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八年前的今天我被打成反革命遭受关押

                                    ——文革回忆录

        1968年7月14日这天对我来说是个刻骨铭心的日子。时年25岁的我正在纺织国企工厂上班。这是一个具有2400多名职工的国营纺织企业。上午十时我突然许被四名运动办公室人员围起宣布：奉6037部队驻厂军事管制委员会之命令宣布你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押送文攻武卫指挥部交代问题。我被押上了一辆解放牌卡车，一路上有二个人逼我蹲下一直压住我的肩膀。关押我的地方是台东区工会俱乐部的一个闲置库房，约有四十平方米。由六名复员军人手持木棒分三班轮流看守。关门封窗后的临时囚室像一个漆黑的大箱子，人在里面伸手不见五指。最令人痛苦的是切断电源的临时牢房条件远不如正规监狱。监狱可以自带被褥，而这里只有冰凉的水泥地。监狱有采光，而这里被关的人如被装进一个封闭的盒子只有漆黑而不知道外面是白天还是黑夜有跌进深渊的错觉。房门突然打开时感到日光刺眼射入睁眼困难。加之盛夏酷热全身衣服被汗水浸透。我曾一度深陷绝望。关押中我曾几度产生仿效武侠小说中铁掌封喉的功夫伺机将看守人员杀死后逃命的念头。但三天之后我终于在一场瓢泼大雨的上午十时许借上厕所机会成功潜逃。我跃上公厕蹲坑两侧的矮墙，举手掀起并移动开了两页红瓦，把头伸了进去。憋一口气引体向上攀上了房顶。我吸了一口自由的空气翻身跳下了临街的院墙开始在雨中拼命逃跑。

         当天下午我被抄家。厂里把我的藏书和日记开了一个展览会。为抓捕我他们搜查了我的恩师爱新觉罗·季庸和我未婚女友的家。为抓捕我还在青岛火车站和大港海运站张贴了通缉令。还在许多街道和我家附近张贴了："XXX 畏罪潜逃死路一条"的大标语。

         我头戴一顶大草帽再配一副黑眼镜，开始了我省内58天的流浪和逃亡的生活。曾在沧口火车站候车室坐在长椅上过夜，忍饥受渴藏身高粱地。还在济南避难流浪半个月。

        此间单位里召开了十多场对我的缺席揭发批判大会。说我是畏罪潜逃的全国反革命组织渤海战团的成员。望风扑影称我涉嫌反对中央江青同志。批准对我按敌我矛盾处理的是67军驻厂首席军代表名叫许臻珊。他是个出自沂蒙山的团级干部，又是一个草菅人命的文盲大老粗。他不习惯坐办公桌，喜欢蹲着和人谈话，心狠手辣，喜欢听"解放军万岁"。当年在军管单位首席军代表就是说一不二的太上皇。

        三个月后军管会撤走进驻了工人宣传队。姓韩的队长宣布我的反革命问题一风吹。工人又投票推荐我当上青岛工人代表去北京参加国庆20周年观礼。那张观礼证至今保存完好。

       我的文革遭遇真可谓惊涛骇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