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90年，由朋友介绍到一家犹太人的电子厂工作。有些经历，写出来与网友；特别是黑山老猫网友分享。

先说我的老板朋友。

老板名叫道夫，是俄罗斯移民的犹太人。

道夫的爱好是修车。他的车是全公司最最破的车；他那破车加速度还特别好，每次他在众人前飞速开出破车，大家都一片惊叹；他呢，扬扬得意，会大叫一声：“孩子们，再见了。”

这是一家二百人多人的大公司，几乎每天都有员工开着有问题的车来上班，上班时把车匙放到道夫的桌上，下班时，车已修好。

道夫是老板，当然有很多时得会见宾客。而他，很多时间是穿着T-shirt 在修车呢；一当宾客来访，公司的喇叭就会大叫：道夫，会客，要穿西装。

这时，道夫象一颗子弹般从地下室弹出，飞一般地到办公室，很快，就衣冠楚楚地出现在众人眼前了，大家便吹起口哨，叫：“道夫，好帅阿，祝好运。”

大多时是有好运的：公司接了新定单。这时，公司响起铃声，告诉大家：我们有新的单子了。

我之所以将道夫列为朋友，是有特别原因的。

我的时薪是九块；当时最低薪是六块，所以也不算太低。

但那时，我的经济压力很大很大。

我的家庭已在多伦多定居，租了二室一厅；而外子还在美国念那学位，而且，房子租在纽约。光两处的房租，就使我喘不过气来了。

公司有几个加勒比国家的女孩子，晚上在酒吧做女侍。我托她们帮我介绍晚上酒吧的兼职工作。

我才托人，道夫就到我工作的地方，来问：“为什么要去酒吧做兼职呢？”

“那当然是为钱罗。”

道夫听了就叫我到他的办公室；问明原因，道：“我无法加工资给你，因为这对其它员工不公平。但我有办法让你多赚钱。你加班吧，加班工资有一倍半，周末双薪，这和你去酒吧干活就差不多了。”

就这样，我每周（当时，是每周发薪的）所得交了税后是七百多块，二十年前，这是不少的了。

道夫对我特别的帮助，使我觉得他就是我的一个朋友。

但这帮助是有特别原因的。

中国大概在1983年，对全世界的各种标准做了整理，将国标向世界标准靠拢，简言之，国标就是国际标准。引进了国际标准九千号，即文件处理标准。

国家电工局在北京对全国电器大企业的标准，计量技术人员进行培训，我也参加了。回上海后，也做了这方面的工作。

而加拿大，1990年才开始全面实行国际标准九千号的实施。道夫需要有这方面经验的人，我的履历使他录用了我。

这儿，要说说我第二个朋友，我的顶头上司：阿弥尔。

阿弥尔也是俄罗斯的犹太人。他特别胖，爱吃。任何时候，有人招呼他吃，他总是来者不拒。

我们几个华人带吃的，招呼他吃，他也吃。我知道犹太人好些东西是不能吃的，问他：“你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

他说：“我能吃所有的。”

我带了荔枝，给他吃。

他问：“怎么吃呢？”

我说：“剥了皮吃。”

过了一会儿，有女孩子大叫我：“嗨，你给阿弥尔吃了什么？吃得他流泪了。”

我奔过去看他，问：“荔枝怎样啊？”

“很好吃”

“那你为什么流泪呢？”

“那中间的坚果味道我不合适。”

“那是核，要吐出来的。”

“那你为什么不说？你说：剥了皮吃。”

老天，这，需要教么？

阿弥尔管整个QC/QA 部门。我在他手下工作。当公司全面进行文件按标准改变时，阿弥尔就叫我去他的办公室，将文件交给我，要我帮他看怎样改。

我拒绝：“阿弥尔，你要知道，我拿的工资是流水线上的检验，这是你的工作。”

“工资是道夫的钱，我没法挖，但我有办法回报你。”

“怎样回报呢？”

“我让你做女皇。”

说毕，他突然站起身，将我按在大班椅上坐好，对我鞠躬，叫我：“女皇陛下”

我哭笑不得，只好同他一起做文件的改动。

那时上班要打卡，按卡上时间结工资。这方面阿弥尔很帮我，我有时需早走，他就将我的工卡藏起来；下班时，他帮我打卡。

他是经理，不用打卡，那种做法使排队打卡的众人疑惑地看着他。他就理直气壮地解释：“这是我的女孩子的卡，她有事，早走了。反正，道夫不在意这点钱，我就帮她打卡了，让她多拿点。”

我的工作是在流水线的最末，总装部门。产品好了，我签字，然后装箱。在总装部分的经理，是我要介绍的第三位朋友。

这是位女士，叫尤丽亚娜。她是以色列国籍，会讲希伯来语，英语讲得非常正宗。

我们没有上下级关系，所以，就是单纯的朋友关系。

俄罗斯来的犹太裔，是注重实际的。对房子，车子，聚会有兴趣。

她呢，对比较高层次氛围有兴趣。

我呢，对这些都无经济实力享受；但我多年对西方文学艺术历史有兴趣；故而，这方面的品味合她所好。

她定了一本杂志《Vanity fair》，杂志一到，就拿来与我同看。

我们评名人，评style（我不知怎样用汉语说），评化妆，最多，是看服装式样。

我拿在手里翻的时候，她就问：“你觉得哪件好？”

那种衣服，都是很贵而且一般买不到；得到纽约去买的。

我们看，她买，我当然买不起。

有时，我提醒她，你上次那衣才买不久，别买新的了。

嗨，别提那件了，老式，很丑。

她买了新款衣，就会带来，在午休时换上，给大家看。春夏时，我们在草坪休息。她换上洋装，就跳起舞来。好多人也上去一起跳。我们这些不跳的人，为他们哼音乐，打拍子。

那么多年过去了，我行文至此，还感觉得到那时：欢声，笑语，轻风，花草，舞姿

突然有一天，她上来给我一个拥抱：亲爱的，我要走了。我们要告别了。

走，到哪儿去？

我要回以色列。我们该尽公民义务了。

原来，她的儿子到了以色列的服兵役年龄。

她整个的家庭，卖了房子和汽车，辞了工作，在汽车库卖了华服，回祖国尽公民义务去了。

老实说，这位女士，我总觉得她有点傻大姐的味道。在忠诚尽公民义务方面，她令人敬佩。也许，以色列人都这样，这才能使它在如林的敌国中生存，且越战越强。

尤丽亚娜走后，代替她的是一位南美较黑的女士。她不是犹太人，但我顺便谈一下她。

她叫多蕾丝。第一天来，午餐后她让整个部门开个短会。我正好有质控的问题，也参加。

多蕾丝是新人，还没威望，午餐后，人人懒洋洋的，大家闲谈，不理她。

多蕾丝突然做出惊人之举。她说：“好啦，大家注意，我要给大家一个惊奇。”

她突然脱去上衣，里面是一件大红胸衣；果然大家惊奇，一片惊笑声。

“你们还要我脱吗？”

男士们吹起口哨：“要。”

我觉得太过火了，转开头。

意外地，听见一片遗憾的虚声。我一看，多蕾丝已穿上衣服。

她笑道：“小伙子们，不能过分。”

她的威信就一招儿建立起来。

1993年，我因分娩，离开那家公司。

分娩时，我大量出血，医院方面要进行输血；但被我母亲断然拒绝。

这样，我出院回家时，简直气息奄奄。

突然，有人敲门。花店送来大捧的花。那花多得插了好几瓶，公寓里满室花香。

花中间，有张大卡片；上面有公司二百多人的签名，写着：为新生命与新母亲。

那天，公司派人送来礼物，新旧都有：推车，坐椅，衣服，尿片。

原来，阿弥尔在全公司为我筹款，多蕾丝让有孩子的人拿出旧的不用了的婴儿用品。

阿弥尔多次打电话问医院，确定了我出院的时间，让花店将花送来。

那鲜花，给了我极大的籍慰。

犹太人是否特别聪明？不觉得。我所熟知的犹太人，不比我们华人聪明。

他们中出过爱因斯坦，但，爱因斯坦是全人类的，并不只属犹太族裔。

犹太人公司的管理很好吗？不觉得。这家公司的管理，其实就是家长制。他们认为公司就是大家庭，家长就是老板；老板说的就一定执行。

我在这公司三年，也有过不愉快的经历；曾为压力而失眠，曾因人际关系不洽而偷偷流泪。今天我写此搏文时，那种不愉快的事，却一件都想不起来了。

在我人生非常困难时，我的犹太裔朋友们，给了我很多帮助与欢乐。