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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不管是放鞭炮還是放槍都不需要了，日本的用兵政策已經確定，7月11日五相會議下午2點結束，下午4點20分首相近衛文麿在葉山皇室別邸參駕請示對華北用兵事宜，天皇予以批准；下午5點15分伏見宮軍令總長上奏請示海軍用兵事宜，天皇亦予以批准。

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駐屯軍繼續與宋哲元展開“談判”，純粹就是等待部隊調集了。

14日夜，中國駐屯軍參謀專田少佐與宋哲元開始談判，提出7項所謂的“個人意見”，其實是從昨天香月清司主持搞出來的《中國駐屯軍情況判斷》裡的7條具體化而來。其中比較要緊的是第37師撤出北平，北平的警備由公安部隊負責。如果不答應就說明沒有誠意，日軍就要求解散冀察政務委員會、第29軍也要撤出冀察。

這對宋哲元來說縮頭是一刀、伸頭還是一刀，但是無法張口拒絕，只好說原則上沒有問題，不過要求緩行。宋哲元轉回來立刻派代表再去談判，張自忠、齊燮元、陳覺生立刻去找橋本群參謀長，爭取一些轉圜——

第一，處罰責任者問題，日方要求是第37師師長馮治安，中方請求改為營長金振中；

第二，日方要求宋哲元道歉，中方請求改為秦德純；

第三，北平的警備，日方要求是撤出第37師由保安隊擔負，中方請求改為第38師擔負。

現在新司令官已經上任，參謀長已經不能做主，況且橋本群也了解了司令官準備大打的企圖，自然不會答應張自忠等提出的要求，只不過現在還是準備兵力階段，敷衍敷衍就算了。天亮之後，15日，中國駐屯軍制定了作戰計劃，第一期作戰目標就是擊潰北平附近的第29軍部隊，計劃於7月20日開始；第二期作戰目標就是保定，準備進入石家莊，與中央軍決戰。

宋哲元一直等不到日軍的答覆，但是日軍的戰備行動可是看到了，如此心神不寧挨到17日挨不下去了，17日夜張自忠向橋本群提出，由宋哲元道歉，兩三天內處分那個營長，北平警備由宋哲元直屬衛隊擔負等等。

參謀長橋本群自然很清楚15日制定的作戰計劃，當然不會對張自忠的“談判”要求會有任何實質性的認可，但是為了拖延時間也不會完全拒絕，就這樣稀里糊塗不給實話。宋哲元認為日方沒有拒絕就是已經認可自己所提出的態度，隨即於第二天18日13時拜訪香月清司，向日本中國駐屯軍司令官表示致敬和問候，企圖用此方式達到日方所謂的“道歉”要求。

香月清司自然不會當面給宋哲元難堪，雖然上午朝鮮軍第20師團師團長川岸文三郎已經率領先頭部隊抵達天津並向中國駐屯軍司令官報到，但是時間還是不夠。

而日軍內部的所謂“不擴大派”代表日本陸軍參謀本部作戰部長石原莞爾，在7月18日提出了以下意見，“……本年度的計划動員兵團數目，為三十個師團，其中僅有十一個師團安排在中國，終究難以進行全面戰爭。但是，照此發展下去，大有走向全面戰爭的危險，其結果就象西班牙戰爭中的拿破崙，勢將陷入無底泥潭。此時，應該斷然將我華北全部駐軍一舉撤至山海關國境線，然後由近衛首相親自飛往南京、與蔣介石促膝交談，解決日、中兩國之間的根本問題……” 石原莞爾總是所謂的兵家，其對局勢的前瞻是日本軍政兩界無人可及的，不過正是由於其過於正確的正確性才不會得到支持，有時候就是這樣一個邏輯。

宋哲元被香月清司的和緩態度所迷惑，認為事情就算過去了，19日晨率領各位部下返回北平。但是日軍在“談判”中所要求的第37師撤出北平、處罰第37師師長馮治安等條件引起第37師官兵極大反彈，19日當天沙崗的一名日軍軍官遭到射擊受傷，夜間沙崗日軍又遭到迫擊炮襲擊。

日軍中國駐屯軍在19日22時對這兩次事件作出反應，聲明“從午夜以後，駐屯軍將採取自由行動。”

天津的張自忠、張允榮立刻找到日軍參謀長橋本群，在23時簽訂正式停戰協定。宋哲元在20日晨5時命令第37師向西苑集結，21日集結完畢後22日向保定撤退，其防務由第132師接替。

宋哲元同時命令撤除北平市內一切防禦設施，撤出增調市內的軍隊，冀察政務委員會也發布和平解決的布告。

不過19日的槍擊、炮擊甚至人員受損的事件，這使得日本國內的強硬派更加強硬，20日晨日軍參謀本部召開部長會議，決定使用武力解決事變。

被迫撤出北平的命令引起第37師的極大反彈，從14時30分開始向日軍沙崗射擊，日軍重炮、聯隊炮予以還擊。八寶山的何基灃第110旅也派出部隊向沙崗展開攻擊，但被擊退。15時，中國軍隊永定河西岸的炮兵集中炮火射擊沙崗，造成日軍傷亡，由此雙方斷續炮擊一直持續到21時。

1938年7月，“事變”一周年，日軍在沙崗豎碑紀念“支那事變發端之地”。

此碑原為北平中山公園“總理奉安紀念碑”，日軍將原碑文鑿去重新刻字遷至宛平沙崗。抗戰勝利後被平毀。

即便如此，14日派遣至華北觀察的參謀本部總務部長中島鐵藏少將和陸軍省軍務課長柴山兼四郎大佐，在回國之後的21日晨做局勢報告時認為第29軍“已大體上逐條達到了我方對中國方面的要求。”“沒有必要再從國內派遣師團。”

與此同時，中國駐屯軍參謀長橋本群以個人名義向參謀本部提出《關於國內動員師團運用的意見》，其中也認定“29軍已全部聽從我方要求，現已轉入實行階段。”

在這份《意見》當中，橋本群反對從國內再派遣師團到華北，理由是沒有“擊退第29軍建立新政權”的必要，而且“恢復混亂局面將需很多時日，而且帝國經濟負擔的加重、國內形勢的惡化都會由此而來。”

橋本群認為，如果派遣國內師團，一種意見是“進入山東、滿洲、長江沿岸，從側面協助華北工作。”其實就是全面戰爭；再一種意見是“在平津地區集中更多的兵力”可以壓迫南京政府、甚至促其崩潰，這也是完全行不通的,“如果南京政府採取退守、持久政策，日軍將陷入進退兩難，目的達不到又不得不撤兵……”

橋本群的這個意見可以是說與中國駐屯軍7月15日制定的《作戰計劃》完全相反，可以認為中國駐屯軍參謀長橋本群是所謂的“穩健派”。橋本群此時向參謀本部提出與司令官香月清司意圖完全相反的《意見》，可以說明在中國“駐屯”的日軍內部意見極其對立，從香月清司的回憶當中也可以看出這一點。

香月清司從一開始領受命令之後在飛往中國的途中，7月 11日在平壤與朝鮮總督南次郎、朝鮮軍司令官小磯國昭和第20師團長川岸文三郎會面，小磯國昭提出“應以此事態為契機，實現征服中國之雄圖”；7月12日，香月清司在長春與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參謀長東條英機會面，二位建議“乘此時機給予冀察一擊。” 三位還具體商議了“如何解決在黃河以北的華北作戰問題。”

如此剛下飛機一上任，香月清司還是信心滿滿得，先是情況《7月13日的中國駐屯軍情況判斷》，再就是7月15日的《作戰計劃》，都是準備將第29軍先徹底擊潰，然後前進至保定與中國中央軍決戰再說別的，但是香月清司事後談到，“……但在中國問題上，我感到有些不可理解。在此意義上講，我自己認為擔任中國駐屯軍司令官實在是不稱職。在此複雜微妙的目前形勢下，突然調我補任現職。到現地聽了同事們及其他所謂中國通的意見，幾乎是一人一樣，從中找不到一定的見識。就中國問題來講，我確實拿不出準確的見解。”

 “一人一樣”的意見充分說明了日軍或者說日本的戰略思想混亂，其本質就是巨大的侵略野心和小國資源匱乏的矛盾，現在的具體問題就是對所謂“解決中國問題”沒有辦法。

香月清司的這段話當然也是事後推卸責任，而在9月底侵占保定之後是非常神氣、猖狂的，“我，香月清司，是接替病危的田代皖一郎的司令官，在事變發生之際被任命的。接受任命後，依靠帝國的支援，發揚天皇的國威，至今天有幸解決了此次事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