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我大四那年發生的事。寒假回來時,早我一年畢業的中學時的師姐王霞,讓我給她留校任教的大學室友李娟帶了一點東西。我回來後給李娟掛了電話,約好日子就準備去她的學校。早春的北京早晚還很冷,我因此選了個下午出門。 李娟的學校坐落在白石橋路上。白石橋路路面寬闊,風景優美。路的兩邊布滿了參天大樹,夏秋的時候綠樹成蔭,是沿路諸多大學的學生們壓馬路的好去處。那些白楊樹高大挺拔枝葉茂盛,非常令人難忘。直到我離開北京好多年後,那些樹們還時常出現在我對北京的記憶里。 去找李娟的那天雖只是早春,白楊樹們的葉子還沒有長好。但是我去的那個下午卻碰巧是一個難得的好天,風和日麗,樹影斑駁,空氣中充滿了誘惑。 留校任教的李娟雖是大學老師,但對我這個已經在大學校園裡混了四年,還有幾個月就要被刑滿釋放的大四生看來,我們之間可一點也不像師生。李娟的宿舍是和別人共有的一間筒子樓,擁擠而雜亂,連個可以舒服坐着聊天的地方都不容易找。因此,把東西給了李娟後,我就準備直接撤了。 李娟有點過意不去,“要不我們到外面走走吧,我們校園裡有些地方王霞可能還沒帶你去過。”大四學生的時間本來就是只嫌太多,早點回自己學校也只是多點時間灌幾瓶啤酒,再多甩碎幾個小(啤酒)瓶而已。對了,那一年是1990年,我們正在為前一年的衝動付出代價。 和李娟聊了沒幾句話題就到了我的前途。本來說好是不會被秋後算帳的,但可能是前一年我們把老人家的心傷得太狠,因此對我們這一屆畢業生就有了格外嘉獎,原則上北京一個不留,也不讓考研,各省的畢業生全部回各自的地方去,所以我也沒有什麼需要去努力的地方。 李娟個子不高,相貌平常卻充滿了親和力,因此我們的談話得以一直在一種親切友好的氣氛中進行。在校園裡走了一圈,有一點很柔和的風迎面吹過來,身邊的李老師正在誨人不倦,頓時令我有一種如浴春風的感覺。因此當李娟出於禮貌邀我共進晚餐時,我連假裝客氣一下的程序都省了直接就愉快地服從了李老師的安排。 李娟學校的伙食一向不錯,那一天也應該是吃得還可以,但我的注意力卻完全被李娟吸了過去。吃的什麼已經記不清了,印象深刻只有一點,她喜歡讀郁達夫。郁達夫???我連魯迅都不愛讀,還郁達夫呢。但李娟喜歡,不僅她自己喜歡,還強力推薦給我。 回去以後立馬就去圖書館找郁達夫的東東,從此在各式各樣的反思反省會上,我努力克服了兒童多動症,將自己升級成南郭先生,像一個好學生似的手捧寶書正襟危坐孜孜不倦令領導(冒號)放心。經過一陣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式的自由反思加強化學習後,我還真看出了點道道。只是,令我迷惑不解的是,李娟她為什麼會喜歡郁達夫?或者這麼說,郁達夫他有哪一點值得李娟這麼有內涵的美女去喜歡? 老郁的東東都有一個基本模式,一個在日留學生喜歡上了一個日本妞,但基於自己“弱國子民”的身份,自卑而敏感的留學生既不能堂堂正正去追求卻又沉溺其中不能放棄,所以最後無一例額外的都會釀成悲劇。小說里的主人公最害怕的就是當心儀的美女問他“你府上是什麼地方”,這時他就會立刻臉紅耳赤,全身發抖,像上了斷頭台一樣,“原來日本人輕視中國人,同我們輕視豬狗一樣。日本人都叫中國人作‘支那人’,這‘支那人’三個字,在日本,比我們罵人的‘賤賊’還更難聽,如今在一個如花的少女前頭,他不得不自認說‘我是支那人’了。”(《沉淪》)。。。 關於日本人瞧不起“支那人”有一個例子,郭沫若的日本夫人郭安娜自述,這位原名佐滕富子的女護士愛上中國留學生郭沫若時,素稱開明的父親卻馬上發怒——“你怎麼能和一個支那豬結婚?”據說當年華僑男子或中國留學生上街,日本小孩往往放肆地在後面扯辮子,口中還喊:“清國奴!豚尾奴!”穿黑制服的警察看到後一般都不加制止,還放聲大笑。 1912年清朝滅亡而中華民國成立,日本人不能再稱“清國”,卻不呼我正式國號“中華”而只用“支那”一詞,南京國民政府忍無可忍後在1930年5月正式下令:“倘若日方公文使用支那之類文字,中國外交部可斷然拒絕接受。”受辱華情緒煽動的日本軍人,自然不會對中國人有任何尊重。1950年代在撫順戰犯管理悔過的日本戰犯反省為什麼犯罪的原因時都說:“那時我們根本沒有把中國人當成人,感到如同屠宰豬羊一樣……” 話又說回來了,男子漢大豆腐,大不了不追日本女人就是了。可是在郁達夫的心目中,偏偏又放不下,“日本的女子,一例地是柔和可愛的,她們歷代所受的,自從開國到如今,都是順從男子的教育。並且因為向來人口不繁,衣飾起居簡陋的結果,一般女子對於守身的觀念,也沒有像我們中國那麼固執。又加以纏足深居等習慣毫無,操勞工作,出入里巷,行動都和男子無差;所以身體大抵總長得肥碩完美,決沒有臨風弱柳,瘦身黃花的病貌。更兼島上火山礦泉獨多,水分富含異質,因而關東西靠山一帶的女人,皮色滑膩通明,細白得像似瓷體;至如東北內地雪國里的嬌娘,就是在日本也是雪美人的名稱,她們的肥白柔美,更可以不必說了。”(《雪夜》) 因此郁達夫小說里的主人公只好沉淪於痛苦中,最後在痛苦中喊出,“祖國呀祖國!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來!強起來吧!/你還有許多兒女在那裡受苦呢!” 而在和郁達夫差不多同時在日本遊學的畫家豐子愷看來,日本女子,“平時穿着衣袍,踏在半尺把高的木屐上,看上去還不討嫌。等到脫了衣裳,除了木屐,站在畫室里的台上,望去樣子真是難看,只見肥大的一段身體,四肢短小如同烏龜的腳。”就算豐子愷的這個太誇張,那個郁達夫也太有點高看日本妞了吧。 還是我們宿舍的老大總結得好,郁達夫自己木有本事泡到日本妞卻硬要怪罪到祖國頭上,這人太沒勁了。在看完了《沉淪》之後,我的心已經變得有點要沉淪了,老大的一語安撫了我,我雖然沒能解開地雷的秘密,但我每次經過李娟的學校時,還是忍不住想再去偷一顆地雷。 李娟來自西南邊陲一個小地方,她告訴過我我也沒能記住。為了在北京站住腳,她付出了比原本就住在天子腳下的人大得多的努力。王霞畢業時回省城了,因為那有人能罩着她,她不用太辛苦也能得到想要的生活。李娟要想找到同樣的感覺,恐怕要一直被分下去直到縣城甚或是鄉鎮。因此對李娟來說,不惜一切代價爭取留京是她唯一的選擇,而最終她也如願以償。 在北京的4年多時間裡李娟努力使自己近乎脫胎換骨,從口音李已經聽不出她是外地人,打扮舉止上也和京人無異。她知識淵博內涵豐富,為人隨和仗義,好交朋友。我簡直找不到她什麼缺點。除了她喜歡郁達夫,還有一點,就是我發現在她自信的外表下,她內心裡可能還是很自卑的。我不知道是什麼導致了她的這種自卑,但每次只要說起她的家鄉的話題,她就固執敏感得驚人。 這個世界是很神奇的,有一位詩人說過:“有的人活着他已經死了; 有的人死了他還活着。”,那位詩人讓我搞不清楚他到底是活着還是已經死了,但我卻願意套用他的句型:有人和你朝夕相處了很長時間,你對他(她)卻可以沒有什麼感覺,比如我宿舍的老大,雖然他不是女的。有人和你雖只是一面之交,卻可以令你終身難以忘懷,比如李娟,當然我和她早就不只是一面之交了。 我還真是沒把自己當外人,好幾次都碰巧在吃飯時間路過李娟學校。中國有句老話,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軟。但我用自己的親身例子證明,這句話有時是不對的,因為我越是蹭了李娟的飯,越是感覺可以在她面前放肆。直到有一次李娟有個小提議,她問我有沒有考慮過在京城裡“黑”下來。她在中關村的電腦公司里認識幾個老闆,只要不要求解決戶口,幫我找一份工作應該沒有問題。 留在北京作“黑人”?這個想法很有趣但也很殘酷。那年頭還不怎麼流行“北漂”,“漂”的代價很大後果也很嚴重,因為從此就會從國家幹部升級成“黑人”了,即使我還是共和國的公民國家的主人。我很有禮貌地拒絕了她的提議,從此跟李娟的關係就變得輕鬆自然了。 那一年的畢業生可能算是中了空前絕後的大獎,京城留不下,連省城也不讓呆,全部被下放到基層讓勞動人民親自再教育一回。下放的日子苦悶而孤獨,我有時也會想起李娟來。聽王霞說李娟有了男朋友。又過了一段時間,又聽王霞說了,李娟結婚了,對方是一個北京的小伙子。聽到這個消息,我心裡禁不住湧起一股惆悵來。那個有幸從小生活在天子腳下的小子,他讀得懂郁達夫嗎?不過,他還是幫助讓李娟在我心目中的分類從“屬性待定”升級成了“姐姐”,那小子也自然成為了“姐夫”。 後來我也出國留學了,去的正是郁達夫當年去的日本。那個時候中國和日本的差距已經和郁達夫時代有所不同了,當年的皇軍早已被打敗被改成了“自衛隊”,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政治地位也已經高過日本了。但在日留學生和普通日本人在經濟上的差距可能比郁達夫時代更大了。因為中國已經徹底消除了貧富差距,沒有窮人也沒有了富人。因此,在中國受過良好教育受人尊敬有不錯的工作的人,到了日本如果沒能拿到全獎獎學金,也要從事類似後來中國農民工的幹活。在餐館廚房幫廚、在前台做侍應生、到工地做裝修工,幫人搬家,搭舞台。。。活躍在建設資本主義新日本的第一線。 我雖申請到了半獎免學費,但為了掙到自己的生活費,也不得不和日本社會裡的底層勞動人民一起同甘苦共命運。好在資本家按照當地法律給出的最低工資似乎還不錯,按照當時的匯率,我在日本兼職藍領一天掙的錢比在中國全職白領一個月掙的都多。不過,日本的消費也非常貴,靠體力掙的辛苦錢也就只夠糊口而已。我住在學生宿舍里,那裡沒有房東太太,自然也不會有房東太太的女兒,因此就是想體驗一把郁達夫們的曾經的生活也無從入手。 在一個春風拂面的午夜,我身心俱疲剛剛結束7個小時的強體力勞動,在從餐館回家的路上。路邊的店鋪都已經打烊關門,燈火通明的大街顯得空空蕩蕩,我的心也同樣地空空蕩蕩的。想起剛才在餐館時,因為出了一點小差錯,被一個好像連高中都沒能畢業的小男生呵斥,我心裡感到極不平衡。難過中不知怎地想起了李娟,這時有一個極微弱的聲音在我腦海里閃過:“祖國呀祖國!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來!強起來吧!/你還有許多兒女在那裡受苦呢!” 我覺得我讀懂了郁達夫,在那一刻,我突然間明白了李娟喜歡郁達夫的原因,抬起頭來,禁不住已經淚流滿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