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香港地鐵事件讓大陸人的香港人之間的複雜微妙的關係再度浮上檯面。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大陸人和香港人的關係說來話也長。 香港是個自由港,在民國年間是任誰都可以去的。只要連續住滿七年就可以成為香港永久居民。當時,香港還不如上海發達,謀生也不易, 去香港的主要是難民,失意政客等。在中共建政後的50年代初,內地居民還可以自由赴港,好像汪明荃就是50年左右才去的。後來大陸閉關鎖國,大陸居民就不能隨意赴港了。只有拿到內地公安機關發給的“單程港澳通行證”才能去。香港方面最初是不加限制,只要來到香港就是香港居民。有許多沒有“單程證”的內地人士冒險偷渡。我認識的一個港商就是偷渡到了第三次才成功的。後來去的人太多,香港方面受不了,因此偷渡過去的不再收留,一律遣返。現在香港方面根據與大陸的協議,一天接受一百五十個“單程證”人士。 早先從大陸赴港的有許多是我黨明里暗裡的幹部,他們往往帶有一定的任務,香港人自然也心知肚明。在文革中有一部樣板戲叫《紅燈記》,裡面的地下黨員來接頭時都自稱為“表叔”。李鐵梅的唱詞“我家的表叔,數不清.沒有大事,不登門。。。 ” 被香港人聽到了,就用“表叔”來稱呼大陸來客。 後來大概香港人也弄清楚了,從大陸來的也不都是“表叔”,很多都只不過是他們的窮親戚。在一個電視劇里有一個大陸鄉下來的新移民角色叫“阿燦”,於是乎大陸人就被稱為“阿燦”,並衍生出“燦哥”和“燦妹”等帶有一點貶義的詞語。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大陸改革開放迅速發展起來了。便有大陸人以“港燦”來回敬香港人,香港人有時也以此自嘲。我最初聽一個香港朋友說自己是“港燦”時,忍不住笑了半天,當然他是在拿自己開玩笑的。 香港回歸這麼多年了,中港在經濟上已融為一體。無論是“表叔”,“阿燦”還是“港燦”都已成為過去時。但新的矛盾又不斷產生出來,而且越來越大。香港實行英美法,小孩子無論父母是不是香港人,只要在香港出生就是永久居民。近年來大陸孕婦特地來香港生孩子的越來越多,據說已經有10萬例以上,這給香港本地孕婦造成了很大不便。其他的,如大陸富豪過來炒樓炒高樓價,大陸普通人過來掃貨(曾經一度把所有的奶粉一掃空),這些都引起一些香港人尤其是下層人士的不滿。 具體到這次的香港地鐵事,則是一個典型的“多餘的一句話”的例子。大陸兒童在地鐵吃東西固然不對,一旁的香港人如果好好勸說,不要說那些“這裡是香港”之類的氣話就不會起衝突。大陸來的大姐如果能答一句“對不起我們不知道”也不會把事情鬧這麼大。孔和尚罵香港人罵就罵吧,罵不講普通話的都是王八蛋,火力之猛連老毛老鄧都可能遭魚池之殃。 其實有很多時候,戰火就是因為一句話燒起來了。好了,切換鏡頭,帶大家從香港地鐵穿越到北京的公共汽車去觀摩一下,看看世界大戰是怎樣因為“多餘的最後一句話”打起來的 以下是網上很流行的一個段子,叫做“多餘的最後一句話”。 我有一個重大的發現,就是當人們發生衝突的時候,其根本原因並不在於各自主要都說了些什麼。原因是什麼呢?我發現是大家在說完所想要說的話之後說的最後的那句話。沒有這句話,大家其實都是在很友好地交流,而一旦加上了這句話,交談就變成了吵嘴,並且會愈演愈烈,最終局面無法收拾。問題在於,這句話的內容往往和大家要說的事情毫不相干,所以,我把它稱為“多餘的最後一句話”。 舉個例子吧。 我那天坐公共汽車去辦事,車上人不多,但也沒有空位子,有幾個人還站着,吊在拉手上晃來晃去。一個年輕人,乾乾瘦瘦的,戴個眼鏡,身旁有幾個大包,一看就是剛從外地來的。他靠在售票員旁邊,手裡拿着一個地圖在認真研究着,眼裡不時露出茫的神情。估計是有點 兒迷路了。他猶豫了半天,很不好意思地問售票員:“去頤和園應該在哪兒下車啊?”售票員是個短頭髮的小姑娘,正剔着指甲縫呢。她抬頭看了一眼外地小伙兒,說:“你坐錯方向了,應該到對面往回坐。”要說這些話也沒什麼,錯了小伙兒下站下車馬路對面坐回去唄。 但是售票員可沒說完,她該說那多餘的最後一句話了。“拿着地圖都看不明白,還看什麼勁兒啊!”售票員姑娘眼皮都不抬地說。 外地小伙兒可是個有涵養的人,他嘿嘿笑了一笑,把地圖收起來,準備下一站下車換乘去。旁邊有個大爺可聽不下去了。他對外地小伙兒說:“你不用往回坐,再往前坐四站換904也能到。”要是他說到這兒也就完了,那還真不錯,既幫助了別人,也挽回了北京人的形象 。可大爺哪兒能就這麼打住呢,他一定要把那多餘的最後一句話說完:“現在的年輕人哪,沒一個有教養的!”我心想,大爺這話真是多餘,車上年輕人好多呢,打擊面太大了吧! 可不,站在大爺旁邊的一位小姐就忍不住了。“大爺,不能說年輕人都沒教養吧,沒教養的畢竟是少數嘛。您這麼一說我們都成什麼了!”這位小姐穿得挺時髦,兩根細帶子吊個小背心,臉上化着鮮艷的濃妝,頭髮染成火紅色。可您瞧人這話,不象沒教養的人吧,跟大爺還 “您,您”的。可誰叫她也忍不住非要說那“多餘的最後一句話”呢!“就象您這樣上了年紀看着挺慈祥的,一肚子壞水兒的多了去了!” 沒有人出來批評一下時髦的小姐是不正常的。可不,一個中年的大姐說了:“你這個女孩子怎麼能這麼跟老人講話呢,要有點兒禮貌嘛。你對你父母也這麼說話嗎?”您瞧大姐批評得多好!把女孩子爹媽一抬出來,女孩子立刻就不吭氣了。要說這事兒就這麼結了也就算了, 大家說到這兒也就完了,大家該幹嘛幹嘛去。可不要忘了,大姐的“多餘的最後一句話”還沒說呢。“瞧你那樣,估計你父母也管不了你。打扮得跟雞似的!” 後面的事大家就可想而知了,簡單地說,出人命的可能都有。這麼吵着鬧着車可就到站了。車門一開,售票員小姑娘說:“都別吵了,該下車的趕快下車吧,別把自己正事兒給耽誤了。”當然,她沒忘了把最後一句多餘的話給說出來:“要吵統統都給我下車吵去,不下去我車可不走了啊!煩不煩啊!”煩不煩?煩!不僅她煩,所有乘客都煩了!整個車廂這可叫炸了窩了,罵售票員的,罵外地小伙兒的,罵時髦小姐的,罵中年大姐的,罵天氣的,罵自個兒孩子的,真是人聲鼎沸,甭提多熱鬧了! 那個外地小伙兒一直沒有說話,估計他實在受不了了,他大叫一聲:“大家都別吵了!都是我的錯,我自個兒沒看好地圖,讓大家跟着都生一肚子氣!大家就算給我面子,都別吵了行嗎?”聽到他這麼說,當然車上的人都不好意思再吵了,聲音很快平息下來,少數人輕聲嘀 咕了兩句,也就不說話了。但你們不要忘了,外地小伙兒的“多餘的最後一句話”還沒說呢。“早知道北京人都是這麼一群不講理的王八蛋,我還不如不來呢!” 想知道事情最後的結果嗎?我那天的事情沒有辦成。我先到派出所錄了口供,然後到醫院外科把頭上的傷給處理了一下。我頭上的傷是在混戰中被售票員小姑娘用票匣子給砸的。你們可別認為我參與了他們打架,我是去勸來着。我呼籲讓他們都冷靜一點兒,有話好好說,沒什麼大事兒,沒什麼必要非打個頭破血流。 我的多餘的最後一句話是這麼說的:不就是售票員說話不得體嗎?你們就當她是個傻B,和她計較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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