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大學的時候，我父親托他的老同學馬叔叔照顧我。馬叔叔是牛街的回族，他的太太楊阿姨是天津人。楊阿姨說話很幽默，對飲食和穿着都很講究。我後來碰到的天津人幾乎都有這樣的特點。

我讀小學的時候趕上文革末期，基本上是“放養”長大的。那時的小孩都崇尚武力，最看不得男人唰嘴皮子，因此不大會說話。大學時同宿舍的好友是天津人，能說會道，一開始我沒少“遭殃”。後來成為好朋友，近朱者赤，幾年下來不知不覺間我的功力已然暴漲。而在嘴皮變薄的同時，臉皮也相應變厚了。高年級時去低年級女生宿舍“泡妞”，一不小心居然能博得滿堂彩，害得人家小女生上不成晚自習，耽誤了大好時光。最慘不忍睹的一次，是應邀去作“電燈泡”。在本應照亮別人的時候，我卻一不小心演了一把陳佩斯，沒照亮主角朱時茂反而不合時宜地照亮了自己（以下刪去五百字）。。。

有一年五一，我一個人騎車去天津，見識了像城堡一樣的“食品街”。那裡的大肉餛飩的美味至今想起來還讓我覺得巴普洛夫筒子的學說是很有道理的。當然，吃什麼雖重要，和誰一起吃更重要。後來，就在那短短的一年裡，我一不小心又去了天津。一開始都在南開天大附近蹭飯，然後就放了哥們的鴿子，穿越到天津商學院一帶去了（以下略去500字）。。。感覺就是，天津各大高校的伙食比起北京，那是強得太多了。

那時就覺得天津和它的周圍的北京河北等鄰居非常地不一樣。比如，北京的那些個宮廷小吃，常常讓我覺得在宮裡當皇上應該是一件苦差事，因為天天要吃這麼難吃的東西。河北也好不到哪去。我騎車從北京去天津的時候，一不小心穿越了河北。在河北吃飯的感覺就是，“齁（hou）咸”，可能今天“打死賣鹽的了，鹽不要錢”。當然，這只是就“吃”而言，其他方面，我對古風猶存的河北人和老北京人的仗義我一直是很欽佩的。

總之，一直覺得天津人跟周圍的北方鄰居很不一樣。不僅吃得更精緻，穿得更講究，對生活的態度也很端正，基本以享受為主，哈哈。

後來，才知道天津人原來是淮河流域一帶安徽人的後代。

話說在明朝早期的時候，明太祖沒有傳位給兒子而是傳給了皇長孫孝文帝。當時封地在北京的四皇子燕王不服，他起兵造反的時候，曾從一個叫“直沽”的地方渡河。燕王轉正為皇上以後，就把那地方改名叫“天津”意為“天子渡河之地”。後來朱老四在當時的首都南京住不慣，正好蒙古人來騷擾，朱老四就藉機把家搬到北京，以天子之尊親自來為全國人民鎮守國門--地處胡漢交界處的北京。

為了拱衛北京，朱皇帝從安徽老家調兵，在臨近的天津設衛築城，這就是“天津衛”的由來。所以天津城最早的居民就是從安徽來的軍人和他們的家屬，老天津人是安徽軍人的後代。在明朝的時候，安徽和江蘇還沒有分家，兩者當時是同一個省。因此，現在安徽的淮北和江蘇的蘇北在那時是一回事，老天津人就是從那來的。後來，到了清朝的時候，，李鴻章又從他的老家安徽調六萬淮軍來駐守天津，這些淮軍和他們的家屬們最終又都演變成天津人。

所以，最早的天津人是來自從軍經商的淮河流域一帶的安徽人江蘇人，他們其實不是北方人，他們的根在遙遠的江淮之地。

以下轉自百度百科《天津話》。

     中國人類學家李世瑜，在比較了天津話與周邊方言的特點後，認為天津話是一個孤立的方言島，提出了“天津方言島”學說。即天津話不是由周邊的方言演變而成，而是被周邊相似方言包圍的，像一個孤島一樣的獨立的方言區。

   但凡天津人都知道，楊柳青、鹹水沽一代人說的話，似乎很“隔色”。在天津這地界兒，隱隱有這麼一條線，線的這一頭是“您(ní）了這(jiè）是干(ga)嘛(mà）呀”的天津話，一腳邁到線那頭，就好像到了外地。

　　這條線到底在哪裡，1954年，現年81歲高齡的李世瑜全面找出了天津地區四面八方的語言分界線，確立了“天津話方言島”學說，畫出了“天津方言區域圖”。

　　李老告訴記者，他過去住在西頭梁家嘴，從小就注意到一個事實：在他家的那些男女傭人，串街走巷做小生意的，賣青菜、西瓜的，掏糞的……都不說天津話。李老問過他們說的是什麼話，他們不是說楊柳青、靜海縣，就是說海下、鹹水沽，要麼就是武清縣、白洋淀……他又發現一個事實，就是我們講的口語中所用的詞彙有許多是與課本上、書籍上、報紙上不一致的，字典上也查不到，大人們說這是土話，或者是“雜言”。上個世紀40年代初，李世瑜開始搜集這些土話。

　　他說，天津方言與附近地區的方言有許多差別。住在市區的人到郊區去，走一段路就會發現語言變了。

　　在李世瑜的地圖中，標明七個方言小區，(1)就是天津方言區，呈倒置的等腰三角形。天津舊城是天津話的中心，它的四至(即等語線或同言線，同語線圈)從東郊大畢莊開始經趙莊子、張貴莊、翟莊子、蘆莊子、西郊北馬集、南馬集、北里八口、大韓莊、大蘆北口、小南河、陳村、侯家台、邢莊子到曹莊子。在這範圍的西北方向是(3)，即北郊方言區。這裡又分為A、 B兩區。(5)即東郊方言區。(4)即靜海方言區(屬靜海音系)。以及(2)即武清方言區(屬北京音系)。

　　由於(1)即天津方言區，它的東南西三面都被靜海方言區包圍着，這種現象在語言學上就稱(1)為“方言島”。所謂方言島是外來的方言勢力占據原來某方言區，形成被原來方言區域包圍着的獨立的方言孤島。全國這種例子不少，大都因移民所致。北方方言區內最著名的方言島是承德，它距離北京近二百公里，但居民操純北京話，就是由於康熙時興建避暑山莊和外八廟，大批供奉、保衛人員移住該地，定居下來，以致壓倒原來居民所操方言，使之同化於北京話，因此承德形成一方言島。

　　至於天津方言島，它的移民是從哪裡來的即它的語源在哪裡？李世瑜表示，這裡應先解決兩個與之相關的問題。

　　一是確定方言島即畫出它的等語線，主要根據天津話的語音特徵：陰平(一聲)讀低平調，在天津周圍找不到。天津倒置的等腰三角形的兩腰外側都是靜海方言區或屬靜海音系的海下方言區。兩腰村子，有時近在咫尺，但語意也迥然不同。主要是陰平的低調在兩腰外的地點中突然消失，其他聲調也有所改變。一個極端的例子是北斜村，這裡恰在等語線上，村子北由南運河引來的小河隔開，河東半操天津話，即陰平讀低平調。而河西低平調突然消失變成靜海話。在天津方言島即那個等腰三角形的底邊則情況略異。(3)方言區是過渡階段，陰平讀低平調的現象是逐漸消失的，越往北低平調的越少。到(2)方言區才全部讀成高平調。

　　二是，為什麼從天津話中心舊城往北不過一公里，從東於莊、西於莊語音就變了——儘管它是個過渡地區，而往南到二十多公里的大八里台，大孫莊一線才變呢？因為燕王的駐軍，以老城廂為根據地，無論是向北、向西還是向東開墾，都是不可能的。這三個方向都有人密集居住，常年耕作。村民不會讓外來的人口占據熟地，所以駐軍只能向南方開墾。天津地區原是個退海地，自從三十年前發現渤海灣西岸三道古海岸遺蹟後，才確認，戰國時期天津地區的聚落點還散布在沿張貴莊到八里台一線上，當時軍糧城到鹹水沽一線之西還是動盪不定的沼澤。而在舊城以北地區則在新石器時代已成陸地且逐漸開發。明初，天津地區的地位更為重要，建衛築城之後，移民聚集，占據原屬靜海地面定居，向北阻於南北運河和子牙河，那是早已開發的武清地界。往南多沼澤、葦塘、荒地，移民盡情占用，因此一直開到二三十公里以外。

   哪兒是天津話的根 --- 近於鳳陽音，又似徐州語，類同淮安言，最像宿州話。

　　在李世瑜提出“天津方言島”學說後，學術界一致予以認可，但對天津方言的語源卻有不同的說法。一說，是流行在天津這一地區的一個土著方言；或說，是由靜海話在聲調發生演變之後而逐步形成的；另一民間傳說，是從山西洪洞大槐樹村移來的；市歷史博物館的陳列根據志書所載，許多早期人物籍貫是山西，文獻中也有“自山西移民”的記載，故也主此說；另是“燕王掃北”時從江蘇、安徽移來的。李世瑜認為，從語言現象上看，“燕王掃北”一說是較符合實際的。

　　“燕王掃北”，是流傳民間已久的傳說。朱元璋稱帝后，仿效古人，封了許多藩王。四子朱棣握有重兵，且屢建戰功，故遭朱元璋忌憚。為了削弱他的實力，洪武三年朱元璋封他為燕王，讓他帶領大批老弱殘兵到北京、天津一帶戍邊。據說，當時募兵的標準是“弱冠不挑，而立不去，天命之年隨軍去”，意思是說，隨燕王掃北的人，二三十歲的人都不許去，只許五十歲左右的人去。無疑，這些人都是有家小的，就是說，燕王確實從固鎮一帶地區招募了很多士兵，帶着家屬開赴北方。

　　且不說傳說怎樣，有一點是確定的，那就是在燕王掃北前後，蘇皖地區不斷有移民到天津地區，江淮人逐漸地占了壓倒性優勢，才確立的天津方言島。從山西或其他地方移民天津的人，由於不是大批的，無論是操什麼方言，也都會被同化。

　　燕王是安徽鳳陽人，他帶兵北上定會從他的家鄉及附近招募士兵，包括隨軍家屬或其他移民，而且這些人有“明初有戍天津者，因家焉”(《天津縣新志·汪來傳》)。所以《衛志》戶口有軍籍，官籍。通過上述逃荒、漕運、戍邊等，大批人定居到天津。

　　《衛志·毛愷德政碑》記：“天津近東海，故荒石蘆荻處。永樂初始辟而居之，雜以閩、廣、吳、楚、齊、梁之民。”這些史料、說明了明朝初期天津衛人口結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從軍經商的吳人成了天津衛人口的重要組成部分。再加上這些人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比較高。於是，具有低平調的江淮方言成了天津衛的通用語。

追尋天津話足跡

　　

   確立了天津話的來源，就要弄清楚，天津話的“母方言”到底在哪裡？鳳陽？蚌埠？淮安？還是……上世紀80年代，已經60多歲的李世瑜先後兩次南下，奔波於安徽的各個城市。洪澤湖畔，留下李老躑躅的身影。

　

　　出行之前，幾種線索形成不同的畫面，呈現在李世瑜的面前。

　　線索一：80年代，“鳳陽雜技團”到天津表演，講解員說的完全是“天津話”，李世瑜以為是臨時雇用的天津人來當講解員。表演結束後，他和演員談話，才發現，他們的口音和講解員差不多，他們說的就是自己的家鄉話。李世瑜聯想到，天津西於莊有一種民間舞蹈——花鼓，他們的唱詞、鼓點、舞蹈、服飾都是從鳳陽來的。聽黃梅戲的時候，也常常感到道白很像天津話。

　　線索二：一次他從合肥乘車南下，列車員說的都是“天津話”。李世瑜以為這是天津列車段的乘務員調到淮南鐵路段的。經詢問後，才知道他們說的也是家鄉話。一位在徐州工作的天津人告訴他，徐州話和天津話差不多，只要動幾個音就可以了。凡此種種，都讓李世瑜意識到，天津方言的“母方言”很可能與蘇北、皖北一帶有關，特別是以鳳陽為中心的地帶，當年燕王掃北時所帶的兵可能就是從這裡招募的，後來在天津定居下來。

　　線索三：周總理的口音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他的口音和天津話很像，因為他的陰平(一聲)讀低平調。淮安是周總理的故鄉，這樣就又使他意識到，以淮安為中心的方言有可能是天津方言的“母方言”。

　　帶着這些假設，1986年9月，李世瑜開始了尋訪工作，先去鳳陽。李世瑜在蚌埠下車，先調查了蚌埠方言，邊聽邊錄音邊研究，結果卻令人失望。因為除了它的陰平(一聲)也讀低平調之外，其他的音調都與天津話有差距，尤其保存了許多入聲字，而天津話是沒有入聲字的。如果加快語流速度，他們便有聽不懂的地方了。到了鳳陽，發現那裡的方言不像雜技團的成員那樣，而是和蚌埠基本相同，可能是雜技團的人並非都是鳳陽人的緣故。

　　與此同時，李世瑜發現，鳳陽的方言南部和北部還有差異，南部入聲字更多一些。他又調查了鳳陽附近的臨淮和留埠，結果也是一樣。抵達淮安後，同樣是一無所獲，李世瑜的線索一下子斷了。鳳陽和淮安是天津方言的“母方言”的推斷，被事實否定了。

　　繞着高郵湖、洪澤湖地區跑了一圈之後，天津方言的“母方言”似乎還在雲里霧中。李世瑜決定再到安慶尋訪。在從徐州乘火車前往安慶的途中，他卻有了出人意料的收穫，這個收穫成為李世瑜尋訪成功決定性的因素。

　　火車上很擁擠，李世瑜和很多人一樣是“站票”。火車過了宿州後，李世瑜身邊的兩個人因為搶座吵了起來。一口純正的天津話，從兩個人嘴裡硬硬地甩出來。李世瑜以為碰到了老鄉，便勸起架來，“都出門在外的，都不容易，別吵了。”搶座的人眼眉一立：“嘛！嘛出門在外！我，我就這兒的。”

　　一句話，讓李世瑜大喜過望，安慶不去了！他乾脆跟着這兩個人下了火車，下車的這一站叫固鎮，在蚌埠北48公里處。一到固鎮火車站，李世瑜以為回到了天津，充斥雙耳的統統是他從小聽到大、說到大的天津話。

　　車站的茶攤前，一位老掌柜和他們搭起了話，一種“共同語言”讓他們相談甚歡。至今李世瑜的錄音帶里還留存着這樣一段精彩的對話。“兩位同志，你們哪兒人哪？”“您聽我們是哪的人？”老人遲疑了一下：“聽你們的口音是本地人，可我怎麼沒見過你們啊？”原來，固鎮來來往往的人都要經過這個火車站，老掌柜差不多都認識。

　　老掌柜告訴李世瑜，固鎮屬於宿州市現在屬於蚌埠市，宿州市距離固鎮45公里。

　　興奮的李世瑜馬不停蹄地回了宿州，歷經數月的調查，天津方言的“母方言”終於現出了真容——天津話來自以為中心的廣大的江淮平原。

　　這是燕王朱棣所賜。在流傳民間已久的“燕王掃北”傳說里，朱元璋四子朱棣握有重兵，且屢建戰功，故遭父皇忌憚。為削弱他實力，洪武三年朱元璋封他為燕王，讓他帶領大批老弱殘兵到北京、天津一帶戍邊。當時募兵的標準是二三十歲的人不許去，只許五十歲左右的人去，這些人無疑都有家小。燕王確實從固鎮一帶招募了很多士兵，帶着家屬開赴北方。

　　到晚清，李鴻章調淮軍六萬人駐守天津，最終又都演變成天津人。

　　結論：天津話來源於南方安徽蚌埠市固鎮。以固鎮為中心的皖北地區方言是天津話的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