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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暉 老撾如何“不折騰”(轉)
   
  表里如一的國度
  飛機掠過了莽莽蒼蒼的豐沙里原始森林、戰爭年代血流成河的查爾平原和煙波浩渺的南俄湖,下午兩點多鐘,我們降落在老撾首都萬象西郊的萬岱國際機場。我們的東南亞考察開始了。
  萬岱機場的規模比我國多數省會的機場還小,大約與喀什、延安這類地方機場差不多大。走出機場往東不到一公里就進入了萬象市區。除了旅遊者喜歡描述的異國情調外,一般人到了這裡的第一印象都是:這是個窮國,一個“欠發達國家”。而且,這個國家窮得表里如一,不像一些非洲國家那樣,一方面老百姓窮得饑荒不斷,野有餓殍,另一方面首都的許多“形象工程”卻宏偉得令發達國家都自嘆不如。
  老撾百姓的生活其實不像外人乍看上去那麼差。但是首都萬象的市容,不要說與一些國家的首都不能相比,就是與河對岸的泰國邊城廊開 (泰國70多個府城中規模居中的一個)也差得很遠。1975年老撾革命成功至今也34年了,萬象只是人口增加不少,主要市區並沒有多大改觀,沒有進行過成片的“舊城改造”,也看不出規劃“新城”的痕跡。沒有工業區,沒有在前蘇聯等地常見的大片火柴盒式國有宿舍樓群,除了城東北的凱山·豐威漢大道上的新總理府、革命紀念館、凱山·豐威漢博物館等僅有的幾座“形象大廈”(規模也一般)外,全城看不到連片的新市區。主席府、文化宮等政治性建築都零散分布於老城區中,不顯山不露水。
  萬象的市政設施可以說是相當落後,沒有地鐵,沒有高速公路(全國也沒有),沒有立交橋,去年建橋連通對岸泰國廊開的幾公里鐵路也是全國唯一的,號稱 “結束了老撾無鐵路的歷史”,但這條口岸線路主要用於與泰國的進出口運輸,並未開通客運。街上出售的萬象市區地圖上,連每個紅綠燈路口都一一標出,就像北京地圖標出各個立交橋一樣——萬象多數路口沒有紅綠燈,正如北京多數路口並無立交橋。萬象市區沿湄公河延伸10餘公里,但河岸多是自然狀態的土岸,有防洪堤的地段也是土築,沒有襯砌河岸。濱河馬路也是一邊民居一邊土岸的普通道路,沒有其他國家的河畔都市常見的河濱公園或順岸景觀大道。當然,現在這種狀況已經在開始改變,我們來時,市中心的一小段河岸正在鋪砌花磚,建設河濱綠化帶。
  一些發達國家由於私車普遍,公交呈現衰落,而一般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城市運轉在很大程度上都依靠公交系統。萬象這個城市卻很特別,她的人口也有60萬之多,居民汽車擁有量很低,但整個城市幾乎沒有公交系統。市內可以看到一些閒置未用的公交站棚,據說原來曾試辦公交,因乘客少,經營不善,都關張了。如今萬象除了兩條郊區公共汽車線路(一條通往北郊的國立大學,一條通往東南郊的泰老邊境口岸)外,沒有別的市內公交。出租車只在機場等少數地點可以叫到。居民出行,除了騎自家的摩托車或者步行外,唯一的選擇是在大街小巷穿行自如的 “突突”(tuk-tuk)車,即一種使用摩托發動機的機動三輪車。它像中國城市的出租車那樣屬於公司所有,司機租用,統一管理。萬象街頭的“突突”是一大文化景觀,這種車雖簡陋,卻裝飾花哨,靈活便捷,易於繞過擁堵路段,而且服務態度還好,雖然不打表,但在民風淳樸、人人信佛的老撾,司機很少“宰客”,價格十分低廉,即便遠至郊區如泰老大橋,返程往往空駛,卻也不加價。這種“窮人的士”在許多發展中國家都有,中國很早就取消了它,我認為這如同許多城市禁止小排量汽車一樣,是一種追求豪華“形象”而不顧窮人的“超前”規定。不過,雖然許多國家有這種交通方式,但還是將其設為公交系統的輔助,像老撾這樣在幾十萬人口的大城市中將它作為幾乎唯一的公交方式的國家,我還沒有見過第二個。
  萬象市內路況不佳,因此也有交通擁堵現象,但是並非因為汽車多,而是牛車、馬車、行人摩托與汽車混雜的情況下發生的“窮國式擁堵”。在通往老撾最高級別的部隊醫院“103醫院”附近的有農貿市場的路上,我們就被大群拉貨板車堵過20分鐘。
  老撾自從“革新開放”(越南對改革開放的稱呼,老撾跟着叫)後20年來經濟增長速度也算相當快,但並沒有出現以國內資金來大興土木的情況。比較大的工程不是外國援建,就是外國投資。前面提到的萬岱國際機場由日本援建,至今也是日方在經營,湄公河上的泰老大橋是澳大利亞援建的,給萬象供電的老撾目前已建成的最大水電站南俄河1級也是日本援建,市中心的國家文化宮是中國援建的,萬象最高建築、也是迄今唯一十層以上的大樓、湄公河畔的“同善島大酒店”是華商投資的,最近最着名的就是後面還要提到的“東南亞運動會”場館群,那也是中國投資的。這給人的印象是,老撾本國新增的經濟財富都流散在民間了。
  悠哉佛國
  萬象城內,在一片片參差不齊的民房和低層商住樓中,唯有小乘佛教的廟宇金碧輝煌,而且數量很多,成為最搶眼的風景,也是老撾吸引遊客、展現異國情調和歷史傳統的重要文化遺產和觀光資源。據說萬象過去有多達150多所寺廟,多年之前宗教曾受到政府打壓,關閉了不少。革新時期宗教復興,現在仍有佛寺60多座。雨季里來到萬象,看着空之中滿城雕梁畫棟、金瓦白牆、翹脊高聳、重椽相疊、飛檐流光、群龕溢彩的古剎新宇,梵音繚繞,佛相莊嚴,不由人想起杜牧的名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
  與許多宗教傳統濃厚的國家一樣,佛寺在這裡不僅是宗教場所,也是文化教育中心,過去甚至是唯一的教育中心。時至今日,萬象的許多小學仍然設在寺廟內,這個現象耐人尋味。
  不少佛教勝地名聞遐邇。城東北的塔鑾,在老語的“齊頭式地名”中意謂“皇家之塔”,建於1566年,是全國最大的塔鑾寺(瓦塔鑾)所在,也是老撾歷代國王與頂級高僧的骨灰安放之地,老撾國徽上繪有它的圖形,可謂國寶。該寺群塔簇擁,主塔高聳,各塔皆通體貼金,光耀十里之外,規模僅次於緬甸的仰光大金塔。城中心的塔丹(黑塔),是萬象城內留下的年代最久且未經重建的古蹟,為暹羅征服老撾時所建。據說是因為老撾人以被暹羅征服為恥,現在這裡並不是重要景點,也沒有維修,顯得很頹敗(說來也怪,對於法國殖民那一段他們的感覺很不同,雖然老撾也抗法,但法國風情在這裡仍處處可見,殖民時期的法式建築也受到珍視)。塔鑾和玉佛寺、西薩寺要買門票,並不貴,而其他的絕大多數寺廟,包括許多很有價值的寺廟都可以免費參觀。
  旅遊業現在也是老撾的支柱產業了,而且無論從數字看,還是從街上隨處可見的外國“驢友”、市區到處分布的民居旅館(稱為GH)看,這個行業也的確比較興旺。但是這裡的旅遊沒有國內那樣濃烈的商業氣味。無論賣票的還是免費開放的地方,都沒有熙熙攘攘的景象,更沒有攤檔雲集、成群小販追着遊人兜售物件的景觀。老撾也有許多旅行社,但主要業務似乎以接待自助游為主,街上到處可見外國“背包客”,或獨行俠,或出雙入對,三三兩兩,卻沒有看到國內那種導遊一手執旗、一手吹哨,帶着一大隊遊客魚貫而行的場面,各商店也看不到導遊帶隊導購的情景。旅遊是休閒而不是“趕集”,只有在這裡才體會到了。
  老撾的困難也體現在文化上。這裡基本教育還是普及的,學校建築按老撾的發展水平看應該說很不錯,萬象的學童都穿着校服,精神不錯。但圖書就不敢恭維了,整個萬象沒有像樣的書店,一些私營小書店書籍很少,而且價格奇貴,一張萬象地圖開價折合人民幣達三四十元,以一般老撾人的收入,買書真是太奢侈了。可以理解的是:由於老撾是小國,老文書籍發行量很小,出書成本就很高,所以這裡的書店大量賣的是泰國書(泰老語言相近,懂泰文的老撾人很多),而且以二手書居多。
  為何沒有“柏林牆”?
  差不多從一進萬象城,我們就能看到街道兩旁凡是“公家”的建築物都豎着旗杆,掛着兩面旗:老撾國旗和老撾人民革命黨黨旗。很多國家都有國旗遍掛的習慣,但黨旗也與國旗遍掛,即便是社會主義國家,我也只在老撾見到。在國內除了黨務機關,黨旗一般只有在入黨儀式上才出現。而這裡不但公家建築並樹二旗,許多商店、民居也都掛着二旗,甚至一些大排檔、修車鋪也插着兩面小旗。
  執政黨的影響力還表現在許多方面:黨博物館(凱山·豐威漢博物館)與人民軍博物館都比“國家博物館”更大而且氣派;最好的醫院不是國立醫院,而是軍隊的103醫院;黨政建築都是圍牆設崗,不能任人進出。
  老撾的社會問題還是很突出的。與老撾人交談,他們都嘆息特權嚴重,官僚顢頇,吏治腐敗。他們說,老撾政府官員工資極低,折合人民幣約僅一兩百元,但很多“斗食小吏”卻都有豪華洋樓,高檔私車,還呼奴使婢,不知他們錢從何來,如此等等。
  這樣一個十分貧窮而且問題叢生的國家,與對岸的泰國形成鮮明對比。泰國當然也有一大堆弊病。但是要論貧富,兩國的差距絕對要比東歐劇變前東西德的差異大得多。那時西德人均收入是東德的3倍,可是泰國人均收入在1997年危機前曾9倍於老撾。這些年泰國有點自亂方寸,老撾卻由於基數低,增長得較快,不過現在泰國人的平均收入也要比老撾人多6倍。泰國這個指標比中國還高不少,而老撾卻比中國低得多。在社會保障和公共福利方面,泰國的水平也明顯高於老撾。往來泰老兩國間,泰境高速公路四通八達,車行如梭,一入老境,就變成人、畜、機動車雜行的小路;湄公界河上,這邊的邊城小鎮都比那邊的首都省會繁華許多。一邊是高樓林立,霓虹閃爍,一邊是破舊城區,市井蕭索。對比之鮮明,實有甚於當年勃蘭登堡門內外的兩個德國。
  如果兩國文化差異或地理屏障大些還好說,偏偏泰老又是近得不能再近。從地圖上看,版圖狹長的老撾橫亙于越南與泰國之間,但實際上老越邊界是“東南亞屋脊”長山山脈的崇山峻岭,人煙稀少;而老泰邊界卻是湄公河,一衣帶水。此河縱貫老撾南北千餘公里,除了上寮的琅勃拉邦附近與下寮的巴色附近兩小段外,大部分都是界河。而老撾本是山國,全境九成是山地,只有沿湄公河一線平疇,故而全國大部分人口都聚集在河邊,也就是密集在邊界上。首都萬象與第二大城市沙灣拿吉都濱臨界河,分別與泰國城市廊開、穆達漢隔河相望,兩邊差異可以說歷歷在目。
  泰老之間
  而泰老兩邊的人種、語言、宗教文化又十分相似,與越南則相差甚遠。過去很多書都說老撾有三大族群,即老龍族、老松族與老聽族。實際上這個說法容易引起誤解,因為這三個稱呼在老撾語中本是地域之分,而非族群之分:“老龍”指水邊的人,“老聽”指半山腰的人,“老松”指山頂的人,均為多族的組合。“老聽”主要是克木族,“老松”中最多的是苗族,而“老龍”占全國人口的70%,一般就代表了老撾,它包括老族和“普泰”。“普”(布)是壯泰語支諸語言中“人”的意思,我當年在滇黔桂交界地區當下鄉知青,那裡的壯族都自稱“布依”,與鄰近的貴州布依族實際上是一回事,而漢人則被稱為“布哈”(“客人”)。所以“普泰”實際上就是“泰人”,與泰國的主體民族是一回事。而老族(又譯“佬族”或“寮族”)共有2400多萬,只有七分之一在老撾,稱為這個小國的主體民族,其餘的絕大多數都在泰國,占泰國人口的35%,是泰國最大的少數民族,也是泰東北19府即所謂“伊森地區”的主要居民。而伊森地區對老撾而言就是湄公河對岸。換句話說,泰、老實際上都是兩國的跨國民族,而且兩族的大多數人都居住在泰國境內。
  這兩個民族本身也十分相似,老撾國內把他們統稱“老龍”的確是有來由的。首先,二者語言不僅同屬一系(漢藏語系),而且同屬一族 (壯侗語族)一支(壯泰語支)。早就有人說,中國廣西的壯語與泰語相似。老語介於壯泰之間,與泰語就更相似。我離開壯鄉畢竟已經30年,原來熟悉的壯語已經生疏,加上壯、老之間還是有些差異,所以通常語速的老撾話聽不大懂,但仔細分析一個個詞彙,卻大都與壯語差不多。泰語和老語自然更是如此。而越南語(中國叫“京語”)則是漢藏語系中一種語族未定的獨特語言,越南語言學家甚至否認它屬於漢藏語系,說是應該屬於南亞語系,如果是那樣,它與上述各語種的差別就大了。其次,泰、老兩族的文字更為相似,老撾寺廟中較古老的老文 “多坦”(“經文”),形體和拼寫均類似舊傣仂文(古泰文,現在西雙版納傣族仍用),而現在通行的“多老”(“老文”),形體和拼寫都近似當代泰文。無怪乎老撾書店都賣泰版書。而越南文與泰、老文字就截然不同。我國的壯族與老族雖然語言相近,文字卻毫無相同之處。古壯文是類似漢字的方塊字,新壯文則是20世紀50年代搞的拉丁化拼音字。這與宗教文化背景有關。泰、老兩族都篤信從印度南傳的小乘佛教,文字也是從印度的梵文字母演變而來。而壯族與越南人都受中華文明影響,佛教也是漢傳佛教(僅指越南北方,越南南方有高棉等少數民族帶來的南傳佛教),所以古代文字是漢字式的,現代文字則是“西方化”的。
  宗教、語言、文字之外的其他民俗,泰老也多有相似:兩者都隆重地過“宋干節”(潑水節),傳統上都用佛曆,建築風格、飲食習慣與一些風俗禁忌也相當類似。
  老撾人與泰人歷史上長期恩怨糾結,與越南倒沒有多少關係。法國人來了才把泰、老分開,而把老、越拉到了一起。在法國人到來之前,原來的老撾古國已經解體,分裂為數部,均為暹羅(泰國)的藩屬。法國勢力從越南滲入後,1893年以武力迫使暹羅簽訂《法暹曼谷條約》,把湄公河以東劃歸法屬印度支那。而大多數老族人居住的湄公河以西仍屬於暹羅。所以這個條約劃定的邊界既不是文化界線,也不是民族界線,僅僅就是政治勢力範圍而已。
  穩定之謎
  既然湄公河兩岸民族、文化差異很小,兩邊如今貧富差異這麼大,為什麼沒有出現老撾人跑到泰國的潮流,就像柏林牆建成前的東西德一樣?
  泰老邊界當然不像美國與加拿大邊界或歐盟各國間邊界那樣不設防,但也絕不如是逃亡者無法逾越的天塹。老撾人民軍有一支500多人的“內河部隊”,在湄公河上設有8個基地,主要就是用於控制邊界的。但對於上千公里河道,這支小部隊並不能嚴密封鎖,事實上也很少聽說它在抓捕偷渡者方面有什麼作為。湄公河洪枯流量相差懸殊,枯水期很多地方可以涉水而過,兩國居民不經官方口岸而私自來往的事並不稀奇。沒有發生大逃亡,主要還是因為沒有逃亡的動力。在萬象到沙灣拿吉的湄公界河上多年前一直有長途客輪航線,後來停航了,因為一些“第三國公民”藉助這條航線上的船駛近泰國河岸時入水逃亡的事時有發生。但是老撾人卻很少這樣做。
  這是為什麼?有人說是因為小乘佛教使人安貧樂道,不慕繁華。這也許有點道理。但是緬甸與老撾同樣都虔信小乘佛教,也同樣貧窮(老撾可能更窮),在泰國的緬甸逃亡者卻多達百萬計,成為國際關注的嚴重問題,而老撾逃亡者卻很少見,兩者形成鮮明對比。這又怎麼解釋?
  有人說,想逃的老撾人1975年已經逃了。這也可算是一說。老撾主要城市背靠界河,逃亡比較容易,因此1975年老撾內戰時,不少反對“巴特寮”(今天的老撾人民革命黨)的人士就過河到了泰國。不過那時普通老撾人並沒有大量出逃。在老撾,一些山地少數民族,主要是“老松”中的苗族曾與現政府關繫緊張,但是老撾的主體民族,無論老族還是普泰,出走的很少。
  瀟灑的貧困?
  我覺得,這種情況的第一個原因應當是老撾人生活壓力很小。我自己對此有些體會。想當年我在廣西插隊的壯鄉,從貨幣收入來講也是窮得一塌糊塗,一個勞動日的工分值只有1角幾分錢,除去實物,強勞力一年的分紅錢才十幾元。但是我所在的田林縣是廣西面積最大、人口密度最小的縣,人均生存空間很大,而且那裡是亞熱帶叢林地區,植被茂盛,生態甚佳,據說傳統時代即使遭災顆粒未收,靠採集漁獵也能生存。我們剛去時當地山民甚至都不種菜,做飯時支起火塘到寨子附近林中采些竹筍野菜什麼的就下鍋。當然那也是窮日子。但是後來我到西北工作,看到那裡一些苦旱山區,用貨幣收入來衡量與我們田林也差不多,然而那不毛之地草都長不起來,人口卻高度密集,飲水、燒柴都困難之極,莊稼一旦歉收,不逃荒就沒法活。這才感到那貨幣收入有時並不能說明一切,這裡的貧窮和我們那裡的貧窮不是一回事。後來改革潮起,這裡的農民群起外出打工。而我在上世紀90年代末回到當年插隊的寨子,看到那裡其實變化不大,依舊貧困,但卻沒有什麼人外出掙錢。因為家鄉雖窮,但沒什麼生存壓力。
  老撾的情況大概就是如此,這個國家有點像我們那個滇黔桂之交的山區。它的面積與廣西相當,人口卻不到廣西的八分之一。如果與泰國境內老族聚居的伊森地區相比,老撾的面積比伊森地區大了40%,人口卻只有其28.8%,人口密度為其五分之一。老撾也是個熱帶叢林之國,溫暖濕潤,光、熱、水、土充足,植被茂密,生存資源豐富。雖然山林多耕地少,但人口更少。從農業社會的角度看,這麼少的人在這裡討生活還是相當容易的。只要沒有戰亂,這裡就猶如漢人所謂的世外桃源,藏人所謂的香格里拉,西人所謂的伊甸園,有點“富貴於我如浮雲”的味道。
  老撾人雖然錢少,但基本可以說是豐衣足食。論氣候,老撾水稻可以三熟,但農民只種一季,他們不吃雜糧,甚至不吃秈米,而只吃生長期長、產量低而口感好的糯米。肉奶消費不多,但喜歡吃魚,菜蔬水果不一而足。老撾周邊鄰國如越南、柬埔寨與緬甸,歷史上都發生過嚴重的饑荒,但老撾從來沒有。老撾農民還有個習慣與我當年插隊的壯族山寨相同,那就是特別愛乾淨,比我們這些城裡來的知青還怕髒,種的是“衛生田”,除牛糞(據說那“不很臭,還能忍受”)外,不施別的糞肥,尤忌人糞尿。老撾農村也有類似壯山的習慣,“沒有廁所,但決不能在田間方便”是很多“遊客須知”都強調的禁忌。由於欠發達的老撾化肥施用量不大,田地產量不是很高,但這並不影響農民的豐衣足食。
  萬象城市雖破舊,飲食水準還頗高,到處是高中低各檔食肆,擠滿食客。老撾餐和中、泰、韓、馬(來)各國館子就不說了,法國西餐尤其出色。據友人說,萬象的法餐館比北京還正宗,畢竟曾做過法國殖民地。老撾作為熱帶國家是咖啡出口國,雖然量不多但品質甚佳。老撾工業很少,但“老撾啤酒”算是個明星企業,這家公司私有化以後越來越火,不僅占據了國內市場還大量出口,在東南亞已成名牌。西餐、咖啡、啤酒在萬象並非只有外國遊客消費,老撾人還是主要顧客。在這些方面,老撾人還是頗為“西化”的。萬象私車不多,但摩托普及,自行車較少。公交與出租汽車的不興,主要就是被私家摩托排擠的。
  這樣的生活算不上富裕,但老撾人付出得也少。他們對未來預期穩定,工作時間較短。農村只種一季,城裡人也很 “瀟灑”——不少國人說是懶散,但是曾有學術研究指出:熱帶地區原住民由於自然原因,代謝損耗大,體力活動持續能力較低,印度、印尼、拉美都有這個特點。中資公司的朋友曾提到:他們曾用提高小時工資的辦法鼓勵老撾雇員加班,沒想到雇員反而因此縮短了工時,因為他們考慮的不是怎樣掙最多的錢,而是為了掙到夠用的錢應該勞動多久。小時工資高了,他們自然就可以少干一些了。這種現象在馬克斯·韋伯的書中曾經提到。他認為“利潤最大化”是“新教倫理”的觀念,而天主教倫理則傾向於“閒暇最大化”,但是這種說法說服力應該很有限,因為在老撾並不存在這樣的宗教上的區別。
  老撾人看泰國
  事實上老撾人不僅沒有大量往國外跑,老撾農民也沒有大量往城裡跑。老撾沒有戶籍制,但農民並沒有因此大量湧進城市。萬象1975年時人口近30萬,如今也不過60萬。萬象沒有大興工業、大量招工固然是個原因。但是萬象對於“非正規就業”並不嚴格管制,街頭攤販到處可見,卻也沒有因此導致“城市爆炸”、社會失序,見不到大片的“貧民窟”。萬象當然不是可以到處亂建棚戶的,但除了重要公共區域外,通常不需要政府來管。民間社區可以調節這種事。萬象城裡各村(他們城裡與鄉下的基層社區稱呼相同,猶如日本城鄉都叫“町”,老撾華人也把這裡的社區與鄉下一樣譯作“村”),都是熟人社會。外來人擺攤設點、收破爛修五金什麼的,只要大家需要就會容留。
  老撾農民沒有大量往城裡跑,和老撾人沒有大量往國外跑是同樣道理。反觀湄公河對岸,伊森地區人口密度是這邊的五倍,雖然收入高,但生存競爭和生活壓力都比這邊大。而伊森地區比老撾雖然富得多,在泰國仍算貧困地區,人們不是與對岸比,而是與曼谷等泰國其他地區比,這樣一比心裡並不舒服。所以“伊森人”(泰國對當地老族的稱呼)到曼谷等地打工的倒是很多。在這邊的同族看來,這種生活方式並不那麼令人羨慕。我們認識一個富有的老撾生意人,他每個禮拜天都跑曼谷去消費,但絕不常住。“那裡太鬧,”他說。我們也問過一位老撾的窮人,他曾在伊森地區打工。“整天忙碌,沒意思,”他說。我以為,這一窮一富的兩個老撾人的感覺很有代表性。
  老撾人對於泰國還有一種有趣的情緒。老、泰不僅文化相近,歷史上應該說他們受泰國的影響也是長期的,相對而言,泰國傳統上文化比老撾發達,對老撾文明有正面影響,但泰人勢力也比老撾大,對老撾有欺壓,尤其是18世紀後老撾長期淪為泰國的藩屬。而法國的殖民時代從1893年《法暹條約》到1954年日內瓦會議,也就60年。但是很多老撾人尊法而蔑泰。他們也抗法,但且抗且敬,而對泰國他們則且拒且厭。
  “不折騰”的老撾革命
  老撾在歷史上沒有像一些鄰國一樣陷入大饑荒。這或許與老撾革命的特點有關。
  如前所述,1893年《法暹條約》後老撾擺脫泰國的宗主權,進入法屬印度支那的版圖,而法屬印度支那的中心在越南。從此越南對老撾的影響超過了泰國。從法屬印度支那獨立出來的越南、老撾、柬埔寨三國的共產主義運動都起源于越南人主導的 “印度支那共產黨”。不過仔細研究可以發現,越南與柬埔寨兩國的早期共產主義先驅都是留法的,然後在本國發展,越南的胡志明、孫德勝和柬埔寨的波爾布特、英薩利、喬森潘都是如此。而老撾的幾代共產黨的實際領袖 (不是像蘇發努馮那樣的掛名的),從凱山·豐威漢、坎代·西番敦直到現在的朱馬里·賽雅頌,都是越南培養的(凱山還有一半越南血統),他們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全是軍隊司令、帶兵的人。這兩個特點,前一個使老撾革命具有更多的從越南輸入的性質,難以深入本土社會,後一個使他們不像一些知識分子型的職業革命家,意識形態色彩比較淡。戈爾巴喬夫在回憶錄中對凱山就有這種評價。
  老撾革命其實很大程度上是越南軍隊打下來的,只是一種軍事勝利。而老撾人民革命黨自身力量不大,據說1975年掌權時黨員也不過千餘人,而且幾乎都在軍中,地方上近於空白。老、越、柬三國的革命還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在革命徹底勝利前共產黨即使在自己的控制區也是“地下”的,柬埔寨共產黨、老撾人民革命黨和越南勞動黨 (南方抗美時期是越黨的南方局)都不公開,實際領袖(柬埔寨的波爾布特、老撾的凱山和南越的阮文靈)也躲在幕後,出面活動的只是外圍統戰組織,如柬埔寨的“流亡政府”、老撾愛國陣線和越南的“越盟”(抗法時期)與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 (抗美時期),以及它們的掛名領袖(西哈努克親王、蘇發努馮親王、阮友壽律師等)。歷史較久實力較強的越共、柬共倒還罷了,本來力量很小的老撾人民革命黨在這種條件下更難擴大影響。因此雖然在1975年後,隨着老撾政權更迭,外交上也唯越南馬首是瞻,但“社會革命”難以深入,傳統社會與文化的凝聚力並未破壞。
  1975年革命勝利後,老撾鄉土社會受到的實際衝擊仍然有限。1978年老撾推行集體化曾導致一些惡果,但在尚未發展成饑荒前當局就發覺不妙,於是知難而退,也很快放棄了其他強行改造社會的嘗試。當時越南的“革新開放”尚未開始,一些老撾人自豪地說,他們走在了越南人的前面。戈爾巴喬夫也有類似的回憶。但現在看來,所謂走在越南前面,並不是說他們真的比越南多做了些事情,毋寧說相反,他們比越南少做了些事情。
  如前所述,那時老撾人民革命黨人數還很少,後來他們大力發展組織,如今據說已有黨員8萬人。但是這些黨員絕大多數都是在放棄“階級鬥爭”政策後入黨的,思想不是很激進。老撾歷史上也沒有發生過什麼殘酷內鬥或血腥清洗,雖然也曾有過排擠蘇發努馮親王之類的現象,但他也不過是靠邊站而已。老撾還允許黨員信教,8萬黨員絕大多數仍是小乘佛教信徒,受佛教影響很大。與傳統時代一樣,政府中也有腐敗,但不會為某種狂想去“折騰”老百姓,不會隨便拿百姓做試驗品去組裝“新社會”。有人可以自己建豪宅,但不會強拆老百姓的陋居而將其趕走。他們可以自己鑽營肥差,但不會取締老百姓的“非正規就業”。
  “弱政府”?
  實際上,老撾政府在很多方面對社會的控制不強。比如,中資公司的朋友都知道,他們必須自己與當地百姓打交道,辦理購地和安置事宜。老撾政府是不會替你搞徵地拆遷,再以此來“招商引資”的。“他們是弱政府,”一個朋友說。“村裡的事都是長老說了算,他們並不管什麼國家需要。那些長老只考慮本地人的利益,他們不聽政府的。跟他們討價還價很費勁。”我們知道,傳統老撾鄉村都有個長老會,由各家族德高望重的長者組成,負責籌資維修本村寺廟(老撾幾乎村村有佛寺)和其他村中公共事務。但是在這樣的狀態下,政府的意志如何貫徹呢?“村里設有專門的政府代表,他負責辦理政府交代的事。”但另一位朋友接着話說:據他所知,實際上此人通常就是長老會召集人的兒子或者他指定的族人,因此還是要聽長老的。
  老撾與中國一樣,投資項目需要先提出可行性報告,再經一系列政府部門審批。但國內的可行性報告就是論證國家如何需要,項目本身又如何有效益。政府如果認可,通過審批決定上馬,就會給你安排用地。但在老撾卻是反過來的。可行性報告除了論證國家需要和項目效益外,還要說明用地是否已經解決,並把投資者自己與當地百姓草簽的購地安置合同作為可行性報告的附件上呈,才能進入政府審批程序。也就是說,當地百姓如果不同意,可行性報告根本就遞不上去。
  老撾革命前就與越南、柬埔寨有個不同:後兩國基本上就是親美執政者與共產黨領導的力量雙方對立,而老撾則是“左中右三方”:左派是親越的“巴特寮”,右派是親美的所謂“沙灣拿吉集團”,而以富馬親王為首的王國政府則是名義上中立的。儘管印度支那戰爭升級後“中立派”已經分化,萬象當局實際上為右派所把持,但王國政府與富馬首相的“中立”形式並未取消。戰爭結束時右派逃走,富馬政府是以開門迎接的方式向“巴特寮”移交政權的,很多上層人物,包括一些未參加右派的舊貴族並未逃亡。新政權最初對他們比較客氣,不久當然就翻了臉,把他們都抓到“革命老區”、全國最窮的桑怒省去勞動改造,富馬親王據說就死在了桑怒。
  但是如前所述,老撾這段“激進”時期很短,“革新”以後就讓這些人返回了城市,有趣的是卻發還了他們的財產。於是這些人(現在當然基本上已是其後代)又成了富人。而且與那些新近出現的暴發戶相比,一般老撾人對這些 “傳統富人”的認可程度還要高些。我們在老撾聽到不少人罵貪官污吏,卻沒有聽到什麼人罵他們。這些人的社會地位仍然很高。由於萬象寫字樓極少,中資公司通常都租用這類富人的別墅小樓來辦公。其中一家中資辦事處是前王國政府萬象警察局長出租的,氣派的西式洋樓有羅馬式柱廊,清一色紅木裝修,豪華了得。此老當年也被抓到桑怒勞改過,歷劫不死,回來還是個人物。據說他這類小樓有好幾棟,一棟自住,其餘出租。他自己既不經商,更無多少的頭銜,僅憑出租這幾所私宅就過得很闊綽,經常跑曼谷去購物,在當地也儼然是社會名流,很受尊敬。
  的確,在黨旗遍掛的萬象,另一套象徵符號也比比皆是。眾多的寺廟、佛像就不用說了,萬象街道以當代人物命名的只有城東北的凱山·豐威漢大道,但以歷代國王、高僧命名的則隨處可見,如法昂大道、三森泰大街、納塔提拉大街等等。萬象街頭的國王塑像也很多。最大的塔鑾廣場上有納塔提拉王像,西邊從機場入城處豎着法昂王像,東邊從老泰口岸入城,則三森泰王像在迎接着你(圖:法昂王像)。而當代領袖只有凱山·豐威漢的一座塑像在其紀念館內。萬象“革新”初期曾經“去紅色”,例如把國徽中的鐮刀錘子圖形換成了塔鑾的圖形。近年來政府又開始重視紅色象徵資源,把沙灣拿吉市改名凱山·豐威漢市 (凱山出生在該地),但幾年過去,除了市政府牌子外好像哪裡都還是舊名,剛出的交通時刻表和旅行指南、地圖上也還是印的沙灣拿吉,老撾人很少有人知道那個新地名。革命前“巴特寮”掛名領導、“紅色親王”蘇發努馮在革命後備受冷落,近年來又重新宣傳他,今年是他的百年誕辰,年初萬象命名了蘇發努馮路,但9月間我們到這裡時,路牌仍沒變。
  老撾很老,老撾不老
  總之,老撾人好像對“舊事物”很習慣,而對“新東西”不太理會。不能絕對地說這好還是不好。把“傳統社會”說得花團錦簇與抹得一團漆黑都是荒唐的。今天老撾仍有很多問題,老百姓埋怨腐敗,而既然“革命”的變化有限,這腐敗恐怕也還要從“傳統”上尋根。老撾的經濟增長說不上是奇蹟,由於很難大規模徵地拆遷,萬象也沒怎麼“舊貌換新顏”。“革新”20年來老撾年均經濟增長6%左右,雖不如中國快,但與泰國的差距還是在緩慢地縮短。老撾糧食產量在集體化時一度跌到60萬噸,革新不久的1985年就增加到了154萬噸,2000年已經達到244萬噸,保證了人民豐衣足食。老撾經濟增長很少轉化為“形象”投資,但人民消費明顯在改善。國際上有評論把老撾形容為“溫和仁慈的威權體制”。老撾人生活安定,雖然貧富階層分化明顯,但沒有突出的社會矛盾。
  如今國際上一些人在宣傳 “不丹模式”,據說不丹國家很小(比老撾還小),很不發達 (應該比老撾更不發達),但“人文指數”卻甚高,人民的“幸福感”很強,很快樂也很自豪。我沒有去過不丹,但看看老撾,我覺得這樣一種狀態是可能的。在老撾,我們明顯地感到他們對這個國家的認同是由衷的。街上很多人都穿民族服裝,這並非政府提倡。在我們這些外人看來,老撾與泰國的語言、文字、信仰、寺廟建築風格、飲食習慣都很相像。可是你對老撾人這樣說,他會很嚴肅地否認,並鄭重地告訴你老撾與泰國不同在哪裡,而且肯定是老撾的更好。他們對民族獨特性的驕傲,絕不是裝腔作勢給人看的。
  當然,不能說舊的東西就不需要改變。老撾人不想跑到泰國,但他們其實還是以泰國的富裕為自己努力的目標。如果他們真的那麼安貧樂道,那些喪失了所有政治資本只是保留了財富的舊貴族怎麼會還有社會地位?人們嚮往更好的生活,因此也要求不同程度地改變現狀。人們追求富裕,追求新奇——但這是每一個人自己的權利。他們不希望被人以“進步”的名義來折騰,不希望被大人物當成試驗 “新藥方”的小白鼠。同樣的道理,當他們有新的追求時,也不希望被當作獻祭品擺上一些冠冕堂皇的祭壇。老撾農民未必想要擠進城市,但他們出現在城裡時,也不會遭到歧視和驅趕。他們可能喜歡進步或者喜歡保守,但沒人願意“被進步”或“被保守”。從這個角度講,老撾人的“保守”或許同時就是他們“進步”的表現。老撾很老,但老撾又不老,甚至很新潮,接下來我們還會看到這一點。
  (經濟觀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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