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7月中央一宣布二七勝利，劉建勛躊躇滿志，老兵新傳就回到了河南，以“省革籌”組長身份執政，身後有已深得老毛器重的紀登奎和新任省軍區政委王新左膀右臂。

而那時候的河南，局勢已經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雖然有中央支持“二七公社”的表態。7月初，“ 十大總部” 的壞頭頭在高層 核 心 會 議 上 作 出 了 進 行 “ 兩 條道 路 決戰 ” 、 “ 武 裝 游 行 。 除 電 訊 、 鐵 、 水 、 電 、 全 部 停 產 ” 的正式文字決定。他們當時已察覺到中央會支持“二七”，解放軍也會站到“二七”一邊，就公然叫囂要“攔截軍隊支“右”遊行，檔⻜道(即擋⻜機場跑道)，到軍區造反。”

就在“七二五”中央表態支持二七的這一天，河南“十大總部” 的壞頭頭又緊急召開“各戰線服務員會議”。在被河南群眾鄙稱為“出士文物” 的該次會議記錄中，白紙黑字地寫有他們要發表“聲明” ，要“組織奪權” ，要“大揭大批軍區的反動路線，公開上街......。”進行絕地反擊。 經過精心策劃，兩天后的7月27日的白天，“十大總部” 的壞頭頭調動了數百輛汽⻋，糾集了大批被蒙蔽的群眾，在鄭州煙廠集中，聞訊後，“二七公社” 組織人員前去圍攻。

這場武鬥，造反派是“以勢壓人”。千家萬戶都知道了中央電台、報紙的表態，保守派失去了他們依賴的組織的“合法性”，所以，軍心渙散，不堪一擊。可以說，二七公社占盡了“天時、地利、人和”。後來，據在京匯報的人員說，周恩來、康生表揚“二七公社”：“你們打了一場漂亮的淮海戰役！”

這場武鬥後，“十大總部”又犯了一個戰略性錯誤，讓他們的骨幹疏散回農村，準備“農村包圍城市”。 這就給“二七派”接管大部分基層政權減少了阻力。如果沒有這場“決戰”和疏散，他們在大多數地區和單位仍是多數派，可以和造反派對峙，可以做有力的反對派。這樣，又要發生一些衝突和武鬥，還會有更多的傷亡。

8月5日，“二七公社”組織了一次武裝支援開封“8.24”戰友的“東征”。當“二七”戰士和開封保守派“左司”、強硬支持保守派的8172部隊（陸一軍）在開封市中心已交上火時，二七公社肉聯廠參戰的車輛按排序才緩慢行進到鄭州市的大石橋，也就是說，這支“東征”車隊有七、八十公里長，其中有7113部隊（空運十三師）的戰士。不久，隨着在開封化肥廠的最頑固保守派據點得到政治解決（空運十三師師長王洪智的功勞），以三大中心城市鄭州、洛陽、開封的形勢為代表的河南大局已定。儘管有一些地方造反派中兩派的小型武鬥後來還時有發生，包括8月的大範圍搶槍，但都沒有影響大局。

這樣，在中央表態的大勢下，又有以劉建勛為首的河南新領導與省軍區和駐軍密切配合，再加二七派越來越壯大的勢力，河南的“十大總部”保守派垂死掙扎一段後，土崩瓦解，做為“組織”消弭於無形了。

不幸這時遍布全省的武鬥卻升級了，這發生在都打着“二七”旗號的群眾組織之間，爭鬥的根源的本質是爭權奪利，文革鼓動群眾起來造反，各拉山頭，“二七”派內部當然是魚龍混雜，泥沙俱下，在面對保守派的擠壓和省軍區何運洪的鎮壓下尚能齊心奮鬥，一旦勝利，又面對着進入各級革委會的權力分配，爭鬥就無可避免了。二七內勢力大的主流派覺得該予取予奪，而非主流派則不擇手段擴充實力，吸收已成喪家之犬的“十大總部”的原成員。這個階段的武鬥的特點是雙方手中都有了可觀的熱兵器，槍支彈藥，這是拜江青的“文攻武衛”口號所賜。當然，67年希望全國都有大規模的武鬥，根源在“紅太陽”。

1967年9月22日，南巡路過河南的毛澤東接見了劉建勛、紀登奎、王新等人，他們都直言不諱地表達了對武鬥的反感和對時局的擔憂。

劉建勛說：“現在少數人打、砸、搶，叫戰團，武鬥動槍，原來民兵那一派有槍，不光是大刀、長矛”。紀登奎說：“鄭州每天都抓人，打死人、打傷人。”王新也插話：“解決武鬥根本辦法是教育。”

毛澤東聽後表示要發槍，說：“這邊也武裝起來。武裝起來有兩個可能，可能打，也可能不一定打。發了槍可能不打。武裝起來，他就不敢動。”

劉建勛聽後馬上提出異議：“都武裝起來，會打起來的。我們搞大聯合，有人搞大分裂。特別是康生、江⻘同志提出文攻武衛之後，武鬥搞得很厲害。 打 起 來 就分 不 清 誰 攻 誰 衛 了， 都 說 是 武 衛.…..。”

毛澤東接着說：“一反對二不怕。聽說你們河南形勢很好麼。按你們說的，不是問題很嚴重嗎？……”

感到毛澤東對“形勢很好”的印象產生了疑問，劉建勛立即就勢乘機地向領袖反映了江青提出“文攻武衛”所造成的惡果。

在文革當時紅太陽的威望如日中天時敢面諍，足見劉建勛的正直和勇氣。有老毛的身邊工作人員回憶說，一次老毛巡視到河南，召劉建勛等上火車匯報工作，劉書記在領袖面前將鞋一脫，盤腿坐在對面的椅子上，不卑不亢，侃侃而談，傳為佳話。

對於當時由領袖直接下令的“發槍”，劉建勛事後給中央的報告裡說：“我回想我們那時的處境是，不發槍怕違背中央指示，發槍又擔心引起不良後果。我、紀登奎同志和王新，還有支左部隊的領導同志商量，是否可以先發一點槍試驗一下。那時我們認為給大學生發槍，少帶子彈危驗不大。因為大學生一般不武鬥，武鬥大部分是中學生和⻘年工人 。於是我們決定發給鄭州大學和河南醫學院各一個連的槍支，每支槍只帶兩發子彈。這個任務由支左部隊去執行。記得在開封是由一軍支左部隊發了四個連的槍，具體情況不清楚，全省其它城市都未發槍。這時有些⻘年人也要求發槍，他們甚至理直氣壯地抗議：“中央同意發槍，你們為什麼不發！”省革籌堅決沒有答應。他們就開始準備搶槍。據我回憶，突然有一天，他們大搶起來，無法制止。在鄭州幾天之內就搶了一萬一千隻槍。鄭州有幾天到處開槍，社會秩序很亂。我們當即決定⻢上收槍。我們發了個通告，傳達到廣大群眾。經過大張旗鼓宣 傳 和 動 員 ， 主 要 是 靠 部 隊 的 幫 助 ， 一個 星 期 內 就 收 繳 了 一 萬 三 千 支 槍 。 大 大 超 過 了原來搶走槍支的數量。因為鄭州學生在外地搶來的槍支也大部分交出來了。” 紀登奎的回憶是: “對毛主席指示，那個時代誰政敢封鎖？……”當時，建勛我們確實害怕，又怕亂， 又不敢不執行毛主席指示，在這種矛盾心理狀態下，要警備區發了兩個單位兩個連的槍，想試試看。 實際上傳達了，也發了槍。結果真的大亂了。發生了搶槍事件。劉建勛召開緊急會議，很快又下令把槍收交(繳)了。把槍全部收了。收了槍，確是事實。應該看到，正是經過上述召開緊急會議、發布通告大張旗鼓的宣傳和主要是部隊的幫助等環環相扣的處置，省革籌最終迅速、順利地完成了全省範圍收繳槍支的行動，這就為儘快、全面制止河南的武鬥奠定了基礎， 從而避免了後來某些省區的武鬥在規模和時間上持續升溫蔓延的局面在中原大地再現，他們在河南軟頂硬抗了老毛的發槍指示。

為穩定河南的局勢，收拾殘局，劉建勛下一個招數是吸收各派群眾組織的頭頭(包括曾堅決打倒他的那些群眾組織頭頭和領導幹部)參加籌建省革委，同時下令各派群眾組織“倒旗”，接着，一個縣一個縣地辦“大聯合、三結合”學習班，平息了全省各地的武鬥，逐漸恢復了正常的社會秩序，將文革給河南人⺠帶來的災難儘可能地減少到最小的程度。同時放手解放文革初期被打倒被關到牛棚里的各級領導幹部，消除派性，促進了大聯合、大團結。由於河南幹部站出的多，站出的早，大聯合快，促進了河南的經濟發展。

根據一位河南文革史研究者的考證， 到1968 年初，全省70% 左右的領導幹部被解放出來， 相當一部分參加了“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據一份資料顯示，省直機關66個單位，共有廳局⻓以上幹部393人，已解放284人，占72%，其中第一把手31人。這就與當時其他不少省市自治區各級革命委員會中，軍代表居多且基本都擔任各級第一把手的情況大為不同，形成了鮮明對照。 

局勢基本穩定後，1968年元月27日河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劉建勛任主任，王新、紀登奎、耿起昌、楊力勇任副主任，革命群眾代表1-２名副主任暫缺。劉建勛不愧為久經官場歷練的“滑頭”，在當時全國上下都是提拔“新鮮血液”的大潮下，劉建勛卻並沒有把“浴血奮戰”支持他的二七公社派扶到省革委副主任的位置上。河南省革委會成立後，除了軍隊幹部變動和紀登奎調到中央工作外，直到1978年，河南省的核心領導，包括地市委書記基本上沒有大的變動。也就是說河南省十年文革中黨政領導權都掌握在以劉建勛為首的老幹部手中。這批老幹部有維護政局穩定的慣性，也有經驗和能力，堅持“老中青”三結合的組織原則，堅持抓革命促生產，使河南省的工農業生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據資料，文革期間，全國23個省，其六項主要經濟指標增長速度前八名排列結果：第一名中河南占三個；第二名河南占三個，六項指標河南均在前兩名，高於全國平均增長水平。７０年７月，焦枝鐵路建成通車，其中河南區段以投資小、見效快受到國務院的表揚；70年11月，河南省開始籌建年產７０萬噸特種鋼的舞陽鋼鐵廠，７８年一次試產成功，結束了中國不能生產特種軋鋼的歷史。期間筆者由武漢乘火車回河南，鄰座是個北京的採購員，見多識廣，他說車到河南，他就隨便從一個小站下車，往鄉下走，進到一個村子就能從老鄉手裡買到小磨香油。那時河南農村稍富足的境況全國都知道。

後來有人說，河南的造反派不僅參加了“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後來還被提拔充實到各級領導班子，即所謂“河南造反派掌了權”。

實際情況是1968年元月河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時的四十名常委中，有二七公社代表１４人（包括工人、幹部、學生），開封八二四代表３人，其中大中學校造反派頭頭８人，他們是：黨言川（鄭大聯委）、陳紅兵（開封八·二四）、周啟忠（糧院聯委）、范念民（豫農紅總）、楊國雄（河醫東方紅）、黃宗萬（新鄉師院八一八）、丁素琴（中醫學院八、三一，屬“河造總”代表）、王傳玉（鄭大附中紅旗）。１９６８年以後，隨着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興起和大中學校學生分配，這些紅衛兵頭頭也毫不例外地到工廠、農村、解放軍農場或基層單位接受再教育，他們的“常委”頭街，除了偶爾去參加一次會議外，只是掛個虛名而已。即使省革委剛剛成立，他們最“紅”的那段時間，除了開會，就是跟隨劉建勛、紀登奎等老幹部到造反派分裂或武鬥嚴重的地市解決派性和大聯合問題。１９７１年再教育結束後，他們重新分配到工廠、學校擔任教師或搞技術工作。１９７３年，在各級黨組織和政府職能部門的恢復健全中，根據中央“吐故納新”和老中青三結合的指示，河南省提拔了一大批青年幹部，大多數是文革中的“二七公社”派，也有“河造總”和“十大總部”派的。黨言川、陳紅兵、周啟忠、楊國雄、范念民、黃宗萬等學生頭頭均被任命為縣委副書記兼公社黨委書記。其它各個行業的頭頭也相應提拔到所在的工廠、企業、機關、學校領導班子中，任副書記、副廠長、副主任、副部長、副校長等職。上行下效，農村到大隊、工廠到車間班組都不例外。河南的這種做法，是全國大勢所趨，如王洪文被提拔到黨中央副主席位置上就是一個見證。是否河南省在提拔青年幹部數量上高於其他省份呢？答案是：否。據一份資料表明，河南省從1967年到1976年發展黨員十萬六千人，在全國僅排第十位。

河南省所提拔的造反派幹部是如何“掌權”的呢？事實是他們“掌權”後，大都在基層單位領着工人學大慶，領着農民學大寨，兢兢業業、以身作則，貪污受賄者甚少。以河南省幾個學生頭頭為例，在任縣委副書記、公社書記期間，都做了這樣幾件事：一是積極參加和領導本單位的批林批孔運動；二是為本公社辦企業奔波；三是帶領群眾學大寨平整土地，學林縣興修水利；四是積極推廣農業新技術，如間作套種、玉米制種等。總之，他們一心撲在工作上，真正做到了“為官一任，造福一方”。１９７８年，當原開封八二四一號“勤務員”陳紅兵因“文革罪”被捕判刑２０年後，他的愛人從原陽縣搬家時，當了五年縣委副書記和公社第一書記的他其全部家當是幾個紙箱和一個老掉牙的柜子。這與當今的“縣太爺”相比，豈不是天壤之別！

比比同為文革時的學生領袖、名聲更大的北京蒯大富韓愛晶王大賓等在1968年時以反“五一六”名義的被關押審查流放，河南的造反派學生領袖黨言川等的命運就好多了，他們雖然並沒有省革委會常委的實權，但以縣委副書記省份到基層鍛煉磨練，倘不是後來時局的大翻個，這些人中應有能成為省級、甚至中央級的接班人的。劉建勛保護並給他們提供了上升的階梯和資本。

從1968到1976那八年，全國政局詭異多變，1971年林彪出逃蘇聯，在內蒙折戟沉沙，1974年“批林批孔批周公”，老毛和他的“文革”班底不停折騰，劉建勛卻是老神在在，穩穩把着河南這艘大船的舵，一次次從激流險灘里駛出，不讓船翻覆。1974年剛過完春節，由演樣板戲《紅燈記》出名竄升到國家文化部副部長的浩亮懷揣江青的親筆信跳過省地縣三級，直插郟縣的“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人民公社，把地方大員們嚇得夠嗆，不知懿旨中寫有讓哪些人摘掉頂戴，甚至腦袋落地的內容。郟縣“廣天公社”是全國知青上山鄉下的樣本，當浩欽差從懷中展出江青的親筆信，寫得是鼓勵知青們緊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積極投入反擊資產階級右傾翻案風的運動中，聽眾熱淚盈眶，高呼“向江青同志致敬！”我相信在場的三級領導都真的是熱淚盈眶的，他們慶幸沒被江皇后點名拉下馬。

對文革中層出不窮的這類事件劉建勛等省委領導面子上是要應付的，並且要做出積極的姿態。筆者一個中學同學當時是“廣天公社”知青的領頭羊，在省會舉行的呼應江青的信，“反擊右傾翻案風誓師大會”上代表全省知青發言，他說劉建勛坐在他的右手，省第二把手耿其昌在他左手。不知當時劉建勛心裡對江青的這種隨心所意發淫威做何想。

1976年十月“英明領袖華主席”一舉粉碎四人幫，我在鄭州街頭旁觀慶祝遊行，劉建勛耿其昌走在隊伍前列，劉建勛全身草綠軍裝，步履蹣跚，一臉疲憊，不知當時他的心裡又做何想。

在面對政局的詭異險惡的左支右絀中，劉建勛文革中還做了一件有趣的事，讓有關數人多年之後還深情回憶。看看圍棋元老陳祖德是如何說的：

陳祖德，新中國圍棋的領軍人物，曾任中國棋院第一任院長和中國圍棋協會主席。1984年底他抱病完成了自傳《超越自我》，曾獲得1994年度人民文學獎。在該書記述“恩人”的章節里，他除陳毅元帥外，還提到了劉建勛：

“文革”中，周總理兩次明確表示： 圍棋有對外交流的任務，不能絕種。圍棋不是撤消的問題。但圍棋還是被強行撤消了，我和吳淞笙、王汝南等六名棋手被分到北京第三通用機械廠當了工人。我要為圍棋事業的恢復盡到自己的責任，我和同伴們為此給不少中央和地方的領導同志寫信，可這些信件基本上都是石沉大海。

我只收到一封回信，那是我和吳淞笙兩人給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同志的信。他當時處境還可以，因此還能過問圍棋事業。他希望我們推薦些棋手去河南開展圍棋活動。我馬上和各地的棋手聯繫，結果有4人願去河南，他們是福建羅建文、江蘇陳錫明、廣西黃進先和湖北邵福棠。他們為了圍棋事業，遠離家鄉和親人，只身前往河南，精神感人。河南的圍棋活動基礎很差，水平也低。自他們4人去了之後，有了較快的發展，湧現了不少有希望的青少年棋手，包括獲得1980年全國圍棋冠軍的劉小光。在“文化大革命”中，周總理說的“圍棋不能絕種”這句話只有在河南才算得到貫徹。

陳祖德還針對當時國家體委的某位幹部與劉建勛截然相反的兩種態度，感嘆萬分地寫道：“人只有在動盪中才能顯現他最本質的一面，人生也只有在動盪中才能展現出豐富深刻的內涵。”

2009年6月陳祖德在接受媒體記者採訪時，曾經告訴他們說：“劉建勛同志還幫我把信轉給了周總理。在周總理的指示下，圍棋得到恢復。”劉建勛此舉為中國的圍棋事業保留下了種子。

1976年九月毛領袖殯天，他親選的接班人英明領袖華國鋒一舉粉碎四人幫，抓了紅太陽的遺孀和親侄子，全國都響起了豫劇名家常香玉高唱郭沫若填詞的“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幫”，命運的轉折點又到了劉建勛面前。全國文革前的省委第一書記又在文革十年中執掌一省沒倒台，劉建勛是全國唯一一份（廣西的韋國清情況稍有不同）。

雄關漫道真如鐵，如今要先邁哪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