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我大四那年发生的事。寒假回来时,早我一年毕业的中学时的师姐王霞,让我给她留校任教的大学室友李娟带了一点东西。我回来后给李娟挂了电话,约好日子就准备去她的学校。早春的北京早晚还很冷,我因此选了个下午出门。 李娟的学校坐落在白石桥路上。白石桥路路面宽阔,风景优美。路的两边布满了参天大树,夏秋的时候绿树成荫,是沿路诸多大学的学生们压马路的好去处。那些白杨树高大挺拔枝叶茂盛,非常令人难忘。直到我离开北京好多年后,那些树们还时常出现在我对北京的记忆里。 去找李娟的那天虽只是早春,白杨树们的叶子还没有长好。但是我去的那个下午却碰巧是一个难得的好天,风和日丽,树影斑驳,空气中充满了诱惑。 留校任教的李娟虽是大学老师,但对我这个已经在大学校园里混了四年,还有几个月就要被刑满释放的大四生看来,我们之间可一点也不像师生。李娟的宿舍是和别人共有的一间筒子楼,拥挤而杂乱,连个可以舒服坐着聊天的地方都不容易找。因此,把东西给了李娟后,我就准备直接撤了。 李娟有点过意不去,“要不我们到外面走走吧,我们校园里有些地方王霞可能还没带你去过。”大四学生的时间本来就是只嫌太多,早点回自己学校也只是多点时间灌几瓶啤酒,再多甩碎几个小(啤酒)瓶而已。对了,那一年是1990年,我们正在为前一年的冲动付出代价。 和李娟聊了没几句话题就到了我的前途。本来说好是不会被秋后算帐的,但可能是前一年我们把老人家的心伤得太狠,因此对我们这一届毕业生就有了格外嘉奖,原则上北京一个不留,也不让考研,各省的毕业生全部回各自的地方去,所以我也没有什么需要去努力的地方。 李娟个子不高,相貌平常却充满了亲和力,因此我们的谈话得以一直在一种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在校园里走了一圈,有一点很柔和的风迎面吹过来,身边的李老师正在诲人不倦,顿时令我有一种如浴春风的感觉。因此当李娟出于礼貌邀我共进晚餐时,我连假装客气一下的程序都省了直接就愉快地服从了李老师的安排。 李娟学校的伙食一向不错,那一天也应该是吃得还可以,但我的注意力却完全被李娟吸了过去。吃的什么已经记不清了,印象深刻只有一点,她喜欢读郁达夫。郁达夫???我连鲁迅都不爱读,还郁达夫呢。但李娟喜欢,不仅她自己喜欢,还强力推荐给我。 回去以后立马就去图书馆找郁达夫的东东,从此在各式各样的反思反省会上,我努力克服了儿童多动症,将自己升级成南郭先生,像一个好学生似的手捧宝书正襟危坐孜孜不倦令领导(冒号)放心。经过一阵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式的自由反思加强化学习后,我还真看出了点道道。只是,令我迷惑不解的是,李娟她为什么会喜欢郁达夫?或者这么说,郁达夫他有哪一点值得李娟这么有内涵的美女去喜欢? 老郁的东东都有一个基本模式,一个在日留学生喜欢上了一个日本妞,但基于自己“弱国子民”的身份,自卑而敏感的留学生既不能堂堂正正去追求却又沉溺其中不能放弃,所以最后无一例额外的都会酿成悲剧。小说里的主人公最害怕的就是当心仪的美女问他“你府上是什么地方”,这时他就会立刻脸红耳赤,全身发抖,像上了断头台一样,“原来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支那人’,这‘支那人’三个字,在日本,比我们骂人的‘贱贼’还更难听,如今在一个如花的少女前头,他不得不自认说‘我是支那人’了。”(《沉沦》)。。。 关于日本人瞧不起“支那人”有一个例子,郭沫若的日本夫人郭安娜自述,这位原名佐滕富子的女护士爱上中国留学生郭沫若时,素称开明的父亲却马上发怒——“你怎么能和一个支那猪结婚?”据说当年华侨男子或中国留学生上街,日本小孩往往放肆地在后面扯辫子,口中还喊:“清国奴!豚尾奴!”穿黑制服的警察看到后一般都不加制止,还放声大笑。 1912年清朝灭亡而中华民国成立,日本人不能再称“清国”,却不呼我正式国号“中华”而只用“支那”一词,南京国民政府忍无可忍后在1930年5月正式下令:“倘若日方公文使用支那之类文字,中国外交部可断然拒绝接受。”受辱华情绪煽动的日本军人,自然不会对中国人有任何尊重。1950年代在抚顺战犯管理悔过的日本战犯反省为什么犯罪的原因时都说:“那时我们根本没有把中国人当成人,感到如同屠宰猪羊一样……” 话又说回来了,男子汉大豆腐,大不了不追日本女人就是了。可是在郁达夫的心目中,偏偏又放不下,“日本的女子,一例地是柔和可爱的,她们历代所受的,自从开国到如今,都是顺从男子的教育。并且因为向来人口不繁,衣饰起居简陋的结果,一般女子对于守身的观念,也没有像我们中国那么固执。又加以缠足深居等习惯毫无,操劳工作,出入里巷,行动都和男子无差;所以身体大抵总长得肥硕完美,决没有临风弱柳,瘦身黄花的病貌。更兼岛上火山矿泉独多,水分富含异质,因而关东西靠山一带的女人,皮色滑腻通明,细白得像似瓷体;至如东北内地雪国里的娇娘,就是在日本也是雪美人的名称,她们的肥白柔美,更可以不必说了。”(《雪夜》) 因此郁达夫小说里的主人公只好沉沦于痛苦中,最后在痛苦中喊出,“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而在和郁达夫差不多同时在日本游学的画家丰子恺看来,日本女子,“平时穿着衣袍,踏在半尺把高的木屐上,看上去还不讨嫌。等到脱了衣裳,除了木屐,站在画室里的台上,望去样子真是难看,只见肥大的一段身体,四肢短小如同乌龟的脚。”就算丰子恺的这个太夸张,那个郁达夫也太有点高看日本妞了吧。 还是我们宿舍的老大总结得好,郁达夫自己木有本事泡到日本妞却硬要怪罪到祖国头上,这人太没劲了。在看完了《沉沦》之后,我的心已经变得有点要沉沦了,老大的一语安抚了我,我虽然没能解开地雷的秘密,但我每次经过李娟的学校时,还是忍不住想再去偷一颗地雷。 李娟来自西南边陲一个小地方,她告诉过我我也没能记住。为了在北京站住脚,她付出了比原本就住在天子脚下的人大得多的努力。王霞毕业时回省城了,因为那有人能罩着她,她不用太辛苦也能得到想要的生活。李娟要想找到同样的感觉,恐怕要一直被分下去直到县城甚或是乡镇。因此对李娟来说,不惜一切代价争取留京是她唯一的选择,而最终她也如愿以偿。 在北京的4年多时间里李娟努力使自己近乎脱胎换骨,从口音李已经听不出她是外地人,打扮举止上也和京人无异。她知识渊博内涵丰富,为人随和仗义,好交朋友。我简直找不到她什么缺点。除了她喜欢郁达夫,还有一点,就是我发现在她自信的外表下,她内心里可能还是很自卑的。我不知道是什么导致了她的这种自卑,但每次只要说起她的家乡的话题,她就固执敏感得惊人。 这个世界是很神奇的,有一位诗人说过:“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那位诗人让我搞不清楚他到底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但我却愿意套用他的句型:有人和你朝夕相处了很长时间,你对他(她)却可以没有什么感觉,比如我宿舍的老大,虽然他不是女的。有人和你虽只是一面之交,却可以令你终身难以忘怀,比如李娟,当然我和她早就不只是一面之交了。 我还真是没把自己当外人,好几次都碰巧在吃饭时间路过李娟学校。中国有句老话,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但我用自己的亲身例子证明,这句话有时是不对的,因为我越是蹭了李娟的饭,越是感觉可以在她面前放肆。直到有一次李娟有个小提议,她问我有没有考虑过在京城里“黑”下来。她在中关村的电脑公司里认识几个老板,只要不要求解决户口,帮我找一份工作应该没有问题。 留在北京作“黑人”?这个想法很有趣但也很残酷。那年头还不怎么流行“北漂”,“漂”的代价很大后果也很严重,因为从此就会从国家干部升级成“黑人”了,即使我还是共和国的公民国家的主人。我很有礼貌地拒绝了她的提议,从此跟李娟的关系就变得轻松自然了。 那一年的毕业生可能算是中了空前绝后的大奖,京城留不下,连省城也不让呆,全部被下放到基层让劳动人民亲自再教育一回。下放的日子苦闷而孤独,我有时也会想起李娟来。听王霞说李娟有了男朋友。又过了一段时间,又听王霞说了,李娟结婚了,对方是一个北京的小伙子。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禁不住涌起一股惆怅来。那个有幸从小生活在天子脚下的小子,他读得懂郁达夫吗?不过,他还是帮助让李娟在我心目中的分类从“属性待定”升级成了“姐姐”,那小子也自然成为了“姐夫”。 后来我也出国留学了,去的正是郁达夫当年去的日本。那个时候中国和日本的差距已经和郁达夫时代有所不同了,当年的皇军早已被打败被改成了“自卫队”,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地位也已经高过日本了。但在日留学生和普通日本人在经济上的差距可能比郁达夫时代更大了。因为中国已经彻底消除了贫富差距,没有穷人也没有了富人。因此,在中国受过良好教育受人尊敬有不错的工作的人,到了日本如果没能拿到全奖奖学金,也要从事类似后来中国农民工的干活。在餐馆厨房帮厨、在前台做侍应生、到工地做装修工,帮人搬家,搭舞台。。。活跃在建设资本主义新日本的第一线。 我虽申请到了半奖免学费,但为了挣到自己的生活费,也不得不和日本社会里的底层劳动人民一起同甘苦共命运。好在资本家按照当地法律给出的最低工资似乎还不错,按照当时的汇率,我在日本兼职蓝领一天挣的钱比在中国全职白领一个月挣的都多。不过,日本的消费也非常贵,靠体力挣的辛苦钱也就只够糊口而已。我住在学生宿舍里,那里没有房东太太,自然也不会有房东太太的女儿,因此就是想体验一把郁达夫们的曾经的生活也无从入手。 在一个春风拂面的午夜,我身心俱疲刚刚结束7个小时的强体力劳动,在从餐馆回家的路上。路边的店铺都已经打烊关门,灯火通明的大街显得空空荡荡,我的心也同样地空空荡荡的。想起刚才在餐馆时,因为出了一点小差错,被一个好像连高中都没能毕业的小男生呵斥,我心里感到极不平衡。难过中不知怎地想起了李娟,这时有一个极微弱的声音在我脑海里闪过:“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我觉得我读懂了郁达夫,在那一刻,我突然间明白了李娟喜欢郁达夫的原因,抬起头来,禁不住已经泪流满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