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香港地铁事件让大陆人的香港人之间的复杂微妙的关系再度浮上台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大陆人和香港人的关系说来话也长。

香港是个自由港，在民国年间是任谁都可以去的。只要连续住满七年就可以成为香港永久居民。当时，香港还不如上海发达，谋生也不易, 去香港的主要是难民，失意政客等。在中共建政后的50年代初，内地居民还可以自由赴港，好像汪明荃就是50年左右才去的。后来大陆闭关锁国，大陆居民就不能随意赴港了。只有拿到内地公安机关发给的“单程港澳通行证”才能去。香港方面最初是不加限制，只要来到香港就是香港居民。有许多没有“单程证”的内地人士冒险偷渡。我认识的一个港商就是偷渡到了第三次才成功的。后来去的人太多，香港方面受不了，因此偷渡过去的不再收留，一律遣返。现在香港方面根据与大陆的协议，一天接受一百五十个“单程证”人士。

早先从大陆赴港的有许多是我党明里暗里的干部，他们往往带有一定的任务，香港人自然也心知肚明。在文革中有一部样板戏叫《红灯记》，里面的地下党员来接头时都自称为“表叔”。李铁梅的唱词“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 ” 被香港人听到了，就用“表叔”来称呼大陆来客。

后来大概香港人也弄清楚了，从大陆来的也不都是“表叔”，很多都只不过是他们的穷亲戚。在一个电视剧里有一个大陆乡下来的新移民角色叫“阿灿”，于是乎大陆人就被称为“阿灿”，并衍生出“灿哥”和“灿妹”等带有一点贬义的词语。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大陆改革开放迅速发展起来了。便有大陆人以“港灿”来回敬香港人，香港人有时也以此自嘲。我最初听一个香港朋友说自己是“港灿”时，忍不住笑了半天，当然他是在拿自己开玩笑的。

香港回归这么多年了，中港在经济上已融为一体。无论是“表叔”，“阿灿”还是“港灿”都已成为过去时。但新的矛盾又不断产生出来，而且越来越大。香港实行英美法，小孩子无论父母是不是香港人，只要在香港出生就是永久居民。近年来大陆孕妇特地来香港生孩子的越来越多，据说已经有10万例以上，这给香港本地孕妇造成了很大不便。其他的，如大陆富豪过来炒楼炒高楼价，大陆普通人过来扫货（曾经一度把所有的奶粉一扫空），这些都引起一些香港人尤其是下层人士的不满。

具体到这次的香港地铁事，则是一个典型的“多余的一句话”的例子。大陆儿童在地铁吃东西固然不对，一旁的香港人如果好好劝说，不要说那些“这里是香港”之类的气话就不会起冲突。大陆来的大姐如果能答一句“对不起我们不知道”也不会把事情闹这么大。孔和尚骂香港人骂就骂吧，骂不讲普通话的都是王八蛋，火力之猛连老毛老邓都可能遭魚池之殃。

其实有很多时候，战火就是因为一句话烧起来了。好了，切换镜头，带大家从香港地铁穿越到北京的公共汽车去观摩一下，看看世界大战是怎样因为“多余的最后一句话”打起来的

以下是网上很流行的一个段子，叫做“多余的最后一句话”。

 

　　我有一个重大的发现，就是当人们发生冲突的时候，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各自主要都说了些什么。原因是什么呢？我发现是大家在说完所想要说的话之后说的最后的那句话。没有这句话，大家其实都是在很友好地交流，而一旦加上了这句话，交谈就变成了吵嘴，并且会愈演愈烈，最终局面无法收拾。问题在于，这句话的内容往往和大家要说的事情毫不相干，所以，我把它称为“多余的最后一句话”。

　　举个例子吧。

　　我那天坐公共汽车去办事，车上人不多，但也没有空位子，有几个人还站着，吊在拉手上晃来晃去。一个年轻人，干干瘦瘦的，戴个眼镜，身旁有几个大包，一看就是刚从外地来的。他靠在售票员旁边，手里拿着一个地图在认真研究着，眼里不时露出茫的神情。估计是有点 儿迷路了。他犹豫了半天，很不好意思地问售票员：“去颐和园应该在哪儿下车啊？”售票员是个短头发的小姑娘，正剔着指甲缝呢。她抬头看了一眼外地小伙儿，说：“你坐错方向了，应该到对面往回坐。”要说这些话也没什么，错了小伙儿下站下车马路对面坐回去呗。 但是售票员可没说完，她该说那多余的最后一句话了。“拿着地图都看不明白，还看什么劲儿啊！”售票员姑娘眼皮都不抬地说。

　　外地小伙儿可是个有涵养的人，他嘿嘿笑了一笑，把地图收起来，准备下一站下车换乘去。旁边有个大爷可听不下去了。他对外地小伙儿说：“你不用往回坐，再往前坐四站换904也能到。”要是他说到这儿也就完了，那还真不错，既帮助了别人，也挽回了北京人的形象 。可大爷哪儿能就这么打住呢，他一定要把那多余的最后一句话说完：“现在的年轻人哪，没一个有教养的！”我心想，大爷这话真是多余，车上年轻人好多呢，打击面太大了吧！

　　可不，站在大爷旁边的一位小姐就忍不住了。“大爷，不能说年轻人都没教养吧，没教养的毕竟是少数嘛。您这么一说我们都成什么了！”这位小姐穿得挺时髦，两根细带子吊个小背心，脸上化着鲜艳的浓妆，头发染成火红色。可您瞧人这话，不象没教养的人吧，跟大爷还 “您，您”的。可谁叫她也忍不住非要说那“多余的最后一句话”呢！“就象您这样上了年纪看着挺慈祥的，一肚子坏水儿的多了去了！”

　　没有人出来批评一下时髦的小姐是不正常的。可不，一个中年的大姐说了：“你这个女孩子怎么能这么跟老人讲话呢，要有点儿礼貌嘛。你对你父母也这么说话吗？”您瞧大姐批评得多好！把女孩子爹妈一抬出来，女孩子立刻就不吭气了。要说这事儿就这么结了也就算了， 大家说到这儿也就完了，大家该干嘛干嘛去。可不要忘了，大姐的“多余的最后一句话”还没说呢。“瞧你那样，估计你父母也管不了你。打扮得跟鸡似的！”

　　后面的事大家就可想而知了，简单地说，出人命的可能都有。这么吵着闹着车可就到站了。车门一开，售票员小姑娘说：“都别吵了，该下车的赶快下车吧，别把自己正事儿给耽误了。”当然，她没忘了把最后一句多余的话给说出来：“要吵统统都给我下车吵去，不下去我车可不走了啊！烦不烦啊！”烦不烦？烦！不仅她烦，所有乘客都烦了！整个车厢这可叫炸了窝了，骂售票员的，骂外地小伙儿的，骂时髦小姐的，骂中年大姐的，骂天气的，骂自个儿孩子的，真是人声鼎沸，甭提多热闹了！

　　那个外地小伙儿一直没有说话，估计他实在受不了了，他大叫一声：“大家都别吵了！都是我的错，我自个儿没看好地图，让大家跟着都生一肚子气！大家就算给我面子，都别吵了行吗？”听到他这么说，当然车上的人都不好意思再吵了，声音很快平息下来，少数人轻声嘀 咕了两句，也就不说话了。但你们不要忘了，外地小伙儿的“多余的最后一句话”还没说呢。“早知道北京人都是这么一群不讲理的王八蛋，我还不如不来呢！”

　　想知道事情最后的结果吗？我那天的事情没有办成。我先到派出所录了口供，然后到医院外科把头上的伤给处理了一下。我头上的伤是在混战中被售票员小姑娘用票匣子给砸的。你们可别认为我参与了他们打架，我是去劝来着。我呼吁让他们都冷静一点儿，有话好好说，没什么大事儿，没什么必要非打个头破血流。

　　我的多余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不就是售票员说话不得体吗？你们就当她是个傻B，和她计较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