑩剔透里外不分。。。儘管我每次都勸她說，“芙羅拉，不用弄那麼乾淨，差不多就行了。”可她卻不干，非說屋裡灰塵太多，吸進肺里對身體不好。我的天，這人有潔癖！

為此我猜測芙羅拉極有可能在阿斯伯格症或者說是自閉症的光譜spectrum上，而且程度不輕，所以強迫症症狀才如此明顯。芙羅拉也承認說她控制不住自己，老覺得周圍很髒，說她有時甚至會瘋狂到用熱開水去沖洗自家的馬桶。這一個人要是鑽起牛角尖起來，可真是誰都擋不住。

不管芙羅拉有沒有強迫症，我都是受益者。朋友們一進家門就誇我勤勞，能把家裡收拾的這麼幹淨，我嘿嘿一笑，心裡明白這是芙羅拉的功勞。

芙羅拉這位80後來自於阿爾巴尼亞的一個偏僻的小村莊，她結婚後來到英國，到現在差不多十年了。阿爾巴尼亞這個歐洲小國地處巴爾幹半島，山多耕地面積少交通又不便，因此經濟一直欠發達，國民收入在歐洲長期墊底。當年，我們的毛爺爺曾經大讚這個窮的要死的歐洲社會主義國家，稱其為“歐洲的明珠”，並冒着自己的國民被餓死的風險，勒緊了褲腰帶也要去援助人家，但最後阿爾巴尼亞人民似乎也不怎麼領情。

今天的阿爾巴尼亞雖然已經成了民主國家，但經濟卻依舊一蹶不振，一些有能力的阿爾巴尼亞人會想盡一切辦法離開阿爾巴尼亞另尋出路。

一般來說，阿爾巴尼亞人最便捷的出國之路就是去希臘，因為阿爾巴尼亞南部與希臘北部接壤，翻過山去就到了方便快捷。雖說希臘的經濟也不怎麼樣自己也快要破產了，但是比起阿爾巴尼亞來還是要強很多，畢竟人家也是歐盟成員國，要知道加入了歐盟就等於拿到了訂單，有訂單才有飯吃呀！為此，阿爾巴尼亞最近幾年在力爭加入歐盟，據說目前有了一定的進展。

不過阿爾巴尼亞雖然窮，但卻盛產美女，可見上帝總的來說是公平的，他在給你爛東西的同時也會給些好東西。據說阿爾巴尼亞美女們到了希臘，把希臘的兩個行業占領了，一是色情行業，還有一個就是清潔工市場。一般來說，吃不起苦的去干前一行，吃得起苦的就去干後一種。芙羅拉有位美女親戚，她在阿爾巴尼亞的時候是個醫生，但自從去了希臘後，因為不具備從業資格所以也只好從清潔工干起。可見對窮苦老百姓來說，清潔工似乎是個可靠又保底的行業。

當然，運氣再好一些的阿爾巴尼亞美女們，那一定是要去美國的。為此，如今的美國娛樂圈就有幾個頭號美女來自阿爾巴尼亞，因為阿爾巴尼亞女人的美帶着一種霸氣，這種霸氣，把那披星條旗戴牛仔帽嚼口香糖的美國本土美女們，甩掉不知道多少條馬路，那些口香糖們和阿爾巴尼亞美女往一塊兒一站，口香糖們的俗氣簡直令人難以直視。

清潔工芙羅拉也是個美女，她的長相總是讓我聯想到雅典娜神廟的柱子那幾個頂天立地的女神塑像: 鮮明又比列合適的臉部輪廓，細細的捲髮如雲彩般的盤在頭頂，體態看上去即健康又挺拔。我想，如果雅典奧運會開幕式上，芙羅拉也穿上女祭司的長袍去點火的話，那一定要比電視裡出現的那位要好看的多。為此，我認為芙羅拉應該算是我所見過的最美麗的清潔工了。

我想，當初芙羅拉的母親在給她取芙羅拉這個名字的時候，內心一定充滿了美好的期許，即希望她的女兒將來能擁有像花兒一樣的美麗人生吧？可惜的是現實卻並不美麗。據芙羅拉告訴我說，她從小時候一直鬧肚子疼卻不知原因，可是因為家裡窮沒錢去看病，所以她母親只能用土辦法給她止痛，但卻並不管用。到後頭來她疼的在地上打滾，以至於不能好好上學，所以索性就早早的輟學了。後來她後來才明白，實際上這只不過是她肚子裡的蛔蟲搞的鬼。

為此我想到了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埃斯特教授的“隨機對照試驗”，她發現那些凡是在幼年時有幸打過蛔蟲的肯尼亞兒童，其成年後的平均收入會比年幼時沒打過蛔蟲的同齡人要多出百分之二十。這是因為沒有了肚子裡蛔蟲的干擾，這些孩子就有更多的時間在校學習，從而獲悉更多的知識。由此說來，芙羅拉似乎親身證實了這個實驗的真實有效性。就因為芙羅拉小時候沒有打過蛔蟲，所以她成年後的收入只能維持在低水平。

還好，低收入水平的芙羅拉卻並沒有從此小看她的工作，而是工作起來非常賣力。芙羅拉幹活不知疲倦常常從早忙到晚，期間就稍微休息片刻，喝幾口水後接着又繼續幹活。她的這種勞動強度有時連我也看不下去了，總想要打斷她勸她歇一歇，可她卻說，“no, I am busy” 拒絕休息。我覺得她這是把我家的事兒當成她自己的事兒來對待了呀！這種精神要是在中國，指定是要被選為勞模的。

而每當芙羅拉終於有時間坐下來歇口氣休息一下的時候，她就會跟我聊她的老家的情況，而我也特別愛聽芙羅拉給我講她的故事。因為在她的那些故事裡，我會有很多共鳴，因為我發現阿爾巴尼亞人有不少生活習慣跟我們中國人很像。

比如，在家庭教育方面，阿爾巴尼亞人也搞家長制。在傳統的阿爾巴尼亞人家裡父母說了算，家長有權打孩子，老公有權打老婆。我問芙羅拉，“你打孩子嗎？”“打！”芙羅拉乾脆的說，“不聽話就得打！我父親小時候就打我！”她憨笑着說道。我一聽，立刻也想起了小時候挨父親苕帚的情景，總共挨了多少次每次都挨在什麼地方，是腿上還是屁股上我都記得清清楚楚，那真是刻骨銘心的痛啊！現在我自己當然不打孩子，不是不想打，而是怕打了萬一被鄰居發現，揭發起我來那就糟了。

還有一點阿爾巴尼亞人跟中國人很像，那就是農村外出打工的男人喜歡回鄉討老婆。芙羅拉說她先生就是回老家取她過門兒的。她說那時候她先生已經在英國取得了身份，是個正兒八經的公交車司機，這樣的好條件回老家去找媳婦，那是要被人爭搶的。不過芙羅拉的運氣不錯，算被她搶到了。可是，芙羅拉事情也非一帆風順，因為當時她婆婆並不喜歡她，說她既沒文化家裡又窮而且不愛說話。經過一番激烈的抗爭後，芙羅拉終於和她先生走到了一起，真是很不容易的。隨後過了幾年，芙羅拉便以家屬的身份順理成章的來到了英國。

我聽了芙羅拉的故事，感到窮苦的阿爾巴尼亞農民找出路的方式跟中國的農民工兄弟們真的很相似。

但是在道德倫理方面，似乎芙羅拉的文化傳統更保守。芙羅拉說在她的家鄉，不正經的女人會被別人唾棄，大家都喜歡忠實於丈夫的女人。我聽她這麼一說，終於明白了為什麼平時只要我家一有修理工上門來，芙羅拉總是立刻會躲得遠遠的，避免和這些強壯又渾身冒着汗臭味的男人打照面。難道這是他們的文化傳統？還是芙羅拉自己太守舊，才會覺得已婚女人都應該注意和別的男人保持距離？亦或是宗教信仰？

為此，我特意上網查了一下，發現阿爾巴尼亞還真是個穆斯林國家，有百分之五十八的人口是穆斯林。“怪不得！”我心想。於是我問芙羅拉是不是穆斯林？她回答，“是，不過。。。”她頓了一下說，“其實是假穆斯林，我啥都吃！”芙羅拉羞怯的笑道。我聽了大笑了起來，對她說對此我不覺得稀奇，因為我高中同學裡面也有個假穆斯林，她一遇到食堂有紅燒豬大排的時候就不是穆斯林，伙食不好的時候她才是，因為她可以要求吃別的，當然，高考的時候她就是當仁不讓的穆斯林，因為可以加分。

既然芙羅拉不是穆斯林，像她這樣講究男女之間分寸的女人，今天即使在中國也是個稀罕物。中國人對貞潔兩字早就不敏感了，就像中國的古建築里的貞潔牌坊，只是古董和擺設，供遊客拍照取樂用。芙羅拉的自我約束的精神不禁令我對中國的古代倫理道德，產生了某種遐想和懷念。

而芙羅拉妹妹的故事則更令我感動。她妹妹的未婚夫，十年前因為一次口角動手傷了人，結果被判入獄十年。這十年期間，芙羅拉的妹妹一直苦等他直至最近出獄。最近芙羅拉愉快的對我說，過些天她要回去參加她妹妹婚禮了！我聽了，也為她妹妹感到高興，因為我她妹妹很偉大。要知道如今的女孩，有幾個能有這樣的的耐心去等啊，別說等十年恐怕十個月都等不了，更別說是為了未婚夫了，即便是已經結婚有孩子的，老公一吃官司老婆立馬翻臉鬧離婚的如今多了去了。由此可見，芙羅拉的家人一定都是既善良又淳樸的老實人。

芙羅拉說她父親是個機械修理工，人很聰明也看過不少書，他在農村做日常維修工作是拿政府工資的人。現在他爸爸已經退休了，每個月的養老金大概合70英鎊。

七十磅！芙羅拉打掃一次衛生的收入都不止七十磅，我腦子裡飛速的把七十乘以九等於630元人民幣，這點收入今天的中國農民也瞧不上，怪不得阿爾巴尼亞人都要往外跑。我於是猜測，這或多或少也是為什麼芙羅拉會如此珍惜清潔工這份工作的原因。

實際上，芙羅拉是我來英國後請的第三位清潔工。第一位清潔工名字叫薩拉，她是從新西蘭來的一位年輕女藝術家，做清潔工是她的臨時工作。薩拉給我看過網站上她的畫作，看起來還挺不錯。薩拉由於男朋友工作的原因來英國，到了英國之後薩拉沒事可做，便臨時干起了清潔工。可能對薩拉這類年輕人而言，工作不分貴賤，只要能掙錢就行。我想這應該是大多數西方人的想法吧，跟我們中國人的想法還是很不一樣。今天我們中國人對工作依舊還是有三六九等的觀念的，而清潔工基本上排在最低一檔。就拿我們這個大學鎮來說，儘管有不少無事可做的中國人，但從來沒聽說過她們當中有人願意干清潔工的，這是因為她們擔心被人知道了，家裡人就會抬不起頭來。而西方人在這方面則要開明許多。就我所知這裡有的老師，比如幼兒園阿姨，因為收入並不高，所以她們也會樂於再去干一份清潔工的工作，她們認為這沒什麼，增加點收入有什麼不好？但是這種想法，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說簡直是不可能，幼兒園阿姨，好歹也是個老師啊，老師怎麼能去干清潔工這種活兒呢？那不要被人笑死的嗎？觀念上的差異就是這麼大。後來，藝術家薩拉和她男友掰了，她黯然神傷的回到了新西蘭，從此我就再也沒有聯繫過她。但是，偶爾有閒也會看看她的藝術家網頁，瀏覽一下她那色彩斑斕的油畫，便會感覺到她那有愛的生活依舊在繼續。

我家的第二位清潔工，是從菲律賓人珍妮。珍妮的故事很複雜，她很小父母離異，母親再嫁嫁到了澳大利亞。珍妮十八歲生日前，母親給她辦了澳洲移民，她便從馬尼拉移民到了悉尼。母親嫁給了一個有錢人，繼父人不錯對珍妮也很照顧，還贊助她完成了學業。珍妮畢業後便開始了一段邊打工邊週遊世界的旅行。在英國的這一段旅程中，她的人生發生了大轉折——她在我們大學鎮上遇到了她的另一半：一個只比她大幾歲卻有着英國式禿頂和啤酒肚壯漢，體重達100公斤的土生土長的英國人，一個電訊公司的銷售。

珍妮的境遇並不好，因為在我最初遇見她的時候，她正在挺着大肚子卻在給別人家帶小孩。

那天我在社區附近的公園裡溜達，遇到珍妮的那一刻她正在playground陪一個小女孩滑滑梯。我和她搭話閒聊了一會兒，珍妮便開始問我家需不需要清潔工，說她光給人帶孩子的收入不夠，希望有更多一些收入來支付房租。我一聽說這個大肚婆要自己付房租，就問她先生幹什麼去了？為什麼他不付房租？珍妮回答說，“哦，他負責家用和水電煤賬單，我付房租，就算各付各的吧。”聽上去她覺得理所當然，我卻嘀咕：一個男人居然在一個女人要為他生孩子的時候還敢叫她付房租？！這是什麼樣的垃圾男人！而珍妮這樣的女人也簡直蠢到家了。為此我對珍妮說抱歉，以我們的文化傳統我不能雇你幹這活兒，因為讓一個大肚子孕婦為我擦窗掃地，會讓我有負罪感。珍妮聽我這麼一說，似乎有點失望。後來又過了些日子，我突然想到珍妮的產期好像已經過去了，便又打電話給她，問她願不願意來我家做清潔工。電話那頭她立刻爽快的同意了。隨後珍妮大約在我家幹了有一年不到的時間，期間又經常聽到她說起和她先生之間的各種不愉快。終於有一天，珍妮跟我說她要一個人帶着孩子回澳大利亞去。至此，珍妮終於完成了她的畢業之旅。

不管怎麼樣，我替珍妮高興，一個遠行的女大學生，週遊世界之後帶着一個可愛的娃娃回家，那是一個多麼大的收穫！

對比之下，芙羅拉的經歷遠不及薩拉或珍妮的那麼夢幻，她只不過是為了生活而奔波。這個世界上，有的人辛勞一生卻窮困依舊，有的人無需工作卻一輩子錦衣玉食。如果說，一個人一出生就已經決定了他的未來，那麼這個社會是不公平的。

在我們中國人在習慣中，總是用努力勤奮來激勵窮人，似乎強調不努力才是造成貧窮的因素。而據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理論，生存環境的差異確是造成貧富差距的主要因素，所以改變生存環境更具有現實意義。

記得我還在國內的時候，有一天一位農民工兄弟來我隔壁鄰居家收破爛，那位每天愛跳廣場舞的鄰居大媽對他說，“老鄉，你這樣真好，不偷不搶，老老實實過日子，比什麼都強，你說是伐？”老實巴交的農民工兄弟對着這位穿紅戴綠的大媽憨厚的笑了笑，連連稱是。在這位大媽偽善的笑容之下，潛藏着的是對弱勢群體的長久壓制的企圖，這一次她或許暫時的掐滅了一個企圖暴力反抗的火苗，但這火苗總有一天還是照樣會燃起。那麼，為什麼就不能主動一些去幫助別人改變困境呢？

如此說來，在英國小鎮上生活的芙羅拉還算是幸運的，至少這裡沒有人對她說你這清潔工的工作很好很高尚，你不偷不搶值得表揚之類的廢話。其實芙羅拉是個很聰明的人，她有一雙巧手，我家裡有什麼東西壞了，芙羅拉稍微看看能幫我修好弄妥。為此，我總覺得她嚴重低估了自己，便對她說，“芙羅拉，你該去學習一下英文，如果你英文能過關，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可她卻總是說，“不行啊，我沒時間，現在兩個孩子還小，我每天要接送他們，另外還有那麼多家務活兒要干。做清潔工雖然收入不穩定但是靈活，但照顧起家裡來會方便些。”

如此看來，芙羅拉是賢妻良母的本性大於出人頭地的野心，這比起我們大學鎮上那些抱着“為了自由故，孩子一邊丟”的野心勃勃的女訪問學者們，我覺得芙羅拉更有愛心，因為芙羅拉愛她的家。她說剛來英國的那幾年她時常感到抑鬱：天天辛苦的工作，沒有親人和朋友在身邊，情緒有時候差到極點，以至於她有時感覺快撐不住了，還動過輕生的念頭。“不過”芙羅拉嘆了口氣說，“ 挺一挺總算挺過來了！”現在她的孩子們都已經上中學了，芙羅拉精神壓力也小了些，“日子總是一點點會好起來的！”芙羅拉苦笑對我說。

確實，這兩年在芙羅拉和他先生的共同耕耘下，他們的生活終於有了點起色。最近，他們購置了自己的房產，房子雖然不大地段也比較偏，但是它有一個小小的花園。

芙羅拉把她的小花園收拾的非常漂亮，還種上了許多美麗的花朵，“花”在阿爾巴尼亞語裡面，就叫芙羅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