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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自忠率总部渡河就有一定危险，但是张自忠不得不如此，其中原因前面也已经说过了，一个是第179师能否积极战斗，再一个是只有自己才能指挥第180师。第179师由于师长何基沣不在，作战消极，这在这次战斗过程中表现的很清楚，这还是张自忠亲自渡河督战的结果，如果张自忠不渡河督战，第179师能打成什么样子可想而知。

第180师已经溃败至襄阳邓县远远脱离了战场，虽然在黄龙镇碰上了第538团，张自忠命令第538团参加战斗并且要求第180师南下汇合，但是第538团立刻跑了，而第180师自然不肯南下战斗。

战后追究责任，第180师参谋长金子烈、第538团团长陈芳芝被撤职，而陈芳芝又很快担任第540团团长。参谋长金子烈是韩国人，入中国籍，早稻田大学政经课毕业，后入学云南讲武堂第12期就读，1925年考入西北陆军干部学校，毕业后在国民联军任参谋，1936年担任第29军教育处中校处员，1937年任独立第25旅参谋长，1939年5月转任第180师参谋长，这种人物在西北军毫无存在感，撤了就撤了吧。金子烈转到后方勤务部任职，1940年7月授上校，1946年任第8补给区司令部军械处长，少将。内战结束后定居北京，1961年去世。1998年，获韩国政府颁发的开国勋章独立徽章。2000年，归葬韩国国立显忠院。

张自忠固执相信第180师会回来与自己汇合，于是成立左、右追击纵队，左纵队第38师指挥第179师，自己右纵队的主要力量就是指望第180师了，没想到第180师畏战不来，结果造成总部所在的右纵队仅有第74师、骑9师两支弱旅。张自忠如此督战都不能指挥第180师，可想单凭黄维纲是个什么情况，所以讲张自忠过河督战是不得已而行之，而不是什么“预留遗书”，只不过是艺术加工提升形象、政治宣传的需要罢了。

15日晨总部在方家集遭遇日军，激战一天打不动，而且发现日军新的番号，张自忠判断总部已落入日军两路之中，其实此时日军第39师团司令部就在方家集以东7里的陈集村，张自忠决定第38师放弃南下向方家集靠拢，并且向第11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求援。

右纵队之骑9师在方家集南20里的关子口，而且张敬所派的侦察报告南面大路并无敌踪，于是张自忠决定率总部立刻摆脱当面日军。

张自忠率总部趁夜向南与骑9师汇合，但是行动过于仓促，张自忠与手枪营先头出发而且行动迅速，总部机关被甩在后面，而且没有组织夜间行军，稀稀拉拉毫无戒备，结果总部机关遭到了日军截击。

日军的截击完全是遭遇性的、目标不明确的，而且很快就结束了，但是给总部机关造成了一定损失，最严重的情况是在黑夜混乱中电台丢失！

在关子口与骑9师汇合之后，张自忠决定骑9师先行出发至窑湾渡口东20里的三岔沟警戒，自己等待总部机关及第74师各部接续出发，意图回到河西。关子口距离三岔沟40里，三岔沟距离窑湾渡口20里，6、70里路一夜可到。

骑9师行动迅速，先行出发顺利赶到三岔沟，直接跳出了日军包围圈，但是接续出发的总部与追击土匪的日军发生了遭遇战。

也许是总部机关刚刚被日军在黑夜截击遭到了损失，暗夜中枪声乱起，张自忠并没有坚决迅速南撤，而是等待后续第74师跟上来组织抵抗，并且向窑湾渡口派人求援，彻底放弃了自己突围脱困的决心。其实日军黑夜行动一般都是小股部队、甚至是偶发的，如果强行突破的话，这种黑夜遭遇的小股日军根本无法阻挡坚决有力的冲击，但是张自忠决心动摇，结果天亮之后被日军留置于山谷之中。

日军第11军在14日16时下达了作战命令，企图“将敌诱致唐河以东，然后进行围歼”，15日正午日军第3师团全线脱离战斗后撤，继而放弃枣阳诱敌深入，而第13、第39师团按照命令应当在枣阳附近“18日前集结完了”，所以16日对第33集团军所辖各部的攻击只能仓促展开、仓促结束。对第38师、第179师的进攻打成了平推，对山谷中总部的攻击也未形成包围，东面长山一直是缺口，直到最后也是缺口。

早9点窑湾渡口援兵180人到达南瓜店并且立刻投入战斗，张自忠让第440团护卫总部无枪人员及苏联顾问撤离，再一个是请求或者命令远在150里之外的第74师师长李益智“迅速、竭力抽集兵力过河，侧击北来敌人。”

作出这两个决定说明张自忠非常清楚地知道留在此地已经非常危险了，此时应该立刻向长山撤退，或者向长山方向派出人员争取联络第38师。找到第38师，自然要比150里之外只有一个团的李益智要靠谱是不是？

从现地出发，向东15里就是第179师第537团，再过去就是第38师，此时两支部队都在与日军交战，炮火连天，甚至天上还有日军飞机，怎么会找不到？！

第38师完全不知道总部的情况，因为总部电台丢失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张自忠此时就应该积极派出人员联络部队重新建立指挥，但是张自忠就是把总部留在险地死挺。一直坚持到下午3点，在此期间张自忠也不断遣散人员，可是自己就是不动，说是准备牺牲但是也讲“我看算不了什么！黄师长天黑可赶来解围！”

战死疆场是军人莫大的荣誉，但是级别到了一定高度，战死疆场就不那么容易了，为将者不仅仅是要对自己负责，甚至不仅仅是对自己的部队负责，而还要对整个战斗负责，指挥官的责任是生而不是死，这是部队对指挥官的要求、这是国家对指挥官的要求，所以能够负责任地战死疆场，这种机会并不是随便就能得来的。

宋哲元的最后时光缠绵病榻，临终前曾哀叹，“战死甚难、战死甚难。”1943年11月余成万率第57师守常德，血战16天全师打光，师长余成万率五六十人突围，常德遂陷入敌手，四天后余成万随友军收复常德。战后余成万以“遗弃伤病，擅自退却”的罪名被判处两年徒刑。时任第58师师长的张灵甫很为余成万可惜，私下曾说，“这是死而重于泰山的好机会，失去了，太可惜。”不过这种机会对于张灵甫是“死而重于泰山”，而余成万却不这样认为，常德城破，余成万率几十人翻城墙而逃，城墙下无法动弹的伤兵哄声大起，即便如此，余成万也跑了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